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被认为是西汉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以后，因武帝攻击匈奴而获益最大的卫氏一族，连同其姻亲，包括公孙贺等，势力被汉武帝一网打尽，尽数诛灭。从武帝早年开始不断腾升的卫氏势力，至此彻底结束。后来霍光因霍去病之故地位隆升，最后甚至成为托孤大臣，则可以看成是巫蛊之祸的一个间接的深远的影响。那么，巫蛊之祸中，戾太子刘据是否真的是被江充冤枉的呢？

根据汉书江充传、公孙贺传和武五子传等记载，我的判断是，江充确实冤枉了刘据，但是这个冤枉不是江充个人有意和胆敢做出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受武帝以及武帝周边主战派的纵容甚至致使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打掉刘据身边的主和势力，打掉围绕在刘据身边的卫氏贵族，从而巩固武帝的权威。我们试做简单分析。

第一，巫蛊之祸发生前夕，太子刘据已经长大成人，而且与闻政事，多次针对汉帝国的对外战争提出不同意见，这跟武帝的想法截然相反，并且不受以桑弘羊为首的主战派的欢迎。然而刘据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主和派，其中很有名的腐儒狄山博士就是一个代表。汉武帝变相杀了狄山，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刘据，一味主和是要受惩戒的。然而从史料来看，刘据在狄山死后并没有妥协的意思。要知道，在巫蛊之祸发生前夕，汉帝国的内部形势已经很危急，帝国南部和东部多次发声百姓据山为寇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还攻击太守府，造反现象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中央的权力势必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大派。主战派的领袖当然是汉武帝，而主和派的核心则是太子刘据。作为一个掌管帝国四十多年的雄猜皇帝，汉武帝不会允许中央权力中有足以挑战自己权威者的出现。而刘据就是这么一个挑战者，而且还占据著当时的道义优势。刘据的最大支持者不用说，就来自他的母后和大将军卫青的势力。因此，武帝势必要找时机除掉这个势力，尽管最初目标不是要除掉刘据。

第二，江充与刘据本就有矛盾，在有人告发公孙贺及卫氏公主有不伦不法行为，有巫蛊行为之后，武帝派遣江充去调查此事，本就存在著令人充满遐想的可能。奇怪的是，当江充调查皇后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时，武帝竟然率后宫和重臣来开了长安，去度假。从逻辑上讲，这其实是赋予了江充无限大的权力去处置巫蛊案。江充是个什么人呢？汉书记载，这个人素以诛杀贵臣深孚武帝之意。武帝猜想公孙贺的巫蛊事情在宫中有可能已经很普遍了，只是其他人出于恐惧才不敢告发。江充明白武帝的心思，于是说宫内也有巫蛊。可见，巫蛊案中查到太子身上这个事情，不是江充原来查处公孙贺案的自然延伸，而是武帝怀疑宫中与公孙贺案有牵连，但是又拿不出证据，而江充顺著武帝的心思主动将巫蛊案扩大到太子宫中的。好了，武帝怀疑皇宫中普遍有巫蛊行为，这个怀疑对象是谁呢？显然，不可能是正在受宠的李夫人等这些新宠，而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年老失宠的皇后卫子夫，包括有政治分歧和权力挑战的太子刘据。武帝用江充去查案，除了因为江充在以往的办案中表现出色之外，恐怕还因为江充办理了公孙贺的案子，而公孙贺与卫青是姻亲，这就意味著江充与皇后卫子夫之间是间接的敌对关系，加之江充与太子早就有矛盾，这使得江充获得皇帝充分授权之后，几乎可以在皇宫中为所欲为，而根本不会为卫后隐瞒什么。这就能够为武帝狠狠地震慑一下围绕在刘据和卫后身边的那些主和势力。在深知武帝心思的前提下，江充对该怎样办理宫中的巫蛊案，不应该是心中很有数了么？

