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认知史：导致疾病的机理

免疫是多细胞动物一项重要生存能力，人类对免疫的认识历史漫长，但长时间没有突破。人类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宋代的人痘技术和欧洲的牛痘技术。

癌细胞群落之所以可以发育成熟壮大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措施，逃避宿主的免疫打击。目前已知：癌细胞群落之所以可以形成在于其在局部微环境构建了一个免疫抑制或称为免疫耐受的微环境。

当前针对癌症类疾病已经有2种治疗方法效果显著：一种是免疫检查点调节剂（PD1/PDL-1/CTLA4），一种是安装定制捕捉特定抗原的T细胞疗法（CART-T）。这两种疗法一改以往免疫疗法的极度不确定性，称为人类深入理解抗肿瘤免疫的窗口。

20世纪以来, 免疫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并为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整合有关资料, 简要介绍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中与免疫学有关获奖者及其杰出成就：

1901年德国人贝林发明血清疗法（主动免疫治疗）

艾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

德国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因研制治疗白喉、破伤风的血清疗法, 获得19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贝林通过研究证实, 白喉和破伤风都是由各自病原体分泌的毒素引起, 还发现如果在实验动物体内注射这类毒素,动物血清中就会产生一种可以中和毒素的物质。他将这类物质命名为“抗毒素”。据此, 他成功研制了白喉和破伤风的免疫血清, 将这种血清注射到动物和人体内后, 可获得免疫力。贝林创造的血清疗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被誉为血清疗法的创始人。

1905年德国人科赫因研究结核病成名，创立简明的科赫原则，奠定了病原生物学的基础。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德国细菌学家, 因对结核病的研究而获得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及其传染途径,指出结核病患者是最主要的散布源, 并提出用结核菌素治疗结核病。他还研究出避免结核杆菌死亡的传代培养法, 为此后研制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创造了条件。

1908年德国人最先提出抗体免疫的原理与1984年杰尼的免疫理论呼应；俄国人发现吞噬细胞。

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伊拉·伊里奇·梅契尼科夫（Ilya Ilyich Mechnikov）

埃利希是德国免疫学家, 早期从事生物染料的研究, 成果显著。他发明了多种染色方法, 并通过对不同组织的染色,鉴定并新发现了多种细胞, 并将生物染料用于疾病的治疗。从1890年起, 埃利希的研究重点转向免疫学, 他对日后免疫学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有两个: 一是提出了体液免疫的“侧链学说”, 认为一个产生抗体的细胞表面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侧链（抗体分子）, 如果抗原与其中某种侧链特异性结合,将诱导细胞合成更多的该种侧链, 侧链从细胞表面脱落即成为血清中的抗体; 二是合成了化学药物砷凡纳明（商品名也称“606”）, 先后治愈了昏睡病和梅毒。他也因此被誉为化学疗法的先驱。埃利希由于在免疫学方面的广泛贡献而获得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俄国科学家梅契尼科夫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吞噬细胞, 建立了细胞免疫的"吞噬学说", 认为机体中吞噬细胞吞噬异物和抗原是免疫的主要途径, 他因此与埃利希共同获得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埃利希的体液免疫理论和梅契尼科夫的细胞免疫理论都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而这两大学派之争也曾一度阻碍了免疫学的发展。

1913年法国人注意到过敏现象。

查尔斯·罗伯特·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

法国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因发现和研究过敏反应, 获得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通过反复试验, 认识到免疫不仅是对机体的保护作用, 也会使机体产生病理反应甚至死亡, 这种反应是机体对抗原性物质敏感性增强的结果,是免疫过度的表现。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过敏”。里歇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观念, 极大地推动了免疫学的发展。

1919年比利时人发现血液中的补体，没有补体抗体不能发挥溶菌作用。

朱尔斯·博尔德特（Jules Bordet）

比利时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 因对血清中免疫因子的研究,获得19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博尔德的主要贡献是在血清中发现了被称为"补体"的热敏感素和补体结合性抗体; 证实抗原抗体复合物能吸附补体,抗体只有在补体存在下才发挥溶菌和溶细胞作用。他还发现了百日咳杆菌, 并成功制备了百日咳菌苗。博尔德特的研究奠定了体液免疫学和血清学的基础。

1930年美国人发现血型，为安全输血创造的基础，也是抑制免疫的基础。

卡尔·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

美国医学家, 因发现人类血型（即红细胞表面抗原）,获得193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年, 兰德斯坦纳发现人类血液按红细胞和血清中不同的抗原抗体可将血液分成A、B、C（后称O）三型, 并推断血型可以遗传。随后他还发现了半抗原和M、N等血液因子。兰德斯坦纳的成果不仅为安全输血和治疗新生儿溶血症提供了科学指导,还大大促进了免疫学、病理学、法医学等学科的发展。

