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根据地是什么样的？
谁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1932年当时的江西苏区中央向日本宣战，比国民党向日本宣战早了9年，所以说共产党的抗战早在1932年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时就开始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红军在长征后所保留下的三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江南的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随后开赴抗日战场。
当时国军的组成成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地方杂牌军
和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即蒋军)。
要说抗日的中坚力量是哪部分，这就要对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一下系统的回顾。
从「9.18事变」到长城抗战，红军都在中国南方，GCD在北方抗日力量薄弱，所以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对日军事斗争。尽管如此，GCD所领导的东北抗联仍旧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抗日战争的斗争效果从战略战术上讲，GCD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说首屈一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无论歼敌绩效比还是收复国土的面积，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都让国军嫡系和地方杂牌部队望尘莫及。
中国军队歼灭日军的人数，由于战场多，分为关内、关外、滇缅战场，加上满蒙、朝鲜半岛，统称为东方战场，日军共投入420万兵力，投降时回去的只有150万人。应该说，日军在东方战场陨命人数在270万人左右。
据《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包括GCD领导的民间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蒋军和地方杂牌军队歼灭日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伪军。单纯从歼灭日军人数上看蒋军和地方杂牌军略多，但是如果加上被歼灭的伪军数量则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消灭敌军超出了蒋嫡系和地方杂牌部队的一倍以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
宋时轮上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文章里说，「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灭日军五十二万余人。就整个中国战场来说，日军被中国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据日本方面的统计，达一百三十三万余人，此外，敌后战场八路军还歼灭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余人。 宋时轮所说的日方统计，来自于栋田博《兵队日本史》、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 此外还有一种统计，在郭汝瑰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作者称：「整个8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历次作战中共歼灭日军约53万人（包括缅甸战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9万多人。这几个不同的计算结论对八路军歼灭日军人数上相近，有很高的准确度，就是说，只是郭汝淮所说的八年抗战消灭日军人数上，国共各占一半，这个统计数字 与《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和宋时轮根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华伤亡所给出数字所记载的有一定出入。
《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
我敌后抗日部队伤亡一共58万，而日军伤亡52万，几乎快1:1伤亡比，如果再加上伪军，那就是1:2的伤亡比。
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日本人控制区内解放了1亿人口和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蒋军和地方杂牌军基本上是丧师失地。
单纯从战役上讲，八路军和新四军歼敌数不及蒋军和杂牌军。但是不要忘了，GCD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作战方式是游击战，说白了就是零敲牛皮糖，典型的积小胜为大胜。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二战时侵华日军军官)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说：「 在冀东地区。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看到了吧？所以说，如果从最终效率上看，GCD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远远超过蒋军和地方杂牌军。
抗日战 争中著名的战役有，长城抗战、太原会战、淞沪战役、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百团大战、常德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在太原会战中，在失败中出现了八路军的平型关和阳明堡两次胜捷。
国民党的会战，主要是在抗战初期的大溃败中创造的，但根本未扭转溃败的局面，除增加点敌人的伤亡数外最大的作用就是争取到逃跑的时间而己，谈不上对争取抗战胜利有多少积极作用。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拥有四百万军队并得到美国军事装备的情况下，面对不足五十万的日军仍不敢主动出击，缩在西南地区七年无所作为，让日军放心地集中上百万兵力及全部伪军（主要是国民党军投降过去的）疯狂进攻根据地解放区，国粉好意思自吹国民党军是抗战主力吗？
和GCD领导的军队不同，蒋军和地方杂牌军的主要歼敌方式只体现在这些主要是保卫战的战役中，因此每次战役的歼敌数量都有记载，所以说日军在华战损士兵总数133万人减去蒋军和杂牌军的歼敌数81万人剩下的52万就是GCD领导的军队歼敌数，这一结论是靠谱的。
从战损比上看， 最保守的统计是国军陆军损失3211419人，空军损失4321人。共计321万 5740人。歼灭日军81万人。战损比是：3.96：1。
八路军新四军 损失58万4267人，歼灭日军 52万0463人，战损比是1.1：1。可见面对凶残的日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技巧远胜国民党军。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八路军新四军在不同时段抗击了日军总兵力达20万人以上。国军虽然还是主战场，当时抗击日军人数是50万人，但中共军队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当时的中共军队的总兵力尚不足国军的15分之1，装备差的更远。如果国军能如中共军队这样奋勇争先，小鬼子就当滚出中国去了。
在抗日战争战略指导上，毛泽东提出了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这一战略决策得到了全国军民的认可，白崇禧把它归纳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就连蒋介石都承认这一战略的合理性！他在演讲中说: 「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然而这一战略的实施在GCD所领导的军队中贯彻得淋漓尽致，而国军却画虎不成反类犬，贯彻得一塌糊涂！
