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蒙古的对华政策是怎样演变的，苏联领导人基于什么样的现实原因决定于1921年7月派遣第五军进驻库伦和于1921年11月5日签订苏蒙协定，至今仍不清楚。1924年5月31日苏中协定第五条的签订过程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苏联传统史学观点认为，莫斯科同意把外蒙古“归还”给中国实质上是一种表面行为，其结果是为了远东的和平与安宁必然与中国达成妥协。在承认这一举措的确是苏联方面做出的一个极大的妥协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它的真实的，苏联领导人一贯推行的动机——维护远东和平、在中国点燃“革命之火”或其他战略目标?说到这里，蒙古对莫斯科意味着什么，是苏中关系中的一枚“辅币”?或者是这个关系中的一个对某些问题具有其自己的立场的真实主体?

在这个方面，美国学者布鲁斯·艾列曼（BruceA.Elleman）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特别引人注目。作者在文章中依据台湾史料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的立场，但对苏联和蒙古政策的演变以及越飞在“解决”蒙古问题上的作用未做阐述。

在一篇文章中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是很困难的。本文试图根据俄罗斯各主要档案馆所藏一系列最新发现的，以往鲜为人知的文献，提出部分思考已久问题，以供探讨。

共产国际与蒙古革命

苏维埃政府对蒙古最早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是在国内战争时期。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阐明苏维埃东方政策的一般原则，废除沙俄在蒙古的条约、协定和租让合同及建议与博格多格根政府建立平等的正式关系的《苏维埃俄国告蒙古自治政府及蒙古人民书》。该呼吁书于1920年才到库伦，而且被束之高阁，没有任何答复。

苏维埃俄国切合实际的对蒙政策是，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及其所属蒙古-西藏处（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领导下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东方民族部是在远东近邻国家开展“革命外交”的主要中心。东方民族部的任务包括：在中国、蒙古、日本和朝鲜筹备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组织；为上述国家的反对力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从民族干部当中培养职业革命者；开展思想工作。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叫做向东方“输出革命”。最后一种情况，在该部关于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指示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在一条指示中写道：“随着（共产主义小组——作者）的筹建，......东方民族部把它们派遣到各有关国家现场组织和领导工作，但事先须将其作为独立的政党提交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中央委员会交共产国际批准。”

东方民族部（1921年2月以后，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蒙古的活动也涉及到具体的组织技术问题。例如，1920年12月17日，在东方民族部会议上探讨了建立蒙古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同中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组建蒙古游击队并向其供应武器，派遣教官；蒙古革命小组对待汉人和对待居留蒙古的谢苗诺夫分子的策略。根据后一条，蒙古人被告知在中国人同谢苗诺夫分子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促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1921年2月，恩琴在蒙古的频繁活动（占领库伦，驱逐汉人，恢复博格多格根君主地位，破坏库伦革命小组等等）使共产国际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而且具体。1921年2月10日，远东书记处做出决定：“恩琴之占据蒙古，对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失去其革命基础的威胁。......日本建立了一条黑色缓冲带：滨海洲有谢苗诺夫，满洲有张作霖将军，蒙古有恩琴男爵，......摧毁这一缓冲地带，至少摧毁其蒙古一环，就是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的首要任务。”从政治学的观点看，共产国际的任务简单化了。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受抵制的中国因素已退居第二位，这使蒙古的解放事业不仅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性质，同时还具有清除对西伯利亚边界构成危险的在蒙古的军事基地的特点。

在军事方面，在消灭恩琴亚洲师的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方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Б.З.舒米亚茨基（Б.З.Шумяцкий）于1920年冬提出了以蒙古革命队伍为“诱饵”，引诱恩琴进入苏维埃边界然后将其粉碎的计划。他在致外交人民委员Г.В.契切林的一封信中指出：

“这个计划可以避免麻烦......苏维埃俄国亦不必出兵库伦”。另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由远东共和国政府拟订）则正好相反，提出向外蒙古首都派遣远征军。

