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中哪些概念并不科学？

当我们判断一个理论或者概念是否「科学」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几个问题：首先，这一理论是否可以被验证？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验证？如果它可以被验证，它是否比既有的理论更有解释力？如果没有它，我们是否也可以用既有的理论解释同样的问题？假设既有理论与它有同样的甚至更强的解释力，我们就没必要再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了。我们要做的就是修补既有理论。

在这个回答里，我不想站在任何立场上（但我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来看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Fellner and Hill (2019)^[1]，看看他们对一些新提出的语言学概念的讨论，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支持或者反对，而是学会如何评价一个新理论。

这篇文章对某些汉藏语学者使用的「词族」（word family）、「同族词」（allofam）、「原始变体」（proto-variation）作出了理论上的批评。「词族」是高本汉1933年^[2]引入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同族词」则是马提索夫1978年^[3]提出的，与词族相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一个词族里，包含著若干个形态上相关，但是关系可能明朗，也可能不明朗的辞汇，这些辞汇互为同族词。

马提索夫提出的同族词的概念，就是为了描述词族中关系不太明朗、无法解释，但又确实有关系的辞汇。他说：

[W]e must assume that the proto-language itself was awash with allofamic variation, both systematic and unsystematic. Why should a proto-language be any more monolithically invariant than any living language that we can observe with our own eyes? No language is ever perfectly regular at any stage of its history.
我们必须假设原始语言自己就充满著不同的同族词，不管是系统性的还是无系统的。为什么一个原始语言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呢？我们亲眼看到的或语言，都不是这样的。没有一种语言，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是完全规则的。

马提索夫的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是的，每一种语言都会有不规则的地方，不经济的地方，或者是完全不合理、违反直觉的地方。不过，Fellner和Hill发现，马提索夫所构拟的原始藏缅语居然有21个「肺」的无法解释的变体，这就有点夸张了。事实上，我们构拟原始语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看起来不能解释的东西，如果我们所构拟的原始语里不能很好地解释某些现象，我们自然应该反思我们的构拟，承认研究的不够深入，而不是满足于此，用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轻描淡写地掩盖构拟的缺陷。马提索夫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他说：

[...] in favorable cases the variations may be traced back to systematic (or at least plausible) alternations in the proto-language itself (often involving proto-affixations).
在喜闻乐见的情况下，这些变体可以追溯到原始语言的系统性（或至少合理）的交替中（时常是原始的词缀）。

不过，他马上又说：

In many cases, however, the synchronically observable intra- or inter-lingual allofamy fol- lows no particular pattern that repeats itself elsewhere. This situation may result from conflicting or overlapping morphological processes that obscure each other』s outputs, unsystematic or sporadic increments to roots, interference or contamination from genetically unrelated forms, dialect mixture—or of course it is always possible that the forms in question were never co-allofams at all, and their resemblance is entirely specious.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可同步观察到的语言间或语言内的同族词并不遵循在其他地方重复的特殊模式。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形态过程遮蔽了彼此的输出，词根的非系统性或自发的增音，发生学上不相关的形式的干扰或污染，或者方言的混合引起的——或者当然，也许这些同族词根本原来就不是同族词，它们的相似之处完全是似是而非。

在Fellner和Hill看来，马提索夫这一番话表达了他基本上没有解决同族词的决心。这一点让他们俩非常地不安，因为这让汉藏语的历史语言学看起来很不牢固。

于是，在这篇文章中，Fellner和Hill分析了七种同族词：

方言变体（dialect variation）
构词法（morphology）
似是而非的相似（specious resemblance）
地区性辞汇（areal words）
被忽视的音变（overlooked sound laws）
辞汇污染（contamination)
被认为是原始变体的近期变化（mistaking recent developments for proto-variation）

我在下文中，每一种同族词都选取原文的一个例子进行介绍，希望大家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获取更多的信息。

方言变体被误认为原始变体

在英语中，几乎所有以v-开头的词，都是借词。比如very是vicar都是从法语借来的。但是有少数几个词，看起来是日耳曼词源的本土词，居然以v-开头了：vane、vat和vixen，对应德语的Fahne、Fass和Füchsin。这就奇怪了，我们似乎不应该为这仅有的三个例外去构拟一个*v-。按照马提索夫的想法，在这里我们就要假设一个原始变体，因为不明原因，在这三个词中，*f变成了v。但是，根据青年语法学派的历史语言学方法，我们仍旧可以为它找到答案。这个奇怪的v-是来自南部英语方言，这个方言中所有的f都变成了v，标准英语吸收了这三个以v-开头的方言词。我们在古英语文献中，找到了以f-开头的版本：fana, f?t和fyxan，证明了并不存在f/v的原始变体。

