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和人玩过一个游戏：

由对方指出，在原本历史上1642年年末闯军开始守土不流之前，他认为李自成应该在什么时间，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由我来泼冷水。

至今还没输过。

道理就和1934年到1936年中央红军为什么不建立根据地是一样的，没有反围剿的实力，建设根据地又有何用。

有人在评论里提到井冈山，鉴于他连人话都不会说，我没搭理他，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井冈山最后的结局如何？

八月失败时，井冈山的老百姓遭到了怎样的屠杀，尚有详细记载，因为红军后来又打回去了。而这次彻底放弃井冈山之后，这里成了最稳固的白区，本地老百姓的死活连资料都找不到了。再打回井冈山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

秋收起义之后上井冈山当然是正确的，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当然也是正确的，否则的话部队就完了。

然而某些人觉得1927年上井冈山是对的，在1930年死守井冈山就也是对的，在1927年建立根据地是对的，建立根据地就永远是对的。这政治觉悟，不给共产国际当代表真是可惜了。

让顾诚来教朙粉题主流动性作战的必要性:

「至于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即此问题亦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

——毛泽东，前委来信

如果这还不懂，我再提一个，太平天国起家时试图割据金田、割据永州做根据地，什么下场？

占领江口圩后，太平军收缩兵力，「自焚其巢」，放弃金田、新圩，全军集中于江口圩南北，构成一条狭长的弧形防线。防区内，控制有利地形和各制高点，挖壕筑垒，在圩上、牛排岭、油榨等处配置重兵，安设大炮，构成坚固要塞。在各村庄纵深配置兵力，以为预备队。会战时，山谷、隘津、丛林、竹园之中，隐蔽伏兵。于是整个基地据点棋布，兵力群集，构成严密的山地与要塞防御体系。李星沅向咸丰帝哀叹说：「贼巢倚山近江，内接平南花洲，纵横数十里。各口均藏枪炮，掘有陷坑，非群盗窜扰可比。」他看出太平军战略不是「窜扰」，不同于天地会军的流动战略，而是防御战略。

……

太平军进入中平地区后，一如江口圩、东乡战场，立即抓紧构筑防御阵地。洪秀全等将主力部署在中平、百丈、新寨三大圩。天王居新寨，东南傍倚瑶山天险，是相对安全的后方；北线中平、仁义、谢官等村配置较多的精兵，构筑坚固防线，安设大炮，与清军主力相持，拱卫整个基地

……

贼系初一破永安，其时地势亦尚不熟，木寨、土垒、炮台尚未修起。初六夜起，该匪日夜赶修。……各营添挖深沟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设地雷，并将我兵进路挖断。

……

于城之东、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许，筑长墙，固守于内。而城上不多设备，仅十数贼居敌楼。又于黄鹄山脊起望楼，高数丈。我兵来攻，两阵相接，贼于望楼中窥见，即以次飞报，乃整众凭城而守。余日未尝登陴也。

结果：粮草、火药近因邻境堵截，似觉不敷

先说结论：明末农民起义军里，还真有试过建设根据地的······

早在崇祯二年，地贫民瘠的陕西已经是遍地烽火，先后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人数已达数万人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王嘉允、高迎祥、王大梁、张献忠等；规模较小的也有点灯子、李老柴、独行狼、郝临庵、刘道江、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神一魁等。这些农民军一直出没于陕西和山西之间。以「逐粮」为目的，分合无定，互不统属，胜则围攻州县，败则进山躲藏。确也符合题主所说的「裹挟百姓，流窜作战，不事建设，大搞破坏。」的情况。

可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在这年二月，郝临庵、可天飞两部农民军围攻庆阳府城。不料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月十三日，两军于西壕决战，结果起义军大败，损失了一千多人。

郝临庵、可天飞二人认为，部队长期得不到休整，军械钱粮也一直无法获得来源稳定的补充是此次兵败的主要原因，便率军撤往环县以北「山高沟深、形势险要」的铁角城。在当地「分地耕牧」、「为持久计」。这应该称得上是明末农民军建设根据地的最初尝试了。

如果按照元末和我党的剧本，接下来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节奏了。

可惜的是，行不通。

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官军实力远超农民军

为什么在起义之后，绝大多数的农民军都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来与官军周旋？道理很简单，因为官军在人数、兵器、钱粮、地盘等几乎所有与军事相关的方面都占据著压倒性的优势，补充能力也极为强大。农民军如果与成建制的官军正面冲突，那就无异于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弱小的农民军想要取胜，便只能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利用官军分兵驻守、败不相救等弱点，寻找其中的薄弱环节狠狠地咬上一口，逐渐消耗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积小胜为大胜的希望。事实上，后来的我党，采取的基本上也是这套打法，只不过随著时代和思想的变迁有了新的进步。所以，不是农民军喜欢流动作战，而是因为实力悬殊，被迫选择了这种作战方式。