1945年英国人发现了细菌之间的免疫机制：抗生素后来被广泛应用，包括抗肿瘤。

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恩斯特·鲍里斯·钱恩（ErnstBoris Chain ）和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

3人都为英国医学家,因发现青霉素及其对多种传染病的疗效, 共同获得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霉素具有强大的杀菌作用, 对肺炎、脑膜炎、败血症、淋病等许多疾病都有显著疗效。青霉素的发现和制取是科学史上的一项奇迹,是二战期间与雷达和原子弹并驾齐驱的三项重大发现之一。

1951年南非人研制黄热病毒疫苗。

马科斯·泰勒（Max Theiler）

南非病毒学家, 因对黄热病及其预防方法的研究,获得195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泰勒以无畏的科学献身精神在自己身上注射稀释的病毒, 发现黄热病病毒可以严重损害人的内脏和神经系统。他随后用组织培养法在鸡胚组织中成功研制出大量减毒疫苗,使非洲、美洲人民解除了黄热病的威胁。

1952年美国人发现链霉素。

希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Selman Abraham Waksman）

美国微生物学家,他发现了链霉素, 对结核病的防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促进了一系列抗生药物的涌现, 他因此获得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7年瑞士人发现抗过敏药物。

达尼埃尔·博韦（Daniel Bovet）

瑞士裔的意大利药理学家，他在肌肉松弛剂方面有进展并首次合成抗组胺药物。博韦出生于瑞士的纳沙泰尔。他是少数以世界语为第一语言的世界语母语者。达尼埃尔·博韦是一位瑞士裔的意大利药理学家。1957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在肌肉松弛方面的进展和首次合成抗组胺的成就。

1960年澳大利亚人研究免疫耐受（抑制免疫和抗癌免疫基础）。

弗兰克·麦克弗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和彼得·布赖恩·梅达沃（Peter Brian Medawar）

伯内特是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 他提出了获得性免疫耐受理论, 认为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的"自我识别"发生在胚胎期的适宜阶段,在此阶段向胚胎注射外来抗原并不会产生排斥, 这是因为机体将外来抗原识别为自身成分, 表现出同样的耐受性的结果。他还提出了抗体生成的理论, 即抗体在有效抗原从体内消失后很长时间内仍然继续产生。1957年,伯内特提出了“获得性免疫的克隆选择学说”: 正常个体有一整套能与所有抗原决定簇起反应的淋巴细胞系,在胚胎期, 凡是能与自身抗原起反应的细胞系, 因接触自身抗原而被抑制; 出生后, 未被抑制的细胞系与相应抗原接触可以增殖并分化成抗体生成细胞; 而在胚胎期被抑制的细胞,经再次刺激后会激活, 导致自身免疫病（如移植排斥）的发生。伯内特的发现不仅解释了临床上移植排异反应的原因, 而且使免疫学冲出了抗感染的狭小范围, 进入了机体识别“自我”与“非我”的现代免疫阶段。

英国医学家梅达沃通过试验, 证明了伯内特学说的正确性, 两人因发现了获得性免疫耐受理论, 共同获得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72年美国人研究发现抗体结构。

杰拉德·M·埃德尔曼（Gerald M.Edelman）和罗德尼·罗伯特·波特（Rodney Robert Porter）

前者是美国医学家, 后者是英国免疫学家, 两人因发现了抗体的化学结构而共同获得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证实:抗体是由四条多肽链（两条轻链和两条重链）组成的“Y”形结构, “Y”的每个分支由重链的上半部和轻链组成, 是抗原的结合部位; “Y”的下半部分则由重链的下半部组成;多肽链间有二硫键相连。这是免疫学中的又一重大成就。

1977年一个柔弱的美国女子开发了一种微量物质检测技术。

罗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

美国物理学家和医学家, 因发明放射免疫分析法（RIA）而与分离、合成、鉴定下丘脑激素的吉尔曼和沙里共同获得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耶洛夫人将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免疫学结合, 创立了放射免疫分析法（RIA）, 使得血液或其他液体中生物性和药物性物质的微小浓度的测定极为灵敏、易行。