构词法被误认为原始变体

英语存在著奇怪的-s-和-r-的交替，比如was和were，lose和forlorn，还有freeze和frore。在德语中，这种交替出现得不多，但是也偶尔能发现，比如古词erkiesen，erkor和erkoren 『选择』之间的交替，这个词的同源词是choose，英语并没有-r-的版本。按照马提索夫的思路，was/were，lose/forlorn，freeze/frore就可以分别构成同一词族的同族词，它们之间的交替属于原始变体，不需要再解释。但是，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古英语的动词变位，我们就知道其实是一个规则的变化：

freosan, freas, froren freeze
ceosan, ceas, coren choose
forlēosan, forlēas, forluron lose

这个从s-到r-的音变遵循维尔纳定律，在重音前、母音间的s变成z，然后在英语中变成r。因此，我们可以用既有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解释这一「不规则」，不需要用到同族词以及其相关概念。

似是而非的相似

有许多历史上没有联系，但是看起来相近的辞汇，时常被认为是同族词。比如拉丁语的deus和希腊语的theós，没有发生学的关系，但是看起来很像，按照马提索夫的看法，就把它们归类成同族词了（真正的希腊语同源词是zeús）。同样，拉丁语的habeo和英语的have几乎完全相同，但其实也并没有任何关系。英语have的同源词应该是拉丁语的capio。而拉丁语habeo在英语的同源词是give。

地区性辞汇

地区性辞汇，也可以称为「漫游辞汇」（Wanderwort），是在一种多语言地域中广泛流传的、互相重复借用的辞汇，时常是一些技术术语、交易用语或者动物名称。比如「酒」这个词，根据不同的印欧语可以构拟成长相相似，但又有点不同的原始印欧语形式：希腊. (?)ο?νο? (w)o?nos &< *u?óih1no；拉丁 vīnum &< *u?ih1no；赫梯 wiyana- &< *u?ih1ono；亚美尼亚 gini &

被忽视的音变

我们来看汉藏语系的「八」。藏语的?????? brgyad，书面缅语的???? rhac，上古汉语的p?ret。马提索夫为这个词构拟了*b-r-gyat。这样的构拟似乎能解释藏语，但是怎么解释书面缅语和汉语？又怎么解释景颇语的m?tsát，Chokri那加语的t?tha，或者是米佐语的pariat？马提索夫自己说：

Reflexes of this phonologically complex numeral are predictably varied
这些音系复杂的数词的现代形式有所不同，是可以预测的。

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解释这些不同的意愿。

但我们如果稍微读过李方桂，我们就知道，根据李方桂第二定律，藏语的rgy-来自*ry-，中间的-g-是后起的。我们看到古缅语的八，???? rhyat，就保留了这个-y-。即便我们暂时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构拟，但我们可以预言，所有中间带塞音或者塞擦音的「八」，都不可能是古老的。至少，我们可以证明马提索夫的构拟是错误的。

辞汇污染

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比如说英语的female来自中古英语的femele，但因为男性是male，所以femele这个词被「污染」了，成为了female。

马提索夫为汉藏语的「五」构拟了两个同族词：*l-?a和*b-?a。实际上*b-?a这个形式很可能受到了「四」的影响（比如藏语的???? bzhi，米佐语的pà-lí，等等）。并不需要构拟两个形式。数词之间的类推现象在世界语言中屡见不鲜。

被认为是原始变体的近期变化

马提索夫为汉藏语「画、写」这个词构拟了*b-r?y，这一构拟的根据是藏语的同族词bri-ba 画、写、bris 画儿、ris 形状、设计、ri-mo 形状、设计，有的又b-，有的没有。但是，马提索夫完全不知道古藏语的情况并非如此。古藏语的「画、写」的变位是：

现在：-d-ri
过去：b-ri-s
将来：b-ri
命令：ris

这个词的词根就是ri（现在时的d是一个增音，dri /ndri/ &< /n-ri/）。而马提索夫的构拟根据bri-ba，是一个晚近的创新，bris也是根据过去式创造的词，跟原始汉藏语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看到，Fellner和Hill对「词族」、「同族词」和「原始变体」这些概念进行了各个击破，把所有涉及到的现象都用既有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解释。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概念。