上述分歧只是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关于蒙古全面“革命化”的广泛讨论中的一部分。例如，1921年6月1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远东共和国政府四方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就蒙古革命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远东共和国的部分领导人——副总理Н.М.马特维耶夫（Н.М.Матвев）以及第五军司令А.马季雅谢维奇（А.Матиясевич）——坚决反对曾在计划会议上讨论过的出兵库伦的方案，称这是一种“拙劣的政治冒险”。尤其是第五军司令说：“占领库伦是一会事，至于恩琴则是另一会事。在军事上，恩琴对我们并不构成威胁，应将恩琴问题与占领库伦（这是一个外交问题）分开”。

与此相反，另一部分政治家——远东共和国总理А.М.克拉斯诺谢科夫（А.М.Краснощеков）、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Н.布罗夫（Н.Буров）——则认为，恰恰从政治方面看，占领库伦对于支持蒙古和中国的革命运动非常必要。在会议总结性决议案中写道：“（1）蒙古战役对于显示远东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对于保障我们的后方、作为反对张作霖的一种方法和培养中国和蒙古革命阶层都非常重要；（2）目的是彻底消灭恩琴......`肃清'库伦和边境地区，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蒙古民族政权；（3）政权必须是本民族的，而不是苏维埃的，并以蒙古不独立，而与中国按联邦制方式建立自治为宗旨。”

在投票表决中，“赞成”的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全体成员、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Н.布罗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反对”的有：副总理Н.М.马特维耶夫、第五军司令А.马季雅谢维奇和总司令Н.拉平（Н.Лапин）。

关于“革命远征”的决议在莫斯科平静通过。1921年6月16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关于向蒙古派遣红军和远东共和国军队的指示。从第五军中派出一支由К.А.内曼（К.А.Нейман）和Г.М.切列米西诺夫（Г.М.Черемисинов）率领的远征队。这支部队与苏赫巴托的蒙古军一起于1921年6月28日在恰克图地区越过边界，并直奔库伦。7月5—6日，远征部队未遇任何抵抗（恩琴在苏维埃出兵前夕逃离了首都）就进了城。而7月8日，由鲍道领导的“恰克图”临时政府就迁到了这里，宣告政权由神权政府手中转到了蒙古革命党人手中，只在君主立宪制的范围内形式上保留了博格多格根的地位。

战役结束后不久，蒙古革命的“设计者”之一Б.З.舒米亚茨基很快对此次事件做出了评价。他在1921年8月12日致Г.В.契切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蒙古群众当中我们造就了一些把本民族统一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民族的存亡与苏维埃俄国联系在一起的朋友。我们为自己造就了可保护我国数千公里边界中防守最为薄弱的地段的同盟者......，我们已经具备了与蒙古建立和平经济关系的可能。”

但是，并不是对蒙政策的所有反应都是一致肯定的。1922年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位著名苏联外交家越飞在致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一封政治信中声明：“蒙古的苏维埃化不是一贯周密考虑和制订计划的结果。如果恩琴没有在蒙古出现，我们的同志没有在那里操之过急的话，我们也不会使蒙古苏维埃化，正如我们没有将东突厥斯坦（新疆——作者）苏维埃化一样，尽管那里同样出现了巴奇赤（Бакич）......契切林同志对地方上的糊涂虫没有给予应有的抵制。”

1921年的蒙古革命实际上兼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第一、蒙古人争取主权和独立的传统努力，其基础是泛蒙古主义思想和1911—1912年间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汉口号；第二、来自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外部影响（它们在蒙古发现了在东方推行世界革命这一一般战略的重要革命政策目标）。后一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对华外交路线，造成后来蒙古问题的尖锐化和混乱。

“缓冲”外交与蒙古

1920年7月，以优林为首的远东共和国使团被派往北京，其使命是在中国和远东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式的经济、外交关系。在恰克图买卖城多次受阻之后，代表团于1920年8月21日抵达北京，并着手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和贸易协定草案。这一时期，外蒙古还处于中国（安福系）统治之下，而共产国际在那里只是忙于制订革命计划，蒙古问题在政治和外交上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在优林的谈判过程中没有专门涉及此事。使团的唯一成果是1921年3月7日在满洲里市签署了《开通边界章程十二条》和《会订东赤两路开通车辆条件》等协定。

恩琴占领蒙古和共产国际积极准备“革命征讨”之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21年6月27日，Г.В.契切林给出访中国后返回上乌丁斯克并被任命为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优林发去了一封急电。电报说：“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日益严峻，请赴北京，在蒙古自治和承认中国主权的基础上设法解决蒙古问题，（向中方）阐明我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打击中国的敌人恩琴，我们承认中国的权利，一俟歼灭敌人，将立即撤离（蒙古）。”