1980年美国人，一个从事科学的富商，曾任哈佛癌症研究所掌门，MHC/HLA。

巴努·贝纳塞拉夫（Baruj Benacerraf）、吉罗格·D·斯奈尔（George D.Snell）和让·多塞（Jean Dausset）

贝纳塞拉夫是美国医学家和免疫学家, 主要贡献是在研究器官移植排斥现象时, 发现了MHC（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中的免疫应答基因（Ir）,指出免疫现象由此基因所控制, 将免疫学在遗传学的基础上推向了高潮。斯奈尔是美国免疫学家, 他通过对小鼠的组织移植实验提出: 不同个体间组织的可移植性是由细胞表面的特定抗原决定的,即组织相容性抗原（也称H抗原）, 由H基因控制。这种基因存在于某一染色体的有限区域, 这一区域被称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多塞是法国免疫学家, 他发现了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和决定这些抗原的基因HLA基因,即相当于小鼠的H基因; 还证实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都具有MHC。3人的研究为移植免疫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并共同获得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CD45分子在所有白细胞上都有表达，称为白细胞共同抗原（leukocyte common antigen,LCA)。CD45由一类结构相似，分子量较大的跨膜蛋白组成，广泛存在于白细胞表面，其胞浆区段具有蛋白质酪氨酸磷酸酶的作用，能使底物P56lck和P59fyn上酪氨酸脱磷酸而激活，在细胞的信息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CD45是细胞膜上信号传导的关键分子，在淋巴细胞的发育成熟，功能调节及信号传递中具有重要意义，CD45的分布可作为某些T细胞亚群的分类标志。

根据T细胞表达的CD45分子的类别不同，可将人类T细胞分为CD45RA+初始T细胞和CD45RO+记忆T细胞。

CD45RO+记忆T细胞

1984年现代免疫学之父丹麦裔美国人杰尼提出抗体产生学说，比他诺贝尔奖更传奇的是他青年时代的爱情及为爱情的独身主义。德国人和丹麦人联合开发了单克隆抗体技术。

尼尔斯·K·杰尼（Niels K.Jerne）、乔治·J·F·科勒（GeorgesJ.F.Kohler）和塞萨·米尔斯坦（Cesar Milstein）

杰尼是丹麦免疫学界伟大的理论家,他提出了三大理论: 抗体形成的自然选择学说、抗体多样性的发生学说、免疫系统的网络学说, 开创了免疫学的新纪元, 为现代免疫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杰尼也被誉为“现代免疫学之父”。科勒是德国免疫学家, 米尔斯坦是英国分子生物学家, 两人的突出贡献是用杂交瘤技术生成了单克隆抗体, 并阐明了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原理。

乔治斯·克勒（Georg Kohler），1946年生于西德慕尼黑，在西德的弗莱堡大学攻读生物学。后到英国医学研究院生物学研究所的米尔斯坦研究室留学。同丹麦医学家耶恩共同获得了1984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1976年至1984年在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1984年起在马克斯.普朗克免疫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6年起在弗莱堡大学担任教授，1995年因肺炎逝世，享年48岁。

克勒和米尔斯坦研究出一种技术把鼠细胞和人细胞聚合，产生一种称为“杂种瘤”的细胞，然后让这种鼠细胞进行天性繁殖，也就是诱发产生大量抗感染的抗体。这项技术是“70年代生物医学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方法论进展”。他们从事的遗传工程研究能导致对从癌到感冒等疾病的治疗方法。他们从事免疫系统的研究和“发现生产单克隆抗体的原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克勒是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一个，获奖时年仅38岁。

1987年，日本人利根川进曾和杰尼一起工作，他是一个工作狂。

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

日本分子生物学家, 因发现抗体多样性生成的遗传原理,获得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 2, 6］。他认为抗体基因可以在染色体上随机移动和组合, 从而产生种类繁多的抗体。利根川进的研究推翻了"生命体中遗传基因之形成只是一种如同影印的复制品"的传统观念,从而将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联系起来。

1990年美国人发现控制移植免疫的办法。

约瑟夫·E·默里（Joseph E.Murray）和唐纳·托马斯（E.Donnall Thomas）

两人都是美国医学家。默里成功进行了双胞胎肾移植手术, 还成功将刚死的人的肾移植到患者体内。为了解除移植物的抗宿主反应（GVH）,他首先指出辐射和细胞毒素药物可以消除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默里因对肾移植的研究获得

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的经验为其他器官的移植开辟了道路。托马斯成功完成了不同个体间的骨髓移植,指出静脉注射的红骨髓细胞可以使红骨髓再生, 产生新的红细胞。他还首次用抗肿瘤药物氨甲叶酸来抑制移植物的抗宿主反应（GVH）。托马斯的研究治愈了多种血液疾病。