当然，我们要注意，我们确实可以把一堆有派生关系的词的集合叫做词族，里边的词可以称为同族词，而因为各种语言学变化而产生的不规则变体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假设我们止步于此，不进行更多的探索，那么我们所构拟的原始语就不具备解释力，我们构拟出来的系统就只是现代语言的一个翻版，就没有太大的用处，可能还不如现代语言好看。

写著写著，突然发现我还是站在了Fellner和Hill的立场上，违背了我不站在任何立场的初衷。不过大家就凑合著看吧。

参考

^Fellner, Hannes A. and Nathan Hill (2019). Word families, allofam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8(2), 91-124.
^Karlgren, Bernhard 1933.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 9–120.
^Matisoff, James A. 1978.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Wolfenden Society on Tibeto- Burman Linguistics, Volume VI.) Philadelphia: Publica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ISHI).

「构式」，如果是像它最初的定义那样，只是指不能由组成成分推导出意思的固定结构，作为基础术语还是有价值的。但是现在的「构式」恨不得上管天下管地，简直成了语法学玄学化的集大成者。只能说是专语语法学在研究对象趋近穷尽，而对科研创新性要求又越来越高的现实下产生的怪胎之一。

每本构式语法入门教程都会说，我们不搞生成语法那套玄乎的深层结构和转换，我们是所见即所得。然而实际上为了发论文，已经把玄学化玩出了更多花样。

结构主义理论里不同的语法单位分得清清楚楚，至少有明确的规则，可以客观准确地描写语法现象。到了现在的构式语法这里，一股脑的全是「构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连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构式之间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连接组织，还拿出比城墙拐弯还厚的脸皮碰瓷心理学，号称代表了使用者心理中的知识组织，却一点实证依据也没有。本来词语的意义、语法结构的意义这些都是结构主义里最基础的概念，到了构式语法里就成了高深莫测，遵循著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来组织的「构式义和构件义」。到头来只是理论体系内部的循环，对于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解释，真的不知道比结构主义高在哪。至少国内的构式语法论文，要么是纯抽象的理论建构，要么是在一个小现象里打转转，你吹得那么神，怎么这么多年都建不起来一个汉语语法的完整框架呢？

构式化理论更绝，本来语法化、辞汇化这些现象已经被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共同的特点就那些，剩下的东西只能说是无法预测，随机演变的。结果历时构式语法一出来，把这些全归成说不清道不明，由神秘力量控制的的「构式化」，但是考察具体现象时，结论还是超不出传统理论的范围。更有甚者，先有人论证辞汇化和语法化都是构式化，然后又有人在这个框架下论证辞汇性构式化和语法性构式化的不同。还读过一篇名校、名导师的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里面针对同一个句式历时演变现象，煞有介事地论证其中语法化过程和构式化过程的不同。都是脱裤子放屁。

反正除了用来故弄玄虚发论文以外，实在想不出现在的「构式」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1. 为什么需要 IPA？

首先，从科学角度评判某个概念或理论体系，出发点应该立足于，它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客观现象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味地抨击 IPA 把它批倒批臭显然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目前为止，IPA 仍然是唯一一套可以用来描述非特定语言的语音体系的符号系统。没有别的任何符号系统达成了这个目的。当语言学家调查一个新的欠研究的语言时，IPA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不然连转写都无法科学地完成，何谈记录辞汇，形态和句法结构呢？可是，IPA 的不科学性也恰恰隐藏在它实用的方便性中。话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IPA 是语言的一种记录符号，还是「人类语言」的语音框架？

如果我们认为它是前一种，IPA 是某种语言的某种记录符号，那无疑是将 IPA 降格成为了正字法。那么正字法的要求是什么？首先肯定不是记音的科学性。不然「的」和「地」、「他」和「她」就不会被人为地各自分成两个符号， light 和 lite 就不会有两种写法，ず和づ在现代日语中没必要再做区分。正字法讲究的是某语言内部的系统自洽性，和记音效率性，仅此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针对某个语言的记音准确性，发明一套自洽又易写的拼音文字就好。举个简单例子，拼音系统在记音上虽不完备，但其实对于普通话音系来说区分度足够，效率也超高，正好用到了常用的罗马字母。但是我们会依赖于拼音进行语音学分析吗？

