孔明在隆中的对答，到底是叫「隆中对」还是「草庐对」？
公元207，刘备到隆中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有一段著名的「对答」，后人将其命名为「隆中对」。南阳卧龙岗方面对此有异议，认为：「陈寿曾编有《诸葛氏集》，收录有该『对答』，原名应该是『草庐对』，『隆中对』之名是后人取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南阳卧龙岗方面为抢夺「躬耕地」而杜撰出来的说法！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答」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答」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隆中对」「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西晋陈寿《诸葛氏集》目录篇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诸葛忠武侯全书》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明嘉靖王士骐《诸葛忠武侯全书》的「隆中对」内容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的「隆中对」内容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崇祯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的「隆中对」内容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答」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最早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南宋淳熙二年进士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 再后清乾隆四年进士沈德潜的诗《读三国志偶作》中云「连吴拒魏隆中语，遗恨吞吴戚是雠。」
- 还有清道光《济南府志》中有「……尝读诸葛隆中语嘅然太息天启……」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
- 而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将该「对答」命名「隆中策」。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
- 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墉在他的诗《读三国志二首和韵》中有「隆中策已劳三顾，函谷封难效一丸。」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道光十二进士李星沅在他的诗《武侯祠》中有「十年前诵出师文，慷概高歌泣暮云。汉末事空灰五丈，隆中策已定三分。蛟龙破壁将军垒，桧栢春山帝子坟。咫尺庙堂瞻未得，成都车马日纷纷。」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嘉庆汪仲洋《心知堂诗稿》有诗《汉中》「秦蜀咽喉古战场，南通剑阁北陈仓。楼船烟水连襄邓，鸟道风云接?羌。百尺将坛余壮气，千年天狱几真王。兴亡楚汉无多日，尚有隆中策短长。」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骆问礼则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在他的诗《冬日漫兴次周通政与鹿韵》中有「曝日小亭边，神游太古前。懒因闲愈习，事与俗相沿。诸葛隆中略，欧阳颖上田。蹉跎俱负却，黙看鸟飞还。」
-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 清道光十三年进士桂超万在他的诗《同九弟子谷曁吴铁香登南岳四首》中有「何人怀抱隆中略，出润苍生与尔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答」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答」。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明确的记载也出现在明代。
明崇祯元年进士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此后「隆中对」一词就频繁被使用。
-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明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饶介字介之号芥叟……诸体书纸高尺许,长丈余.第一段临右军,第二段临章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第四段仿颜平原正书写陈寿作武侯赞……」
- 同一时代的还有明末至康熙年间的吴升的《大观录》中有「<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纸本高七寸三分，长一尺。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末仿颜平原正书陈寿武侯传赞……」
- 此后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也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
- 而同一进期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录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录」。
- 这里说明一下，顾复、吴升、高士奇和卞永誉分别在各自的书里同时将《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的「对答」内容以「诸葛武侯隆中对」称呼，怀疑「诸葛武侯隆中对」一语本来就是元朝饶介在书写「四家书」时对该内容的命名。但是因《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没有流传下来，无法证实。这里就当作是明末顾复、吴升，清代卞永誉和高士奇在介绍《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时，对该段内容的命名吧。至于四者为何如此一字不差的都命名为「诸葛武侯隆中对」，可能真的是巧合。
清康熙刑部侍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江村销夏录》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著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清康熙文渊阁学士李光地《榕村语录》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清康熙礼部侍郎蔡世远《古文雅正》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清雍正雷宏《读书偶记》
清乾隆元年进士蔡新在《缉斋文集》中云「……三代以后，若贾谊治安策、诸葛亮隆中对以及陆贽李纲之奏议，韩范司马之论……」
- 清乾隆年间林良铨在《林睡庐诗选》里有「<诸葛武侯次梁枞伯韵>『长吟梁父拟躬耕，鼎足图成道始行。春到隆中人梦觉，秋来原上骨寒生。星台风起吴江冷，斗帐灯光汉月明。余恨不随炎气尽，惠陵终古杜鹃声。』隆中对千古奇文，此诗又属千古奇句。」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
- 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舒位在《瓶水斋诗集》中有「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此诸葛隆中对照烈语也。」
清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韫玉在《独学庐稿》中收有文章<读诸葛武侯隆中对>曰「诸葛孔明在隆中时，早定三分之业，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变……」<与潘公子论文书>曰「武侯一生以管仲乐毅自比，未尝自命为王佐也。其隆中对曰伯业可成，未尝以王业许先主也。其以曹操为不可与争锋，其以孙权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如韩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
- 清嘉庆四年进士陈寿祺在《左海文集》中云「......诸葛武侯隆中对策了如指掌其后事业莫不合符......」
- 清嘉庆七年进士梁章巨在《退庵随笔》中云：「……若说文人则何以独载杜子美,若论资治又何以不载隆中对乎……」
- 清嘉庆十六年内阁学士斌良在他的诗《沔县拜汉相诸葛武侯祠》中有「三分事业隆中对，两表忠诚汉上留。」
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说「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
清嘉庆汤鹏《浮邱子》
清嘉庆年间李祖陶在《国朝文录续编》中云「自古一代开轫之君，云龙风虎翘首攀附。盖莫不有才略过人之士首定大计决策数言，为他日奏绩，收功之左劵。淮阴侯登坛发策，楚汉大势了如指掌；诸葛武侯隆中对，三分鼎足之业已定于三顾草庐之中…..」
- 清道光二年进士黄恩彤在《鉴评别录》中云「……朴此策颇似诸葛之隆中对于天下大势如示诸掌……」
- 清咸丰年间朱琦在《怡志堂诗初编》中有<同王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不然隆中对数语已可了,胡为许驰驱付托重元老……」
- 清咸丰年间刘景伯在《蜀龟鉴》中有「论曰凡事豫则立。抚军此议与武侯隆中对、王朴平南策皆见诸施行而不爽者，其戸祝于巴蜀也宜哉。」
- 清咸丰年间左宗植的诗《隆中谒武侯草庐二十四韵》有：「太息隆中对，悲歌梁父篇。西瞻斜谷口，南望鹿门颠。感慨兼怀古，沈吟一泫然。」
- 清光绪二年进士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集》中有「不堪回首隆中对，一样伤心白帝城。」
- 清光绪年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有「又有读隆中对，有怀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阴南郑登坛日，诸葛隆中定策时。』」
- 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在《拙尊园丛稿》中有「昔贾太傅之陈政事疏，诸葛武侯之隆中对，范文正之上宰相书，文信国公之殿试策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
- 清光绪年间王先谦在《虚受堂诗存》中有诗<五丈原>云「当年隆中对，侯也实国章。世局定三分，筹略何精详。」
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而以「草庐」命名该「对答」的最早记载可能出现在清康熙年间。
清康熙时，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南阳知府朱璘《诸葛丞相集》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礼部尚书张伯行《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此后使用「草庐对」之名的寥寥无几！
清嘉庆年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以「隆中」命名该「对答」不但历史远远早于「草庐」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远远大于「草庐」！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 大「对答」最正确的名称！
