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的彼此理解和交互作用，推动著具有原创性和引领作用的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1978年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力求在「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的互动互解（彼此理解）中实现学术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对经典文本、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学术成就，它为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应充分肯定。然而在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哲学研究、理解和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经典文本」的「上篇」方面取得巨大学术成就，而在研究「现实逻辑」的「下篇」方面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广阔学术空间。这种「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的局面，既会由于对中国问题的缺位和失语而易被边缘化，也会因缺乏使「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的互动，而失去了哲学创新发展的动力驱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植根于「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解互动之中

「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是彼此理解、交互作用的。哲学的「经典文本」既是对「现实逻辑」之哲学理解的历史沉淀，也能为把握「现实逻辑」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彼此理解和交互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既需要从「经典文本」中获得哲学上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思想资源，又需要在对「现实逻辑」的理解和把握中获取现实问题、时代精神、实践要求和人民诉求。这两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经典著作是对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所面临的「现实逻辑」加以哲学理解而形成、沉淀下来的，从中可以找到我们理解、把握「现实逻辑」包括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哲学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比如关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关于哲学把握「现实逻辑」的方法论，关于哲学理解、把握「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关于实现哲学变革、创新和发展的方向、方式和路径，等等。而这，显然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凡是力求推进哲学创新和发展的哲学家，大体都是既注重从前人的「经典文本」中寻求思想资源的支持，同时也都关注并研究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研究那个时代发展的「现实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既注重「在书房中」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经典文本」做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又「走出书房」，关注并深入研究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发展的「现实逻辑」，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实现的历史观变革，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问世，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系统阐述，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都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的交互作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1842年6月28日—7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基于劳动人民立场，对「现实逻辑」作出既「科学」又「价值」的理解

本质，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成其为这一事物的根据。这一根据存在了，这一事物就存在了，这一根据不存在了，本质颠覆了，这一事物在本质上就不复存在了。区别于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基于劳动人民立场，对「现实逻辑」作出既「科学」又「价值」的理解和把握。其中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立场上的「劳动人民」；研究对象上的「现实逻辑」；研究方法上的「科学和价值的有机统一。」这里的「现实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既是劳动和资本现实关系展开的逻辑，又是「现实的个人」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还是社会实践、阶级关系、社会革命内在演进的逻辑。这种理解和把握，已深入到了「现实」的本质之中了。这里的「科学」，主要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而「价值」，主要指对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价值目标的价值追求。

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和阐述的哲学，大都是基于劳动人民的立场，对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精神、「现实逻辑」所作出的既科学又价值的哲学理解和把握。离开这一点，就难以真正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和阐述的哲学。《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是马克思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之逻辑关系的哲学理解，是对实现人类解放之逻辑的哲学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对现实劳动过程中资本的增值和人（劳动）的贬值之逻辑关系做出了哲学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社会实践的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立足于对现实的个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关注，既分析研究了现实的个人及其实际生活过程的逻辑，也批判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得出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并实现真实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分析研究方法，既对资产阶级的产生、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挥过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与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也基于科学分析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作出了「两个必然」、「两个最彻底决裂」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进一步展示了劳动和资本之现实关系的内在逻辑。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基于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立场，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方法，既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包含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诸种矛盾的萌芽，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以及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还根据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并总结性地阐释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价值判断：「随著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当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在面向或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学术研究和哲学理解方面，却相对缺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没有完全或真正体现出来。有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不屑一顾，不愿研究；有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无能为力，不能研究；有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顾虑重重，不敢研究。由此在学术界就导致这样的情景和状况：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我们多「呆在书房」；马克思注重解读「现实逻辑」，我们多远离「现实逻辑」；马克思的学说引领著时代和实践发展，我们的某些研究却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马克思的学说是世界性的，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却自言自语；马克思的学说是实践性的，我们的有些研究成果多是概念性的。一句话，在学术界，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接不上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做进一步学术努力、学术探究的目标和方向。对此，我们大部分哲学专家学者已充分意识到了，并在作出积极自觉的学术努力，业已取得了初步的学术成果。

