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层层揪”，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都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正式复出。

复出后，邓小平加大工作步伐，亲自处理大量的申诉材料。

本文摘自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何载同志编著的《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一书中的《平反冤假错案》一文（原文有些许改动）。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邓小平同志逝世22周年的日子，让我们通过何载同志的回顾，共同缅怀小平同志在特殊历史时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交谈。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人民企盼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是个伟大工程。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总领导是邓小平同志。而具体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历史内容啊！真是征途险恶困难重重：首先，“两个凡是”是最大拦路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二，到底有多少冤案，谁也说不清，胡耀邦刚到中组部就说“积案如山，步履艰难。”第三，官僚主义既不从命，又不受命。第四，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仍受到派性的严重干扰。

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适时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大方向。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资料图）

胡耀邦同志提出“两个不管”：“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对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把压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打破了。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领导。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请老同志出山，接老同志回京治病。

二、举办疑难案例研讨会，和从事平反工作的干部一起分析疑案，研究难案及解决办法，培训了干部。

三、成立分配工作小组，送上门去落实政策。

四、找出突破口。在积重如山的冤假错案中，先从改正右派入手。在改正时，先改正众望所归的温济泽。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人们高呼“春天来了”“春燕归来了”。在重大的案件中，先从王其梅案入手。王其梅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成员之一，平反条件较成熟。他的问题一解决，推翻“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不实之词就迎刃而解。紧接着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丁玲等同志的问题获得正确平反。此后，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顺理成章地平反冤假错案就积极稳步进行了。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邓小平在追悼会上为彭德怀致悼词。

五、组织大批干部参加这一工作。我有幸被调去参加这一工程，先在改正右派办公室，后任干审局长，以后为秘书长兼干审局长，专门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直到完成任务。

我们坚持学习胡耀邦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埋头苦干的精神，在部领导下，和全国60万从事此项工作的干部一起，轻装上阵，夙夜为公。从1978年至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298万人，复查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案件788万件，复查和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清退了113万人的被查抄的财物。这一方面折射出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只有我们党才能有胆识，才能有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有幸从始至终参加了这一伟大工程，有幸得到党的信任和使用。我深知自己水平低，智能缺乏，要不负党的期望，只有向领导和老同志学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认真接待申诉、悉心办好每一案件外，为了推动各地落实政策，先后分地区、分问题，在全国召开了大小50多次会议，竭力宣传、推动各地的平反工作，为这一伟大工程顺利完成增砖添瓦，起了螺丝钉的作用。

1982年，何载（右）为平反冤假错案，拜访陕西省委副书记吕剑人同志。

1983年，何载（左四）去青海参加整顿领导班子。

1985年，何载（中）在湖北考察落实干部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闽南地下党冤假错案较多，我去了几趟。引发了不少人民来信。有的写“何在”、“何载”、“何泽”，有的写成“郝泽”，有的就写“北京火灾”，邮局都送到了。

为了解决薄一波的问题，我们先去看望他。一进门我们说：“一波同志，我们来看您了。”他便“哇”的一声哭了，声泪俱下地说：“十多年了，没人叫我同志！”此后，他每年派人来看我们。

本文系祖国网据何载编著的《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