当我们采用 IPA 作为我们的记音系统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言明，但是有一个假设是所有 IPA 使用者都（应该）意识到的：我们在把当下正在被我们所记录的语言的语音放在「语言」而不是话语的层面，和人类所能使用的其他所有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简而言之，我们是在利用 IPA 发现「人类语音」的「可能性」。所以，IPA 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一个发音记录系统，而是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假设包含了可能的语言语音的工具包和理论体系。

2. IPA 作为理论体系

IPA 虽然表面上是符号系统，但其实是一种 language-free 的音系学体系。那这个体系有著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呢？我们来看看 IPA 的总表是如何表示的：

首先我们会注意到，IPA 直接建立于这两个假设上：

辅音和母音为两类不同的音。
每个基础符号都可以分解为若干个特征。

Ladefoged 和 Halle^[1] 将之总结为下图：

隐藏在 IPA 里的特征结构

每一个符号都是这样一个特征结构里的终结点 (terminal node)。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结构哪里科学哪里不科学？

首先，IPA 通过将语音单位拆解为特征的方法将世界语言里纷繁复杂的发音简化成了一个极具描述力和解释力的框架，将高复杂度的系统降维成了一个低自由度非常好查询的系统。那学者们凭著这套系统，顺著最顶端的结点，一步一步往下找，就可以慢慢发现某个特定语言的音系和其音系特点。从这一点上来说，IPA 功勋卓著，不容抹杀。可是，我们应该满足于这样的 IPA 吗？当我们研究人类语言的语音的时候我们是在描述什么？

3. IPA 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代语言学领域，根据学派不同，基本上在怎么看待语言和其他认知系统的时候分为这两大派别：

语言体系是自洽的体系，还是
语言系统不自洽。即，语言体系的成立受到其他认知系统的制约

为了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假设肯定句1是正确的。那么根据科学的否证可能性特征，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实验找到坚实的证据排除所有导向 2 的可能。可是，长达百来年的当代语音学研究告诉我们，至少在音系的构建上，2 极大可能是对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语言中辅音-母音 (CV) 的音节结构远多于母音-辅音 (VC) 的音节结构，也即开音节偏向性。有许多即使有闭音节的语言也倾向于在语言变化的过程中导致音节末辅音脱落。如果我们认为语言的音系是抽象的离散的符号组织系统，不是线性而连续的，那我们无法说明从语言产出的生理机制上说明为什么容易脱落的是辅音韵尾 (coda consonant)，而不是起始辅音 (onset consonant)。而语言产出几乎一定是受生理机制制约的，后文会详细谈到。

其次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母音周围有流音 (liquid)，即 /r/ 或者 /l/，那么母音的音质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进而也导致音变。要么流音脱落（如波士顿口音和英式口音），要么韵母儿化（如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官话口音，和英语的美国标准音）。那我们如果假设语言的语音系统是按照语言的其他部分一样被当做离散的符号处理的，那这样的变化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在抽象的符号系统层面，辅音和母音各自占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某一方影响另外一方的关系。

最后，高母音前的舌根 (dorsal) 辅音容易经历腭化，比如 /ki/ -&> /t?i/。从纯粹的作为理论体系的 IPA 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音变能够发生简直匪夷所思。因为第一，/k/ 和 /t?/ 在特征组织层面（见上图），几乎不具备什么共同特征。第二，同样都是母音前的辅音，为什么 /ti/ 比 /ki/ 更难腭化，为什么 /pi/ 就基本不会腭化？如果我们采取上述 1 的态度，认为 IPA 也是一个独立自洽的离散性符号系统，那上面这些问题就统统无法解决。

即使是从这套符号体系本身而不是上面提到的语言观的角度出发，IPA 也是有大量问题存在的。下面提到的都是 Ladefoged 和 Halle 注意到的问题。

第一，IPA 先验性地将语音分成母音和辅音这互相没有交叉的两大类。但是大量历史研究发现，母音变辅音或辅音变母音都是可能的（瑞典语，班图语族和汉语族中的擦化高母音，柏博尔语和一些宫古语方言中的纯清辅音音节等等）。IPA 完全无法处理擦化母音和非擦化母音之间的连续性特征。为了描述这些语音性质各异的音，语音学家们用过 [?], [?], [?], [?], [z], [i?], [?]。这些符号之间看上去是如此的割裂，如果是不熟悉擦化母音或舌尖母音研究的语音学家的话，很难光看符号就能建立起他们的内在联系来。

