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順：論「大陸新儒家」

　　——有感於李明輝教授的批評

　　作者按：本文寫於2015年3月，是某雜誌約稿，但由於某種原因，迄今未刊出。今見李明輝教授又有新作《關於「新儒家」的爭論：回應〈澎湃新聞〉訪問之回應》(《思想》雜誌第29期)。故將本文刊發於此，以供參考。

　　台灣的李明輝教授於2014年12月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態度「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①]，引起了大陸一些儒者對其「不認同」的不認同。有朋友希望我就此談談看法。說實話，我從未讀過李教授的東西。找來這篇訪談，讀過之後，我不得不說：對李教授的「不認同」態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認同的，儘管有所保留。關於他為什麼不認同「大陸新儒家」，李教授陳述了三點看法，我也就這三點談一些看法吧。

　　一、什麼是「大陸新儒家」

　　我首先想說的是：「大陸新儒家」是一個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輝教授說：

　　首先，我對「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不認同。現在所謂的「大陸新儒家」是主要以蔣慶為中心、包括陳明在內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但並非到現在大陸才有新儒家，而是本來就有的。除了那些後來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馮友蘭不都是大陸新儒家嗎?他們的位置放在哪裡呢?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是大致認同的：確實，「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在概念上存在歧義。今天中國大陸的新儒家，難道僅僅是「以蔣慶為中心、包括陳明在內的一小撮人」嗎?例如李教授在訪談中提到的張祥龍教授，是不是大陸新儒家?

　　這裡有必要弄清「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的來龍去脈。這樣的稱謂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的一封信中提出來的：

　　我認為以甲申(2004)年7月貴陽陽明精舍儒學會講(或謂「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峰會」)為標誌，它已進入了以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等人為代表的大陸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階段，或者說進入了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因此我建議在繼續推進對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時，還要開始重視對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陸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導的「大陸新儒學」的研究，這一研究對儒學和新儒學的未來發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②]

　　這裡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這封信僅代表方教授個人的看法，而且寫於10年前，儘管方教授一向觀察敏銳，但畢竟當時剛進入21世紀不久，有別於20世紀「現代新儒家」的21世紀「大陸新儒家」還處在「亮相」的最初階段，人們的認識還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並不確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陸新生代儒家」、「大陸新儒學」等，都不是「大陸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該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僅限於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四人，那是因為方教授特別看重那次「陽明精舍儒學會講」，認為具有「標誌」意義，而當時參加那次會講的知名儒者就這四位，並不是說當時大陸新儒家就只有這四人。

　　第三，該信認為大陸新儒家是現代新儒家的「第四代」，這個判斷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陸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確表示過，他們與現代新儒家之間沒有傳承關係，而這是符合他們的思想觀點的實際情況的。李教授不認同他們，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李教授本人正是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傳人。事實上，大陸新儒家與現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間不僅沒有傳承關係，倒毋寧說是一種「斷裂」、「轉型」的關係。所以，有學者已指出：要嚴格區分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和21世紀的「當代新儒學」。[③]

　　對李教授的觀點，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認同，是因為李教授的視野也是有問題的。他心目中的「大陸新儒家」，是與「港台新儒家」相對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馮友蘭」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留在大陸的儒家。但實際上，這些人並不屬於人們稱謂的「大陸新儒家」。「大陸新儒家」這個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興起的儒家，不僅在空間上與「港台新儒家」相對而言，而且在時間上與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相對而言。

　　所以，首要的問題是準確界定「大陸新儒家」概念。究竟什麼是「大陸新儒家」?其實，「大陸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學」也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所說的是大陸新「儒家」，那麼，中國大陸凡是持儒家價值立場的人都應計入，那就太多了;至於大陸新「儒學」，則只是大陸新儒家當中的一部分人的學術，即其思想理論方面的建樹。我這裡所討論的「大陸新儒家」，其實是「大陸新儒學」的概念：