1996年澳大利亚人和瑞士人合作发现MHC在T细胞抗感染效应中的作用。

彼得·C·杜赫提（Peter C.Doherty）和罗夫·M·辛克纳吉（Rolf M.Zinkernagel）

前者是澳大利亚病毒学和免疫学家, 后者是瑞士免疫学家, 两人因发现细胞的中介免疫保护特征,共同获得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首次证明: 细胞毒性T细胞对病毒感染细胞的识别受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的限制,只能识别与自身表达的MHC相同的细胞。他们还进一步证明了T细胞所受的这种限制不是遗传决定的, 而是T细胞在胸腺内发育过程中阳性选择的结果。这一成果奠定了现代分子免疫学的基础,为许多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建设性理论。

2011年美国人发现树突状细胞及TLR。

布鲁斯·巴特勒（Bruce A. Beutler）和朱尔斯·霍夫曼（Jules A. Hoffmann）因为在激活先天免疫方面的发现以及拉尔夫·斯坦曼（RalphM.Steinman）“发现树状细胞和它在适应性免疫中的作用”而共同获得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Beutler是遗传学系教授及主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欧内斯特Beutler，他的父亲，一个血液学家和医学遗传学家，也是Scripps教授和系主任。

从1980年起，朱尔斯·霍夫曼决定集中所有精力用于研究一种极微小的飞虫，即一个世纪以来为世界各实验室所熟悉的果蝇。霍夫曼发现，与人类相反，果蝇不需要疫苗，因为它具有先天性免疫功能。实际上，这种昆虫是一个简化了的生命系统，具备很多与哺乳动物相似的共同特点。在识别出果蝇防御过程中的主要受体时，生物学家更新了对脊椎动物免疫系统的理解。

朱尔斯·霍夫曼同布鲁斯·巴特勒和拉尔夫·斯坦曼在免疫学领域合作进行的研究，使人类发现了这一领域迄今为止还鲜为人知的受体，即TLR受体(Toll-like Receptors)。这一重大发现能更好地理解，机体在受到感染性疾病的入侵时（如哮喘、克罗恩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迅即作出的防御反应。

早在19世纪人们了解到微生物致病的概念后，就想到多细胞生物体中应该存在这样的分子，它们能够识别微生物特有的分子，从而识别入侵的微生物。早在1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寻找这样的分子。德国著名细菌学家科赫的弟子理查德菲佛（Richard Pfeiffe）创造了”内毒素“一词来称呼革兰氏阴性细菌中能够造成动物发热和休克的一种成分。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物质是大多数革兰氏阴性细菌产生的脂多糖（LPS）。人们又发现，另外一些分子，如细菌脂肽、鞭毛蛋白、非甲基化DNA等，能够激发宿主的保护性应答，但是如果这样的应答持续过久或者强度过大，就会造成伤害。于是人们从逻辑上推定机体中必定存在这样的分子的受体，它们可以向机体发出存在感染的警报。然而时隔多年人们却没有找到这样的受体。

1980年，Nusslein-Volhard等在研究果蝇胚胎发育过程中发现有一个基因决定着果蝇的背腹侧分化，将其命名为Toll基因。1988年，Hashimoto等人发现Toll基因编码一种跨膜蛋白质，并阐明了Toll蛋白的结构。1991年，Gay等人发现，Toll蛋白在结构上与哺乳动物中一种天然免疫功能分子——白细胞介素1受体（IL-1R）具有同源性：二者的细胞质部分相似。这第一次提示了人们Toll可能和免疫有关。1994年，Nomura等人首先报道了人的Toll样受体。然而当时Toll的免疫学功能没有得到阐明，所以人们仍然认为Toll样受体是和哺乳动物的发育有关的。不过，两年之后的1996年，JulesA. Hoffman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Toll在果蝇对真菌感染的免疫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确立了Toll的免疫学意义。翌年，Charles Janeway和Ruslan Medzhitov阐明了一种Toll样受体（后来被命名为TLR4）能够激活与适应性免疫有关的基因。Bruce A. Beutle随后发现TLR4能够探测LPS的存在。后来他们又发现，如果使小鼠中的TLR4突变而丧失功能，小鼠不会对LPS起反应。

Toll-like receptor表达在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上皮细胞表面，可识别多种类型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这类模式识别受体可与病原体PAMPs结合，并启动细胞内信号传导，导致效应分子表达和分泌的受体。

表达在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上皮细胞表面，可识别多种类型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这类模式识别受体可与病原体PAMPs结合，并启动细胞内信号传导，导致效应分子表达和分泌的受体。