第三，那么，太子刘据有多大可能真的有巫蛊行为呢？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几乎为零。假如刘据果真有巫蛊行为，那就意味著他对武帝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而且已经延伸到权力争夺了：只有武帝早死，刘据才能顺利即位为新帝。假如果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刘据就应该预先布局好在长安的支持势力，尤其是在汉军的南北军中的支持力量，并且要积极笼络朝中重臣。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看，江充逼太子起兵之后，刘据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他根本不曾在军营和重臣中积极争取过支持者。他的起兵完全是仓促的，没有任何计划。这就证明，要么就是刘据实在昏聩无能，而这实际上是否定的，刘据可能不如后来的宣帝，但应该不差于汉景帝；要么就是他与武帝的矛盾仍然只限于政策方面，还没有深入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既然如此，刘据也就没有巫蛊的必要性。毕竟，在汉朝，巫蛊这种行为是很恶劣的行径，一旦被发现，要承受巨大的代价。

第四，那么，巫蛊之案的演变是武帝操控的结果么，包括皇后自杀，刘据兵败自尽等等？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武帝利用江充去查宫中巫蛊，应该本来是出于一种惩戒，目的大概就是要彻底除掉太子和皇后背后的支持势力，逼迫太子跟著自己走，从而统一汉帝国的战略立场。可以设想，如果太子没有冲动起兵，在当时的背景下，江充是万万不能处死刘据的，刘据也就有向武帝申辩的机会。而假如刘据意识到自己与武帝的政治分歧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祸端，主动表示妥协的话，大概他的太子位还是可以保住的。然而刘据终究还是选择了仓促起兵，这大大超出了武帝的预期。结果就是，武帝大怒，要彻底杀灭刘据及其支持者，而刘据也不得不困兽犹斗，做最后的挣扎。最后刘据竭尽全力而失败，可算作悲剧。而武帝在刘据死后不久，就大为后悔，也可看作是对这场悲剧演变的一种真实态度。后来江充以及其他几个攻击刘据的高官被处死，应该说是武帝真正恼怒这几个人的表现。而原本围绕在刘据身边的主和势力，因为刘据之一死，也做鸟兽散。西汉帝国的朝廷确实实现了战略立场的统一，然而这同时也就意味著对汉武帝晚年穷兵赎武政策的毫无牵制。一千多年后，宋朝的司马光评价这一段汉帝国的情形说，有亡秦之患。就是说已经接近秦帝国覆亡时候的那种形势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后来的史学家称，巫蛊之祸是武帝朝政治的重大转折点，标志著西汉政治鼎盛时期的结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认为，「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是，曾得罪太子的江充，害怕太子将来会清算他。为此，他构陷太子在东宫内行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借武帝之手，除去太子。在传统的观点里，太子无疑是令人同情的。但在「巫蛊之祸」中，太子真的是清清白白的吗？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太子行巫蛊之术，可能确有其事。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江充向武帝举报太子行巫蛊之术时，太子的反应不是立刻向武帝申辩，而是找来他的老师石德商议对策。《汉书·戾太子传》记载，东窗事发后，太子少傅石德的第一反应是「惧为师傅并诛」。设若太子没有行巫蛊之术，石德为什么要担心他一起被杀呢？他完全可以建议太子立即向武帝禀明实情。但他却跟太子说，这个桐木偶人究竟是江充安放的，还是本来就有的，没人说的清。委婉的暗示太子反咬江充一口。这似乎表明，太子行巫是事实。

二是江充很难有诬陷太子的机会。因为江充要陷害太子，就需要预先把桐木偶人埋在太子宫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太子宫宫禁森严，江充很难派人径行入内。汉法明令，没有「引籍」不得入宫。即便江充派人混入宫也会留下清楚的记录，而这很容易被勘破行踪。一旦败露，江充的命运可想而知。所以，他不太可能遣人到太子宫埋偶人。

三是太子刘据出逃后，壶关三老上书请求武帝宽宥太子，通篇陈述的武帝与太子是骨肉相连，不应听信外人之言等等。如果太子真是无辜，那壶关三老尽可直陈事实，让武帝查明真相。这些迹象暗示了，壶关三老或许知道太子确实行用巫蛊。

四是汉武帝晚年宠幸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后，为汉武帝生了儿子刘弗陵。汉武帝说，古代的尧也是十四月而生，所以有废黜太子刘据而另立刘弗陵之意。这可能激使太子刘据铤而走险，故而行用巫蛊以达到咒死武帝，进而确定太子地位的目的。事情败露后，太子没有申辩，选择起兵反叛。

综上所述，尽管在多数人的观点里，太子刘据是「巫蛊之祸」的受害者，但通过对史料的细致爬梳钩稽，仍可证明，太子在这件事上绝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么清清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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