　　從外延看，「大陸新儒家」主要是指的時間上21世紀以來、空間上中國大陸的儒家。如果凡是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活躍的儒家就是大陸新儒家，那就遠遠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個較大的群體。例如，有學者在《當代儒學理論創構》一書中所列的十家(分為四種形態：杜維明、林安梧;李澤厚;成中英、劉述先、安樂哲、黃玉順;張立文、牟鍾鑒、郭沂)[④]，其中至少四家都屬於大陸新儒家。又如，有學者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一書中所列的六家(蔣慶、陳明、張祥龍、黃玉順、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陸新儒家。[⑤] 此外還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應當歸入大陸新儒家。這些人並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評的對象;李教授的批評對象主要是蔣慶，但蔣慶遠不足以代表大陸新儒家，而僅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從內涵看，「大陸新儒家」概念的著眼點，乃在其「新」，即對儒學「原理」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創造性的新詮釋，而且這種詮釋是具有一定系統性的思想理論建構，而不僅僅是在個別問題上有創見的觀點，更不是那種常見的對象化的儒學史(如儒家哲學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換言之，這樣的大陸新儒家，就是儒學在當代的代言人，猶如現代新儒家就是儒學在20世紀的代言人。這樣的人物儘管不是太多，但也絕非「一小撮人」。

　　二、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

　　近年來，政治儒學成為儒學的熱點。李教授也特別關注這個方面。所謂「政治儒學」也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是指以《政治儒學》為代表作的蔣慶那一套思想觀點;[⑥] 廣義的則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學。我曾講過：大陸新儒家主要在做兩件事：「創教」與「干政」。[⑦] 其中所謂「干政」，就是說的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哲學。李教授所批評的，其實只是蔣慶的「政治儒學」。他駁斥了蔣慶關於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的觀點：

　　其次，我也不贊同他們對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區分。他們認為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學，而大陸新儒家的側重點在政治儒學，這多半是因為蔣慶在講政治儒學的緣故。我之前也公開講過，港台的新儒學界怎麼會沒有政治儒學呢?他們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學，除了牟宗三之外，還有張君勱，他本身就是個政治學家。張君勱的政治儒學比蔣慶他們的高明多了。同時徐復觀也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也參與過政治。而就牟宗三來說，他也有「外王三書」，就是《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義》，它們都涉及政治哲學。港台新儒家怎麼會只局限於心性儒學呢?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也大致認同。確實，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並非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大陸新儒家也非完全沒有自己的心性儒學。

　　至於現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學者批評他們「內聖開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評過現代新儒家;[⑧] 但無論如何，現代新儒家致力於「新外王」——民主與科學，接納現代政治文明，這個取向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張君勱而論，眾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導現代新儒家的「新宋學」[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不僅譯介了大量憲法文獻，還親自擬定了幾部極有影響的憲法草案，由他起草設計的「四六憲法」被公認為中國迄今最好一部憲法，他也被公認為「中國憲法之父」。

　　這裡我不得不說：至少就政治儒學而論，比起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來，當今的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大陸新儒家致力於政治儒學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觀點的差距甚大;然而勿庸諱言，其中存在著一些極其危險的政治傾向，特別是個別人不僅倡導威權主義，甚至主張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反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文明價值，不禁讓人想起魯迅的說法——「幫忙與幫閑」[⑩]，實則是幫凶。其中有些人是「真睡著了」，有些人則是「裝睡著了」。我特別想指出這樣一股危險的思潮：以狹隘民族主義的「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這些都是當前「儒學復興」中最值得警惕的傾向。

　　當然，這並非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的全部;實際上，大陸新儒家當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學理念與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國正義論」[11]，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儒學。我本人就大致認同李教授在這個層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說：「在我看來，儒家和自由主義之間並沒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對於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個文化轉化的過程」。

　　所以，這裡我特別想指出一點：大陸新儒家並非鐵板一塊，並不是一個學派，不是統一的思想派別。他們唯一的「底線共識」恐怕只是認同「儒家」而已，而且他們對「儒家」或「儒學」的理解實在大相徑庭，於是就有了原教旨主義儒家、自由主義儒家、馬克思主義儒家，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儒家，都屬於所謂「大陸新儒家」。

　　三、大陸新儒家的思維模式問題

　　確實，大陸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種關於儒學的認知模式，就是將儒學歸結為「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並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主張「政治儒學」，拒絕「心性儒學」。蔣慶尤其典型。對此，李教授批評道：

