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孙可望？

早就想写一下孙可望了，之前看到 @墨舞和 @赤坂凌太郎在
如何客观评价南明将领孙可望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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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感觉写得很好了，只是这个问题是基于孙可望作为南明将领的军事角度进行回答，没有涉及到孙可望后半生中最出彩、最值得研究的民政治理方面，所以本文主要论述一下孙可望是如何治理云贵，是如何在百姓负担不算过重、云南经济不至于破产甚至还能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以「不足江南一大县」的云贵养兵二十万，还能够出现「物阜民丰」的状况。
一、明末云南的土地状况
虽然沐氏一族在明末有较好的表现，但不得不说，单纯从明末云南土地分配的角度来看，沐氏已经成为了阻碍云南经济发展的最大反动因素。

明末云南农业除一般民田外，另有土司庄田、寺院庄田、屯庄和勋庄四种土地类型。
这其中土司庄田基本还是领主农奴制甚至于奴隶制的形态，而占有云南农业最大头的屯庄和勋庄则主要受到沐氏一族的支配。
这其中以勋庄最盛，沐氏庄田在明末已经达到一百零一万三千亩之多，占有当时云南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沐氏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土皇帝，威势较之明末其他省份占据大量庄田的亲王更盛，不仅「钦赐者仍从免科」，而且「宽投献者姑不例遣」。明朝官方承认沐氏对「钦赐」和「投献」的土地拥有额外权力，只需交纳一点象征性的田赋，自然为沐氏的土地兼并大开方便之门。
到了明末时期，云南社会经济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形势。经济大幅度退步乃至于崩溃，在金银矿丰富且在明代得到大量开发的云南却退化到了使用「贝币」的地步，甚至于连「改土归流」都无法继续推行，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复辟土官、「改流为土」。
到大西军入滇以前，沐氏和土司推行的领主农奴制已经完全成为了历史的反动因素，在沐氏统治下的云南社会矛盾高度激化——摧毁领主农奴制、重新分配土地，成为了历史交给孙可望的任务。
二、大西军入滇推行营庄制改革
顺治四年，大西军在张献忠牺牲后重整旗鼓，于三月间攻入云南，四月占领昆明，九月间统一云南，势如破竹。
大西军入滇的背景是云南社会矛盾高度激化，「人民延颈望其来」、「沐氏勋庄之人趋附入山」。原来被逼入深山「多年自成种类」的起义者纷纷出山，扬眉吐气地「沿途赶集」；有名的「鲁魁山寇」也自发为大西军维持地方治安，「为各村保固无他」。
云南当时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与经济的总破产，使得孙可望下定决心在打击、削弱农奴主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关系的调整：这就是大西军的营庄制改革。

顺治四年五月，孙可望结束「搜海」之役后，「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这是营庄制的开始。
所谓「营庄」只是当时的俗称，正式称呼是「皇庄」，其出产则为「皇粮」。营庄原来多是云南农奴主和地主的私有土地，其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沐氏勋庄」。如前所述，明末云南土地集中程度惊人，沐氏勋庄占云南土地三分之一以上、屯田占43%，余下又为土司和寺院占有，因此孙可望将大量私有土地没收为营庄，「民以无田为庆」，因而获得了云南百姓的支持。
顺治四年秋，孙可望「括近省田地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开始正式推行营庄制。具体办法是由公家委任的「管庄」人员，替代地主的经营权，直接管理土地，直接从佃农的手上征收比例为50%的粮食。再由管庄人员从征收的粮食中，取出10%分配给地主。
也即使说营庄制分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采用了和后期太平天国类似的「著佃交粮」的办法，避免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剥削，也消灭了一层中间商，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提高了公家收入。
营庄制承认「田主」、「东家」有权分享土地收益，但是「田主」只能通过农民军之手间接获得土地收益，不能直接向佃农收租，而且在「田亩分庄委官管理」下更无法直接过问土地经营。同时，「田主十与一」实际上把地租率降低到了赋税率的水平。
这种把「大租小赋、赋从租出、佃户交租、业户完粮」改造为「大赋小租、租从赋出、著佃交粮」的制度，实际上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多元化与「田底」私有、「田面」公有的状况。它一方面是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对地主权利的强制干预、限制与部分剥夺。
营庄制的推行加速破坏了云南原有的领主农奴制，使得云南的土地分配制度，迅速赶上甚至超越了江南等一般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佃制情况，为之后云南社会经济的迅猛恢复和空前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营庄制存在很强的战时经济色彩，随著大西军在军事上的节节顺利，孙可望又对其进行了许多改动。而孙可望倒台后，李定国则通过「清田驰禁「完全废除了营庄制。）
三、孙可望的水利建设与云南耕地面积的扩大
随著云南领主农奴制的崩溃，云南农业中被束缚的潜力开始爆发出来。孙可望在占领昆明后便发布了「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招民复业令。

