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感情而言，毛文龙对后金作战功劳巨大，杀之很难让人理解；但身居高层的人思考问题从不是从感情出发，既有的体制机制基本限定了他们的思考范围。明朝以文制武的边镇体制传统与毛帅东江的军政合一体制天然存在背离，当这种情况没法改变且毛帅愈加跋扈，就没有选择了。

　　1、毛文龙功在哪？

　　毛文龙本身是辽东的骑兵营游击，受派收复镇江。两千里陆海行军，一举取得镇江大捷，对后金后方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之后的几年里，毛帅与后金多有冲突，除了获得沿海一带岛链外，在陆地上的据点也越来越多；同时不断向后金后方渗透，不时招纳辽人，对后金近乎釜底抽薪。

　　（看东江的实力）

　　要是说后金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不然《清实录》也不会提毛文龙那么多次。

　　毛帅开镇海外，去国万里，领着不到关宁军一半的工资（东江军工资是旧饷标准，关宁军是新饷标准。），坚持与后金作战，并维系半岛王朝的忠诚度。

　　从这点来说，简直是明代班超。

　　但毛帅的军镇和之前的所有军镇都不一样。

　　2、大明的军镇与毛帅的军镇

　　明朝的九边体制是督抚节制，武官（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系统负责作战，文官（道、厅）系统负责监军、后勤。

　　（这就是边疆体制）

　　同时，有固定巡按负责监察，不时有阅视大臣巡边。

　　各边也有中央部门的派驻机构：太仆寺有马场；兵部有分司（主要是山海关分司）；户部有饷司。比如辽东饷司：一督饷钦差户部主事或郎中一员，督理本镇军饷兼理屯政盐法，每三年一代；辽阳通判一员分理辽阳开原宽奠等处粮饷；广宁通判一员，分理广宁宁前锦义高平等处粮饷；海盖通判一员，分理金复海盖四处粮饷。（四镇三关志）

　　层层相制，上下相维。这一套下来，大明的九边就不会演唐朝故事了。

　　但特事特办，毛帅的东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东江军务、开发、军饷都是一言堂，毛帅一人说了算。

　　这和朝廷法度不一样，自然容易引发猜忌。要知道李成梁的儿子当年只是当几个总兵，就有文官说要“保全功臣”，然后就让李成梁回家了。

　　（东江诸将）

　　东江军政财高度合一的状况，已经具备藩镇的形态。

　　毛帅这样的情况，越努力越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3、毛帅的跋扈与拒绝文官

　　朝廷不止一次要清查军队数量、派驻东江道、户部派饷司、登莱巡抚负责东江部分事务。但毛帅都拒绝了，而且还和登莱闹矛盾，甚至两次派兵到了登州海边。毛帅还做着买卖，人参（进口）、布匹（出口）都做。（确实军饷太低，做一点也无可厚非）

　　（袁崇焕只是个体制的执行者，虽然他也不自觉的破坏了体制，可历史不就是不自觉行为的结果吗？）

　　到这里，你有兵、有枪、还做生意、跋扈，还搞得“针插不进”，你觉得京师会怎么看他？

　　有藩镇实力+让人感觉有藩镇行为，历史到这时候基本就定格了。虽然曾经有大功于朝廷。

　　总结：

　　毛帅有大功于明，但东江势同藩镇、还拒绝文官进入、且跋扈，一步步到了无解的地步。

　　杀他不是因为他有没有功？也不是有没有罪？就是当时的环境不容他。要放到南明，毛帅最次也是郑成功。

　　利益不相关者往往喜欢用对错分析；利息相关者更能切身感受到形势，也更敏感，历史往往是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中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