优林的第二次访华是在1921年7月初，并且与蒙古事件直接相关。尽管中国方面拒绝认真讨论蒙古问题，但优林在谈判中正式提出该问题表明，莫斯科试图通过远东共和国试探北京在外蒙古将来地位问题上的立场，而且俄国方面是从著名的“恰克图系列协定”的原则，特别是在中国宗主权下的广泛自治的条款出发的。远东共和国在重申优林的立场后，经与莫斯科协商于1921年8月专门向北京政府提出补充声明。该声明称：“蒙古地位将依据沙俄和中国关于蒙古的旧约来确定......因此，远东共和国政府将不允许蒙古脱离中国。”

蒙古革命党人与中国

根据一些西方作者的看法，许多西方出版物对于蒙古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屈从于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的提法深信不疑，以致于对蒙古在对外政策问题或其他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本身却避而不谈。与此同时，虽然存在这种依附性，但蒙古革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不仅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在自己的观点上有了本质的发展。

1920年8月，蒙古革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全权代表Ф.И.库芬（Ф.И.Гапон）进行谈判时，蒙古人第一次以成文形式叙述了自己关于苏维埃俄国、蒙古和中国未来关系问题的纲领。在第一次会谈时，蒙古人就声明：“1.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力求根据1915年的恰克图俄、中、蒙三国条约恢复外蒙古自治，包括某些例外情况，如扩大自治和取消俄国和中国对外蒙古的双重保护……；2.与中国各革命小组和革命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接触，......同时在对华外交行动上争取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帮助；3.扩大自己对所有蒙古地区（内蒙古和巴尔虎——作者）的影响并在将来把它们统一为一个完整的，以联邦或自治的形式与中国结合的国家。”蒙古人于1920年秋在莫斯科将这一纲领递交给Г.В.契切林。

由于蒙古还存在中国的官方机构，苏维埃领导人在这一阶段对蒙古的提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担心把苏维埃俄国公开“卷入”蒙古事务之中，但不论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莫斯科，他们都向蒙古代表许诺将提供军事技术和财政援助并通过蒙古西藏处按共产国际路线加强地下革命工作。

1921年3月1—3日在恰克图通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行动纲领”（党纲）中，曾经再次提出了在伊尔库茨克谈判中曾一度叫响的“中华联邦”思想。特别是在该纲领中写道：“相反，党认为中华民国各地各自独立......并且以谈判的方式相互建立联邦关系是适宜的，如果华北、西藏......满洲和蒙古都各自确立了自治权并且彼此共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度，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蒙古人民加入这一联邦制联盟：”在另一封文件——1921年3月25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工会、学生以及中国各革命小组”的呼吁书——中，“联邦”思想被视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把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督军（地方军阀——作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未来目标。

由此可见，革命前夕蒙古革命党人的立场主要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在中国将来有可能实行各民族联邦这一背景下，蒙古革命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革命合理性；二是旧“恰克图系列协定”及其三角关系的妥协方式对他们的影响和外蒙古的自治地位。1911—1917年间的俄蒙正式关系的尝试间接地成为了苏蒙早期接触，这表现在“复苏”诸如“蒙古自治”、“中国主权”及“俄国居中调解”等双方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

1921年11月5日的苏蒙协定

1921年“七月事件”后，外蒙古在苏中关系中的地位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导致苏维埃领导人在关于是否把支持蒙古政府并与之签订协定一事进一步合理化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从地缘政治和革命任务的角度看，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必须以正式承认蒙古人民政权的形式来巩固1921年的革命成果。但是，从摆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面前的对华外交的立场上看，这一协定极其不利。因为它使与北京政府建立正式关系这一原本就很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形象地说就是，蒙古革命与共产国际决定了苏维埃的远东外交。

Б.З.舒米亚茨基是主张签订协定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1921年10月初，他随同蒙古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后，马上积极开展说服工作，鼓动苏维埃领导人应正式承认蒙古。但他关于外蒙古对俄国的意义的论据遭到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分官员（加拉罕、越飞等）的强有力的抵制。他们公开向他声明：“......在出面调停（中国和蒙古——作者）前夕，却突然抛出一个单方面的协定，在原则上是行不通的。”