为了尽快恢复云南的农业生产，孙可望不仅贷给牛、种，还在外省抗清前线和战区组织了向云南腹地的移民。而云南地形复杂，气候不佳，山地常旱，湖滨易涝，农业条件比较恶劣，但大西军不畏艰难，「道劳不肩舆，炎暑不张盖，而尽力乎沟皿」，全力兴建水利设施，以求通过人力改变云南先天性的不良农业条件。
由于孙可望主持兴建的水利设施极多，这里只简单提几处对云南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
1、昆阳境内的海口是滇池水系通往螳螂川的唯一宣泄水道，疏浚海口是发展滇池盆地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水利工程。但到明末，由于朝廷日益腐朽，自万历三年以后，海口再未疏浚过，以致于「滇水泛滥，军民甚病」。孙可望于顺治六年，「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区因而连年丰收。
2、澄江是滇中重要的鱼米之乡，顺治七年前后，大西军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它包括疏浚罗藏溪、修复灌溉渠道与堤防，并新建东西二坝。这项工程是在「戎马倥惚」、「寇将有事于西畴」的情况下完成的，在孙可望领导下，大西军客服了困难的外部军事环境，完成了这项造福子孙的事业。
3、大西军还在滇西的剑川州进行了剑海治理工程，陕北弓匠出身的行营工部尚书王应龙亲抓此事，完成了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
当时抗清战争正激烈进行，云南一隅之地，「耕田凿井之民日苛戈于黔粤楚蜀之界」，在维持进攻的同时，还要兴修如此之多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在这里除了群众的热情外，农民军积极参与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如《重修法明寺碑记》提到了「不妨农务，借力新兵」，可知很多建设应当是由部队完成的。
此外，由于事涉「违碍」，清代文献对「流寇」在云南的建设总是力图回避和抹杀。清修云南方志对于此类工程或不予记载，或至简单说是在「顺治年间」修成，更有甚者还有恬不知耻，将大西军的治绩写成是清军入滇后的成绩。
好在一些碑记和清人遗忘篡改的史料，为我们留下相当多的铁证。但也应该想到，由于清代的篡改，大西军在云南水利工程方面的成就只能被低估，而不会被高估，尚不被我们挖掘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经过大西军的水利建设努力以后，云南的农业生产不仅出现了奇迹般的迅猛恢复，而且在万历全盛时期的水平上，还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
以耕地面积而言，下图为明清间八十多年各省田地面积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从万历年间到顺治年间，大部分省区和全国的耕地面积都有所减少，其中四川、湖广、河南、广西作为主要战区，耕地面积更是锐减。少数省份虽然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
只有孙可望治理的云南、贵州两地，耕地面积大幅增加，贵州暴增一倍，云南则暴增近二倍。即便扣除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差别，和对隐户的清理，在删除没收勋庄、土司庄田造成的耕地面积增长后，纯粹靠孙可望治理而造成的耕地增长也达到了40%之多。
此后由于清军和吴三桂的反动统治，直到雍正年间，云南耕地面积才恢复到了孙可望时期的水平。也可见仅从治理水平来看，清廷官僚和吴三桂的水平，都远远不能和孙可望同日而比。
四、孙可望的云南之治
清军入滇之初，是「以尽天下之正赋而奉一隅之云南」，以天下的赋税收入维持吴三桂在云南的军队还很困难，可是孙可望却只依靠云南本土，不仅维持了规模浩大到二十万之多的军队，而且没有使得云南出现社会经济凋敝破产的情况，反而在同期有余力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促成了云南经济的超高速发展。
明末的云南，在大西军入滇以前，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兵灾、灾荒和饥荒一齐降临，连绵不绝。崇祯四五年起，云南各地纷纷「告饥」，粮食价格暴增。沙定洲之乱爆发后，人民流亡，饿殍遍地，社会经济完全崩溃。
孙可望治理云南之初，面临的是「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疫，死者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藉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幸」的烂摊子。
但是在孙可望接手以后，当年生产就迅速恢复，获得丰收，还有余力「贼见是岁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

