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和人玩過一個遊戲：

由對方指出，在原本歷史上1642年年末闖軍開始守土不流之前，他認為李自成應該在什麼時間，在哪裡建立根據地，由我來潑冷水。

至今還沒輸過。

道理就和1934年到1936年中央紅軍為什麼不建立根據地是一樣的，沒有反圍剿的實力，建設根據地又有何用。

有人在評論裏提到井岡山，鑒於他連人話都不會說，我沒搭理他，不過這個問題還是值得一提的。

井岡山最後的結局如何？

八月失敗時，井岡山的老百姓遭到了怎樣的屠殺，尚有詳細記載，因為紅軍後來又打回去了。而這次徹底放棄井岡山之後，這裡成了最穩固的白區，本地老百姓的死活連資料都找不到了。再打回井岡山的時候，已經是1949年了。

秋收起義之後上井岡山當然是正確的，和南昌起義部隊會師當然也是正確的，否則的話部隊就完了。

然而某些人覺得1927年上井岡山是對的，在1930年死守井岡山就也是對的，在1927年建立根據地是對的，建立根據地就永遠是對的。這政治覺悟，不給共產國際當代表真是可惜了。

讓顧誠來教朙粉題主流動性作戰的必要性:

「至於紅軍是否應該固守一個地區的割據，這個問題你們在行動中常常碰見。要知在統治階級政權未崩潰以及革命高潮未到來的時期，紅軍應該是採取經常遊擊的政策，若停留在一個地區，或企圖固守一個地帶，求其繼續存在，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於失敗。過去羅霄山脈政權的經驗告訴了我們。」

——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依兩年來的經驗，在全國至少有一省用總暴動方法推翻統治階級以前，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而無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蓮花、遂川，不僅失掉羣眾，連黨亦幾乎失掉完了，不僅不能解脫羣眾若干的經濟痛苦，農村城市的經濟基礎一齊毀壞完了——即此問題亦是使羣眾失掉而有餘」

——毛澤東，前委來信

如果這還不懂，我再提一個，太平天國起家時試圖割據金田、割據永州做根據地，什麼下場？

佔領江口圩後，太平軍收縮兵力，「自焚其巢」，放棄金田、新圩，全軍集中於江口圩南北，構成一條狹長的弧形防線。防區內，控制有利地形和各制高點，挖壕築壘，在圩上、牛排嶺、油榨等處配置重兵，安設大炮，構成堅固要塞。在各村莊縱深配置兵力，以為預備隊。會戰時，山谷、隘津、叢林、竹園之中，隱蔽伏兵。於是整個基地據點棋佈，兵力羣集，構成嚴密的山地與要塞防禦體系。李星沅向鹹豐帝哀嘆說：「賊巢倚山近江，內接平南花洲，縱橫數十里。各口均藏槍炮，掘有陷坑，非羣盜竄擾可比。」他看出太平軍戰略不是「竄擾」，不同於天地會軍的流動戰略，而是防禦戰略。

……

太平軍進入中平地區後，一如江口圩、東鄉戰場，立即抓緊構築防禦陣地。洪秀全等將主力部署在中平、百丈、新寨三大圩。天王居新寨，東南傍倚瑤山天險，是相對安全的後方；北線中平、仁義、謝官等村配置較多的精兵，構築堅固防線，安設大炮，與清軍主力相持，拱衛整個基地

……

賊系初一破永安，其時地勢亦尚不熟，木寨、土壘、炮臺尚未修起。初六夜起，該匪日夜趕修。……各營添挖深溝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設地雷，並將我兵進路挖斷。

……

於城之東、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許，築長牆，固守於內。而城上不多設備，僅十數賊居敵樓。又於黃鵠山脊起望樓，高數丈。我兵來攻，兩陣相接，賊於望樓中窺見，即以次飛報，乃整眾憑城而守。餘日未嘗登陴也。

結果：糧草、火藥近因鄰境堵截，似覺不敷

先說結論：明末農民起義軍裏，還真有試過建設根據地的······

早在崇禎二年，地貧民瘠的陝西已經是遍地烽火，先後揭竿而起的農民軍人數已達數萬人之多，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王嘉允、高迎祥、王大梁、張獻忠等；規模較小的也有點燈子、李老柴、獨行狼、郝臨庵、劉道江、紅軍友、李都司、杜三、神一魁等。這些農民軍一直出沒於陝西和山西之間。以「逐糧」為目的，分合無定，互不統屬，勝則圍攻州縣，敗則進山躲藏。確也符合題主所說的「裹挾百姓，流竄作戰，不事建設，大搞破壞。」的情況。

可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就在這年二月，郝臨庵、可天飛兩部農民軍圍攻慶陽府城。不料洪承疇派臨洮總兵曹文詔領兵來救。三月十三日，兩軍於西壕決戰，結果起義軍大敗，損失了一千多人。

郝臨庵、可天飛二人認為，部隊長期得不到休整，軍械錢糧也一直無法獲得來源穩定的補充是此次兵敗的主要原因，便率軍撤往環縣以北「山高溝深、形勢險要」的鐵角城。在當地「分地耕牧」、「為持久計」。這應該稱得上是明末農民軍建設根據地的最初嘗試了。

如果按照元末和我黨的劇本，接下來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節奏了。

可惜的是，行不通。

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一、官軍實力遠超農民軍

為什麼在起義之後，絕大多數的農民軍都採取了流動作戰的方式來與官軍周旋？道理很簡單，因為官軍在人數、兵器、錢糧、地盤等幾乎所有與軍事相關的方面都佔據著壓倒性的優勢，補充能力也極為強大。農民軍如果與成建制的官軍正面衝突，那就無異於自殺。