三、把握「现实逻辑」首先要把握其逻辑起点

应怎样理解我们所讲的「现实」？哲学所理解和把握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并不直接等于看得见、摸得著的「现存」即「现象」或「表象」。它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它更著眼于必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种展开；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它更著眼于本质，是本质的一种展现；三是感性背后的「理性」，它更著眼于理性，是理性的一种展示。「现实」并不是与偶然性、现象和感性毫不相干的。我们往往是透过一系列偶然性来把握必然性，通过现象来把握本质，通过感性来把握理性。因为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是直接相关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相统一、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存在」，那种没有表现在偶然、现象和感性中的必然、本质、理性，只是在逻辑中存在，不具有现实性。黑格尔曾对「现实」下过一个经典定义：「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5页）他的法哲学思想还有一个关于「现实」的著名论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这里，黑格尔的现实观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面立体的、动态的、通过偶然性而为必然性与合理性开辟道路的「现实」。有学者割断了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内在关系、联系，只强调必然性、本质和理性而轻视偶然性、现象和感性，这就容易把自己置于偶然性、现象和感性之外，而在实际上却难以真正把握必然性、本质和理性。因为如果不与感性现象直接接触，我们是永远把握不到必然性、本质和理性的。我们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感性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必然性及其展开、展现的内在逻辑，而其方式，是要用理性思维透过偶然、现象和感性来把握的。这就对我们的哲学研究提出了要求：既要了解感性现象，更要把握其本质和必然。这叫做「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至于「现实的逻辑」，则指的是现实中的必然性、本质和理性内在展开的逻辑进程，且其逻辑展开进程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解读「现实逻辑」这本无字之书，往往容易因切入角度、立场、观点和方法等不同，而造成各说各话、自以为「是」、争论不休甚至跑马圈地、互相设防的消极格局。何以避免如此不利局面？建构面向「现实逻辑」的哲学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是一剂良方。在我看来，基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把握「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是借助于面向「现实逻辑」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而走向达成共识之路的路标。

现实的逻辑，都是从一个逻辑起点开始的。这一逻辑起点，既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它对其他「事实」产生深刻影响，也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之历史必然性逻辑展开中的一条「主线」，它贯彻历史必然性逻辑展开的全过程、各方面。不同于黑格尔基于绝对理念和充满思辨气息的现实概念推演，马克思的现实观借助于费尔巴哈以感性颠覆绝对观念的逻辑，把立足点放在了坚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上。立足于感性实践活动，准确捕捉逻辑起点，进而展开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系统深入的批判，成为贯穿于马克思一系列经典文本的主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逻辑起点，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由此他展开了对「自由自觉的活动」之逻辑展开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如异化劳动四种形式之间的现实逻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由此他展开了社会实践在感性对象、感性活动、思维活动、革命活动、宗教活动、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市民社会、人类社会和改变世界中的逻辑之分析，或展开社会实践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宗教学和人的学说中的逻辑之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由此展开了对「有生命的个人—需要—物质生产—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之现实逻辑的分析；《共产党宣言》中的逻辑起点，是「阶级」，由此展开了对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必然」、「两个彻底决裂」之现实逻辑的分析；《资本论》中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由此他展开了对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矛盾之现实逻辑的分析。

像马克思那样，确定并把握现实的逻辑起点，是把握「现实逻辑」的关键。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我们要「研究马克思」，更要「像马克思那样研究」。实际上，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往往是在占有一定思想资源和借鉴一定思维方法的基础之上，且面向时代精神及作为其「呼声」与「格言」的现实问题，历经艰难困苦孕育而成的书写「现实逻辑」的典范。马克思在其关于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阐述中，直接表达过对面向「现实逻辑」的哲学研究的高度关注。如马克思曾批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指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在谈到哲学与现存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时，马克思还说过：「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不考虑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以及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哲学首先要「成为现实」，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只有与现实世界和实践相互作用，才能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才能成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才能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肯定的「真正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以哲学的方式，还是以科学的方式，或者以艺术的方式和宗教的方式，要切中现实并且走进现实的深处，而不是浮光掠影或蜻蜓点水式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离不开具有指向性的方略和全面系统的结构分析框架。其中，准确地找到一个逻辑起点，是马克思擅长使用的能够以小带大、由点及面进而系统深入地解读「现实逻辑」的关键一环。

四、从哲学上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起点是「结构转型」历史与逻辑总体上是统一的

1978年以后，我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开始的。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政治力量过大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相对较小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对此，我在已经出版的《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一书中做了系统阐述）。1978年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开始转型了。从本质上讲，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是结构转型的进程。这种转型，既是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相对分离，使经济领域相对独立，市场或资本的力量日趋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天，此可称之谓「政企分开」；也是社会领域从政治领域相对分离，使社会领域相对独立，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日趋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天，此可称之谓「政社分开。」由此，结构转型展开的内在逻辑，首先是「领域分离」。领域分离本质上意味著「力量转移」，即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在增长，政府力量在转变，即政府由管制的力量转变为公共服务的力量，由过去一元独大的政府力量部分地向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合理」转移。由此，领域分离的逻辑展开便是力量转移。每一种力量的背后本质上是利益或利益诉求的表达。由此，各种「利益博弈」的逻辑便现实地呈现出来了，且成为当今中国现实所面临的并特别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国正处在一个多样多元多变的时代，社会阶层尤其是利益主体日趋多样化了。如果「多样化」不淡化主旋律，多样化之间互相对话交流，这种多样化对繁荣经济社会文化大有裨益。问题是，当今这种「多样」在今天出现了三种情境：一是这种「多」淡化了「一」，即淡化指导思想、淡化主旋律、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多样化之间出现了「多元纷争」；三是由于我们的法治没有跟进、德治没有跟进和治理没有跟进，结果使多样化之间出现了「思想分化」倾向。如果对思想分化缺乏整合，人们达不成共识，就会出现「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在今天一定程度上确实逻辑地呈现出来了。这种危机也必然地带来了「三个任性」：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即说话没有边界意识、底线意识、时空意识和身份意识）。当今，这三种任性已经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无序」，进而导致精神懈怠和腐败蔓延。在这种情境下，「整合共识」即通过整合以达成共识就逻辑地突显出来了。