只用了一年时间，孙可望通过实行营庄制，并在社会上推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很快就使云南经济从总破产恢复到了「物阜民丰」的地步，「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
之后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顺治六年孙可望就解除了「农民诸禁」，并在元宵节时大放花灯，景象甚至超越了明代全盛之时。同时也是在这年，孙可望开始进行屯制改革，调整了营庄制中过于理想主义的一些规定，并调整了工商业政策和吏治，从而又迎来了一个丰年。
这样，大西军政权就进入了它的全盛期。云南军民「挥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强」，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使云南成为了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地方之一。
甚至于孙可望在云南的成功治理，还对清廷统治下的地区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就听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
直到清军入滇前夕，云南还是「粮草山积」、「钱粮有余」，但清军入滇打断了云南经济的高速发展，清军的残暴和吴三桂的倒行逆施，使得云南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顺之十三年还「莫道治成无可象，农歌到处点民情」的云南，就变成了「百姓逃窜，谷穗遗弃于田地，稻粮飘散于风雨，所以丰稔之年转而为饥馑之岁」。
清军云贵总督赵廷臣也不得不承认：「臣问田之荒芜始于何时？百姓备道顺治十六年春夏。」可见清初云南经济的毁灭性倒退，完全是由于清军的破坏。
下图为云南米价的变化：

可以看到大西军入滇前夕，云南米价已经涨到了每石十几两到三十两的水平。然后大西军入滇一年以后，云南米价就恢复到了三两到八两左右，到后来孙可望大治云南的时候，甚至到了米价一石七钱而已。
相反清军入滇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米价从大西军政权覆灭前的十二两上涨到了一百两一石的地步。
五、总结
孙可望的私德很成问题，他在并无能力使得南明其他派系臣服的情况下，盲目追逐南明的最高权力，造成了自己在岔路口时诸军不援的惨败，更使得他最后走上了出卖民族、出卖人民的汉奸道路。
但孙可望对于云南的治理，为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得云南完全脱离了领主农奴制的残余。
以治理水平而论，孙可望对于农民起义军土地制度的设想和探索、对于云南农业经济的调整和经营，乃至于对工商业的经营、对吏治的刷新，都足以使得孙可望跻身十七世纪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行政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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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主是个叫人摸不著头脑的人物，在捉摸不透的方面，比起李成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纵观孙国主一生，忠臣、良将、孝子、枭雄、僭主、叛臣，样样占全。也许在某天的黄昏，孙国主如李成栋一样，精神出现了问题吧，可惜没有文人墨客加以润色。不过想想也是，以孙国主之善变，怕是要谱个几首的《赵夫人歌》和《圆圆曲》。
早期的孙可旺
孙可旺，米脂人，贫农出身，小时候给隔壁地主干活。某天回家的时候看到自个妈不翼而飞了，便去告官，反而被一顿毒打。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孙国主，自然而然对大明国不会有太高的好感，毕竟妈都被飞了，还没人管。逃出县衙后，孙可望一路向东，来到了河南，而这一套，就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八大王·张献忠。
在张献忠的军中，因孙可旺所部常常被拉上去抗线，而且其部曲坚立不动，故以「一堵墙」之名威震中军。在某次战役中，张献忠被左良玉暴打了一顿，「矢著额，贯左手，刃及白面」，全赖孙可旺拚死相救，得免。就这样，童年时期，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孙可旺，就这样轻松的改了命，而且还改了姓，成为了张献忠的义子。
入蜀之后，张可旺如饮醍醐般的觉醒了民本思想。在跟屠人狂魔·张献忠对峙的时候，张可旺临表涕零、大义凛然的以死谏之，当然，成效几成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了思想主义指导的孙国主，种田水平也水涨船高了。其后，孙国主经营云南，以数年之法，恩泽数十年，也是传为美谈，便不多赘述了。
其后，张献忠效仿李自成，微服视察前线，战死（夏侯渊表示你们死的不冤）。而根据张献忠的遗言，怕是又到了大西军生死存亡的时候了。而就在这时，张可旺站了出来。