日军方面的资料显示，国民党游击军最终大部被日军消灭！其中的记载是这样的:「晋南的重庆军牵制著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伪山西《新民报》1943年载该报随军记者张文心《癸末春太行作战纪评》： 「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GC军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即彼等得意之游击战。……以上所述，皆为狡黠GCD军所用之战法……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溃灭尚较为容易，而GCD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在之小组皆为有机体……」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近年来对敌后战场争论很多，果粉们极力抹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下面看看敌人的评价，更有利于我们客观认识敌后战场。
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473页记载:「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96页记载:「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GCD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GCD势力之间这是不容许共存的。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可见抗战中后期，日军的线略重心已经开始向八路军新四军所创建的敌后根据地倾斜！
中国GCD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战相持阶段的主战场， 特别是从1941年起，日军将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
在八年作战中，中国GCD领导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纯日军，不包括伪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抗击全部侵华日军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除了1937年战争刚刚爆发、我军兵力尚少、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占地，因而我军抗击比例低外，其他年份均超过58%。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1944年，美国总统府给蒋委员长的信函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抗日主战场在华北地区……。」这是一种佐证，国粉们所谓正面战场一直是主战场偏执的说法，是缺乏公正客观性的。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从抗战全局来看，敌后战场抗击了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新八路军和新四军 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座。
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随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GCD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1944年，共对日作战约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主动发起了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收复县城70余座，歼灭日伪军40余万人，基本上扫清了敌后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而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在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空中支援下却在「豫湘桂会战」中大溃败，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蒋军的表现却不如国民党地方杂牌军。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阀冯玉祥就召集旧部，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1936年6月3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开反蒋，发表「北上抗日」通电。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并表示誓率所部「力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
很多时候，杂牌军表现得比嫡系军更为显眼。比如，1938年2月，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第五师团主力部队进犯临沂。临沂保卫战打响。原属西北军阀系统的张自忠率部增援临沂。战至3月18日，临沂保卫战告一段落，张自忠与城内的原西北军庞炳勋部协同作战，保住了临沂城。
比如，1938年，桂系军阀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歼灭日军二万余人，获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战役级别的胜利。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军汤恩伯次不听李宗仁指挥，还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在正面战场的多次会战中，杂牌军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太原会战爆发后，承担太原会战的部队主要是晋绥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蒋军中只有卫立煌等所辖的部队参加了会战。徐州会战的部队主要是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蒋军仅有汤恩伯部。武汉会战中，在第五战区内阻敌进犯武汉的军队，也主要是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
事实上，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蒋介石已将其中央军大部「调到大后方，或第二线」，「在前线作战的大都是地方势力派的军队」。这种做法，大有借日本军队之手，清除杂牌部队的嫌疑。对于国民党杂牌军在抗战中的表现，毛泽东曾给予肯定。1944 年7 月 15 日，针对国民党在河南、 湖南的溃退 ，毛泽东指出 ，蒋之军队 「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 ，提倡反共教育 ，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 ，失去战斗意志」，「国民党军队近四十万 ，除少数武器较差、 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