叫《草庐对》或《隆中对》均无伤大雅，因为清中叶之前，草庐和隆中均指向南阳卧龙岗。
就诗论史，金末元初大文豪元好问名作《丰山怀古》写道：「……连山横巨鳌，白水亘长虹。川原郁佳气，自古南都雄。炎精昔季兴，卧龙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诗中提及的地名如连山(蒲山、丰山)、白水(白河)、南都(南阳)、卧龙(孔明)起隆中(卧龙岗又称隆山)，奇策(草庐对策)无一不是描述南阳城风物史迹。
襄阳说者会一本正经地质疑元好问的历史知识，就如他们一口咬定大诗人李白《南都行》描述的『』南都『』应包含襄阳隆中、质疑大英雄岳飞手书二表『』石碑(名相撰文、名将手书、名师篆刻，世称『』三绝碑『』)造假一样，仅仅因为这些名作与卧龙岗武侯祠紧密相关，影响深远。
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的难度为零，过去的知识垄断和信息不对称荡然无存。这也是导致『』某说『』一方，由过去频繁运作老鼠会勾兑专家会结论、左右教科书注释，沦落到如今动辄得咎、满街喊打，甚至只能靠外围盲从者祗辱先贤、泼污骂街来吸引眼球刷存在感的真实原因。
对于『』襄阳说『』盲从者来说，『』躬耕南阳在隆中『』已变成信条，他们不愿直面客观现实，为的是守护虚妄信条。本人祖籍河南新野，有半数亲戚在襄阳安家落户，对襄阳认同感不次于南阳。襄阳人在躬耕地争议上其实挺可怜，『』襄阳说『』在当地是信条，出了襄阳范围就四处碰壁，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使知道一些也是通过媒体上争议双方缠斗过程中的引经据典。关爱古隆中的襄阳人被地域情结拉扯，到底该不该如实教育下一代，鼓励他们大声念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襄阳说那些理论说出来真的很奇怪，明明是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却说得理直气壮仿佛自我催眠。『』襄阳说『』到底有无存在价值不好评论，至少当地政府及『』襄阳说『』网友对待躬耕地争议及争议对手的态度和做法，在类似笔者这样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的群体看来，真的是猥琐蛮横，象明知理亏却顽强护短的一家子人。
事实上，盛唐时南阳卧龙岗已名满天下，而襄阳人习凿齿记述的隆中在当时并未落地，仅停留在其著述和传说里。『』古『』隆中直到清康熙时才正式选址襄阳阿头山(国家文物局发文认定襄阳『』古隆中『』为明清建筑)；《隆中对》代替《草庐对》的叫法也开始于清代。
正本溯源，我们得出结论：《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的这段刘备与诸葛亮对谈，无论叫《隆中对》或《草庐对》，均是源自三顾茅庐故事发生地——南阳卧龙岗(隆山)，都可以说名符其实。
谢谢大家。
三请诸葛亮发生在隆中当然是隆中对。而南阳人把南阳郡硬说是现在南阳市经不起推敲，南阳人说宛也在南阳郡内，那么就需要史料来证实躬耕于宛。而恰恰在晋魏、南北朝、隋等早期不见记载说明了不是宛城。而这一时期不断有文讲述诸葛亮生活在隆中。历史就是尘埃，越来越厚，越久越模糊。那么早先记载的都是襄阳，因为清晰而无南阳。上千年后在出现襄阳南阳无非出师表作用，南阳逐渐来把记念说成躬耕，混淆视听。争什么争？说白了，卧龙岗就是一个纪念地，而不是真实地方。早期一些文人墨客取用这个土堆纪念诸葛亮而己。很多这种亊情，比如黄州赤壁。孔庙到处都有，山东正宗。对此亊情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招集全国的历史、社会、地理、考古学专家做了诸葛亮居住地的专题研究认为襄阳，三年后再次肯定襄阳。结论己经下了。也不会无休止讨论下去，全国认定诸葛亮居住地襄阳隆中。
此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三顾之事发生在哪里。
景耀六年（263年）左右，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233年—297年）做《诸葛亮集》，又称《诸葛氏集》，在这本收集了孔明的奏折、兵书、文章的集子，第一卷就有记载诸葛亮关于三分天下终朝一统天下战略布局之事。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统一天下。陈寿撰写完成《三国志》，把这个资料原封不动的收入《蜀书 诸葛亮传》之中。
文中记载三顾之事，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但是并没有说这次改变历史的回见，是在哪里进行的。
而陈寿这一观点的来源，最直接的就是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一句。
因此可以说，陈寿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可以确定这就是「草庐对」观点之嗃矢。
陈寿雕像
习凿齿等人的「隆中说」南朝裴松之（372年-451年）在参阅当时的传世文献后，对《三国志》做了一些注解。这些注文，为我们更详细了解三国志中的地理等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蜀书 诸葛亮传》中，有两处注文提到了「隆中」这个地名。
一、襄阳人习凿齿（328～412）在《汉晋春秋·卷二》「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二、陈郡陈县（今河南淮阳）人王隐（约活跃于317年前后）在《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喝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击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习凿齿是襄阳本地人，留下不少文史作品。
《晋书》有习凿齿的列传。凿齿在与桓温之弟桓秘的书信中言：「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晋书卷八二，列传第五二》）
同文还记载于《全晋文》中习凿齿《与桓秘书》一文，字句相同。
这可以说是「隆中说」之滥觞。
此二人相比于陈寿，有两个共同点。
一，生活之时代晚于陈寿。二、相对于四川人陈寿，这两人在地域上更熟悉三顾之地的情况。由此可知，这两个人关于隆中之地名的说法，有一定的可信性。
习凿齿像
关于「隆中对」还是「草庐对」的争论，在宋代之后就开始萌芽，直到清代达到一个高峰，到目前还是没有争出个所以然。
而最初的源头，就是上述两个观点。因此想要辨明真相，还是要追本溯源，在那些后世衍生出来的纷繁独立观点进行辨析的做法，似有逐末失本之虑。
从著史严肃性来讲，作为正史的《三国志》无疑史料可信性更强。陈寿没有记载「隆中」这个地名，有可能是陈寿不了解这个区域，但是同样有可能是「隆中」这个地名之后才流行于世。
习凿齿的史籍，虽然在记载襄阳本地之事方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毕竟当时的史料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是习凿齿在著史方面的专业性还是让后世担忧的。
裴松之（372年-451年）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注》中，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 裴松之指出习凿齿著述中存在前后矛盾之处。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点评道：「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刘知几对这种道听途说载以为史的做法并不认可。
基于此分析，个人觉得「草庐对」更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不甚精确，但不至于指代错误。尤其是在学界对三国时期「隆中」这个地名开始使用时间和位置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宜用「隆中对」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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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庐对策」讲的是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为兴复汉室，广揽人才，徐庶在新野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刘备先后三顾茅庐，第三次见到诸葛亮时，刘备向诸葛亮征询兴复汉室大计，诸葛亮对当时天下大势作了精辟分析，指出了刘备唯一可行之路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见于陈寿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的一段记载：
关于「对策」的地点，《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文中未加注明，但随后陈寿在该传中又收录有诸葛亮的《出师表》，其中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点明了刘备见亮的地点是「草庐」，而「草庐」的地点就在诸葛亮的躬耕之地「南阳」，也就是说，「草庐对策」的地点和「躬耕南阳」的地点是一致的。
按古人为文，一般都不加标题，有些古文标题往往为后人所加。同在《三国志》中收录的曹操在酸枣所作的对策，鲁肃为孙权所作的对策，毛玠为曹操所作的对策，沮授为袁绍所作的对策，甘宁为孙权所作的对策都没有篇名。《蜀记》所收李兴为诸葛亮故宅所作之文，原先也没有篇名，后来出现的《诸葛亮故宅铭》、《祭诸葛丞相文》、《宅铭》等都是后人所加，故出现几种不同标题也就不足为怪了。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收入的这番对话同其他对策一样，本来也是无题目的。
清代初年，毛宗岗评刻《三国演义》，在整顿回目时，于第三十八回编入了草庐对话的内容，并且采用了「定三分隆中决策」的回目。尽管如此，毛评本《三国演义》仍未出现《隆中对》的篇名，并且在四次提及隆中的同时，先后九次提到诸葛亮和三顾茅庐在「南阳」，八次提到「卧龙冈」，如「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临行语，茅庐三顾心相知」；「南阳三顾情何深，卧龙一见分寰宇」之句。这样，《三国演义》中就出现了「襄阳隆中对策」和「南阳草庐对策」两种明显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说法。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日趋激烈之际，《三国演义》采用这样的写法，明显是在和稀泥，两说并列、兼收并蓄。对这个问题，我在前一篇论及《三国演义》的文章里已有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
据余鹏飞先生考证和查阅《四书全库》得知，第一个将该「对答」单独列出，并冠以《隆中对》篇名的是康熙九年(1670)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文集中。其后，内阁学识、礼部侍郎、进士蔡世远(1682～1733)在《古文雅正》，礼部侍郎、进士卞永誉在《书画汇考》，雍正年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等文集中都将「对答」冠以《农中对》篇名（《农中对》的篇名是第一次听到，不知是否有误，此为原文照录）。此外，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1776～1848)在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冠以《草庐对》篇名。（另外，据其他专家考证，《隆中对》篇名还出现在清人汪敬堂编辑的《古文喈风》中）两个篇名虽都出现于清代，但以《隆中对》篇名为最早，文集最多，而冠以《草庐对》篇名不仅时间较晚，而且只出现在张澍的一部文集里。（见《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而同期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成书的并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仅选取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舍弃了「草庐对策」篇。