另外，辅音和母音发声机制上都要用到声道 (vocal tract) 中的各个发声器 (articulator)，相互之前会造成大量影响。这一点也没有在 IPA 系统中得到体验。比如，t 在 /ata/ 和 /iti/ 中，舌头的移动方式明显区别巨大。以及在有小舌部位辅音的语言里，小舌辅音通常会让母音更低，而且这个影响更明显地反映在高母音上。

第二，带声与否 (voicing) 看起来是母音的自明无需提及的特征。这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母音间的清辅音在语流中容易浊化。当我们从音系角度描述这个现象时，又必须把带声看成是母音内在的需要言明的特征。这与 IPA 的体系矛盾。

第三，同样都是全音段特征，带声有专门的体系化符号表示，可是鼻化 (nasalization) 却没有。这样进行体系构建没有任何先验的合理性。鼻化和带声都是只需要用到一个发声器的特征，一个是软腭，一个是声带。带声被打散成了每一个发音部位和方式都有一套对应于不带声的基础符号，而鼻音却是一个统一的附标。这造成符号系统本身和它想要描述的现象之间的割裂。

第四，发音部位被简单地并列在了一起而没有任何内部结构。但是我们明显知道特征理论一开始的提出，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辅音因为发音部位的不同展示出截然不同的音系学性质。比如在 Yoloxochitl Mixtec 里，语流变调是从词末重音音节往词首轻音音节传递。所有辅音都会阻挡变调的向前传递，除了喉塞音。但是喉塞音明明也是一个辅音，这种情况下该怎样描述它的音系地位呢？ IPA 表中所有辅音都假设是位于同一个平面内。除了在列和栏内提到的信息，喉塞音和其他辅音再无任何差别。你不能看它长得像个问号就霸凌喉塞音，说「不阻挡不是辅音人」！

4. 语音产出、音系和 IPA

IPA 提出的目的就是想要更精准的描写实际语音产出中的比抽象的音系更高维的信息。遗憾的是，不客气的说，IPA 在这个层面是个半残。

语音的产出是毫无疑问的在系统上高维（发出一个音节/pa/大约要用到 70 块肌肉^[2]），在时间上连续的行为。而语言的音系却是拓扑学性质的，音系在结构上无可避免的必须是低维而离散的。一个高维的音系系统是违反人类认知特点的。我们开脑洞想像一个没有辅音的语音系统，纯粹利用展圆唇或舌面高低的物理位置来区分一套复杂的母音，进而通过这个系统来表达概念。那将毫无疑问会是任何人类认知系统的噩梦。语音学研究的对象所以不可能只是底层，杂乱而概率性的噪音。语音学需要找到连续的语音产出和离散的音系系统之间的结构化 (structured) 的映射关系。这个映射关系需要允许一定程度产出上的易变性 (variability) 但又必须将这些易变性限制在一定尺度，不然会阻碍语音的接受和语言的理解沟通。

从这个角度出发，IPA 可以说无能为力。其服务于书写系统便宜性目的的定制出发点从一开始就不允许 IPA 去归纳人类语音系统的高维和低维并存的特点，更不要说通过 IPA 去进行解释和研究了。这样的难题刺激语音学家完全跳出 IPA 的制约，寻求新的理论框架 (发声音系学 Articulatory Phonology) 来描述连续-离散之间的映射，并将它们统一到一个描述模型里^[3]^[4]^[5]^[6]^[7]^[8]（有关发声音系学的更多请看我写的这个回答）。

汉语的入声、英语的失去爆破、与日语的促音是不是相似的语言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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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PA 何去何从

写了这么多，答主从来没有要提倡废除 IPA 的想法。事实上那种态度也同等地不科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常有「我们应该将 IPA 修改为更符合解释合理性的体系」之类的声音，如下图^[9]。

但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IPA 在去年的最新版跟之前所有版本都是微调，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化。我的态度是，作为语音学基本素养 (phonetic literacy?) IPA 肯定是要掌握的，但是没必要迷信。IPA 既然不能转写语音产出中对于塑造语音体系来说有意义的所有的变化，那就没必要把 IPA 当做一个为此而做的系统硬生生拗过来拗过去（可以想像一下为了达成自己所期望的记音完备性，在做田野的时候在IPA上加一堆附标是多么烦人的事情）。所以，用，但是不迷信。语音学归根结底是经验科学，IPA 只是辅助这一过程的。他只适合打野，不能上去正面硬刚。如果用在了他们能发光发热的位置上， IPA 还是很人见人爱的~