1921年10月上旬，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范围召开了三次会议和两次专门委员会会议，激烈讨论这一问题。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Г.В.契切林本人转而支持Б.З.舒米亚茨基，对其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对他在蒙古事务中的权威性表示了信任。另一个有利于缔结协定的有利的论据与蒙古在这一时期对苏维埃俄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有关。例如，Г.В.契切林在1921年10月18日致列宁的一封信中写道：“革命政府（蒙古——作者）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

经过讨论，谈判最终被确定下来。Б.З.舒米亚茨基本人因不愿插手此事拒绝参加正式谈判代表团，似乎躲到了“幕后”，但事实上，他在筹备苏维埃官僚机构个别问题——从为蒙古人获得上百万银卢布的贷款到分配印制蒙古纸币的订货等——方面，却做了大量的工作。

谈判于1921年10月中举行。蒙古方面参加谈判的有：丹赞（蒙古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代表团团长）、苏赫巴托（军事部长和总司令）、车林多尔济（外交部副部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在自治政府中供职）、西林达木丁（博格多格根呼图克图的代表）和翻译巴图汗。苏维埃方面有：С.И.杜霍夫斯基（С.И.Духовский）和Б.В.格次（Б.В.Гец）。

谈判中，蒙中关系及决定外蒙古地位的问题很快突显。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判临近开始之时，蒙古人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自治”立场，而且把外蒙古地位视作“独立于中国”。这一变化始于1921年8月，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致蒙古政府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同意在蒙古保留苏维埃军队”的照会中，因两次使用“自治的蒙古”这一说法，引起早已将蒙古地位视为独立的蒙古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部分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不久，“自治的蒙古”这一说法就从苏蒙正式文件中很快消失。

苏维埃领导人的态度是，在中国举行的三方谈判必须以俄国居中调解和外蒙古自治为基础。这就需要明确蒙古人参加将来与中国进行的谈判的方式。根据Б.З.舒米亚茨基和Г.В.契切林的观点，应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巴意开斯）和作为蒙古经验丰富的权威外交家的车林多尔济到达中国后，再提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苏维埃方面引述蒙方早期文件，建议在拟议中的协定将蒙古地位确定为“未来中华民国各族联邦中一自治成员”。

该建议遭到蒙古人的拒绝。此后，双方互换声明并达成妥协。苏维埃领导人在声明中称：“自由蒙古与中华民国在俄国的居中调解下即将举行的谈判，将会迅速消除障碍”。苏方声明中“自由蒙古”的提法，是被丹赞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作为苏维埃领导人支持蒙古独立的方针的证明所接受的。

在谈判过程中，还出现了另外两个同样尖锐的问题：乌梁海边疆区（图瓦）问题和旧俄国的租界地问题。关于后者，蒙古人反对苏方关于在向某一方转让这些租界时俄国将保留第三方权利的提议。丹赞不断引述1920年秋外交人民委员部致蒙古代表团的正式声明，称苏维埃领导人应完全无条件地放弃旧沙俄租界地。

在乌梁海问题方面，丹曾建议在协议文本中增加一项关于将该边疆区置于蒙古人民政府权力和管辖之下的条款。在1921年9月9日Г.В.契切林致乌梁海人民书中所阐述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正式立场包括以下几方面：苏维埃俄国不把这块领土视为自己的领土，而把它的自决与“蒙古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圆滑的措辞背后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在苏维埃领导人中有人不无根据地认为，在蒙古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还没有确立和不再担心蒙古和图瓦会落入中国人里手以前，谈论将图瓦归还给蒙古为时尚早。

乌梁海问题和租界地问题使谈判陷入了破裂的边缘。例如，Б.З.舒米亚茨基后来在致著名的共产国际人士、蒙古军队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Э.З.仁钦（Э.З.Ринчино）的一封信中回忆起这次危机，他写道：“谈判中有一段时间，我曾想抛弃一切，一走了之。原因是因为丹赞以及其他人完全不理解事情的意义所在......，为了说服我方人员相信丹赞一窍不通和库伦......牢不可破就需要3天时间。”