这样，在有清一代，就同时出现了一篇文章，《隆中对》、《草庐对》、《农中对》三个篇名的局面。这种情况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第一，当时全国没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权威编辑机构，文人编书采用什么样的内容、名称均为个人的认知和兴趣，就像我们今天两说学者写文章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纯属个人行为，于他人无碍，与大局无碍，也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认定无碍。但是，张澍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无疑是这几部文集中与诸葛亮关系最为密切的，最为权威的，他把「对策」用《草庐对》的题目收入诸葛亮的专集之中，说明张澍认为《草庐对》的篇名最为确切。他根据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我们今天看到的《诸葛亮集》将《草庐对》列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60年8月出版时，根据清人张澍的《诸葛忠武侯文集》并尊依陈寿原著《诸葛亮集》而整理点校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材时，曾以《隆中对》之名将其编入过教材。1980年江夏编写的中学教材中，此对答的题目虽为《隆中对》，但为了避免误解，编者特意加了注解：「在有的课本上，使用的是《草庐对》」。这个时期，南阳方面对此并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也可能他们认为，有「躬耕于南阳」足矣，后人为「草庐对策」加上不同的篇名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何况那时人们普遍都很老实，没有上级的指示一般不会向位于北京的国家权威部门提意见的，而且1988年为减轻学生文言文负担，《隆中对》又被从教材中取消，这些事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
可是到了1989年，邮电部决定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包括一枚小型张「隆中对」， 而此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都已被各级政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的发行无意中触动了襄樊和南阳的历史旧怨，于是两地开始激烈争夺该组邮票的首发地，「邮票事件」由此爆发。1989年４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集邮》杂志上，发表了襄樊同志撰写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称「三顾茅庐」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襄阳隆中」，《三国演义》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历史典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同志生前为襄阳隆中题写『诸葛草庐』，而只为南阳卧龙岗题写『武侯祠』。可见郭老对诸葛亮故居遗址性建筑和武侯祠纪念性建筑是分得很清楚的。」1989年10月，《集邮》杂志10月号上，又发表了持「南阳说」的《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一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针对襄樊同志文章中的不实之词给以反驳，另一方面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草庐」在南阳，其中包括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东汉时今隆中之地属南郡而不属南阳郡的画法。认为如果增加小型张的话，应将「隆中对」更名为「草庐对」以符合诸葛亮自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至于将郭沫若的墨迹作为襄阳说的依据更是错误，因为郭沫若生前不仅于1959年为南阳题写「武侯祠」，而且在1973年又特为南阳卧龙岗题写了「诸葛草庐」。
此后，襄樊方面认为，要想使邮票问题顺利解决，应迅速对历史疑案结论。于是襄樊有关方面全力以赴，先后于1989年12月６日、13日，1990年３月15日，４月14日分别在武汉、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密集召集有关人士举行诸葛亮躬耕地座谈会。「不出意外」，其「结论」就是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其中在1990年３月15日的上海会议上，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发表了「声明」，说1975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有关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是有差错的，以后再版时要修改」。谭还为襄樊方面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今襄阳城西二十里……」襄樊方面旋即将题词悬挂于隆中武侯祠。对于襄樊同志组织的上述一系列「论证」，国内外有数十家报刊杂志对会议及其「论据」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转摘。一时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全国沸沸扬扬。
由于邮票发行的问题使「南阳说」与「襄阳说」剑拔弩张，给邮票发行部门列出了一道难解的「方程式」……两地的文物、宣传、邮电部门都卷入了这场论争。可能是出于无奈，邮电部最终取消了「隆中对」小型张的发行，决定《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二组的发行日期为1990年12月10日，首发仪式南襄两地均可自办。
至此，历史上南、襄两地第一次有关「三顾茅庐」和「诸葛亮躬耕地」的公开争辩，以没有结论的平局收场。
一、当然是《草庐对》！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可见，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三顾茅庐在南阳，诸葛草庐在南阳，刘备在草庐叫诸葛亮。
你说是《草庐对》还是啥？
二、湖北襄樊砖家偏偏不看《出师表》，不看《三国志》，不看《后汉书》，光天化日之下造假：1、《三国志》记载，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之隆中」躬耕——丁宝斋(《三国志》哪里记载了，请找出来！！！)
2、最早记录诸葛亮躬耕地的是习凿齿在《汉晋春秋》说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早记录躬耕地的不是诸葛亮自己？？习凿齿说躬耕隆中？？)
3、隆中北周(557年——581年)始属襄阳管辖——谭其骥
(1)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后，曹操设襄阳郡，隆中即属襄阳郡。
(2)习凿齿说「襄阳有孔明故宅」，表明最迟东晋(318年——420年)隆中即属襄阳。
曹操、习凿齿打你的狗脸！！！
在《三国志》中记录了刘备到南阳诸葛草庐，请诸葛亮出来辅佐时谈话。这段经典的草庐对话，被世人称作《草庐对》。
在《草庐对》中，诸葛亮给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对未来的谋划。清朝中期汪基（敬堂），为了编辑《古文喈风》一书，临时添加了一个标题：隆中对。
说起「隆中对」，这本来是个误会。诸葛亮本来「躬耕南阳」，在其前往南阳躬耕之前，可能在襄阳隆中寓居过，晋习凿齿说过「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其实习凿齿这里就弄错了，因为当时南阳和襄阳是以汉水为界，汉水南的隆中怎么会归汉水北的南阳管辖呢？
我们来看看《襄阳县志》的记载：
历史上汉水南的邓县和襄阳隆中之间隔著汉水、古庐，怎么管辖隆中呢？襄阳隆中在明清时期也建有纪念诸葛亮的景点，国务院也认定隆中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再来看看襄樊市隆中景区管委会主任于襄生编辑的《隆中志》125页所收录的史籍：
襄阳《隆中志》也明明白白承认，真正的诸葛草庐，就在离南阳城七里的卧龙岗！
你说，孔明在隆中的对答是该叫「草庐对」还是「隆中对」？
不过我们认为，襄阳隆中尽管是明清以来的建筑，尽管不是诸葛亮十年躬耕被刘备三顾之处，但是经过近现代建设，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建设，也颇具规模，作为纪念诸葛亮精神的场所，作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当地人休闲娱乐场所，也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草庐对》是正解。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刘备三顾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出师表》中说的很明确。
关于襄樊隆中，只不过是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幼年躲避战乱住过的地方。后玄死，诸葛亮遂寓居南阳躬耕，亮为弟诸葛均娶的南阳林氏为妻。躬耕10于载，直至刘备三顾茅庐，遂出山。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的事实。历代名人，李白，岳飞，王安石，刘禹锡，杜甫，唐寅，左宗棠，等等在诗词歌句中皆有事实明确。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原名诸葛亮庵，是蜀国故将黄权魏晋时期为纪念诸葛亮来到躬耕地所建，历史悠久，1800多年，历代皆认可。
襄樊隆中，历史不过几百年。也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但关于刘备三顾之地，从地理，历史，文献等等，皆不可于南阳争论。
襄樊南阳两地争论，源于近代对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但历史还是历史，是抹不去的。
关于历代事实证据详情，
查了《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等百科皆有众多事实阐述。不进行复制粘贴。
《草庐对》无可争辩。
奔流到海不停留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版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南北为界，隆中位于南郡，其位置是阿头山，属襄阳县。请问，画这幅图的依据是什么？是随意妄为吗？