未几献忠败死。可望、定国等率余数千，由顺庆南奔，所至杀马而食，马尽食人，遂陷重庆，屠之。走綦江而南，所至杀掠如故。——《南明史·孙可望传》

经历以上，西军诸将可能觉得张可旺这人有八大王遗风，于是推举张可旺当了话事人。成了一军之主的张可旺，顿时约法三章。

禀约束。下令自非接斗，不得杀人。——《南明史·孙可望传》

想当日汉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而定帝业，今日我张可旺入主巴蜀又如何不能成一番大事？于是，在张委员长思想的指导下，大西军瞬间改头换面，其军纪严明，所到之处军容整肃，鸡犬不惊。

已入遵义，王祥遁，秋毫无犯。——《南明史·孙可望传》

就这样张可旺带领的大西军顺利的在川东站住了脚。然后贵阳人民就表示日了狗了。

至乌江，败杨吉兵，一夜为浮桥济，大掠贵阳。——《南明史·孙可望传》

这段剧情个人曾在如何评价刘文秀的回答中详述过，因此便不多细说了，总而言之就是孙国主一生中，最伟光正的时候，其领导有方，顾全大局，战略眼光又非常独到，又依张献忠之言而归明，虽然有些劣迹，但确实是忠臣、良将、孝子。
短暂的枭雄
不久，云贵地区再次爆发土司叛乱。而土司叛乱，缘由云贵之土司林立，地方政府难加管理，因之矛盾不断激化。在万历年间，便以杨应龙等地方土司为主，爆发了大规模叛乱，名将秦良玉也由此脱颖而出。之后奢崇明、安邦彦、普名声、普妻万氏、吾必奎等，皆由平叛起家，再兴叛乱，这些几乎标志了以「以夷制夷」为主的土司政策的破产。
而到了隆武（其实吾必奎也是隆武年间的）年间，普名声之妻万氏招沙定洲入赘，再次兴起了叛乱。沙定洲如同前辈们一样，经由镇压奢安之乱起家，在沐天波疲于应对吾必奎之际，以席卷之势发起了叛乱。沐天波因势穷力蹙，遂遣同样是土司的龙在田前往大西军中求救。
正为转正发愁的张可旺突然看到沐府伸出的这株橄榄枝，必然是喜不自胜。遂自称沐天波妻焦夫人之弟焦候，恢复孙姓，以明将军自居。浩浩荡荡的开向云贵，大破沙定洲于阿迷州，救出了被围困在楚雄的杨畏知。
然而杨畏知觉得孙可旺这个人，有问题。

定洲败遁阿迷，可望遂进据会城，法令苛切，百姓失业，甚于沙乱，顾以畏知同乡故，叵重之。——《南明史·杨畏知传》

所以，当孙可旺派兵准备接管的时候，杨畏知又在楚雄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只不过败的很快。孙可旺捉住了自己的老乡杨畏知。
杨畏知，宝鸡人士，沙定洲叛乱时，以楚雄一城阻之，是员名将。
而为了收服这员名将，孙国主几乎演起了屯土山上的戏码。

寻与刘文秀西略，畏知拒战败，投水不死，踞而骂。可望下马慰之曰：「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视之曰：「绐我尔。」可望曰：「不信，当折矢誓。」畏知曰：「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明史·杨畏知传》