1921年11月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俄蒙友好关系的协定》（即《俄蒙修好条约》——译者）签字。协定全文包括序言和正文13项条款，是一个折中的、措辞圆滑的协定。根据彼此达成的协议，协定中没有写进关于外蒙古的国际法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和关于乌梁海边疆区的条款。关于租界地的问题被载入1921年11月5日的《协定补充议定书》之中。通过该议定书，苏方获得在将俄国租界地转让给新股东的时候享有“第三方”权利。与此同时，双方还签订了关于在莫斯科为蒙古印制纸币和向蒙古人民政府提供一百万银行储蓄白银贷款的几个秘密协定，以保证货币的发行和满足其他需求。

苏维埃俄国和蒙古1921年11月5日的协定是苏蒙政治联盟——在这个联盟中，蒙古不得不充当次要的、附庸的角色——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国际协定。此外，该协定客观上重新恢复了因1917—1920年的“动荡年代”而中断的俄蒙传统联系。对于蒙古来说，苏维埃俄国方面的正式承认，对于维护国家完整和将来完全独立于中国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军事保证。除意识形态方面（支持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的考虑外，从国家利益——与中国和日本可能发生冲突时，在友好国家的边界线上有了一个“缓冲带”——的角度来看，它对苏方也是有利的。

早期苏维埃驻华外交官和蒙古问题

莫斯科和库伦因为签订协定都庆祝了胜利，但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出兵库伦、宣布人民政权成立、在莫斯科进行谈判和签订协定，只是一场序幕，而充满戏剧性和各种出人意料的事件的活剧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巴意开斯于1921年12月12日到达北京后在那里上演的。

巴意开斯谈判大纲其“蒙古部分”是基于三个“步骤”拟订的，也就是说，必须以已知的条件，即蒙古代表参加谈判、俄国居中调停和外蒙古自治为前提。该大纲是在苏蒙谈判期间在莫斯科拟订的，Г.В.契切林、Б.З.舒米亚茨基和巴意开斯本人直接参与了大纲的拟订。苏维埃领导人期望与中国找到一个外蒙古的存在能够被接受的形式，并且不因此而丧失已获取的地位，在那里保留本国军队和1921年11月5日的苏蒙协议。但苏维埃领导人完全没有考虑到形势的严重性：尽管国内内乱纷纷，中国原则上并没有打算接受苏方解决蒙古问题的“步骤”。沙俄当年办成的事情，苏维埃再去重复已不可能。况且巴意开斯在赴北京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注定了要遭到失败，因为他带着莫斯科要他尽量回避苏蒙协定的策略上错误的指示。

来自北京的最初报告证实了全部担忧。例如，巴意开斯在1921年12月23日致Г.В.契切林的电报中称，已向张作霖的代表声明“在中国政府与蒙古的相互关系得到解决之前，不会从蒙古撤兵”。1922年1月，巴意开斯报告说，他遭到了因接到苏蒙签订协定的情报而引发的潮水般的指责。不论在报刊上，还是在官方系统都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指责。1922年5月1日，中国外交部交给巴意开斯一份关于蒙古问题的特别公函，其中特别提到：“在执事初到北京时，曾经面询。执事复以并无其事（苏蒙协定——作者）。乃日前与执事晤谈，又以近日报纸登载约文，特再提出诘问，执事竟认为事实等语。......本国政府实难容忍。为此特向执事严重抗议。所有劳农政府与蒙古私订无论何种条约，中国政府绝不承认。”

虽然受到巨大压力，但巴意开斯为实现莫斯科的指示一直斗争到最后。1922年2—6月间，他与中国外交部代表就“蒙古主权”或“中国宗主权”，蒙古政府应该不应该参加谈判，或者苏维埃俄国应该不应该充当中国和蒙古之间的调停人等问题展开了漫长、艰难的争辩。同时，他还试图讨论其他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中东铁路问题和中国所欠沙俄债务问题，但蒙古问题决定了谈判的总进程，代表团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蒙古问题能否得到初步解决。因此，莫斯科在蒙古问题上的最初立场导致了继优林之后第二个赴华外交使团遭到失败。