辣语又在这里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造谣造到国家文物局了。请问，国家文物局什么时候说过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国家文物局说的是襄阳古隆中好不好！古隆中包括简襄王墓、还有一个什么寺院以及诸葛亮故居。故居是躬耕地吗？诸葛亮故居多了，但躬耕地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认为南阳是武侯祠，这是专门为纪念诸葛亮在此躬耕而修建的，和成都武侯祠、汉中武侯祠，保山武侯祠一样，是诸葛亮在此生活过的充分肯定！照襄阳的说法，有武侯祠就是国家文物局否定诸葛亮在这个地方，难道成都、汉中也是命名武侯祠同样也是否定诸葛亮在那里吗？这是脑洞大啊！
另外，北师大出版社明确在「躬耕于南阳」下注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教社在此注明「南阳，东汉郡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而在《隆中对》注明「隆中，一说在湖北襄阳，一说在河南南阳」。请问，这是肯定襄阳否定南阳吗？眼瞎吧？前注河南南阳都是郡治宛城，诸葛亮在城外躬耕地肯定属于南阳郡，而隆中在汉水南岸，依襄阳说老祖宗习凿齿的记载「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根本就不属于南阳郡，你还是先把隆中糊弄到南阳再放撅词吧！而隆中有襄阳，南阳两说，这就是承认在史学界有争议，襄阳说拿八十年代自己出钱拉拢几个人开会写的那张破纸的所谓「结论」意淫梦该醒醒了！
「躬耕地襄阳说」33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学术笑话」
已经懒得回复每个「襄阳说」观点的帖子了，总是老一套，从来不回答南阳方面的商榷和质疑，自说自话。现在把「襄阳说」历来的学术笑话一一回复，如有不同看法欢迎一对一辩论。
一，「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这就让人摸不著头脑了！堂堂南阳郡，秦设，北至伏牛山，南达汉水北岸，而襄阳县属汉水南岸的南郡。南阳郡位于襄樊一带，就如同胡诌荆州位于平顶山一带，中国位于越南一带、美国位于墨西哥一带一样，笑话！如果我们说:「襄阳，湖北地级市，在河南新野一带」，襄阳人愿意吗？好在该著名出版社及时改正，谓躬耕地在隆中，而「隆中」，则「一说在湖北襄阳，一说在河南南阳」。呵呵，现在连「隆中」这个地名都在两可之间了，也算是对中国史学界最大笑话的一个纠正啊。
二，「襄阳说」认为，习凿齿说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诸葛亮「躬耕于襄阳」最有力的证据。的确，这似乎能证明「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但如果习凿齿的话是铁板钉钉的证据，那他说的「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是不是证据？又说「襄阳有孔明故宅」。自相矛盾，所以习凿齿这些话要么都信，要么都不信。当然，襄阳会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是东晋时的区划，此时已有襄阳郡，隆中已经归属襄阳了。可是你们好好看看，隆中立的那块著名的「谭碑」明明白白写著「北周省邓，隆中随属襄阳」，北周晚东晋多少年？这样互相打脸的史料让「襄阳说」的脸面往哪搁啊？另外，习老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亮家」有「草庐」，从来没有说过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从来没有说过「南阳之邓县隆中」是「南阳」！选择性失明是史学研究大忌，只看风月宝鉴的正面而不看反面，最终只能是自扇耳光的笑话！
三，「襄阳说」认为：「史书记载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凡是学历史的都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这是不是欺负我们没有看过史书啊？诸葛亮说过「襄阳」和「隆中」吗？《三国志》记载了「襄阳」和「隆中」吗？都没有！都没有的事情有哪门子一致？诸葛亮只说过「躬耕于南阳」！请问，刘禹锡「南阳诸葛庐」的记载，大明皇帝的《钦定南阳卧龙岗祭拜诸葛亮祀典、祭文、祭品》的御碑与「襄阳隆中」始终一致吗？好好翻翻历代史书，有哪一本书说过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有哪一句话把隆中称为「南阳」？这个「始终一致」是从哪里来的？「凡是学过历史的都认为」的论断是哪来的底气？「南阳说」的学者就没有学过历史吗？史念海、刘庆祝、二月河、袁祖亮、王子今、王震中等等史学家就没有学过历史吗？笑话！教科书北师大版《出师表》中，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注解为：「意为在南阳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而人教社对「隆中」的解释是：「地名，一说在现在湖北襄樊，一说在现在河南南阳」。《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文《汉之南都，时势英雄》，系统讲述了诸葛亮与南阳的关系。好好看看，这里哪有「始终一致」？一厢情愿没有用，只会给世人留下笑柄。
四，「襄阳说」经常喋喋不休的还有「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的叫襄阳古隆中、南阳的叫南阳武侯祠。古隆中才是躬耕地，而武侯祠只是纪念地，这是权威机构的说法。南阳武侯祠是纪念性建筑，国务院文件对南阳用武侯祠的表述证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这观点脑洞太大了吧？翻翻国务院文件，有哪一句话说过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全国有好多，都是躬耕地吗？襄阳古隆中还包括襄王陵、广德寺，都是诸葛亮躬耕地吗？信口雌黄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文件对成都、汉中等地诸葛亮遗迹的表述都是「武侯祠」，都是「纪念性的建筑」，那么，这种「科学的表述」能得出诸葛亮「决不可能」在成都和汉中的「结论」吗？真是「笑话」！部分「襄阳说」的学者能从「武侯祠」这三个字中得出「躬耕地决不可能在今南阳」的「臆想天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五，「襄阳说」认为：「不能把两郡边界以沔水为界绝对化，东汉时，南阳和南郡已开始突破沔水界线，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山都三县均在沔水之南，即是明证。」真是可笑，难道《史记》包括襄阳人习凿齿说的两郡以汉水为界的记载不绝对吗？哪部史书有对这种「绝对」状态改变的记载？正眼看看历史地图，武当、筑阳、山都三县是在汉水南岸吗？西和南分不清吗？再说了，论证秦汉时期南阳郡、南郡的分界问题应该有三个基本前提：一，必须是两郡的分界；二，必须是以汉水为界；三，必须是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而南阳郡武当至筑阳三县根本不与南郡相邻，而是西与汉中郡的杨、武陵、房陵县相邻，与两郡分界无关。南阳郡与汉中郡的分界是大巴山、武当山主脊，不是汉水。而且这三县在秦设南阳郡时均已存在，县治亦在汉水之西（或南也行），怎么是东汉才突破沔水界限？当时武当至茨河的汉水两岸，各县都是跨江设置的，绝不是小的例外。从武当至山都段的汉水全在南阳郡境内，汉水西距汉中郡的交界处都有百里之遥，这段汉水根本不存在南阳郡和南郡的分界问题，是南阳郡的内河而不是界河。南阳、南郡相邻的以汉水为界的只有今茨河至东津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襄阳说」怎么能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笑话！
六，「襄阳说」认为：诸葛亮写《前出师表》时，虽然已经于二十年前设立了襄阳郡，但由于其强烈的大汉正统思想及对曹魏篡汉的不满，当然也不会承认这种以曹魏为中心的行政区划，所以说「躬耕于南阳」就理所当然了。这是又一个「想当然」了，哪个史料能能证明诸葛亮有这种想法？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设襄阳郡时有「曹魏」吗？当时仍然是东汉，设襄阳郡的诏令仍然是汉天子的诏令，曹操仅仅是策划者和执行者。另外，《三国志·关羽传》载，刘备「以羽为襄阳太守」，这是谁的行政区划呢？是诸葛亮不承认「曹魏」设立的「襄阳郡」吗？笑话！
七，在「襄阳说」嘴里，三国时期襄阳郡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因为一承认襄阳郡，就没有办法去偷窃「躬耕于南阳」了。但可惜的是，「襄阳说」不承认的襄阳郡除了刘备、诸葛亮承认，后世为他们著述记载的陈寿、习凿齿也承认。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也是「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汉水北的邓城、鄾二县此时已属襄阳郡，不论汉水南岸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江北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著今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并远离汉水的南阳混为一谈的，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所以，别把个别人的臆想强加给诸葛亮，别闹自以为是的笑话！
八，岳飞曾经在南阳武侯祠题写了《前后出师表》，历来颇有影响。襄阳为争躬耕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贝。但其做法令人不齿:一，派人到南阳以加强两地学术交流为借口拓片；二，在隆中复制刻碑，但后边岳飞的「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题跋删去不刻，蒙混游客；三，在炮制「南阳位于襄樊一带」的那一版教科书上以岳飞手书配「古隆中」牌坊照片，给不明真相的学生制造岳飞在隆中手书《前后出师表》的假象；四，阴谋败露之后大肆攻击岳飞手书是假的。在这个问题上襄阳从头至尾都是在开玩笑，如果岳飞手书是真的，这样移花接木太卑鄙了吧？如果是假的，费这么大劲复制过去骗游客、在教科书上骗学生是什么居心？这恐怕已经不是「笑话」了吧！
九，《资治通鉴》记载的「『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充分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在隆中」。这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这就如同说「我兜里有个梨充分证明你兜里的苹果是我的」一样。司马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隆中属于襄阳而不属于南阳，诸葛亮在襄阳是「寓居」而不是「躬耕」！打自己脸的记载居然也能成为撒谎的「证据」？笑话！不过，好像襄阳还有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丁宝斋在编撰《隆中志》引用《资治通鉴》时，特意将此话改为「琅琊诸葛亮寓居隆中」，去掉了「襄阳」二字。呜呼，「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拙劣的行径，不是襄阳学术界的笑柄吗？