而蒋军的表现呢？蒋介石开始对日作战后，在作战失败后便一溃千里，南京被屠城了，他们跑到武汉，武汉被占了，他们跑到重庆。大半个国土被沦陷，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跑的比谁都快，在逃跑的路上还造成花园口惨案。当然不是说蒋军完全是渣渣，但是基本抗战的大型战役基本是国军的杂牌军阀主力，比如川军，这些都是有血性的汉子，而蒋介石自己的嫡系呢，都跑到大西南养老，抗战8年国军牺牲的7位大将，比如张自忠都是杂牌军的，没一个是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除了撤退还是撤退，哪怕收复了一寸国土也好啊，，好歹你也向日本宣战也好啊，直到1941年美国被日本偷袭后，美国向日本宣战后才发布了对日宣战。当然宣战也没用，还是败得一塌糊涂，即使是1945年日本最后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军还在丢城。
美国人眼里的国军抗日很无能 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 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 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2 月 31 日， 戴维斯写信给哈利· 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 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 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 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 他的日本军事教育、 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 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理论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 戴维斯暗示， 真正的中国-更民主， 有朝气， 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 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GCD《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册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干、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八路军战力之强。国军战力之渣，在日本方面有所记载：
先摘录日本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一则电讯：敌西部《朝日新闻》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电：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大家看清楚没有，《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我们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笔者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看到没有，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
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随著形势的发展，国共对日的攻防主导权已经易手！
由于军事力量不能与日军抗衡，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以至于中国大部分土地落入日军之手，即东南面的大半壁江山，只剩下西南、西北由国民党军队驻守。
所以说抗战相持阶段国军在西南一隅龟缩，我说的对不对？这不是躲在峨眉山那你说躲在哪里？
日本军国主义首脑东条英机， 1941年1月20日在日本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1940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GCD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根据战后日方披露的资料显示，在整个华北地区日军和八路军的总的交手次数就达到了10万多次，哪怕一次仅仅取得歼敌一人的战绩，那么数量也是惊人的。光是1941年一年的次数就有17198次，这么多次的交战，虽然多是小规模战斗，但是积少成多，战果也是颇丰的。此外，日军在长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持续不断的作战中，已经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泥潭，战斗力在后期已经大大的衰弱，战争潜力也已经逐步丧失，越来越不愿意轻易出击作战，而是依靠工事进行防御作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记载：
「当时，方面军占领地区的状况，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GCD刚有迫击炮就击毙了旅团长阿部龟秀。」
日本战史统计，仅仅在1940年不到一年之内，日军在华北五个治安大队就参加了4214次战斗。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宣布：八年抗战，八路军总共进行了99847次战斗！
1944年，这一年国军却是能抢了主战场去，二百万一线国军在绝对优势的下，让50万小鬼子在什么优势都不占的情况下打的落花流水。而中共领导的军队战况如何呢？3月，中共八路军鲁中军区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共歼伪军7000余人； 5月，中共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北岳军区发动保卫麦收攻势作战，共歼日伪军3500余人；5月，中共八路军山东军区发动夏季攻势作战，毙伤俘日伪军3800余人，伪军投降1000余人，共歼日伪军5400人；8月，中共八路军山东军区所辖胶东军区发动秋季攻势作战，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 8月，中共八路军山东军区所辖渤海军区发动秋季攻势作战，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 9月，日寇第8、9混成旅团加上配属伪军共20000余人，向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向日寇全面反击，歼敌3200余人。取得胜利；11月，中共八路军山东军区发动冬季攻势作战，毙伤俘日伪军4100余人，伪军投降3500余人，共歼日伪军7600余人；全年，中共八路军129师各部对日寇占领区进行连续性全面反攻，共歼日伪军72900余人，史称129师1944年反攻作战。打的小鬼子都后悔去打国军。让中共军队借此良机把许多沦陷区都收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那么，往前一个月，就是1945年7月15日嘛。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看看蒋军和共军都在干嘛。
先看蒋军对日作战战场：
1945年7月15日，日寇攻占福建云宵县城;
7月15日、日军洗劫浙江金华县;
7月19日、日军攻陷江西万安县城。
7月20日、日军攻陷福建诏安县城。
7月21日、日军攻陷江西吉水县城。
7月23日、日军攻陷江西泰和县城(江西省国民政府所在地)。
7月24日、日军攻陷广西凭祥县城和镇南关。
7月27日、日军攻陷江西万载县城。
7月29日、日军攻占江西吉安县城。
7月30日、日军攻陷江西上高县城。
8月1日、日军攻陷江西奉新县城、高安县城。
8月2日、日军攻陷江西峡江县城。
8月3日、日军攻陷江西新淦县城。
8月6日、日军攻陷江西清江县樟树镇。
8月7日、日军攻陷江西清江县全境。
8月8日、日军攻陷江西丰城县。
一直到8月12日，蒋军还丢了一个县城。就这样连败的情况下，到8月15日，日军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差不多每天都在攻克国军防守的县城，然后，突然宣布失败了，无条件投降。
在我们就要胜利的时候，蒋军居然还能丢失县级城市18座，让这些地方的人民见识一下日寇的三光政策，可真是二战中最大的奇迹之一了。
