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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可能不一定正确。在现当代的文学谱系中,首推的天才女作家当然是张爱玲,张爱玲之下,可以与其比肩的,就是萧红。

这个观点可能让很多人嗤之以鼻,说这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路数,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可我偏偏说,就是因为没有可比性——文学中,说你写的东西跟谁都不像,这是一种称赞,你开辟了自己的写作路径,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著原创。从某种意义上,萧红比张爱玲更接近现实主义,更接近革命,写作之路上有更大的阻力。因为这种阻力,萧红逆流而上的写作才更值得尊敬。萧红接近革命,但是写作上远离了革命,萧红一生坎坷不平,她的写作却能在这种不平中保持著一种女性的尊严;萧红是中国最早把女性当作独立个体看待和进行书写的作家——《生死场》中有很多惊心动魄的场景,让人感觉到中国女性活著,却早已经死去了。但是中国作家很少从女性的角度写女人,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女性只是需要拯救和唤醒的群体,只有萧红写作的时候将她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写出了绝大多数被遮蔽的女性的经验。

胡风给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写的评论文章中对中国农民苦难一生的短短几句话来的震撼:「蚊子似的生活著,糊糊涂涂的生存,乱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的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这是对萧红的写作很贴切的评价。

萧红的一生与几个男人之间的纠葛,我们都通过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看到了。但是在我看来,许鞍华导演的这部电影失败之处就在于,她只关注到了萧红与男人们的爱情,没有看到她与他们之间的平等。这正是萧红比之当时中国的女性的伟大之处,就连张爱玲见了胡兰成也是低到尘埃里,丁玲是以革命的名义恋爱,更别说其他中国女性,但是萧红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她意识到了自由的价值,意识到了平等的价值,意识到了女性身体的解放的价值,她悲惨的总被不同男人抛弃的一生,正说明了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由和价值,她接受这种命运,并甘之如饴。她像一个真正的现代的女人那样处理自己的女性意识——谁一生不会爱上几个渣男嘛——恋爱,结婚,抛弃她却依然相信恋爱,并相信有份真正的感情可以让她继续等待。

她的一生就是自由而平等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现代女性。


萧红的文学成就,即便是现在,仍然没有回归到她本身的位置上来;即便被人称呼为「民国四大才女」,仍然亦如此显得浮浅。我的意思是:萧红的文学成就直到现在,其内蕴的价值仍被人低估,没有得到相应的发现。

四大才女之一的张爱玲,其才能自然出类拔萃,其文学才华早在生前已经得到世人认可,以及被公允地评证过。之所以如此,其一自然是张本身才华过人,其二与其创作的题材也有很大关联,其三与其创作发表圈子有莫大关系,如此,张爱玲能够得到相应「受众」的关注。即便到得现在,她的创作主题也仍影响者许多后来人。

反观萧红的创作背景,写作题材,以及小说主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对于她创作出来的《呼兰河传》《生死场》,那些描述场景正因为太过于真实,而让人震撼到难以接受。是不是很矛盾的?即便有几个有见识的人鼓与呼,但相对于张爱玲有些讨喜的那些作品,萧红的「真实的残忍」反而得不到更多人的喜欢。

话语权毕竟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就像人所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即使一座城市的沦陷,对于张爱玲来说只是「倾城之恋」,也只是爱情没了,显得无助的有稍许的遗憾,仅仅是个人的。

但萧红不这样。在她的笔触之下,有著强烈的憎恨,对丑恶现实的愤怒与不满,她的笔就像手术刀,奢望能够剔除世间的所有不公。面对残酷现实,萧红大胆追求女性应有的平等,自觉或下意思的蔑视著命运对女性的迫害。

萧红是伟大的。她用虽然柔弱的笔触,但是却强有力地撬动了当时冰封现实的某些真面目。她始终在为那些被侮辱的和被欺骗的呐喊著,愤慨。

也许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所以造就出来个人的性格严重不同,也因此在处理事情上的方法就会截然不同。

那么有才情的张爱玲,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却让自己充满才华的头颅倒倾在尘埃里,令人深感不值。反观萧红,虽然在爱情里面,境遇固然非常悲伤,但她却是清楚的。她与张爱玲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知道自己所要的,所以她坚持坚信著,决不会委屈求全,改变自己,放弃自我。

自始自终,萧红都是一个独特的人,倔强地坚定著自己的追求,从不因该死的现实而屈服,甚至那怕最终凄凄然撒手人寰,决不轻易低头!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她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著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自然成为一体的。在《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最能体现这一点。这种语言没有著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表现为直率、自然,又蕴含著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批评和非议乃是不足为怪的。但亦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且说明,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沈从文以《边城》诉说了湘西的秀美感伤,萧红则以《生死场》、《呼兰河传》,描摹了东北的苍凉悲壮。

1935年,萧红以一部《生死场》,崛起于中国文坛。鲁迅在小说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在她笔下,东北农民誓死不当亡国奴,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荡气回肠。为此,萧红也被誉为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

萧红那不甘命运摆布的挣扎,对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的执著追求,更是一场穿越生死场的艰难跋涉。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萧红不顾家人反对,参加了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场《傲枝双》的话剧中,她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仿佛就是她5年后反对父亲逼婚而离家出走的预演。