十，「现在的南阳东汉时不叫南阳，叫宛城，这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而隆中属于南阳郡管辖，所以称这个地方为南阳」呵呵，看到这些我就笑了，说的好像东汉末年隆中叫「南阳」，而南阳郡郡治宛县不归南阳郡管辖似得。学术研究中这样弱智的八卦真是不多见。「襄阳说」者有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一说到卧龙岗，他们就说那是宛，当地人一定不会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为南阳。而隆中是位于汉水南岸的一个小山村（只有20亩耕田），离荆州州治襄阳只有20里，当地人一定要称这个地方是南阳而不提襄阳或者隆中。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襄阳说认为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现在襄阳市区的人认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襄阳而是襄州区，而属于襄阳市管辖的老河口西北丁店村才是襄阳，那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南阳人认为襄阳说学者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一看到襄阳说在那里绞尽脑汁论证南阳不是南阳，隆中才是南阳就心疼他们。不仅要把小隆中抬成南阳，还要把南阳郡治贬的不是南阳，甚至此后历代的南阳都不是南阳，这瞒天过海的本事真要一些功夫啊！请问：诸葛亮《后出师表》说的「困于南阳」是哪里？《襄阳耆旧记》卷第三《山川》载：「乐宅戍，南阳城南九十里」中的「南阳城」是哪里？《后汉书》记载的光武帝「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是哪里？都是隆中吗？《后汉书》里记载的「南阳至襄阳二百六十里」是指隆中到襄阳的距离吗？笑话，那不是才二十里吗？重复一遍，除了个别的当代别有用心之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本书把「隆中」说成是「南阳」！而南阳除了指南阳郡，在很多记载中都可以代指郡治宛县，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可以类比的是，当时荆州可以代指襄阳（州治迁江陵后荆州代指江陵，此前南郡可以代指江陵)，太原可以代指晋阳，长沙可以代指湘县，汉中可以代指南郑，淮阳可以代指陈县。和南阳一样，这些郡名在长期代指郡治后都逐步取代郡治原有的县名而成为这些城市的正式名称。好好看书吧，意淫没有用。所谓「南阳是指小山村隆中」「南阳在襄樊一带」，都是史学界罕见的荒唐笑话！
十一，襄阳「诸葛亮文化节」时，海峡之声网以《人人都爱诸葛亮——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古隆中侧记》报道称，「襄阳社科联负责人说，诸葛亮说的『南阳』不是现在这个南阳。在诸葛亮生活的年代，襄阳归南阳管」。呵呵，襄阳什么时候归南阳管辖过？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在襄阳一些「应景采访」和「学术论文」中比比皆是，以致我们不能不感叹当今学术研究之浮躁与无奈。细观之，但凡涉及南阳襄阳的历史地理知识时，「襄阳说」就特别别扭。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操已经设立襄阳郡二十年了，但「躬耕于南阳」绝不是诸葛亮上表时的南阳，因为诸葛亮不承认曹操的行政区划（哪来的记载？难道诸葛亮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是县令？）。而解释习凿齿的「襄阳有孔明故宅」和司马光的「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时，这又不是「襄阳」了，那一定是「南阳」，因为《资治通鉴》用的是宋代的行政区划。笑话，随便翻翻《资治通鉴》就知道，全书用的都是历史事件当时的行政区划，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请问，书中多次提到的「荆州」，北宋时期有吗？笑话啊！
十二，不仅如此，襄阳说一厢情愿的认为唐代刘禹锡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南阳也不是南阳，是襄阳隆中（真搅劲，以后历朝历代的南阳都没法说了）。襄阳说的观点就是：不论哪个朝代的人提及「南阳」，那一定是东汉末年曹操设襄阳郡以前的南阳郡，所有古人必须符合这种匪夷所思的怪异思维。请问，唐代的南阳和汉代的南阳一样吗？唐代新野以南就是襄阳郡，襄阳人为了躬耕地拚命往南阳靠已经到了如此下作的地步了。襄阳元代曾经属河南江北行省，是不是现在一提到河南还是指的襄阳啊？如果不算，凭什么让唐代的大文豪李白和刘禹锡跟你们一个弱智思路呢？不管李白、刘禹锡走到哪里，满脑子都是汉代的行政区划，汉代的思维，真是有病！
十三，如果我们按现今「襄阳说」的观点，硬要将「躬耕南阳」意指隆中，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东晋以后所有的史料都将襄阳西的这块地方称为隆中的时候，满世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非要将那个地方称为「南阳」。所以，这里边一定有人脑子出了毛病，要么是诸葛亮，要么是习凿齿、盛弘之等人，要么是现今的「襄阳说」专家。依我之见，诸葛亮不会有错，「南阳」就是南阳，无论怎么理解，「南阳」也不可能「意指」隆中；习凿齿等人也不会有错，「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阳城西，无论属不属于南阳郡它都叫「隆中」，从来没有人将这个「隆中」称为「南阳」；那么，最有可能脑子出「毛病」的就是后者，为了区区一地利益，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肆意曲解历史，非要将「躬耕南阳」注释成隆中，非要说「诸葛亮以郡名称籍贯，意指邓县隆中」，非要强调「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闹出这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
十四，「襄阳说」认为，《草庐对》中诸葛亮说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充分证明这次谈话是在汉水南边，因为只有在隆中才能「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又是襄阳专家在瞎猜吧？无独有偶，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对策，提出「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按襄阳专家逻辑，曹操此话一定要在南阳讲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实际上，曹操说这话时是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打脸吧？《三国志》的记载怎么总是和「襄阳说」过不去？另外，《草庐对》诸葛亮说的是谁命令荆州这一上将「以向宛洛」呢？当然是刘备了。那刘备此时在哪儿呢？诸葛亮说下令的同时，「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请问襄阳专家，如果「以向宛洛」一定要在隆中讲，那「出于秦川」就一定要身在益州才对呀？可实际上刘备当时在哪儿呢？不就在诸葛亮的对面吗？在诸葛亮的对面怎么能「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呢？有点拗口吧？说白了，《草庐对》就是诸葛亮与刘备在南阳草庐内进行的一次全国局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兵棋（或是地图）推演，并未真正实现。再说了，对刘表而言，《草庐对》就是一篇谋反建言，是鼓动刘备取而代之。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做这样的谋划可能性恐怕大大低于远在二百六十里外的卧龙岗吧？《三国志》涉及「草庐对策」地点的文字中除了南阳、草庐两个地点外，没有再给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可以参考的地理方位，而确认《草庐对》的具体位置，则必须从「南阳」的解读入手，不能只玩文字游戏，猜测不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一万个猜测，也抵不住一条史料。
十五，襄阳出版的《诸葛亮躬耕何处》的学术著作中收录有某某学者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阳》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史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文中『沔之阳』三个字，就是重要线索。『沔』即汉水，『阳』指南面。襄阳隆中，正位于汉水南面。」还有「襄阳论语」中有关「躬耕南阳」论证的帖子也说，「沔之阳，顾名思意就是河的南边。五行风水都讲北为阴，南为阳，故说南阳南阳也。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中华魂宝，其中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位是，北水南火、东木西金，中间为土也。沔之阳，就是指汉江以南，某些人为了抢夺诸葛亮的一亩三分地，竟然颠倒阴阳，此乃天下之大笑活。河南的洛阳城池在黄河以南，故名洛阳。湖北襄阳城池在汉江以南，故名襄阳。」哈哈，这真是天下奇谈了，连「山南水北为阳」、「沔之南、洛阳、襄阳」名称来历都不知道就信口开河、大放厥词，还能用「笑话」来形容他们吗？不知道无所谓，信口雌黄就太丢襄阳的人了。真不明白襄阳怎么好意思把这样的垃圾文章收进「襄阳说」隆重推出的学术著作中，还肉麻地吹捧为「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认为「某某先生的考证可谓结束了一桩悬案」。这不是故意在找「襄阳说」难堪吗？这样「八卦」的考证能「结束了一桩悬案」吗？笑话啊笑话！
十六，「襄阳说」还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奇葩观点，就是当时南阳是曹操的「敌占区」，所以诸葛亮绝不可能到「敌占区」去居住。这又是在「想当然」了，哪部史书有「布衣绝不可能」到南阳躬耕的记载？诸葛亮建安二年到南阳「躬耕陇亩」，直到建安四年曹操才到宛城演了一出「困于南阳」闹剧，随即撤回许昌，集中精力经营北方。所谓「曹占区」就是这么不长的几天时间。此后，建安六年刘表攻宛北30余里西鄂，没有曹操军队和宛城的地方军队来救援的记载，而且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当时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不言自明。刘表攻打西鄂，可以看做是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随后，「建安七年(202）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并在建安八年初(203），「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叶县在宛北两百余里，博望在宛东北约80里，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看出南阳郡治宛城在刘表的控制之下。而曹操在建安八年的驻军前沿是西平，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这段时间，除了曹操「困于南阳」以外，刘备「屯兵新野」，刘表「从容自保，境内无事」是南阳郡的基本态势。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后，曹操才调兵南征。这么清楚的记载「襄阳说」就是不看，闷著头只管说「南阳是曹占区」，还无知的拿「博望之战」来证明宛城在曹操手里。可笑啊，所以，你是不可能指望这些把博望和宛城地理方位南辕北辙的「襄阳专家」来搞清楚「躬耕地」的，只会弄成一盆糊涂。期待那些意淫诸葛亮躬耕期间南阳是「曹占区」的专家们，冥想没有用，多看书才是正道！