仍然以这最后一个月，我们看看GCD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都在干什么：
中共对日作战战场：
1945年7月15日、新四军收复扬中县城。
7月23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收复郯城。
7月24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6分区一部，收复山东武城县城。
7月26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4分区一部，收复河北广宗县城。
7月26日、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7军分区、8军分区主力，收复堂邑、阳谷县城。
7月28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分区一部，收复山东馆陶县城。
7月31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2分区一部，收复河北巨鹿县城。
8月7日、八路军鲁南军区一部，收复费县县城。
8月7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12分区一部，收复河南扶沟县城。
8月8日、渤海军区第6军分区部队收复山东省高苑县(今属高青县)县城。
8月8日、冀晋军区、冀察军区地方武装各一部，分别收复河北省平山和察哈尔省涿鹿两座县城。
8月8日、晋察冀军区主力一部，收复绥远省兴和县城。
8月14日、冀鲁豫军区部队收复山东省东阿县城。
8月14日、新四军收复定远县城。
到8月15日，日军就投降了。
对比来看，最后一个月，国民党丢了18座城，最后一个月，GCD夺取了16座城，无丢失。这就是对比和差距。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根据地是啥样的？这问题问的好！老梁先给题主赞一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老梁觉得咱应该先了解一下，啥是根据地？有了这个问题打底，大家伙才能瞅个明明白白。
啥是根据地
如果那块地界有了这四样，那么这嘎达他具备了革命根据地条件。那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表现是啥？以上四种组织可以在公开合法的场合下行驶各自的权利，这一点尤为重要。
比方说以上四种组织都具备了，但只能在暗地里操作，那么这块区域还属于敌占区，或者敌我双方的交战区，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手中的武器，把这嘎达的瘪犊子整死，或者赶出去，这才能称之为根据地。
话说老梁最不擅长的就是解释名词，不知道大家伙整明白了没？如果没有整明白，不好意思，老梁承认自己嘴笨，您只能接著往下瞅了。
根据地是啥样的？
在这地他没有黄包车，想去哪您甩开那俩大长腿自己溜达；您就算瞎溜达，也不用担心突然冒出几个彪形大汉给您整个劫道啥的，捎带著来个勒索？想多了，根本就不会发生。
有那些人饥渴难耐想整个妓女，不好意思这里没这职业，国统区那嘎达不少，您到哪里溜达去，捎带顺你一句：「走好，不送！」
大烟馆子把自己吸成了排骨精，黑不溜秋整个一非洲黑人，这物件包括这烟鬼根本就不会出现。
大街上蹲著的乞丐？老梁很干脆的告诉你——没有！大街上穿补丁衣服的人是不少，但都干净，人是瘦点，但绝对精神，您和他们笑一下，冷不丁还能收到个敬礼作为回礼。
就这地，在那个年月，这真是天堂啊。整口饭，虽然粗糙了一点，但绝对能吃饱。只要脑壳上没贴著汉奸的标签，就算是地主，富商蹲这地上也是一视同仁。
毕竟根据地政府的组织构成要求就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三分之一的进步人士，三分之一的士绅加农民。
有事？大家伙蹲在一起开个会统一一下意见，第二天就能实施。
那个时候，有些个听了国民党宣传，撅著屁股跑了的地主富商，最后又都回来，继续经营他们的老本行。当然前提是您别干啥见不得人的事，祸祸老百姓就成。
这学校是简陋了点，但啥物理，啥化学，啥数学，啥语文，您要是觉得来劲，咱在整个外语学学，那都没问题。
毕竟全国的知识分子知道了根据地这地，都想著来瞅瞅，这一瞅都不愿意走了。不走就得找点事做做充实一下自己不是。
据统计1943年以后，咱八路军的根据地这老百姓的营养水平比国统区那块都高出了老大一截，至于小鬼子的占领区更是高到冒泡了。
而且搞笑的是，咱八路军推行的减租减息的条令，在根据地里实行，老百姓的自有粮食那是翻著翻的往上涨。按说这是好政策，可到了国统区，得，这就变成一张废纸扔垃圾桶里了。
您以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摆设，那都是实锤，不然老百姓咋就那么拥护共产党呢？咱八路军在前边打，后边老百姓推著独轮车，离家离口的跟著部队白干活一样的把自己家的粮食往部队里塞。
大上海那地头是繁华，但每天到处窜的收尸车可不少，每回拉的都是满满当当的，可您在根据地里瞅瞅，根本就没有。
国军拉个队伍出来全靠拉壮丁，一条绳子捆一串一路往军营里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俘虏，知道的这是国军在招兵。
可您到根据地来瞅瞅。
「咱要整一个连出来！现在报名！」
得，回头您就发现，来报名的就有俩连的人，你不选他，他还和你急。
当年美国佬来咱延安根据地考察得这么个结论——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可能是真的。
老梁听了觉得别扭，啥叫很可能，这就是真的。
当年美国人执行轰炸任务，飞行员不小心落地上了，只要他们进入咱根据地，您就算是穿上美国飞行员那夹克，整个大墨镜，连便装都不用换，摇摇晃晃的走上1600公里达到延安，都没啥大问题。
最后老蒋老是说咱八路军总是游而不击，这谣言直接就被这些个飞行员给拆的稀里哗啦。
这些事，老梁虽然说的破碎，但也不妨碍大家伙了解一下根据地的模样！
好了，今天就说道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作战的出发地和后撤时的集结地，同时也是日军和伪军彻底放弃的地方，也是八路军对日伪军展开人民战争的「大后方」。或许去过山区的朋友们会有所体会，某些小村庄只有几十户人，但是距离最近的县城却有好几十公里，在交通发达的现在都属于道路不便的地方，更不要提抗日战争时期了，在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那么八路军根据地有什么特征呢？首先就是根据地的民众肯定是支持八路军的，这样的话八路军可以把一部分伤员交给群众照顾，而且根据地还可以给八路军提供粮草和后备兵员。根据地通常是易守难攻的山地，或者是远离交通线的偏远农村，至少要保证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开进才行，根据地的建设相对国统区和日占区，根据地肯定更有人情味一点。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扫荡，扫荡指的是什么呢？日军利用自己的武器和火力优势攻击八路军，八路军为了避免伤亡只能退出根据地，而日军到达根据地之后为了削弱八路军的战争潜力进行杀人、放火、抢夺等活动，这就叫做扫荡。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八路军根本没有和日军进行长时间阵地战的能力，日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妄想通过屠杀根据地来迫使八路军失去战斗力。
以华北地区为例，日军采用的「囚笼」政策就是在各村建立据点，通过对村镇的打击来间接给八路军施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一般情况下根据地是有常驻八路军的，而且村镇的官员都是通过八路军的政策选拔出来的，即使有「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其代言人也很大程度上是两面派。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乡长、村长也是日军屠戮的对象。当敌人进攻或者是通过根据地的道路时，八路军就会出发设伏或者转移，而根据地的群众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会转移到山里或者是其他的根据地。