　　第三，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在儒家的傳統里本來就無法劃分開來。我也公開批評過蔣慶。他認為：在先秦以後，儒家分成了兩支。一支是心性儒學，比如宋明儒學，另一支是以漢儒為主的政治儒學，以公羊學為主。他認為：在孔子那裡，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方面都存在，而後來儒家本身就分裂了。這說得通嗎?儒家本來就把「內聖」和「外王」連在一起講的，不能撇開「內聖」而只講「外王」，只可能從「內聖」推演出「外王」。所以蔣慶的方法論都是有問題的，如果他撇開心性儒學只講政治儒學，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傳統。所以我基本上反對他們的這種講法。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也基本認同。確實，政治儒學作為一種形下學，不可能沒有形上學的依據;反之亦然，心性儒學作為一種形上的觀念系統，也不可能沒有形下的現實政治考量。儒學史的事實是：沒有任何儒家學派是不關心政治的。「為政」正是儒學的秉賦，即儒學是「務為治者」[12]，此乃儒學常識。

　　但同時，我認為李教授的觀點還是不夠透徹的：

　　首先，不僅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不可能分離，而且整個儒學並不是「心性儒學/政治儒學」這樣簡單的劃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現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這一系的傳人，該系的儒學所繼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學一系，概括為「心性儒學」未嘗不可;但歷史上所謂「心性儒學」其實不僅陸王心學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學一系，兩派都是從「思孟學派」發展而來的。牟宗三認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個人的學術觀點。不僅如此，思孟學派的心性儒學儘管曾經長期佔據儒學主流地位，但遠不是儒學傳統的全部，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儒學常識。

　　其次，進一步講，儘管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即通常所謂「宋明理學」，都是從思孟儒學發展而來的，但思孟儒學與宋明理學之間卻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從「外王」、政治儒學層面看，思孟儒學所處理的是王權社會、宗法社會、貴族社會的倫理政治建構問題，而宋明理學所處理的則是皇權社會、家族社會、君主專制社會、官僚社會的倫理政治問題(而且是該歷史時代的後期的問題)，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代，猶如今天的民權社會是又一個不同的歷史時代，面對著截然不同的倫理政治問題;從「內聖」、所謂「心性儒學」層面看，思孟儒學其實並非宋明理學那樣的先驗形而上學，例如孟子的思想就決不是宋明理學那種簡單的「性本情末」、「性體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學思維模式，而是讓「四德」心性本體發源於「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13] 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觀念其實卻是宋明理學那種「形上-形下」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結果，所以才導致「內聖開不出新外王」，因為其形上根據是前現代的，而其形下問題卻是現代性的;而大陸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乾脆拋開形而上學，這不僅是因噎廢食，而且其思維模式其實顯然仍舊在這種「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最後，綜上所述，我對大陸新儒家的未來發展有幾點基本的判斷：第一，在形下的層級上，當代儒家的政治哲學必須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否則儒學遲早必定為時代所唾棄，不論當前如何「虛假繁榮」;第二，為此，在形上的層級上，當代儒學必須重建形上學，而非墨守傳統形上學，否則必定「內聖開不出新外王」，無法導出現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種現代政治怪胎;第三，上述兩點意味著，當代儒學必須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或者「倫理-政治」之類的先驗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回歸生活本源，面向當代生活、即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則不僅無法容納現代政治文明價值，而且無法完成為之奠基的形而上學重建的歷史任務，勢必淪為時代的棄兒，甚至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①] 轉自「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126119523_all.html。下同。

　　[②] 轉自「凱迪社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9781&boardid=24。

　　[③] 徐慶文：《應當嚴格區分「當代新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社會科學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郭沂編：《開新：當代儒學理論創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另見郭沂：《當代儒學十家撮要》，載《當代儒學》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頁。

　　[⑤] 崔罡主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

　　[⑦] 黃玉順：《當今儒家的「創教」與「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問題——在聯合國總部「紐約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的點評發言》，載《當代儒學》第四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參見黃玉順主編：《現代新儒學的現代性哲學》，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參見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⑩] 魯迅：《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論的重建——儒家制度倫理學的當代闡釋》，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該文集收錄了本人自2007年以來的相關文章和文字共24篇。該書側重的不是具體的現實制度設計，而是儒家制度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原理」。

　　[12]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