十七，「关系说」也是「襄阳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认为「刘表绝不会让其故交诸葛玄的侄子去南阳那样动乱的地方，刘表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这脑洞有点儿大了，把今天的不正之风安到东汉时期了。这些有记载吗？刘表哪一点照顾诸葛亮了，给了诸葛亮什么官职了吗？如果有刘表在襄阳的照顾，诸葛亮何至于落到躬耕期间「苟全性命」的「卑鄙」地步？稍微看看史书就知道刘表是一个「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之人，不仅没有重用诸葛亮，连当时已经很为社会所推崇的外来名士如祢衡、王粲、甘宁、徐庶、司马徽、庞统等人都没有委以重任。故史书称他「好谋无决，有人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再说了，以诸葛亮的智慧，能跟在这样的襄阳渣男身边吗？「其主不能守」，这就是诸葛亮对刘表的认定。刘表照顾诸葛亮的记载没有，但刘表请庞德公的事情却有，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庞德公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所以，和庞德公渡汉水到鹿门山「遗之以安」一样，诸葛亮不远走卧龙岗，在襄阳跟著刘表等死吗？打脸吧？那些惦记东汉「不正之风」的「襄阳专家」们！
十八，襄阳第二个奇葩「关系说」是想当然的认为诸葛亮「一心想兴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去宛县居住吗？」不错，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是有强烈的「汉室正统」，但建安二年时的情形绝非如此。「董卓之乱」后汉室败落，是曹操将汉献帝由长安、洛阳迁都于许昌，接著改元建安，汉室方才稳定下来。这给当时因「董卓之乱」逃到荆襄一带的北方士族以很大的希望，同时给予曹操很高的评价。南阳何颙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曹操）也。」韩嵩也对刘表说：「曹公至名，必济天下。」可以肯定的是，建安年间，在众多名士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作为的「济世之才」，而汉天子所在的许昌是众多北方名士展示才能，重归仕途的向往之地，绝非「必不敢去」的混乱地区。事实上，包括诸葛亮亲朋好友在内的众多名士都选择了「北归」这条仕途之路。弟弟诸葛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好友石广元仕魏，官拜典农校尉、郡守。崔州平后任曹魏的西河太守。孟公威亦仕曹魏，官拜凉州刺史、征东将军。而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也北投曹操任黄门吏部郎。另外，建安二年三年时宛城并没有被曹操占领，张绣也没有到南阳来。既然诸葛亮这些亲朋好友可以「北归」许昌，诸葛亮为什么就「绝不能去」南阳卧龙岗躬耕待主呢？难道建安二年诸葛亮就知道建安六年刘皇叔要来新野吗？笑话！「襄阳专家」替诸葛先生想的也太周全了吧？
十九，刘备三顾茅庐时驻军新野没有争议，新野距北边的卧龙岗和南边的隆中差不多，都是一百多里。向北一马平川，向南则必须渡过汉水。秦汉期间皇帝和各地军阀为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动向制定了著名法规《擅兴法》，规定：驻防将官未经天子和上级主将的号令私自出兵，或者将官私自出界、离部，都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元勋表》载:京师宿卫军官李寿未经许可私自离开长安到城外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刘备到荆州后寄人篱下，自然处处受刘表节制，「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刘表又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对刘备「不甚信用」、「表疑其心，阴御之」。汉水南的襄阳是刘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区，而刘备的作用就是替刘表看好荆州的北大门，防区在汉水北新野至博望一带，行动必须受刘表节制。如建安七年（202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203年）刘表「使(备)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所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敢私自到防区以外的军事重地襄阳去的，更不可能在刘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诸葛亮密谋取代刘表，谋取荆州的「对策」。试想，鲜衣怒马的刘、关、张三人由新野到隆中，必须渡过水阔流急的汉水，战乱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刘表关防和探报，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难道他还想再来一次「马跃檀溪」吗？从这一点来看，刘备「三顾茅庐」只能北上卧龙岗，而绝不可能南渡汉水到蒯越的防区襄阳隆中去「策划」谋反刘表的「对策」！
二十，在躬耕地问题上，襄阳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跟诸葛亮唱反调。我们先看看诸葛亮自己怎么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而襄阳怎么说的呢？1，南阳不是南阳，是「襄阳」；2，诸葛亮不是真躬耕，而是「假躬耕」真隐居；诸葛亮不是种地，是地主；3，诸葛亮不可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他绝不可能去南阳那样的「乱世」「苟全性命」。他只能在襄阳「绿洲」高谈阔论。4，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不求闻达于诸侯」，襄阳偏偏说诸葛亮躬耕时连郡守职位都不屑一顾；5，诸葛亮说他躬耕时地位「卑鄙」，襄阳偏偏说他是「高富帅」，广泛结交高门世族，娶了沔南名仕的女儿黄月英（也不知哪本书记载有黄月英三个字，八成又是瞎编）；6，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住的是草庐，襄阳偏偏说诸葛亮住的大瓦房，「屋基极高」「雕薄蔚彩」「有避暑台」「有井，广五尺」整天琴棋书画。你看看，争诸葛亮躬耕地不以诸葛亮说的为标准，而是自立一套，连诸葛亮都得听襄阳的，天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学术争论吗？一些襄阳专家还说「躬耕于南阳」是个「伪命题」，诸葛亮是「假躬耕，真隐居」。奇了怪了，既然襄阳认为诸葛亮是「假躬耕」，那就把隆中认定为「诸葛亮假躬耕之地」好了！笑话啊，「伪命题」和「假躬耕」之地也值得襄阳绞尽脑汁、头破血流的去争吗？再说了，襄阳的地主都那么寒酸吗？住在全村20亩地的穷山沟里，虎狼出入，荆棘密布，往东过了万山才有大路，出个门都极其困难，在这样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怎么可能洞察天下大事？
二十一，「襄阳说」还有一个极其固执的观点，一口咬定南阳郡一定是跨过汉水管辖隆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本原先东汉时期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隆中属南郡。而在襄阳出面开了一个会后就将东汉和三国时期两郡以汉水为界修改成南阳郡跨汉水向南绕著隆中兜一个圈子，从而将隆中圈进南阳郡的著名《地图集》了。我就奇怪了，初版两郡以汉水为界的依据是什么？后来改动版跨汉水将隆中划给南阳郡的依据又是什么？大量史书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包括汉水北岸新设邓城、鄾二县同属襄阳郡的史实可以弃之不顾吗？魏晋时期汉水南北都属襄阳郡了，中间的隆中怎么可能不属于襄阳郡？《汉晋春秋》原书早已散轶，现在能看到的是后人所集，你怎么保证「南阳郡邓县」这几个字不是后人擅自所加？何况《汉晋春秋》也没有说这个「南阳郡邓县隆中」在汉水南岸啊？你们的「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明显与历史记载相悖！除了邓城、鄾二县，《襄阳县志》还记载今襄阳县汉水北岸「西魏时改置樊城、安养二县，属河南郡。北周时，撤樊城县。隋朝时，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贞元中，改临汉县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撤，并入襄阳县」。打脸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这一带的地理状态，襄阳西的万山属于襄阳是没有争议的，而西边不远的泥嘴（现在改名卧龙镇了，改名似乎是襄阳的特长）根据湖北学者石泉先生考证和当代《襄阳县志》记载则属于中庐县，《资治通鉴》也记载「西山，谓万山以西，中庐县诸山也」，这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万山和泥嘴中间就窄窄的几里路，往南山沟七八里就是隆中，住著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亩耕地，襄阳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虎豹出没，民国时期交通还是「襄阳西门，旧有小路，沿万山起伏崎岖不平，行者每以为苦。」就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襄阳为什么就是不能管辖？而南阳郡为什么非要在万山和泥嘴中间这个窄缝插进去管辖这个小山村不可？魏晋以后更是要穿过邓城、鄾二县，以及后来的安养、樊城二县弯弯曲曲输卵管一样管辖这个汉水南岸的小山村。两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这种无厘头的「周公之礼」吗？这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的：（用《汉晋春秋》这样的野史孤证）「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啊！
二十二，在躬耕地的争论中，「襄阳说」经常拿「隆中」「隆中山」来证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阳如果不在隆中，为什么叫《隆中对》啊？」。笑话，且不说《隆中对》的名称清代才出现，以前都是叫《草庐对》，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阳的啊！史书最早出现「隆山」的记载是东晋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碣文》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个隆山毫无疑问位于文中所言的「沔之阳」，《水经注》则具体记载为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的蓼山。该山坡道平缓，马车可直上山顶，几十公里外的卧龙岗历历在目，与李兴所述丝丝入扣。而「隆中」之名则是王隐的《蜀记》引用李兴碣文的加注，由隆山变为「至隆中」，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并未言明此「隆中」在何处，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应该还在沔之阳的湖阳。而此时汉水南岸襄阳西则根本没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记载。100余年的襄阳人习凿齿才「号曰」了一个「隆中」。何谓「号曰」？就是「给它安个名」的意思，今天襄阳不也把泥嘴镇「号曰」成了「卧龙镇」了吗？「号曰」毕竟是嘴说，实地考察一下湖阳隆山和襄阳隆中山大家就明白了。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刘弘费那么大劲爬隆中山去「远望」什么？「远望」哪里的「亮宅」？刘弘为什么非要先去登山「远望」才能回过头来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闾」？有这么笨的人吗？现在的隆中山峰峦陡峭，荆棘密布，牛车、马车能上去吗？可见，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兴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让隆中风景区弄一辆马车试试登上隆中山远望一下，必定与「襄阳说」的下场一样，人仰马翻！