根据地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毕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约束，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十分融洽，像国统区存在的包办婚姻等陋习也在新政策的压力下被粉碎。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民国时期的群众会选择去根据地，而前往延安的大量进步青年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冀东抗日根据地，虽说是根据地，但条件艰苦，地处连接东北华北咽喉地带，日军，伪满军，伪蒙军，伪治安军集结重兵反复扫荡，清乡，讨伐，到处挖封锁沟，建据点，修炮楼，谁家夜里有灯光炮楼的鬼子就向灯光开炮，组织大镐队，拆房，扒房，建无人区，对山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但就是这样也没吓倒英勇的八路军，最艰苦的时候几天吃不到粮食，一边行军一边从地阶子摘老窝瓜啃，夜里就睡霸王炕，我县牺牲了几任县长，四五年快胜利了还牺牲了县长贺年，八路军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与日伪作战，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冀东十三团包森司令员更是威名远扬，活捉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全歼武岛骑兵大队，消灭驻太后陵鬼子山口正雄，一次消灭伪治安军一个团，击溃一个团，开辟了数百公里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为战后挺进东北创造了极有力条件。
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敌后，在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迅速在敌后开启了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
一开始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普遍在山区，这一点不难理解，从红军时期开始，共产党的根据地普遍在山区，由于当时的山区交通不方便，可以最大程度的限制重武器的机动，使火力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八路军能够发挥近战的优势。
比如在北京的周边，像今天农家乐的旅游胜地十渡，野三坡，斋堂，川底下村，川只是同音那个字太难写了，都是原来的抗日根据地，这些地方今天看著都是山清水秀，但是如果是作为根据地就是太穷了，当时的生产水平落后，而且土地有限出产的粮食不多，无法供养数量太大的军队和脱产人员，这也就决定了八路军的数量不能太多，所以也就不可能进行太大规模的战役。
山区的根据地外边是广大的游击区，游击区通常是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但是到了晚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一般来说游击区的面积远远大于根据地，而且很多时候游击区也是根据地的一部分，八路军可以从游击区获得人员和粮食的补充，在华北游击区很多是平原地区，由于平原地区的出产远远大于山区，所以游击区是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
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八路军普遍建立地方政权，不过在游击区所有的政权都是两面政权，就是这个村的保长也可能在共产党那里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原来日军的日军一个士兵就是机器猫的作者就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日军一个小队路过一个村子，当地的保长跑过来交情报，结果这份情报写的是日军的动态，明显这份情报应该是给八路的，结果这个保长犯糊涂了，给错了。象文革时期的名人陈永贵就曾经当过这个角色。
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内，相对于国民党区的高压统治，相对空气要宽容一些，各级政府普遍实现了三三制，就是在各级政府的议会中，共产党只能占三分之一，其他的开明人士和反对派各占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的行动力相当强，各项政策能够迅速的行动，而且政治上比较清廉，当时八路军规定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执行，所以当时的根据地内的民众普遍支持共产党，同时对于国统区的青年有巨大的吸引力，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前往八路军根据地。
当然，根据地内也不是完美无缺，由于各个根据地内敌情顾虑情况不同，加上本身共产党内就有左倾的传统，也有一些错杀误杀的事情，但是主流还是积极的，这一点通过各方面人士包括外国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
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分为非治安区和准治安区，对应的就是根据地和游击区，对于根据地，日军主要是使用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把根据地变成无人区，把居民抓走，关入人圈，就是集中营，彻底把八路军和老百姓分开，游击区就是大量使用特务汉奸组成便衣队，和正规日军配合，捕杀共产党的政权人员。
在8年艰苦的抗战中，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生存了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强有力的根据地的建设，使得八路军始终可以得到粮食人员的补充，并且越战越强，自身也是发展壮大。
敌后根据地的样子是要用一本厚厚的专著来描述的，这里只能是简单的说几句了，顶多算是蜻蜓点水罢了。
提到抗日根据地，中国人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那民风淳朴，军民融洽的人文气息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看抗日剧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只要侦查员或八路军战士到了根据地观众的心就特别踏实。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都觉得根据地没有坏人。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根据地是个什么样子。
我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是聂荣臻元帅1937年11月在山西五台山创立的。政权结构采取的是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士绅农民占三分之一。是不是很民主？根据地的治理只要不是汉奸都一视同仁，包括地主、富商。
一些逃跑的地主阶级，八路军也邀请他们回乡投资经营，表现好还可以参政。这样的措施很受地主、富商的欢迎，所以他们积极配合八路军的减息减租的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
在经济上，根据地提倡自由贸易，鼓励当地或外地的有钱人到根据地投资兴办企业，并由八路军负责安全，保护他们的财产。在税收上一律平等，工人、地主、资本家都是按照实际收入缴纳税收。
随著贸易、企业的兴起，农民除了种地，还可以去上班。上班也很人性化，需要签订劳务合同，工人要遵守劳动纪律，规定每天工作时间最高不能超过十小时。最重要的是没钱还可以低息贷款，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
工作之余还能享受教育的权力，当时根据地吸引了全国四面八方的人才，在根据地只要你愿意，上到天文地理，下到学文识字你都可以学到，关键是还免费。