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根本态势未得到改变之前，一旦农民军选择某地进行根据地建设。就等于放弃自身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优势——机动性。在不能放弃根据地的前提下，就只能和犹如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官军去作兵对兵、将对将的消耗战。仗一旦打起来，很快就会变成「以一隅敌一国」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正是急于扑灭起义的官军所乐意看到的。

此外，一块根据地就算发展的再好，也迟早会达到人力物力上的一个临界点。因为这种原本建在敌人薄弱地带的根据地，在发展一段时间后，就会因为逐渐靠近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区而陷入发展的瓶颈期。如果不能取得军事上的重大突破或者其他方面的配合，同样会陷入「以一隅敌一国」的情况。事实上，五次反围剿前的中央苏区已经有了这个苗头，只不过还没有彻底爆发，红军就开始了可歌可泣的长征。

二、明廷统治基础远胜元廷

那么，同样是建设根据地，凭什么朱元璋就能做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那是因为在元末，元廷的统治基础早就已经土崩瓦解，整个国家机器早已朽坏，其力量远远不能同明廷相比。其不得人心的异族统治让其根本无法发挥出与其体量相称的军事政治实力。各地以王保保为首的统兵大将则纷纷拥兵自重，甚至到了为了争夺地盘自相残杀，得让元顺帝出面调解的地步。

反观明末，尽管各路官军也是派系林立，像左良玉、贺人龙等人也是跋扈至极。但只要崇祯这杆大旗不倒，他们仍然会合力围剿农民军。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阶级也是一边倒的支持明廷，这从农民军搜刮的人才几乎都是体制内不得志的小人物（牛金星、宋献策、徐以显、潘独鳌、吉珪）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杨嗣昌「四正六奇，十面拉网」战术能够奏效的重要原因。你看看元廷，自脱脱去职以后，完全是一副躺平等死的状态，就没组织过哪怕一次像样点的反攻。

三、无强大外部力量的合力

一块根据地能否顺利存续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确保敌人不能持之以恒的拚命进剿，有尽可能多的喘息和发展的机会与时间。而这恰恰是明末农民军所不具备的。

朱元璋能先占据金陵、再慢慢发展向外扩张，那是因为北面的刘福通、韩林儿所带领的红巾军声势浩大，其三路北伐牵制了元廷绝大部分的力量，一度占领开封、济南、上都、辽阳这样的重点城市。直接成了在长江以南发展的朱元璋的屏障和靠山。就连张士诚，也在高邮城抵抗过脱脱的几十万征讨大军。

同期的朱元璋在干嘛？他的确也在打仗，但和他对阵的，都是战斗力极为低下的元廷地方部队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同为起义军的武装。与其说是征战，倒不如是刷经验。等到元廷好不容易摆平了韩宋政权，朱元璋早就满级神装，有了和元廷直接叫板的本钱了。

反观明末农民军，从始至终都没有朱元璋那样的外部环境去安逸、从容地发展根据地。虽然清军在辽东战场牵制了明朝的部分军事力量。但其牵制程度也根本不能和红巾军相比。甚至崇祯还有过和清军议和，将关外的兵力也调进关内围剿农民军的想法。

后来我党的根据地之所以能在长江中下游遍地开花，经久不灭，也有军阀混战之下，光头无力全面进剿的原因。

所以，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郝临庵、可天飞，其最终的下场就是——

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作为农民军一员的白广恩率部投降后，领著官军直奔可天飞的营地何家老寨，杀害可天飞。

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农民军败北，撤入凤凰山。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便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部分动摇人员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著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看看当时起义军分崩离析，明廷似乎胜利在望的情况，还真是应了那首——

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

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　　

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存人失地，人地皆有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伟人说过的话听没听过？

在明王朝死而不僵依旧拥有一定机动力量的时候，流动作战就是最优也是唯一的选择。闯王要是不进行流动作战。他根本撑不到1645年。

最近这种迷惑问题怎么这么多，低龄儿童单纯的对历史不了解还好。

就怕某些人心里记恨农民军太狡猾，心痛他大明。寄希望于明末农民起义出几个「坚守阵地」的博。古同志，让朱家人镇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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