二十三，对于「隆中」这个地名，「襄阳说」有近乎于疯狂的宠爱，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习凿齿之后一提「隆中」多数指的都是襄阳。但是，襄阳对「隆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宠爱就不对了，有时候就会闹笑话，丢人品。因为在历史上，卧龙岗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明叶桂章《武侯记》）「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南阳武侯祠明代《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文也记载：「此亦隆中地。」另明代徐学谟《游隆中记》也有：「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这些记载说明，「隆中」地名南阳卧龙岗也曾经拥有。当然，明代以后，南阳人可能更喜欢「卧龙岗」这个名称，故而「隆中」逐步为襄阳所有。当然，襄阳人现在占有「隆中」地名我们不反对，但一股脑把历史上的「隆中」都收入自己名下就有点「卑鄙」了。例如：《隆中志》第125页所收录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四百六十一，亦见《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杨士奇《武侯祠记》有：「当汉之际，诸葛武侯隐于隆中，躬耕陇亩，讴歌梁浦，去南阳城七里，有冈焉，曰卧龙。」在诗词方面，《隆中志》第194页收录有明代薛瑄《望诸葛草庐》：「晓出南阳门，马渡消河急。举目眺西冈，林木半苍碧。及来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贤哉刘豫州，三顾何汲汲。」另《隆中志》第214页收录还有清代樊王俊《谒武侯祠》：「千秋王业想英风，此日登临一拜公。数里平岗横野出，半椽茅屋坐隆中。乾坤鼎足胸先立，鱼水君臣志竟同。一去南阳耕钓少，白云流尽淯河东。」另外，清代戴上遴《谒武侯祠》诗：「隆中莘野皆三顾，淯水磻溪第一师。从容细看平沙处，可有先主旧马蹄？」（见于襄生《隆中志》第216页）「襄阳说」编者将这些古文、诗词收入《隆中志》就是认定此文写的是襄阳隆中，但稍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很明白的看出来这写的都是「南阳隆中」，「襄阳说」张冠李戴的收入《隆中志》，不是自讨没趣吗？这就是襄阳「文化名人」理解史料的水平？真不知道该怎么寒碜这些「主编」了。当然，看不出来只是水平问题，而偷梁换柱，肆意篡改就是道德问题了。有个襄阳丁先生曾经在《隆中志》中收录了唐代诗人胡曾的两首诗，冠名《隆中山》，其一：「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主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见《隆中志》第101页）咋一看，这两首诗应该是在隆中所作，但第一首诗南阳《卧龙岗志》也有，名称为《咏史诗?南阳》。这就针尖对麦芒了，同一首诗，同一个人，两个名称，两个地点，肯定是一个真，一个假，孰是孰非？查查这首诗的来源《全唐诗》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为《咏史诗?南阳》，第三十首为《咏史诗?渭滨》，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两首胡曾的诗，但名称不是「隆中山」。显然，《隆中志》在胡曾诗的收录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的错误手法，误导了读者。这些行径除了笑话就是人品了，不仅偷了南阳的，还偷了渭南的！在2002年的汉中诸葛亮研究会上，北师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先生把「卧龙岗亦为隆中」的论据一经提出，襄阳方面便「拍案而起，怒而无言」。而王子今教授幽默地说：「怎么，只许南阳在隆中，而不许隆中在南阳吗？」一席话说得会场中一片哄笑！
二十四，「襄阳说」在与南阳网友争辩时（好像有些襄阳学者也曾经津津乐道过)，文革时期南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明确承认「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于是乎便陷入了一片阿Q式的狂欢之中，反复拿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呜呼，「襄阳说」是不是「技穷」了，「文革」时期的小册子是史料吗？，颠倒黑白年代的产物能作为证据吗？说白了，「襄阳说」的顶点就是文革时期到教科书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时候，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加上普通民众包括大多数历史学者没有认真研究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河南以及大多数南阳人当时也都认为诸葛亮所言「躬耕于南阳」是襄阳隆中，所以，河南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书籍并不奇怪。另外，学术研究并不是以省籍划分的，河南人到现在也有「襄阳说」观点的学者，而襄阳也有「南阳说」观点的学者。我们都应该包容，这些书籍和个别人的观点对诸葛亮躬耕地最后的认定不具有价值。河南人观点的反转始于教科书事件，当有人在教科书上炮制「南阳，东汉郡名。在湖北襄阳一带」这样的既无耻，又可笑的所谓躬耕地结论的时候，以及襄阳潘正贤之流在网上肆意辱骂南阳人，叫嚣让「南阳卧龙岗假诸葛亮躬耕地见鬼去吧」之后，彻底激怒了河南人。经过网友以及河南学者的大量研究，这才发现原来襄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上的所有言论都是一些极为可笑的谎言，于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这样才有目前「南阳说」对「襄阳说」的绝对优势。北师大教科书的注释，人教社教科书对「躬耕于南阳」和隆中的注释改动就是这种态势的具体体现。
二十五，在「襄阳说」诸多离谱「证据」中，「襄阳无西」似乎是比较靠谱的史料，因为这则记载出自《元和郡县志》：「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于是乎，襄阳「铁证」之声不绝于耳。可是，「襄阳说」在这里又是犯了只看风月宝鉴一面的错误。就在这条记载的同篇，《元和郡县志》又记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后汉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平荆州，置襄阳郡。」呵呵，历史记载怎么总是对「襄阳说」不赏脸啊？到处都是隆中不归南阳郡管辖的记载。再说了，万山为界又没有说是东西为界，理解成南北为界不行吗？我想《元和郡县志》不会自扇耳光吧？无独有偶，《元和郡县志》同卷《宜城县》还记载另外一个「古谚：「（宜城）本汉邔县地也。城东临汉江，古谚曰『邔无东』，言其东逼汉江，其地短促也。」按「襄阳说」的奇葩逻辑，「邔无东」就是邔县的东界只到东门外的汉水，可是，《水经注》明确记载汉水以东有属于邔县的黎丘、观城二城，邔县东逼的这段汉水是邔县的内河而不是界河。另外，谭其骧先生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时期的邔县的辖境向东越过汉江一直到绿林山主脊，汉江以东还有近百里的邔县辖境，看来《水经注》和谭先生又打脸「襄阳说」的「铁证」了。再回到襄阳，如果说襄阳西界十一里就可以说「无西」，邔县「东逼汉江」就可以称为「无东」，那么，那襄阳城北门同样是「北逼汉江」，过汉水就是南阳郡，连一里都没有，其界更为「促近」，可为什么「古谚」没有人说「襄阳无北」呢？难道是古代襄阳人分不清一里和十一里的远近吗？当然不是，老老实实看看历史地图，襄阳万山以西就是荆山山脉，邔县汉水以东也是绿林山脉，襄阳向西入川的古道过万山就折而向南，没有向西翻越荆山山脉的道路。邔县只有南北向的襄阳至汉阳的大道，没有过汉水向东翻越绿林山的古道。而襄阳北门，则是向北渡汉水的宛襄大道，故而「襄阳无西」「邔无东」，而没有「襄阳无北」了。「无西」「无东」实交通状况耳，非辖境也！读书断章取义会闹笑话的！
二十六，「襄阳说」认为，「隆中得名应在诸葛亮躬耕之前，决不会是附会之名。也就是说，陈寿著《三国志》的时候无疑是知道隆中的」。是啊，我们也奇怪，如果诸葛亮和陈寿都知道隆中，为什么非要说「躬耕于南阳」而不说「躬耕于隆中」呢？对此，「襄阳说」专家们在罗列了一连串「不可能不知道隆中」的假设后给出的答案是「史籍行文体例的要求和这部史籍特别精审、惜墨如金使然；再则就是陈寿这位蜀汉旧臣对诸葛亮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讳」因为诸葛亮「自言是『南阳』（郡名）已属符合史籍行文体例要求，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这个解释真使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凭空臆想到了这个地步真是登峰造极了。「躬耕于南阳」是陈寿「惜墨如金」吗？「南阳」二字的笔墨比「隆中」少吗？这也算陈寿不写「隆中」的一个理由，真是笑话！避讳对象主要是避国讳、避家讳、避圣人讳。避讳方法为「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对陈寿而言，他凭什么要去避诸葛亮的「讳」？从避讳的范围上，就算诸葛亮是当朝皇帝，臣民所要避的「讳」也只有「亮」一个字，请问，《三国志》避这个字的「讳」了吗？因为诸葛亮写了「南阳」，为「避讳」就不能再写隆中更是匪夷所思的「臆想」，我们可以随便翻翻史书，哪有因诸葛亮说了「躬耕南阳」，陈寿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所属地名的记载？请问，新野、冠军、樊城都是南阳郡的属地，陈寿「避讳」不写了吗？笑话啊！「襄阳说」这种匪夷所思的思维方式还有许多，例如：「『躬耕南阳』充分证明了诸葛亮一生都没有去过南阳」；「就算『困于南阳』是困于宛，诸葛亮这样说，逻辑上不是更加支持了躬耕在隆中之说吗?」类似这样指著鼻子说眼睛的所谓「论据」，于史学研究，是可悲？还是可笑？
二十七，在两地争论诸葛亮躬耕地的时候，卧龙岗和隆中风景区谁更古老也是一个焦点。平心而论，两地的所谓「故居」「草庐」都是后人新造的，略有不同的就是卧龙岗草庐是清代新造的，而隆中草庐是1980年代新造的，五十步百步而已。还有古树，卧龙岗的古柏、古桧也就1300多年，顶多为南北朝时期所植，肯定与诸葛亮搭不上边。而隆中最古老的一棵桂花树，树龄只有415年，一株绣球117年。一株蜡梅103年。真佩服襄阳人的精明，树龄能测得这么精准。现在又过去几年了，标牌是不是年年换啊？不嫌麻烦吗？至于那个标志性的「古隆中牌坊」，建造于1893年，大清快亡了，但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之时，这也证明此牌坊属于近现代，与古文物不搭边了。而南阳卧龙岗的元明清文物一堆一堆的，如果「古隆中牌坊」放在卧龙岗也就是角落里的一个渣！还有一个让「襄阳说」骄傲的是「草庐碑」，据说刻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这就又让人奇怪了，按《隆中志》记载，明隆庆三年（1569年），礼部尚书徐学谟游隆中，看到的是「矧经乱离、兵燹之余，其掬为蒿莱、瓦砾，莫可踪迹久矣……又何从而得其草庐故处？道士云，孔明祠旁有八角眢井一，为草庐之据。」也就是说仅仅29年后，在隆中是没有这块碑的，只有连徐学谟都不信的的八角井。我们知道，但凡「螭首龟趺」者均与皇权有关，一般地方官员和百姓是不可能染指的。该碑后边「卧」的是明襄简王，时江汇为河南右布政使，他干嘛到襄王陵前立这么一块「龙卧处」碑，不要命了？在隆中那么残破的年代，是谁出钱替江汇刻的碑？为何没有捐资人和刻碑人的名字？如果是江汇自己出资刻的，他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在诸葛草庐的重建上？其实，稍微观察一下隆中「草庐碑」就可以发现，这就是原来襄王陵前的神道碑，位置和形制都没有变，和其他地方的明王陵神道碑一模一样，「草庐碑」旁边还有一个赑屃碑座就是佐证，因为江汇不可能同时刻两个一模一样的赑屃碑座而只用一个。此碑改刻不可能是明代，当时谁也没有这个胆。也不可能是清代，因为「草庐碑」上机械砂轮打磨的技术清代没有，所以，改刻襄王陵神道碑为「草庐碑」的时间只有近现代。至于「草庐」手迹的来历，应该是江汇做河南右布政使时为四年前即嘉靖十五年（1536年）二月刚刚修葺的南阳武侯祠题的字。后来江汇手迹流落，近现代被人转刻到了隆中。此推测喷子勿燥，可以请隆中风景区写文章辩论，勿使襄阳在全国重点文物上闹乌龙笑话。