在這種情況下，實力弱小的農民軍想要取勝，便只能採取流動作戰的方式，利用官軍分兵駐守、敗不相救等弱點，尋找其中的薄弱環節狠狠地咬上一口，逐漸消耗官軍的有生力量，纔有積小勝為大勝的希望。事實上，後來的我黨，採取的基本上也是這套打法，只不過隨著時代和思想的變遷有了新的進步。所以，不是農民軍喜歡流動作戰，而是因為實力懸殊，被迫選擇了這種作戰方式。

因此，在敵強我弱的根本態勢未得到改變之前，一旦農民軍選擇某地進行根據地建設。就等於放棄自身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優勢——機動性。在不能放棄根據地的前提下，就只能和猶如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般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官軍去作兵對兵、將對將的消耗戰。仗一旦打起來，很快就會變成「以一隅敵一國」的局面。而這種局面，正是急於撲滅起義的官軍所樂意看到的。

此外，一塊根據地就算髮展的再好，也遲早會達到人力物力上的一個臨界點。因為這種原本建在敵人薄弱地帶的根據地，在發展一段時間後，就會因為逐漸靠近敵人統治力量較強的地區而陷入發展的瓶頸期。如果不能取得軍事上的重大突破或者其他方面的配合，同樣會陷入「以一隅敵一國」的情況。事實上，五次反圍剿前的中央蘇區已經有了這個苗頭，只不過還沒有徹底爆發，紅軍就開始了可歌可泣的長徵。

二、明廷統治基礎遠勝元廷

那麼，同樣是建設根據地，憑什麼朱元璋就能做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那是因為在元末，元廷的統治基礎早就已經土崩瓦解，整個國家機器早已朽壞，其力量遠遠不能同明廷相比。其不得人心的異族統治讓其根本無法發揮出與其體量相稱的軍事政治實力。各地以王保保為首的統兵大將則紛紛擁兵自重，甚至到了為了爭奪地盤自相殘殺，得讓元順帝出面調解的地步。

反觀明末，儘管各路官軍也是派系林立，像左良玉、賀人龍等人也是跋扈至極。但只要崇禎這桿大旗不倒，他們仍然會合力圍剿農民軍。佔據統治地位的地主士紳階級也是一邊倒的支持明廷，這從農民軍搜刮的人才幾乎都是體制內不得志的小人物（牛金星、宋獻策、徐以顯、潘獨鰲、吉珪）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也是楊嗣昌「四正六奇，十面拉網」戰術能夠奏效的重要原因。你看看元廷，自脫脫去職以後，完全是一副躺平等死的狀態，就沒組織過哪怕一次像樣點的反攻。

三、無強大外部力量的合力

一塊根據地能否順利存續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要確保敵人不能持之以恆的拚命進剿，有儘可能多的喘息和發展的機會與時間。而這恰恰是明末農民軍所不具備的。

朱元璋能先佔據金陵、再慢慢發展向外擴張，那是因為北面的劉福通、韓林兒所帶領的紅巾軍聲勢浩大，其三路北伐牽制了元廷絕大部分的力量，一度佔領開封、濟南、上都、遼陽這樣的重點城市。直接成了在長江以南發展的朱元璋的屏障和靠山。就連張士誠，也在高郵城抵抗過脫脫的幾十萬徵討大軍。

同期的朱元璋在幹嘛？他的確也在打仗，但和他對陣的，都是戰鬥力極為低下的元廷地方部隊和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這些同為起義軍的武裝。與其說是徵戰，倒不如是刷經驗。等到元廷好不容易擺平了韓宋政權，朱元璋早就滿級神裝，有了和元廷直接叫板的本錢了。

反觀明末農民軍，從始至終都沒有朱元璋那樣的外部環境去安逸、從容地發展根據地。雖然清軍在遼東戰場牽制了明朝的部分軍事力量。但其牽製程度也根本不能和紅巾軍相比。甚至崇禎還有過和清軍議和，將關外的兵力也調進關內圍剿農民軍的想法。

後來我黨的根據地之所以能在長江中下游遍地開花，經久不滅，也有軍閥混戰之下，光頭無力全面進剿的原因。

所以，作為第一個喫螃蟹的郝臨庵、可天飛，其最終的下場就是——

崇禎五年八月，洪承疇一面調集大軍進剿，一面派出間諜「借招撫為名，前赴各賊營，授以密計，與以重賞，潛行反間，令其以賊殺賊。」作為農民軍一員的白廣恩率部投降後，領著官軍直奔可天飛的營地何家老寨，殺害可天飛。

十一月，曹文詔等部官軍追剿郝臨庵、獨行狼部於陝西耀州錐子山，農民軍敗北，撤入鳳凰山。監軍道樊一蘅見山險難攻，便派間諜進入起義軍中，引誘部分動搖人員殺害郝臨庵、獨行狼，拿著他們的首級向官軍投降。

行文至此，不得不說，看看當時起義軍分崩離析，明廷似乎勝利在望的情況，還真是應了那首——

不做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往來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無狀。

雲屯雨驟師集，蛇豕奔突奚藏？許爾軍民綁來降，爵賞酬功上上。　　

當然，後來事情的發展，便是另外一回事了。　　

存人失地，人地皆有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偉人說過的話聽沒聽過？

在明王朝死而不僵依舊擁有一定機動力量的時候，流動作戰就是最優也是唯一的選擇。闖王要是不進行流動作戰。他根本撐不到1645年。

最近這種迷惑問題怎麼這麼多，低齡兒童單純的對歷史不瞭解還好。

就怕某些人心裡記恨農民軍太狡猾，心痛他大明。寄希望於明末農民起義出幾個「堅守陣地」的博。古同志，讓朱家人鎮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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