正是由于这么多好的政策，才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八路军才能稳扎在日军的后方。这样的世界除了日子清贫，是不是很好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14年的时间里，我们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采取了最后的胜利。八路军作为抗战中最为重要的中流砥柱，自然也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武器虽然没有日本先进，但是数量充足，各种物资都不缺，但是八路军就并非如此了。我军仅能依靠生产原始的根据地获得必要物资，这还仅限于生活用品，打仗必须的枪支弹药只能依赖缴获。根据地大多处于山区这里相当贫瘠，能提供的生活物资也很简陋，其中草鞋是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了。
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生产，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和扫荡，咱们军工厂无法获得足够的钢铁原料，尤其是炸药的生产极为困难，甚至直到抗战结束都是在用黑火药制作子弹和炮弹。简陋的设备生产的武器弹药非常有限根本不够残酷战争的消耗。
另一个则是靠战斗缴获，但是我们在战斗中缴获的弹药还不够我们在战斗中消耗的弹药。这是因为根据地往往处于日伪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每次扫荡作战我军都在兵力和装备上处于双重劣势的地步，因此弹药消耗一般都比缴获的多。
但是我军在根据地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正规军较少但民兵武装相当庞大，只可惜他们的装备都是原始的冷兵器，难以在战争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有实战经验的民兵武装立刻获得了充足的武器装备，日军投降遗留下的武装极大地加强了我军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依旧在顽强的抵抗者侵略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们八路军一直都是非常缺少弹药和药品，但是有一样物资却是非常的充裕，每个士兵都可以管够，这个物资就是上文提到的草鞋。
草鞋是当时八路军士兵的标配，抗战初期，我们的军队穿的全是草鞋。在抗战后期，极少数不对通过缴获穿上了布鞋。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寒冬凛冽，我们的军队一直都在穿著草鞋和敌人进行战斗。在夏天穿草鞋还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到了冬天穿草鞋很容易把脚冻伤，条件极为艰苦。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位于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000余人。八路军成立后，随即就誓师抗日，马不停蹄的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同时，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八路军转向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并在沦陷区内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被日寇占据的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先后建立了几十块抗日根据地，甚至在距八路军主力十分遥远的海南岛，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
以抗日根据地为根基八路军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始对日寇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有力的打击了日寇，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更是抗击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和几乎所有的伪军。八路军成为中后期抗战期间名副其实的主力。
由于敌强我弱，尤其是在装备方面巨大的差距，为扬长避短，八路军的抗日敌后根据地，绝大部分都建立在贫困落后、交通不便、日寇统治力薄弱的山区。同时，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外部援助。
我们都知道，哪怕在和平年代，山区人民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而抗战期间，遭受层层压迫，自然资源又极为贫乏的山区居民尤其困苦。但是，这些生活本已十分困难的根据地人民，依然竭尽全力，积极支持抗战。
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出民工，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妇女帮忙做军装、纳军鞋，连儿童都成为了放哨、送信的最好帮手。正是抗日根据地人民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全方面大力支援八路军，才使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等抗日队伍，有了稳定的环境可以修整，有了较为充足的给养保障，伤员有了安稳的安置之处，减员也能够及时得到充足补充。
最终，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之下，八路军等敌后抗日队伍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不断的消灭日寇和汉奸，抗战队伍和抗日根据地也不断壮大，这些都为最终抗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延安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80多岁高龄的约翰高林（John Colling）上尉在2007年如是说，他刚刚把自己和队友帕特金（Wilbur J. Peterkin）在70多年前拍摄的珍贵彩色胶片无偿捐赠给上海电视台。该影片的名字是——「迪克西使团」。
（当年照片，左起为朱德，包瑞德，毛泽东同志）
1944年7月22日，一架带著美军标志的草绿色C47运输机落在延安这座边远小城的简易机场上。黄土高原可不常有来客，除了偶尔杀气腾腾扑来的日本轰炸机。
当9位美国观察团成员打开舱门，他们发现八路军主要领导人，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已经等待多时。
这天晴空高照，阳光颇有些强烈，毛泽东同志带著一顶平常的大草帽，穿一身朴素长衫站在前排，他微微笑著，形象和当地民众完全没有差别。
向来谨细的周恩来看到美军扛著摄像机，迅速整了整衣领，然后再专业的面向镜头。这位后来的周总理对形象要求一向可是以严格著称。
一旁，正经过的朱老总还浑然不觉，转头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摄像机锁定，一时有些腼腆，赶紧行个礼，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
延安来了美国观察团。
这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会面。9名美国人被称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他们肩负华盛顿的使命，为了用一切措施尽快结束对日战争，减少美军伤亡。
面对共同敌人，美军一来是希望获得八路军配合他们对日本的战略大轰炸。美军空袭日本和满洲工业区的轰炸机以及在华北与日机空战的军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八路军控制区军民救助这些宝贵的飞行员。
一来是观察八路军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潜力，以及未来可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在抗日初期取得的名声已经消磨殆尽，连续的军事失败和对援助物资的惊人贪污让美国人大为失望，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其他有力的抗日武装。也便于日后在亚洲继续拉拢容易合作的新势力。
