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概念在明末都没有，如果说有相似的概念的话，那应该就是「虏」和「贼」了。

黄宗羲《留书?史篇》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只作史者乎！

夫纪者，犹言乎统云乎。晋书变例载纪，同一四夷也，受其疆土则传之，入乱中国则纪之，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以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谁不欲与篡弑乎？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之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佑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则书「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该虏收母篾丧之俗，靴笠而立于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这，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未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撑梨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一为一代乎！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毡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而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

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之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日咸、日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人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南明史?李定国传》

「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防，以中国为重。」

山东抗清义军首领谢迁遗言：

「子民只为自由生活，江山易主非我百姓阻扰，但绝不雍缚异族之习惯，如今逼我汉人子民弃祖万万不能，更勿想吾人替清朝卖命。」

「就以当时明朝关内人的视角来看，是属于异质文明的敌国入侵，还是正常的国民起义朝代更替？」入侵。

严世蕃下法司，拟成充军之罪，严嵩回籍。未几，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润，复奏严世蕃不赴军伍，居家愈加暴横，强占民间田产，畜养奸人，私通倭虏，谋为不轨。

却说杨顺到任不多时，适遇大同鞑虏俺答，引众入寇应州地方，连破了四十余堡，掳去男妇无算。杨顺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虏去后，方才遣兵调将，为追袭之计。时金虏陷了汴京，徽宗、钦宗两朝天子，都被他掳去。亏杀吕好问说下了伪帝张邦昌，迎康王嗣统。^[1]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拚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2]

清朝时期的正统性是通过「李自成」来接上的，而这是四代帝王共同的主张。

在清末民初，日本人想过扶持「朱氏」取南京，「复仇大义」一学就会。

如果抽掉「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的理由，清朝的合法性就剩不下多少了。而李自成的合法性是不用去为某个君王复仇来取得的。（或者说根本不重要。）看法间的差距。

参考

1. ^冯梦龙《喻世明言》
2. ^《大义觉迷录》

「东虏」，乱我华夏，窃我神器的胡虏。这是张煌言进军南京时候告谕各州县的檄文：

昔五胡乱夏，仅一再传而灭。今东虏应谶，适二八秋之期。诚哉天道好还，况也人心思汉。慨自李贼倡叛，神京陆沉。建酋本我属夷，屡生反侧，遂乘多难，窃踞中原。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本藩奉天倡义，代罪吊民，卧薪尝胆，法古用兵。生聚教训，已逾十年。正朔难偏，仅存一线。兹者亲统大师，首取金陵，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尔伪署文武将吏，皆系大明赤子，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辽人，受我朝三百年之豢养，遭逆虏三十载之摧残。祖父既受其刑毒，母妻甚被其宣婬。尔二三孤儿，尚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妇。报仇雪耻，岂待异时；归正反邪，端在今日。则张良报韩，先挥博浪之椎；朱序归晋，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机革面，或临敌改图。以全省全部来归者，不吝分茅裂土；以一邑一镇来归者，定与度地纪勋。或率兵而至，则论其众寡而照数授职；或洁身而来，则就其职掌而量材超擢。若蒙古、女真，世受国家抚赏之恩，原非一类，共在天地覆载之内，亦有同仇，无怀二心，视之一体。不但休屠归汉，名高日?；且如回纥扶唐，烈光叶护矣。本藩仁义素著，赏罚久明。先机者有不次之赏，后至者有不测之诛。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师不再举，时不再来，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敬哉特谕。

「敌酋」，也就是一个远方的部落酋长国。万历晚期明朝对后金的了解非常有限，否则不会有萨尔浒中如此盲目的战略。天启崇祯朝，明人已经接受了后金是一个强大的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