二十八，关于「三顾茅庐」，一些襄阳所谓「专家」还抛出过「三顾茅庐为假，实为北行见备」的奇葩观点。为证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多次引用《魏略》中「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的确，「亮北行樊城见刘备只能从南边的襄阳或隆中出发，如属实，将是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证据」。看来「专家」们眼珠子都直了，但眼珠子太直也不是什么好事，难道不能转一转多看史书几眼，做点分析吗？《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纂，后世史学家认为此书「多与他史异」（清·钱大昕语）。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后立即注明：「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清·赵翼的《廿二史剳记·卷六·三国志》亦曰：「《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然亮出师表谓『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志亮本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可就见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如此之类，可见寿作史时，不惑于异说。」所以，不认真研读史料，为证明诸葛亮住在隆中，抓住一句「北行见备」就大做文章，甚至又在那里自说自话的编故事说「诸葛亮是虚伪之人，说了谎话」如何如何。真服了襄阳这些「专家」了，天天开故事会，拿这等「妄说」否定诸葛亮，否定《三国志》，有点太不著边际、走火入魔了吧？为了个隆中，宣扬「北行见备」否定「三顾茅庐」，宣扬「诸葛亮是假躬耕，真隐居」，否定《出师表》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如此，「襄阳说」费那么大的劲推出的「隆中对」是不是要改成「樊城对」或者「殿堂对」啊？大冬天的，刘备在樊城能住草庐吗？天下有这个样子「争名人」的无耻、龌龊、弱智、可笑之举吗？重复裴松之的原话：「非亮先诣备，明矣！」别做「北行见备」的无聊梦了！古人尚能「不惑于异说」，现在的「襄阳专家」怎么天天「异说」，满嘴「乖背」，丢不丢人啊？
二十九，「襄阳说」还有一种观点：比较两地环境，南阳卧龙岗在闹市之中，而襄阳隆中则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所以，襄阳古隆中更像诸葛亮的躬耕隐居之地。呵呵，脑洞又大了，「像与不像」和「是与不是」完全是两码事，难道东汉时隆中就是4A级风景区？诸葛躬耕的卧龙岗周边都是高楼大厦吗？别的不说，隆中风景区在那个风景秀丽的山窝里好不容易平整了20亩地，说这就是诸葛亮的「躬耕田」。一家四口20亩地现在看起来是不少了，但在汉晋时期够吗？文革时期河南山区一亩地只收十几斤粮食的农田比比皆是。另外，当时的土地制度是「屯田制」、「占田制」以及「授田制」，史书记载，当时男子15岁以上，授种粟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30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即「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可见，这个时期「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应该是汉晋时期保障躬耕生活的最低标准，如果使生活稍微富足些，还要有丁牛和桑田，再考虑土地轮休，还要两倍、三倍的土地。我们想想看，诸葛亮一家如果窝在隆中那个小山沟里，就那20亩地，够养活谁？在那个时期，这点地能过衣食无忧的「隐居」生活吗？孤零零的一家人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山冲里，能知晓天下大事吗？何况刘表还要关照好友诸葛玄，就给20亩地？一个县令还有6顷地呢，刘表给诸葛玄一家20亩地，别寒碜人啦！再说了，隆中村难道只有诸葛亮一家人吗？你诸葛亮一家把这20亩地都占了别人还怎么活？所以，拿隆中风景秀丽来糊弄人纯粹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二十亩地在东汉末年养活一家四口就是一个天方夜谭。而南阳卧龙岗，位于宛城外七里的淯水岸边宛襄大道旁的高岗上，良田阡陌，土肥水美，交通便利，文化厚重，躬耕是什么？就是种地呀！相比之下，稍微有点脑子就知道诸葛亮应该在哪里躬耕。「襄阳说」之所以把诸葛亮的躬耕编造成「隐居」，可能也和隆中这个小山沟根本不适合躬耕有关系吧！
三十，「襄阳说」争「躬耕于南阳」可谓不遗余力，可对于史书记载的「襄阳第一名胜」却很少去研究论证，甚至是避而不谈，这个名胜就是「阿头山」。《后汉书?郡国志》有「襄阳，有阿头山」的记载。同书《岑彭传》载：「彭乃潜兵度沔，击其将张扬于阿头山，大破之。」何谓「阿头」？《尔雅》云：「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者，李巡曰：陵之大者名阿。」纵观襄阳附近，符合这一描述的只有现今的隆中山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将阿头山标注在了襄阳城西的这个位置。但到了具体论证其准确位置时，因隆中这个必须「属于南阳郡」这个麻烦，「襄阳说」又不知所措，胡言乱语了！请看：清乾隆《襄阳府志》卷四山川部分载：「阿头山，县西九里。下有曲隈。传为郑交甫遇游女处。按：是山在万山西，而接壤曲隈，居两山之间。」另据《襄樊日报》刊登的邵继云先生「实地察看万山以西地形，就在今二广高速汉江大桥南岸东侧。正与阿头山形貌相符」。如果《襄阳府志》和《襄樊日报》观点属实，那「襄阳说」又麻烦了。阿头山在万山以西，那万山还能是和南阳郡的界山吗？从万山到泥嘴都是襄阳县的地盘了，那南阳郡怎么可能越过阿头山去管辖南边的隆中村？所以，研究躬耕地的襄阳专家是绝不可能承认阿头山在万山以西这个观点的，哪怕是打脸《襄阳府志》和《襄樊日报》也在所不惜。既然阿头山不能在万山以西，那就在万山以东找。《襄樊地名与名胜丛书》一书中《阿头山地理位置》认定，「阿头山是万山向东延伸的一小丘」。可是，万山本身就是一个小山包，以东就是襄阳城，一个三层楼高的小丘被认定为「阿头山」，呵呵，三层楼高，是「陵之大者名阿」吗？岑彭大军有可能在这里「从川谷间伐木开道」吗？开玩笑吧？再说了，「一小丘」能在东汉时作为襄阳的象征吗？这也不行，有襄阳专家干脆就说万山是阿头山。但万山又名汉皋山，东汉已有其名，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说过万山就是阿头山，现在瞎编来得及吗？还有人说阿头山是襄阳城南边的某山。南边？沔水南岸就有秦丰的军队把守，岑彭怎么「潜兵度沔水」？
三十一，「襄阳说」还有一个灌水观点，有个襄阳漂移认为：「东汉张衡《南都赋》有「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山就是万山，南阳人张衡描写南阳的南都赋包括汉江南岸万山传说，证明此地当时属南阳」。得，这次为了隆中属于南阳连万山也要卖给南阳了。首先，选择性失明是「襄阳说」的一贯恶习，又把《南都赋》「陪京之南，居汉之阳」的记载习惯性的屏蔽了。其次，两郡以汉水为界，汉皋（万山）山位于汉水南岸，属南郡，而「汉皋之曲」则是指汉水遇汉皋山（万山）而形成的「曲隈」，在汉水北岸或者西北岸的南阳郡，这一点非常清楚！如若不信你可以看看襄阳人习凿齿《襄阳记》卷三万山条云：「襄阳县西九里有万山。万山北，隔沔水，父老相传，即交甫见游女弄珠之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同书汉水条云：「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如果襄阳说认可习凿齿的这两条记载，「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的地点毫无疑问是在「隔沔水」的汉水北岸南阳郡，张衡将其写入《南都赋》顺理成章，与他自己所言「居汉之阳」完全一致。在这里奉劝襄阳漂移一句，不要再拿汉皋山消费隆中了，需要时，汉皋山就是襄阳象征，「游女弄珠」就是襄阳的美丽形象。而为了隆中，汉皋山（万山）就又卖给南阳郡，如此，汉代襄阳县还有什么啊？你脸可以不要，但襄阳县的形象万山（汉皋山）不能不要！」
三十二，你是不是看书从来都是囫囵吞枣，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郦道元是北朝人，写《水经注》时没有到过南方，《沔水》这部分内容参考的就是《荆州记》《汉晋春秋》和《蜀记》，是引用这些史料层累叠加而成的，这一点史学界多有论述，你可以好好看看。其他先不说，咱们争论的是「躬耕于南阳」吧？按你们说的，隆中应该属于跨汉水南北管辖了隆中的「南阳郡邓县」，这样邓县就应该放在沔水这一部分。可是，《水经注》写沔水经山都县之后直接就是襄阳县（没有写中庐县，中庐县放在了襄阳县东边，这明显是错误的。另议），隆中在《水经注》记载中属于襄阳确凿无疑。而邓县在哪里呢？是在后边的《淯水》部分，与沔水不搭界，同时明确说明汉水北岸的「鄾」为「邓之南鄙」。郦道元虽然受习凿齿影响采信了「亮家隆中」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违背历史将隆中划入南阳，没有说「躬耕南阳」在汉水南岸的隆中！既然《水经注》认为隆中不属于南阳邓县，你还在这里拿《水经注》瞎比比什么啊？至于「亮家」「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没有说在哪里，后人瞎编也就编了，但「躬耕于南阳」，你们就别想了，赶快洗洗睡吧，也许做梦可以梦到隆中属于南阳啊！哈哈！
三十三，是啊，东晋襄阳人说诸葛亮上学的学业堂在襄阳，蹭饭吃在襄阳，老婆黄月英（不知道怎么编出来的人名）在襄阳，诸葛亮又没有法拉利，他当然应该在襄阳啊！可是，诸葛亮偏偏说他「躬耕于南阳」！！打脸吧？诸葛亮怎么偏偏就是和襄阳人弄不到一块去啊？天底下就襄阳人聪明，在他们看来诸葛亮就是在胡说八道。所以，不是诸葛亮弱智可笑，就是「襄阳说」那些扭蛋弱智可笑，为了个隆中，时空倒转。请问，诸葛亮躬耕时能上学吗？天天到老师家蹭饭吃的生活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吗？整夜高谈阔论的日子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吗？汉代女子十五出嫁，男子十七必娶，怎么只有郡守的侄子混到二十多岁才娶媳妇啊？诸葛亮躬耕南阳时就不能带个襄阳媳妇吗？有史书记载诸葛亮是倒插门吗？他弟弟娶得是南阳媳妇儿，难道他弟弟有兰博基尼？怪事，怎么你这些襄阳喷子总觉得你比诸葛亮还聪明啊！你们比诸葛亮还聪明争什么躬耕地啊，每天自我陶醉就行了！给你上上课，《三国志》记载，「玄死，亮躬耕陇亩」，也就是说他17岁以前在襄阳上学、娶媳妇，诸葛玄死了以后，家道没落，17岁到27岁「躬耕于南阳」，这么明白的记载「襄阳说」愣是看不懂，真难为你们这些天天绞尽脑汁反驳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记载的智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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