孙国主宽洪大量，何所不容？遂皆许诺。
杨畏知深受感动，遂降。
而在统一云南后，孙可旺也把名字改成了孙可望，可望可望，往者不可复兮，冀来今之可望。多年以后，孙可望倒在鹿群之中，准会想起曾相誓匡扶明室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从枭雄到僭主
CA新作《全面战争：三国》中，将汉末群雄分为了联军、朝廷、僭主、贼徒、黄巾五个派别。而僭主这个称谓，又再适合孙国主不过了。
正如墨舞大佬说的那样，卿本枭雄，奈何做狗。
正当孙国主一统云贵，自封明臣，欲奉永明王为正朔时，孙国主自己好像又出现不可名状的问题了。
个人觉得这是精神问题，得治。
比起之前气吞万里的大西之主，如今僭号的东平王堕落的像是一名演技拙劣的政客。

以雷跃龙为相，用甲子纪年，撤呈贡、昆阳二城砖石为王府，毁民居万楹，作演武场，收各路工技，悉归行伍。——《南明史·孙可望传》

为了在艾能奇死后的军中立威，孙可望在演武场上演了杖责李定国的戏码。
在听说李成栋、李赤心加封进爵后，又开始想著更进一步的僭号了。
而杨畏知虽然对孙可望的作为不满，但是因为孙可望曾经的誓言，便索性拉孙可望一把。
之后便是永历朝的封王闹剧了。
先是永历朝臣的鼠目寸光，之后又是堵胤锡、陈邦传互相拆台，再到马吉翔、庞天寿请封澂江王，无论是景国公也好，平辽王也罢，这一系列的闹剧无论如何，都使得这个新附军阀颜面无存、威严扫地。加之孙可望精神问题似乎愈加严重，便酿出了日后的孙李内讧。
值得一提的是，受孙可望器重、同时也是非常支持孙可望的明臣——杨畏知，在孙可望以贺九仪之兵威胁永历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怒斥孙可望。而当孙可望招他回贵阳时，杨畏知临行泣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在面见孙可望时，孙国主看著这位曾经的朋友愤怒质问杨畏知为何背叛自己，而杨畏知却只是的解下头冠狠狠地朝著孙可望掷去，同时被掷去的，还有曾经年少意气的孙可旺以及他雄心勃勃、愿为明将的壮志。
和十八先生以忠臣殉节不同的是，杨畏知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那仅剩下一丝的尊严。
虽然这个小朝廷没起过太多正面的作用。
岔路口之战
时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而刘文秀却以轻进而败于保宁，这一串事情让精神出现问题的孙可旺很是头疼。
于是孙可望直接撤了刘文秀的职，并把李定国的兵调走，而这番神经病一样操作，让孙可望的部下们怏怏不乐，心有怨言。
与此同时，清军在尼堪死后，以屯齐接替了他的职位。
屯齐，清将，乃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受封多罗贝勒，从尼堪征讨湖广。因衡州兵败，清廷遂以屯齐为将。
于是屯齐贝勒爷带著这群残兵准备转移。
李定国因为不满孙可望的调度，于是自领了几万人马，放弃了永州，越过了龙虎关，撤到了广西。
孙可望听说后，大怒。决定亲自带兵攻打定国，但被部下及时阻止。

可望怒定国甚，欲自将击之。七年二月，遂至靖州。其驾前军以桂林之捷不得一当为恨，谓敌殊易与，亦劝可望亲立大功以服众。——《南明史·孙可望传》

孙可望信了，以白文选、冯双礼为左右，浩浩荡荡十万人奔著屯齐部杀将过来。
恰好屯齐正好在宝庆岔路口屯兵。
时值三月，阴雨绵绵。
于是孙可望先行出击，亲率轻骑急袭周家铺，大破清兵。孙国主在此阵中，一马当先，阵斩数人。这是岔路口之战的第一阵。
随即，屯齐分兵纵击与孙可望军搏战。而佟图赖则引军突袭可望中军，孙可望因此大败，还师宝庆。
而此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