整合共识意味著要实现且实际上我们正在实现「整体转型」。首先体现的是「结构转型」，即由「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正在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相对分离的「三维」社会结构转型。这一转型是从1978年开始的。其次是「生产力转型」，即由权力驱动型生产力经资本驱动型生产力正在走向创新能力驱动型生产力。用中央精神的话来讲，就是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这一转型正在路上。再次是「生产关系转型」，即由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型，由按劳分配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转型，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向分配正义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1978年、尤其是1992年以后一段时期，由于市场和资本因素以及权力因素的参与，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一定弱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经自觉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实践上自觉主动地「合理」实现生产关系转型，其中之一是正在走向分配正义。第四是「国家权力运作方式转型」，正在实现由国家管制经国家主导走向国家治理。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国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国家管制」；1978年以后至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国家主导」。国家主导体制之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如果决策正确，它可以动员和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然而，这种体制也有弊端，那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如果缺乏有效制约，易产生腐败和不良作风。为保留国家主导体制的比较优势，同时克服国家主导体制的弊端，「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场了。十八大以来，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是走向「国家治理」，即为治理好国家公共权力提供一种现代化的制度模式，这就是「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第五是「人的生存方式转型」，由权力化生存经物化生存走向能力化生存。1978年以前，我国人的权力化生存相对突出，即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对权力的依赖相对突出。1978年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对「物」的依赖相对突出出来了，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关系、人的情感和人的价值往往通过物来表现、确证和实现。「物化生存」最大之殇，就是「精神懈怠。」超越「物化生存」和「精神懈怠」的新趋向，是能力化生存，即人要凭本事吃饭、凭能力和业绩立足。在当今我国社会，权力化生存、物化生存和能力化生存并存。但现实的逻辑使其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即由物化生存方式正在走向能力化生存方式。第六是「国际地位转型」，中国在国际上正在由大国走向强国，向强国转型。

整体转型的「现实逻辑」就内在要求实现「现代治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现代治理的目标，就是「建构秩序」，即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良性秩序。这种秩序基于公平正义，既使社会发展充满创新活力，又使社会达到和谐发展。这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或更加重要。建构秩序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即「民族复兴。」

由此，窃以为，「结构转型」既是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也是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一把钥匙；而「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力量转移—利益博弈—多元纷争—思想分化—认同危机—社会无序—整合共识—整体转型—现代治理—建构秩序—民族复兴」，是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的「现实逻辑。」这只是我在学术上的一种初步理解，还需要与学界同仁共同做进一步深入的学术研究。

五、应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

「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哲学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基于以劳动人民为本的立场，坚持科学和价值相统一的方法，高度关注并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并从这种「现实逻辑」中提升出「中国问题」（或时代课题），且积极解答中国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之根、之基、之源，离开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可能是一种概念，是一种空谈，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实际上，或实事求是来说，在学术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还缺乏真正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解和把握，要么借学术之名轻视现实，要么在对「现存」的盲目辩护中遮蔽了本真的现实，要么借对「现实」的误解而远离现实。或者说，在面对或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时，要么不在场，要么不知何为，要么自言自语。这样的哲学，就达不到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时代、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现实逻辑」所要求的水平。

由此，当今要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需要走入时代，走入当代中国实践，走入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处，走入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逻辑」的基础之上；或者说，需要面向或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处理好「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和「哲学发展」的内在辩证关系，解决好这种关系中提出的新问题，并从中提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和新理论（如「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力量转移—利益博弈—多元纷争—思想分化—认同危机—社会无序—整合共识—整体转型—现代治理—建构秩序—民族复兴」等，当然，也不仅仅如此），进而实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哲学范畴、哲学观念和哲学形式的转换，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做得不够的，也是我国学术界正在积极自觉努力的。

[本文选自《哲学与社会》（第8辑），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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