当然，国民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因为不久前刚刚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蒋介石好不容易才勉强同意美国人来延安「看看」。
（1944年，大举进攻河南的日军，汤恩伯所部全面溃散）
美国观察团来自不同组织，既有陆军，海军，也有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驻华美军司令部，驻华大使馆的成员。第一批观察团9人如下：
包瑞德上校（David D. Barrett）——组长，长期在中国担任武官，中文流利，会北京话。对论语易经有一定研究，中国通。
谢伟思顾问（John S. Service）——四川成都出生的美国人，中文流利，会多种中国方言。多年在北京上海重庆任职，中国通。
卡斯伯格少校（Melvin A. Casberg）
克罗姆莱少校（Ray Cromley）
高林上尉（John G. Colling）——和第二批组员帕特金一同，拍摄了大量照片和电影胶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斯特尔上尉（Charles C. Stelle）
多姆克上尉（Paul C. Domke）
惠特塞中尉（Henry S. Whittlesey）——牺牲于延安。
雷米尼（Anton H Remenih）
观察团有一个奇怪的别名：「迪克西」。Dixie在英语中是美国人对南北战争里南方各州的称呼。充满了顽固，落后，甚至还富有叛逆的意味。而这就是美国人当时对身处延安山地里八路军的最初理解。
（毛泽东朱德同志迎接观察团包瑞德等人）
观察团里，每人分工不同。来自美国陆军的包瑞德上校负责军事分析，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谢伟思负责政治分析。其他成员将建立电台通信系统，设立气象站，探查日军和汪精卫伪军战斗序列，确认日军防空能力和被轰炸的损失情况，实地查看八路军的军情，装备，训练，战斗力以及实际对日作战贡献。实地了解八路军控制地区经济和战争潜力，及增强八路军战斗力最有效的方法。
（谢伟思和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合影。他们成了跨越大洋的友人）
这些美国人受到了八路军领导们热烈的欢迎。机场上，双方热情地打著招呼，包瑞德和谢伟思用中国话毫无障碍的和八路军领导们沟通，气氛非常融洽。美国人还从飞机上搬下几个沉重的大木箱，里面是对延安来说非常珍贵的通讯设备。
（美军带来的通信设备）
根据亲历者回忆，欢迎仪式并不复杂，是一些讲话和男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饿肚子的美国人四处张望，并没有发现预期中的食物和饮料。见惯社交场合一些成员尽管感受到了八路军的亲切温和，可总觉得延安的招待算得上有些粗糙。
（延安各处张贴的标语：Welcome Our American Friends!）
7月22日夜，也就是当天晚间，八路军总部为观察团举办了欢迎晚宴，到处都可见「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标语和横幅。桌上是并不复杂的中式饭菜，一些素色碗盘整齐摆著，与重庆上海的奢侈宴席可谓天差地别。
（毛泽东和谢伟思相邻而坐，准备开饭）
（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在坐，此图可见饭菜）
毛主席和谢伟思等人共聚一席，大家共同举杯，为合作的开始干杯。周恩来很能活跃气氛，他一直在问美国本地的笑话，让大家逐渐从拘谨中释放出来。但美国人很快发现这种名叫「白干」的酒劲儿很大，对他们来说，有些像干雪利酒，也有些像绍兴酒的仿制品。在重庆呆过的美国人将「白干」称为「警报果汁」或者「白色闪电」，可见他们对此印象之深刻。后来，美国人还尝到了「虎骨酒」，听说是真正老虎骨头侵在「白干」里泡成的酒。用包瑞德的话来讲，虎骨酒让人毛发竖立，仿佛给人以野兽般的力量和胆识。
（酒过三巡，气氛活络起来，美军观察员主动敬酒）
美国人住进了窑洞。
8月7日，第二批美军观察团成员9人也飞抵延安。美军被安排在距离延安半英里，新盖的窑洞里，算得上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一些成员惊讶于这种建立在土里的洞穴房屋，而且没有玻璃！
他们很快发现不拉门帘的严重性，因为老鼠会钻进来窜来窜去，让人不胜其烦。不过总体算得上清洁，因为一星期能洗一个澡，还是淋浴。只不过是把热水倒进带孔洞的铁罐里，再将铁罐拉起到天花板的位置，简易的热水淋浴就成了。
至于吃饭，主要是简单的中餐，美国人都学著用起了筷子，连初学者不久都能熟练驾驭这种方便的工具。包瑞德觉得中餐很好吃，其他成员也挺适应。每顿饭后有西瓜和热茶，经常还有香烟提供。观察团成员每天有7美元的饮食住宿费用（约等于如今740元人民币），包瑞德直截了当提出要支付这笔钱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表示给使团提供食宿是八路军的义务，从而免去了。这让调查团成员们非常高兴，包瑞德为此亲自给朱德同志写信表示感谢。
（包瑞德和朱德在不用翻译的情况下交谈）
饮食习惯的不同偶尔会造成一些小问题。一次，第二批调查团员路易斯琼斯（Louis Jones）和毛泽东同志坐在一起。他注意到一份看起来很多汁的诱人肉菜，立刻站起来想要夹上一块。毛主席把他的筷子放在琼斯的筷子上，用中文说了一些话。翻译告诉琼斯：「在你的国家里，这只狗是一只宠物。但在中国，这只狗是一种肉用动物。如果你不想的话，就不必去吃它。」琼斯听了果然有些退缩。但当他抬起头，发现每个都停住了，大家全在关注他会做什么反应。无论如何，为了照顾异国盟友感受，琼斯挑战了自己的习惯，他硬著头皮夹起一块狗肉咽了下去，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在座的人们似乎都很满意，大家哈哈的继续动起筷子。当然，琼斯后来就一直躲著这种当地美食了。
（大家一起观看表现中美合作抗日的话剧）
美国人在延安也有不少娱乐活动，他们能看戏曲话剧表演。这里的演出质量之高让专业戏剧出身的《纽约时报》记者都十分叹服，或许是延安有著一所新设戏剧学校的原因。美国人还和八路军一样，闲暇之时打起了垒球。在日本囚犯挑起的一次对决中，美国人高兴的获得了胜利，就像他们打了胜仗一般。
舞会在延安也很盛行，中国人除了秧歌还会放美国老歌，让两国不同肤色的人们一齐于果园或者会议室里起舞。一次，名叫格雷斯的成员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很快周恩来就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人是真心相爱。于是包瑞德马上严肃警告了格雷斯，从此以后这样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
工作和劳动的闲暇之余，观察团成员还可以和朱德同志一起骑马去山里打野鸡。每逢这种探险，美国人都会礼貌的请朱德放第一枪。
（谢伟思等观察团成员在延安也要参加劳动）
调查团眼里的延安。
正式调查工作很快展开，八路军予以充分合作，给了观察团工作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及通信联络的自由，「以便迅速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寇。」
熟悉上海重庆的美国人头一次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所见到的和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做的报告一模一样。
「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美国人非常惊讶，这里竟然没有一个拿著棍棒的警察。他们四处拍照询问，看到街上的普通人穿著贫寒但和蔼可亲，并且没有挨饿的迹象。与繁华上海滩街上随处跑著收尸车的情况大为不同。
（一位姓杨的战士，他回头看到观察团在拍摄，不自禁笑了，随后行过礼才离开）
这里的八路军也和国军差别甚远，他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著按不同年龄制作的合身军装，脚上踏著方便的胶底布鞋。让看不惯国民党用绳子捆成一串抓抓丁的美国人十分意外。调查团很快被邀请观看八路军的军事演练，毛泽东很亲切的让包瑞德和他同坐一条粗板凳。美国人看到八路军拿著不少缴获的日本武器，展现出一种精力充沛的面貌。
（包瑞德上校参与检阅八路军359旅）
（路遇的八路军战士在行礼，非常和蔼）
包瑞德外出时，随机询问了一位他遇到的八路军士兵。用北京话寒暄过后，包瑞德问：
「不能在家照料父母，你不感到担心吗？」
「我为什么要担心他们呢？我在军队的时候，政府对他们照顾得相当好。」