1922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外交代表越飞的使华并不是使团形式上的简单更替，它表明苏维埃领导人正在寻找一种看待中国的全新的视角，其中包括在蒙古问题上的角度。而后者的相对复杂性使得越飞本人也不抱任何幻想。他在一封致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的政治信件中写道：“蒙古是我国对华政策中最脆弱的地方，也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用来反对我国的唯一法宝。”自出使之日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目标，要说服莫斯科彻底改变其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放弃三方谈判、外蒙古自治以及像优林和巴意开斯那样单独或首先专门讨论蒙古问题的想法，而是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蒙古问题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同时加以讨论。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否决了这一立场。1922年9月初，政治局在讨论了越飞最初写回的几封信件后向他发出了指示，仍要求实现蒙古自治和蒙古政府参加谈判的目的，并指出，这“并不会破坏中国的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谈判和说服Г.В.契切林、Л.Д.托洛茨基、Г.Е.季诺维耶夫（Г.Е.Зиновьев）等人，越飞向莫斯科提出了更为重要的论据，这是他详细分析中国和蒙古的各种事件的结果。

第一、越飞解释说，“放弃”蒙古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归根结底有利于世界革命。他接着说，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南方反对“督军”（各省军阀，他们在中国是和“自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的斗争相联系。苏维埃对“蒙古自治”的支持，在中国“不仅会被视为对其内政的干涉，......而且，更糟糕的是，会被视为针对孙中山的反革命立场。”

第二、越飞在阐述将蒙古归还给中国的合理性的同时，还涉及到民族自决权问题，并提醒苏维埃领导人注意民族自决权的条件性和相对性。他写道：“我们又一次完全正确地将小的亚美尼亚人民的利益出卖给大的土耳其利益，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土耳其人的民族运动要比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斗争重要得多......”，他继续写道，“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明白，蒙古的布利亚特人（我们将其称作蒙古民族），对于我们而言是那样的亲切，以致于我们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应该牺牲我国的整个远东政策并且间接地牺牲我们的世界革命。”由此他得出了结论，认为蒙古人对自决和脱离中国的权力对于革命运动的宏伟目标来说是“有害的和不必要的”。

类似的“革命”笑话和因为一个“伟大思想”拿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做交易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越飞其实发展了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讨论中一个赫赫有名的思想。大会讨论了В.И.列宁起草的一个纲领草案，特别是其中的民族政策部分。就列宁的报告发言的Н.И.布哈林声称，作为纲领民族部分基础的不应该是民族自决权，而应是关于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论题。他以自己的观点提出“每个民族劳动阶级”的自决权供大会讨论。对于还未形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布哈林允许存在“民族自决权”。他说道：“如果我们为殖民地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我们什么也不会丧失，相反，还会获利，因为整个民族的联合将损害外国帝国主义。”换句话说，布哈林指出了这一从阶级合理性出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赋予，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以剥夺的“权力”的临时鼓动性特点。Г.Д.皮雅塔科夫（Г.Д.Пятаков）和列宁在人民委员会议的代理人А.И.雷科夫（А.И.Рыков）支持“特别受党宠爱的人”，虽然列宁主义原理被写进了纲领之中，但讨论反映了该款项顺应世界革命运动潮流的形式主义的和“实用的”特点。

越飞赞成“归还”蒙古的最后一个论据与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特点密切相关。当时共产国际所依靠的孙中山及其临时盟友吴佩孚都赞成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外蒙古的自治“没有被列入”其中。在苏维埃军队暂时“滞留”蒙古的问题上，越飞虽然于1922年预先获得了孙中山和吴佩孚的支持，然而中国领导人则各有各的打算。孙中山打算利用蒙古及其背后的苏联作为物质技术基地和从四川向蒙古边境调遣百万军队的宏伟计划中的屯兵场，而吴佩孚则对越飞笼统地声称，他的部队将于1923年春轻而易举地取代苏维埃军队，蒙古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还剩下一个张作霖，他在口头上支持蒙古自治的主张。但是越飞对这位满洲地方官的坦率声明表示极大的怀疑。一旦时机成熟，他随时准备占领蒙古，更何况张作霖与孙中山不同，他并不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战略盟友。