总结：工具都是中性的，理性的是人类。怎么样将他们发挥到最大效力，要看用工具的人怎么去用它。IPA 也是一种工具，希望我的答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看待和学习使用 IPA 的新思路。科学就是在不停地改进工具，和工具的使用方法中进步的。通常科学家们总是希望能用来观测的工具越多越好，不然 if you just have a hammer, you will treat every problem as a nail (Maslow, 1966)^[10]。希望所有语言学爱好者都能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一点点贡献。

PS. 以上还是只从理论角度出发分析了一下 IPA 的长处和弱点。实际上作为记音体系 IPA 有时候也问题多多。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各种语言中转写为 [?] 的音听感差别有多大。以及为什么不把 [ts] 转写成 [c] 而是把硬腭清塞音这么一个相当少见的音转写为 [c] 之类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缺点，所以就不多谈了。

参考

^Ladefoged, P., Halle, M. (1988). Some major feat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Language, 64(3), 577-582.
^Abbs, J. H., Connor, N. P. (1989). Motor coordination for functional human behaviors: Perspectives from a speech motor data base. In 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61, pp. 157-183). North-Holland.
^Browman, C. P., Goldstein, L. (1992). Articulatory phonology: An overview. Phonetica, 49(3-4), 155-180.
^Browman, C. P., Goldstein, L. M. (1986). Towards an articulatory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219-252.
^Goldstein, L., Fowler, C. A. (2003). Articulatory phonology: A phonology for public language us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159-207.
^Saltzman, E. L., Munhall, K. G. (1989). A dynamical approach to gestural patterning in speech production. Ecological psychology, 1(4), 333-382.
^Tilsen, S. (2016). Selec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articulatory basis for the emergence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 Journal of Phonetics, 55, 53-77.
^Mücke, D., Hermes, A., Tilsen, S. (2020). Incongruencies between phonological theory and phonetic measurement. Phonology, 37(1), 133-170.
^同注 1
^Maslow, Abraham H. (1966).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a reconnaissance. South Bend: Gateway.

说一点仅代表个人观点的暴论吧，我们现有词类划分（parts of speech）讨论简直就是一个特大灾区。名词、形容词、动词这些划分看起来很简单，小学生们学英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对这些概念产生太大的质疑。但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汉语语言学的讨论，这点破事儿能让你头秃。

首先我们要先明白啥是词类划分，如果我们使用parts of speech这个术语，那么暗示我们认为speech可以分割，如果我们用「词类划分」这个术语，那意味著我们同意「词」的概念是明确的。这对于印欧语来说并没有那么困难，但一旦脱离这些形态句法都相似的印欧语，问题就难讲了。

yad am-mon-pk-d-ap-ay-p-yn (Kalam (Indo-Pacific, East New Guinea Highlands))
我木头-砍-拿-回-放-完成-第一人称-单数我去砍了柴火拿回来存放好了。

这种喜闻乐见的例子多的是，这里面到底几个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词」的定义，也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有些结构在一些标准里是词，根据另一些又不是（比如：school bus是一个词吗？我认为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无法被隔断的完整结构）。

印欧语的词类划分很大程度上受到印欧辞汇形态的影响，不同的结尾很明确地将辞汇分成了几类，动词的词尾和名词完全不一样，名词虽然和形容词一样，但形容词会根据名词语法性变化，名词不会随便变语法性。所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对于印欧语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

但这种标准对于汉语来说完全没有帮助，在平时，我个人对于汉语词类的划分主要依靠的是一个词的语义。比如说「美」，这是一个描述性质的词，那么我倾向于认为它主要是一个形容词。不过光光考虑语义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考虑一下下面这几个句子里面的「美丽」都是什么词。

你的美让我倾倒。
张三是个美男子。
我不美，别看我。

Croft (1991)的这个语义-语用双层考量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请看下表：

无论是1、2、3中，「美」在语义上都是一种性质，但在用法中，1是指示一个概念，2是修饰，3是个谓词。所以对于汉语来说，一个词的词性不能光看它光杆的时候，还得看它具体的用法。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我们也许听说过一些「汉语没有形容词」的说法，实际上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类似的讨论在东亚语言研究中非常广泛。Post (2008)写了篇读起来让我感到非常疲劳的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对不同的泰语「形容词」进行无微不至的句子测试，得出的结果如表格：