尽管仍有疑虑，但包瑞德对八路军的印象更良好了。细心的他也注意到在延安从没见过打骂士兵的情况，而他之前好几次看到国民党两星将军猛地抽打士兵耳光。
通过对军民的日常观察，美国人承认：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可能是真的。」这里的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不像国统区普通民众躲瘟神一般躲避军队。
（美国人拍到一位大娘正主动请八路军战士喝水）
（延安街头刚买了肉的骑马战士）
同样在观察的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在他们的政体下，生活总的来说是节俭的，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则非常清苦。但我们不应忘记，不论那个政府掌权，中国的社会生活就从没有非常幸福过......」
牢骚依然是免不了的。「延安唯一的不好，就是在重庆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妓女，在这里却怎么都找不到。」一位观察团的美国小伙子如此说。
（延安街景，1944年）
美国人还发现八路军的领袖毛泽东一般总是步行，必要时才会乘坐一辆陈旧的封闭式救护车。这里没有卫兵和便衣组成的封锁线，而在重庆，蒋委员长总是坐著黑色锃亮的大轿车，被这种封锁线把他和围观的人们远远隔离开。
（延安街头的车辆，根据包瑞德回忆，这里车辆非常罕见）
调查团成员访问了毛主席不少次，他们认为「毛是一个非常安静，深思熟虑的人。在回答任何直接问题之前，他似乎总是思考的非常仔细。」
了解中国国请的谢伟思也和毛主席做了多次长谈。他俩谈论了武器支援以后，还谈到战后建交和通商，毛泽东对中美未来关系的积极态度让谢伟思很受振奋。「字真意切，热情洋溢，谢伟思差点被说晕了」。不过，他回应毛泽东的话还是很精明，他开玩笑说，美国商人在华做的是风险投资，需要考虑很多方面。
经过三个月的观察，谢伟思渐渐明白为什么八路军能在陕北的穷乡僻壤存在并且壮大起来，这里和灯红酒绿乌烟瘴气的重庆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有一个「目光远大」的领袖。对此，他评价毛泽东是「窑洞里的预言家」。
（后来被邀请乘坐美军吉普车的毛泽东同志）
调查团查证的八路军抗日情况。
美国人总是务实的，他们很快证实了八路军的能力，击破了「游而不击」的谣言。
不少美军飞行员因为合作的关系被营救。他们发现，各根据地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通平民，总是积极设法救助掩护美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不仅有吃有住，一路上还得到了妥善照顾，甚至连便装也不用换，直接穿著显眼的空军夹克被护送来延安。
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迄今为止，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人），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了约1000英里（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是对的；而且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与广大地区实为共方势力所控制。」
（观察团的工作：左图是用气象气球观测天气，右上是找到坠毁的P51战斗机，右下图为八路军营救的一车美军飞行员）
不仅如此，美国人需要亲眼看到八路军抗日的具体效果如何。他们深深了解过去国军一溃千里的景象，也大约知道援华物资如何在刚卸下飞机就神秘消失在运输过程中的诡异情况。因此，他们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实地观察八路军对日作战：
高林上尉等人于1944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到山西，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对日作战。他们经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目睹了日军三光政策造成的无人地带，也看到日军持续的封锁。11月小组回到延安时，他们已经走了2000多公里路程，收集了大量资料。
卢登顾问、帕特金少校、惠特塞中尉等人于1944年10月初从延安出发到河北，赴晋察冀根据地。他们跟随部队，在近处记录下了八路军和日军的战况，并且见到八路军抓获了日军俘虏。小组4个月后才回到延安，提交了第一手的详细资料。
军医卡斯伯格少校和三名西方记者同行，于1944年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他们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下的汾阳城2公里之处，见证了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非常珍贵的影像，八路军攻击日军炮楼，并且占领之。可惜笔者未能找到更大解像度的该照片）
（占领日军炮楼的八路军，中央站立者缴获了一把日本军刀）
调查团还发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受到良好对待，他们能运动看书接受再教育。让人吃惊的在于，很多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发生了转变。对于八路军的积极作战态度，美国人看在眼里。但正值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八路军战士正在问询被俘虏的日军）
当时，惠特塞中尉偕同一名中国摄像师前往一个靠近日军占领区的村落，他俩听说日军目前没有在周围活动，而且村口处也没发现异样。哪知刚进村不久，突然枪声齐发，埋伏的日军一齐开火。惠特塞和摄像师来不及躲避，当场双双殒命。
很快，得知噩耗的八路军调集部队开始攻击村庄，希望赶走日军夺回两人遗体。战斗非常激烈，日军利用在暗处的优势防御那个村子，八路军则前仆后继。根据美方回忆，八路军战士几乎付出了整整一个营的牺牲，遗憾的是仍未达到目的，最终还是没能抢回惠特塞和摄像师的尸身。
（美军治疗受伤的八路军战士）
这个插曲没有打断调查团的工作，美国人继续在延安把收集的各种信息反馈给国内。调查团的报告认为："八路军在战时与战后可能是个有用的盟友，延安的气氛比国统区更有活力，也比较不腐化。"
（快活的儿童团孩子们）
等不到美国人把对中国新的认识转化为政策，蒋介石国民政府和美国方面起了冲突。不久，善战的史迪威将军被调走，开明的驻华大使高斯也被换成了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赫尔利。美国人对蒋介石妥协了，政策的全面转向不可避免。
不是结局的结尾。
1947年初，也就是在延安度过了963个日日夜夜之后，迪克西使团的最后三名成员撤离，国军胡宗南部的攻势随之而来。
中美关系，要等到25年后尼克松访华才会恢复正常，而谢伟思，包瑞德等迪克西使团的几位成员，在经受麦卡锡主义强加的种种不白之冤后，有幸再次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巨变。
（70年代，中国关系正常化。周恩来同志接见了阔别已久的谢伟思，他的预言已经成真）
（谢谢观赏，图片来自网路，侵删，其他文章账号下可见）
参考文献：
- 《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人民网
-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包瑞德，解放军出版社
- 《从「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看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 延安精神：中美友谊的战时篇章。约翰科林
- Wilbur J. Peterkin , Inside China 1943–1945: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
- John "Jack" P. Klein, Dixie Mission, "Tour of Duty" Febuary to October 1945 in Yan"an, China
- 美国国家档案馆
抗战蒋军丢给日寇的356万平方公里土地被红军收复272万。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