20岁时,萧红因反对自己的叔伯增加农民地租和削减长工工资,被族人视为异类,遭到毒打,甚至被锁进一间空仓房。萧红躲在一辆进城送白菜的大车上,逃往哈尔滨,为此她被父亲开除了族籍。后来,父女俩在哈尔滨街道上相遇,却冷眼相向,形同陌路,当时萧红正贫病相加。

困顿中的萧红后来受到萧军英雄救美式的帮助,两人不久结为连理,此后又联名取「小小红军」的谐音,作为各自的笔名,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1938年,「小小红军」终因性格不合,不得不分手。同年,已怀有身孕的萧红,嫁给了同为「东北作家群」的端木蕻良。1942年1月,身患肺病的萧红在香港纷飞的炮火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年仅31岁。她为民族、为个人终身抗争和漂泊的一生,可谓「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晴天一缕霞。」


在民国众多才女中,颇有才华的萧红,是个才调无双、行为乖张的女子。

冰天雪地的呼兰河,大地被冻裂了口子,萧红孤独的被寒风侵蚀著瘦弱的身体。

在众多的民国才女们,大部分都是世家小姐,而萧红属于半路出家的草根,并一辈子颠沛流离,仅有的一段时间的安逸,应是与鲁迅先生每天一次的「好久不见」。

有关萧红一生的黑点,可能与两次怀著孩子投奔两个男人有关。

第一次挺著大肚子投奔的是萧军,怀的是未婚夫汪恩甲的孩子。

萧红与汪恩甲的关系则更像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在绝望的时候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她本不爱他,对他也没有感觉。

自小受尽冷眼的萧红一生都在追寻温暖和爱,和初恋因生活潦倒关系结束而心灰意冷后,便委屈求全允了汪恩甲。

汪恩甲把无依无靠的萧红带回哈尔滨,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不久后,萧红便怀孕了。

汪恩甲却选择了抛弃妻子,穷困潦倒下外加欠了一屁股债的萧红开始给报社写求救信,并等到了萧军。

《黄金时代》剧照

1932年7月12日黄昏,一个高瘦的年轻人敲开了萧红的门,看到了床头的纸,萧红的画、萧红的诗和萧红的字。

至此,冥冥之中的两人产生了莫名的情愫,萧红找到的第一个接盘侠萧军与之共同生活了六年,也留下了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并不平静,嫉妒于萧红的才情,萧军出轨了许粤华,二萧的关系也仿佛像当时上海的战事,如履薄冰。

并最终两人辗转去了武汉,遇到了萧红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男人,端木蕻良。

在端木蕻良那里,萧红得到了一直渴望的平等和尊重,直至萧红与萧军分手,萧红向端木蕻良坦白了自己已怀有萧军的孩子,端木蕻良表示不在意,并乐当人父。

天意弄人,和萧军在一起,怀著汪恩甲的孩子;和端木在一起,怀著萧军的孩子。她与幸福,始终差著一个孩子。

想来之后端木蕻良在萧红病重时仍把自己的妻子托付给朋友,未尝对萧红未婚先孕这事儿没有芥蒂。

在生命的最后,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不知这些文字是不是让你对萧红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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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著有《北极光的遥想者——张抗抗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 、《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等。

  东北寂寞的小城构成了萧红童年生活的大环境,而无爱的父母家庭又组成了作家心理感受的小环境,这一切使萧红过早体味了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成年后爱情的挫折与伤害使萧红更加孤寂与悲凉。寂寞造成了萧红个人命运的痛苦,但也成就了萧红的文学风格。她的作品结构是封闭的,情绪是孤寂的,有一种寂寞、苍凉氛围,传达悲凉、凄婉、内省的情绪,成就了独特的萧红式的话语风格,真挚、质朴、简练、抒情。更为关键的是,萧红的写作自始至终具有对人的价值的思考,以同情悲悯的关怀意识来写笔下的人物命运。萧红作品因为关注人的存在,关注造成人生命痛苦的来自于历史、社会、文化、地域、性别等方面的原因,其作品本质上才成为与永恒的人类精神相通的优秀之作,并产生深厚悠久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萧红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李昕昊:使萧红故土成为人文厚土

  简介  李昕昊,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呼兰河萧红研究会会长。著有《梦绕故园,苦难中的坚韧——

<呼兰河传>艺术赏析》、《说不出的最痛苦——萧红

<失眠之夜>赏析》等文章。

  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且至今影响巨大的女作家。打造萧红故里文化品牌,是故乡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提高我省文化知名度。

  保护萧红文化遗迹是营造萧红故里建设的核心之一,我建议,与萧红有关的景点应该重点建设。随著萧红故居的恢复和使用,在西岗公园、沿河带状公园的建设中也要充分考虑突出萧红故里文化。

  打造萧红故里文化品牌的同时,要深入挖掘呼兰民风、民俗及呼兰历史信息,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萧红故里丰厚的文化形象,使萧红故里成为一片人文厚土,把历史文化资源尽快转向市场化轨道。

  研究开发萧红故里文化是故乡人民的共同愿望,应该增加群众的参与性,增强市民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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