根据上述论据，越飞提出了如下的谈判策略：（1）在未来协定中，不突出对蒙古的特别注意，仅限于载明苏联承认中国主权一条；（2）保留1921年的苏蒙协定，如果中国人要求废除该协定，就向中国提议“不正式审议该协定”；（3）在各项苏中文件签字之后约定撤兵期限，再宣布苏联准备从蒙古撤兵。

应当说，越飞的“行动纲领”虽然遇到困难，但最终获得了莫斯科的通过。苏联领导人基本上同意了他关于蒙古问题的谈判的策略方针，但并没有放弃坚持（蒙古）自治的希望，而是一直在利用其他各种渠道发挥影响。1923年秋，在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期间，Л.Д.托洛茨基和Г.В.契切林再次提议研究关于给外蒙古给予自决权的问题，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全面加深了他对苏联政策的不信任感。

1923年9月5日，以加拉罕为团长的正式外交使团抵达北京接替被派往日本的越飞。这时，越飞关于蒙古的主张被莫斯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需要提出的要求。越飞关于蒙古的“构想”实际上成为加拉罕进行谈判的基础，他正式完成了谈判事宜。而且虽然在其他问题（中东铁路、偿还债务等）上并非一切顺利，但在加拉罕提出一系列正式声明之后，蒙古问题退居到次要地位。例如，1924年2月，加拉罕在北京与“全国外交联合会”代表会谈时说：“蒙古问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我们认为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我国从不怀疑中国对蒙古的主权”。

对于加拉罕关于蒙古的许多声明，日本驻华使馆的《华北旗报》发表了有趣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承认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蒙古人正在成为他们的解放者的牺牲品，因为巨大的利益已经摆在了地图上。加拉罕先生带着一个目的而来，那就是中东铁路和承认苏维埃政府。”

北京谈判的结束和莫斯科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的改变影响到苏联驻蒙古代表的策略。1924年1月3日抵达乌兰巴托的苏联新任全权代表А.Н.瓦西里耶夫（А.Н.Васильев）接到契切林的指示，指示要求他密切注意蒙古领导人不合适宜的反华情绪并消除之，要让蒙古人认识到“自治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1924年2月，在《库伦新闻》一篇采访记中，大使说道：“目前的局势不允许我们谈论什么蒙古的独立，暂时只能谈论贵国的自治。”

此外，在乌兰巴托对蒙古地位所做出的新的外交解释并不证明苏联在蒙古的地位削弱了。恰恰相反，1924年5月20日博格多格根的逝世和同年11月26日“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在政治上意味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接近。它的新任全权代表Т.雷斯库洛夫（Т.Рыскулов）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报说：“大呼拉尔通过的宪法使其（蒙古——作者）在结构上与苏联的国家类型相似”。

在国际方面，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来说，乌梁海（图瓦）地位问题始终是一个公开的问题。蒙古政府继续要求将乌梁海归还给蒙古人民共和国，而苏联领导人由于与北京的密切联系，与1921年11月相比，则更加明显地倾向于反对这一合并，还提出图瓦有被中国侵占的危险的理由。此外，内蒙古的重要性也增大了。因为，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开始实事求是地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看作是在当地领导革命运动的直接机关，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则是其人员和物质上的后盾。

1924年5月31日，以下文件在北京签署：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民国关于解决悬案大纲的协定》；

2.《明确协定个别条款的声明书》（似指《中俄协定附件》）；

3.《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照会汇编》；

4.《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规定，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加拉罕同时正式声明，一俟有关撤兵期限协定签字，苏联随时准备从蒙古撤出军队。

苏维埃领导人在蒙古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痛苦的演变历程：从三国协定和自治到承认中国在法律上的完整主权。这种妥协首先是以中国以及世界革命的前途作为先决条件的。与此同时，苏维埃领导人利用这一举措解决了本国的对华策略任务——在南方保留盟友，在北方结交以正式的北京政府为代表的盟友。至于蒙古，尽管苏联承认中国主权，但它仍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和大使馆一年一年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证明，革命阶级原则在苏联外交中还占有主要地位，尽管它们（革命阶级和国家外交）之间已显露出本质上的分歧和矛盾。中国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对“世界之火”的最后希望。按照他们的观点，为了“世界之火”可以将一些小民族和国家扔进火海之中，牺牲国际法的准则。

【注】俄文原文载于俄罗斯《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астока）1995年第2期。中文译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2年6月第2期 。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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