十年四月，贝勒率师大败孙可望于周家铺，横尸遍野。可望单骑走武冈。我师乘胜逐之，遂复宝庆府。——《武备志·兵纪》

而从战后清廷对此战阵亡将士的抚恤来看，岔路口之战中清军应该是血战大胜，孙国主则是血战惜败。
但是，清廷的动作却很匪夷所思。

十一年，追坐衡州败绩，削爵。——《清史稿·卷二百十五·列传二》

也就是，在屯齐取得宝庆大捷后，清廷反而召回了屯齐，并且追究他衡州之败。其中缘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样，孙可望出师受挫，比起李定国来，威望自然下降了许多。
而在宝庆之战前，孙可望剿灭沙定洲、平川中诸镇，经略云南，又奉迎天子，今又兼复湖广之功，其武功之盛，南明几乎无人望其项背。就算是两蹶名王的李定国，也不可与此时的孙国主相比。但是孙国主就是非常神经的，嫉妒著李定国。
钱海岳评其为：为人多智计，颇知书，外虽唯唯，内计强兵，根本既坚，遂有自据之志。
而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雄才伟略的枭雄，不仅要给自己的兄弟、部将们穿小鞋，甚至为此导致宝庆大败，自损声望，最后又闹的众叛亲离、雠叛投清。而这一切行事与其早期事迹相联系，只能说是，精神出现了问题吧。
此后，便是李定国以数千人击孙可望，振臂一呼，所部皆反了。
真可谓是：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写到这又替孙可望感到可悲了，连侯方域这等小人尚有《桃花扇》为其美名，而孙国主，怕是只剩下汉奸二字了。

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
紫貂白马苍颜者，曾剿中原是杀星。

这是当时的前明遗民方文描绘孙可望降清后「进京面圣」所写的。从杀人如麻的流寇头子，到永历朝的权臣，再到背主降清的「南海降王」，再到最后被清廷兔死狗烹，遗臭万年，孙可望一生起伏还是不得善终，说来也挺让人感慨的。

孙只适合当二把手，论及雄才他没有，论及大略，有是有，可惜没了雄才，大略就显得先天不足，总是缺了一大半，于是孙只能当桓温，若是想学刘裕亦或是陈霸先，则胆魄不足，不足以压群雄，威望不足，则不足以，得民心，支撑北伐大业，能力不足，可以基本维持西南割据。
总而言之，能力较为出众，但是在一个豪杰多如狗，枭雄遍地走的年代，小孙真的是个弟弟

感觉孙可望是最最适合做宰相首辅的了，你看他在短短时间内把云南贵州发展的多好，为反清武装提供了可靠的兵源、粮饷和稳定的大后方，其实永历政权在那时完全可以给他封个一字王，而不是在封王一事上先彻底羞辱戏耍（事出偶然）了他，最后无奈才封王，这恐怕也是他对永历政权离心离德最后叛变的一个原因吧。

他这个人吧，论能力来说可以做一方枭雄，但他作为臣子还想进步就是他的不对了，也可能是起义军的惯性思维，总之作为大西系抗清武装的缔造者之一他功不可没，但他被弃张献忠的政治遗嘱和永历皇帝是值得唾弃的

种田是一把好手，就是气量太窄

孙可望内政才能是那时代顶尖级的，能把云南治理得可以对抗全国，真，一隅搏天下！！，但可惜了忠臣孝子的价值观让军事人才李定国、刘文秀这些人不愿意辅佐他，早一千年的话李定国绝对会尽力辅佐他建立新朝代的，而不是去支撑一个没希望的明朝。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关于孙可望的联明抗清策略，我是他的脑残粉，孙可望的会师长江构想也是666，如果有个军事天才帮他来弥补他打仗不行的问题就好了，反清希望很大。很遗憾的是腐儒偏把李晋王洗脑做明朝的忠臣
重要的话说三遍，孙可望是内政奇才，孙可望是内政奇才，孙可望是内政奇才

政治、军事、经济才能都有可取之处！但缺乏大局观、心胸狭隘、权利欲望过于旺盛！能臣之才、枭雄之志！

孙可望什么时候成了忠臣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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