TLR介导的信号传导可导致固有免疫细胞活化，产生两方面效应：

其一，表达和分泌多种称之为促炎症细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如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er，TNF-α），白细胞介素(IL)-12，IL-6等。这些细胞因子可诱导炎症发生，促进抗原提呈，促进T辅助细胞（Thelper cell，Th）发生Th1或Th2的格局变化；

其二，可诱导共刺激分子（co-stimulatory molecule）表达，启动特异性免疫应答产生。

TLR如同天然免疫的眼睛，监视与识别各种不同的疾病相关分子模式（PAMP），是机体抵抗感染性疾病的第一道屏障。其中TLR4不但可识别外源的病原体，还可识别内源性物质及降解物。

●TLR1的主要配体为分歧杆菌，细菌中的脂蛋白和三酰脂质肽。

● TLR4可以识别革兰氏阴性菌脂多糖(LPS)，还可识别宿主坏死细胞释放的热休克蛋白(heat-shockproteins，HSP)，体内类肝素硫酸盐和透明质酸盐降解的多糖部分以及局部的内源性酶的级联活化反应也可激活TLR4。

● TLR2的配体较TLR4的广泛，包括脂蛋白，脂多肽，脂壁酸(LTA) 阿拉伯甘聚糖(LAM)及酵母多糖等。

● TLR5可以识别鞭毛蛋白，鞭毛蛋白是目前发现的TLR5的惟一配体。具有鞭毛蛋白的L型细菌、铜绿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和鼠伤寒沙门菌等可被TLR5识别。

● TLR3特异识别病毒复制的中间产物ds-RNA，从而激活NF-кB和干扰素IFN-β前体。Doyle S E等证实，抗TLR3单克隆抗体能抑制成纤维细胞IFN-β的产生。Christopher A等证实TLR3还具有调控鼻病毒对人支气管细胞感染的能力，这也说明了TLR3在宿主抵抗活病毒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TLR7识别咪喹啉家族低分子量的咪唑莫特、R-848和R-847等。

TLR7、TLR8和TLR9高度同源，与其他TLR不同，它们在细胞内涵体中起作用，吞噬和包膜溶解后结合它们的配体，可识别微生物的核酸。

● TLR9识别细菌的CpG-DNA，激活B细胞和APC的免疫刺激特性。

另外，TLR对配体的识别，不同类型的TLRs可以组合，从而识别不同的PMAPs，如TLR1与TLR6可以协同TLR2对不同的PMAPs分子进行组合识别；TLR7可能同TLR9组合来介导CpG激活免疫细胞。其中TLR4/TLR4和TLR9/TLR9是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进行；而TLR2/TLR4、TLR2/TLR6和TLR7/TLR8为异源二聚体，还有的二聚体中有一个亚单位尚未确定，如TLR3/TLR、TLR5/TLR。首先，Toll样受体在获得性免疫中的具有识别作用。机体最强的抗原呈递细胞——树突细胞可表达TLR。借助TLR识别LPS、GpG-DNA、肽聚糖、脂蛋白以及分支杆菌的细胞壁成分等具有PAMP的分子，树突细胞被活化而成熟，提供获得性免疫的共刺激信号。因此TLR是微生物成分引起树突细胞活化的桥梁。

病原微生物表面存在一些人体宿主所没有的，但可为许多相关微生物所共享，结构恒定且进化保守的分子结构，称为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 r patterns, PAMP）,固有免疫识别的PAMP，往往是病原体赖以生存，因而变化较少的主要部分，如病毒的双链RNA和细菌的脂多糖，对此，病原体很难产生突变而逃脱固有免疫的作用。PAMP主要包括两类

①以糖类和脂类为主的细菌胞壁成分。如脂多糖、肽聚糖、脂磷壁酸、甘露糖、类脂、脂阿拉伯甘露聚糖、脂蛋白和鞭毛素等。其中最为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是：革兰阴性菌产生的脂多糖(1iposachride，LPS)；革兰阳性菌产生的肽聚糖(proteoglycan)；分枝杆菌产生的糖脂(glicolipid)和酵母菌产生的甘露糖。

②病毒产物及细菌胞核成分，如非甲基化寡核苷酸CpGDNA、单链RNA、双链RNA。需要指出的是，上述PAMP可以表达在病原体表面或游离于免疫细胞之外，也可以出现在免疫细胞的胞质溶胶，以及溶胶中各种携带病原体的胞内区室(intracellularcompartment)，如内体和吞噬溶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