可以看出，核心形容词和核心动词得区别是相当明显的，但有一些词的语义比较模糊，行为上就开始和别的词类重合。最终他下了一个结论，我个人是觉得很中肯的：

Thus, I maintain that it is not correct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t」 a class of adjectives in Thai in the same sense that there 「is not」 a class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English. Rather, there 「is」 a class of terms in Thai which closely resembles the adjective classes of many other languages in terms of semantic content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relative to other lexical classes,and this class should therefore bear the label 「adjective」.
说泰语和英语「没有」类别量词一样「没有」形容词是不对的。泰语明明就「有」一类和别的语言里面的形容词相似的词，无论是从语义、结构还是分布关系来讲都像，那这可不就叫「形容词」吗？

另一边，黄正徳的《汉语句法学》里，形容词是被剔除在外的：

名词和动词是两个基本语类，这是现代语言学的共识

黄介绍的判断方法就是简单粗暴地试著加「不」，能加「不」的就是动词，不然就是名词。然后我来提出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处置式里的「把」是什么词性？就是那个「我一把把把把住了」里面加粗斜体的「把」。

处置式的「把」能加「不」吗？似乎又确实是可以的：

我把你打死！
我不把你打死（...）

但感觉又有点小问题：2里的意思似乎不完整，不仅仅是1的否定，我的语感是，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话，总觉得要补充一些内容，比如：

我不把你打死，总有人把你打死。

对于「把」到底是什么，确实众说纷纭。直觉上，我本来是认为「把」是一个介词，稍微老一点的研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如果「把」是介词，那么「把」后的NP和它一起构成一个结构，而实际上有这样的反例：

他把[门洗好]，[窗子擦干净]了。

那么这么看来「把」应该不是个介词，黄的解释是，「把」是轻动词，不是介词，也算不上本质动词，但这样它就能赋格了。不管读者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诠释。但这并不意味著这个结论可以在相似的结构上类推。比如下句中，「给」又是什么词性？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虽然Lin Huang (2015)认为这里的「给」是个动词，但我还是更倾向于这个「给」更像是介词，「给」后NP和它形成了一个短语，可以比较自由地移动，比如：

给你，我写了一封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儿，下面两句话里的「给」词性一样吗？

我写了封信给你。
我摘了朵花给你。

Lin Huang (2015)认为这两个情况下都是动词（当然了他们全篇认为所有的「给」都是动词，不过我并不接受）。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分情况而定句1可以看作是「我给你写了封信」的移动，但是句2不太行，因为「我给你摘了朵花」和「我摘了朵花给你」可不太一样。「我给你摘了朵花」可以是（1）「我摘了花，然后把花给了你」，（2）「我摘了花，是为了帮你忙」。「我摘了朵花给你」似乎只能是（1）。

这还没有讨论完，我还要再提一个事儿：「被」又是什么？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底词类划分这件事情本身是什么？我们在词类划分上遇到了这么多困难，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发明了一个方轱辘，然后嫌路不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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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Croft, W.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Huang, C., Li, Y., Li, Y.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Syntax Gui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39166935
^Lin, TH.J., Huang, YS. Structures of the Mandarin gei constructions. J East Asian Linguist 24, 309–338 (2015). https://doi.org/10.1007/s10831-015-9132-3
^Post, Mark. (2008). Adjectives in Thai: Implications for a functionalist typology of word class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 339-381. 10.1515/LITY.2008.041.

汉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实并不是科学的归纳，这东西就是崇古媚经的结果。

其实，六书概念非常模糊，不好区分。比如：「大」，你说是象形还是会意、指事？为什么？「歪」算那一种类型？化学中新造字如「羟」呢？

还有几千年都说不清的「转注」。

我觉得是母语者直觉（intuition）。句法学家们要确定什么句子是正确的，还要确定什么句子是绝对错误的（而不是因人而异会被认为错误的），怎么办呢？只能靠求助于母语者的语言直觉。

但是错误的原因也有很多，有些句子是因为语用语义上的因素错了，比如「无色的绿色想法在狂怒地睡觉」，有些句子是因为音韵的问题错了，比如「他高。」，「苹果甜。」等等等等，可接受度，合语法性和可生成性是三个不同的值，期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目前还只能靠问志愿者来估摸这个东西。然后怎么问，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让人无奈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