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优柔寡断及用人不当还有其他原因吗?


这个问题原因很复杂,要说根本原因,讲不出一个根本原因,多方面原因的结果。

  1. 朱元璋制度设计问题有一定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需要一个强势有力度的帝王存在,包括他废除丞相制度也是基于这个,对自己的自信和对后世帝王的高要求。抛开清朝的亲王,往前看,历史上对于藩王的管理朱元璋安排应该是最合适了。汉代分封继承战国,各诸侯国可以开府的,晋朝分又虚内实外,后八王之乱彻底玩死,唐代募兵制后藩镇割据,武将势力太大,打了半个唐朝,宋代有过分重文轻武。
  2. 朱标早亡,如果朱标继承帝位,即使有以上的问题,也可以克服,朱标的领导班子和朱允炆的不是一个档次,老四的班子跟朱标比基本没有胜算,再加上是大哥,长兄如父。但问题是朱标即使继位了,也有可能比朱棣早死啊。
  3. 晋王秦王死的不是时候,秦王是老二,晋王老三。洪武后期北方基本上是晋王和秦王互相掣肘,但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挂了,朱元璋这时候也到弥留,洪武三十年12月病危过一次,这时候基本上也是飞升了一半了,根本来不及安排后面的事,燕王一家独大了。如果晋王能再活10年,朱允炆八成也就不著急削了。
  4. 即使以上条件正常发生,也不是把朱允炆送上绝路。他太不相信他爷爷给他的安排了。但凡继位后,他能韬光养晦稳定10年,再去削也就不是这样了。刚继位就狂削,而且还放著燕王不管。把燕王三个儿子放回去不知道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操作。
  5. 蓝玉案大清洗。这个基本上换个皇帝都要这么干了,但继位班子质量降低不是建文朝水准不够的原因。

老四篡位成功,一连串的原因导致,有点「我本淮右布衣,天命与我何加焉?」的感觉了。


最简单,他动了自己的基本盘。

在其他宗室那里,朱允炆的皇帝信用已然破产。

靖难之役的本质,是继承权的争夺。

朱棣打朱允炆,是小宗打大宗。

这种事,在农村,不用朱允炆自己动手。家里的其他人都帮著朱允炆打服朱棣。

但是朱允炆盲目削藩,寒了自家人的心。

大家两不相帮,就等著看叔侄俩的笑话。

最后叔叔技高一筹,打败了侄子。

向其他人保证了利益不受损。

大家也就认了朱老四当新族长。

朱允炆太蠢,盲目相信自己手里的权力。

没有意识到,权力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整个体系的。

削藩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太过激。

你要削减别人的兵权,就要给别人补偿,别人才不会抵触。

宗室是他的依靠,也是明朝皇室可以统治的核心基础。

朱元璋为什么对臣子那么严苛,没有臣子敢真的造反的。

地方兵权都在朱元璋的儿子手里。

中央禁军在朱元璋手里。

大臣们怎么敢动?

结果朱允炆一继位,就把自己的基本盘砸了。

逼死了自己的叔叔。

给天下所有朱姓宗室一个最负面的形象,也给了燕王反抗的大义。

失掉宗室,朱允炆也只能依靠没有军权的大臣。

地方实力派自然观望。等到彻底决出胜负之后再下注。

朱允炆手里就只有中央禁军可以调动,燕王和南京实际上1V1.

南京的军事力量没有了朱元璋时期对北方的绝对性优势。

当然,中央禁军也打得朱棣很惨。

如果继续耗下去,朱棣会被耗死。

其他人也就乖乖的从了朱允炆。

但是生死之际,军事天才朱棣发现了唯一的机会,中央空虚。

只要端掉中央机构,观望的人自然就会下注给自己。

一个迂回斩首,朱允炆满盘皆输。

而且,最离谱的,南京城是朱允炆手下大将李景隆开城门迎朱棣进来的。

连手下的心腹都能被收买,离朱允炆更远的守军大将,可信么?

朱棣给李景隆出了什么价,能收买掉他???

可以说朱允炆的输是朱元璋的错。

相信了朱允炆,一个不懂得帝王之术,权力运用的不合格储君。

造就了一个历史上唯一一个靖难之役。


建文帝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不是霸者,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他自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日凌晨三时,帝国人民多年等待著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朱元璋崩殂。朱允炆登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朱允炆都是帝国最理想的接班人:从外表看,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从天赋看,聪明伶俐,智力过人;从学识看,勤奋好学,熟读经典;再论最重要的品质——品德,朱允炆更是出类拔萃。

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殆非虚夸。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著觉。


太孙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


朱元璋看到这些,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


太子去世后,太孙悲痛至极,居丧期间,事事遵古礼,形销骨立。


朱元璋非常心疼,劝他道:「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


太孙这才吃了一点粥。


而在此前,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


朱元璋临终前,太孙日夜侍候在侧,衣不解带,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


这些事传出去,满朝大臣无不太息感叹。

至于说到能力,也没有可挑剔之处。


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孙跟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


特别是朱元璋处事苛刻,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暗暗高兴,期盼太孙早点接班。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虽然是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实际上满朝文武内心都松了一口气。


老皇帝的残暴终于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乐观。


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嗅到了危机的味道。


在专制体制中,新帝登基,头等大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


现在,开国武臣已经被皇祖杀光,能够对帝位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诸叔父亲王。

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是相互猜忌。


诸王和皇帝之间彼此心怀疑虑,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估量对方。


这是由中国式的政治规律所决定的必然。


皇帝怀疑诸王垂涎帝位,而诸王则担心皇帝消灭自己。


麻秆打狼,两头害怕。


本来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图,然而,却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势。


新君是一个书生,可是二十二史熟读之后,对历史上的权谋智略多有领会。


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


不约而同,新君的心腹谋臣也都想到了这一点。


建文帝即位伊始,两位文臣齐泰和黄子澄就秘密上书,建议皇帝削藩。

而诸藩之中,最为危险的,显然就是燕王朱棣。

六百年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他自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


他即位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没有哪个亲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


因此,他完全有时间和空间,用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诸王之间的紧张状态化解于无形之中。


比如,他可以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让诸王的权力越分越小。


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们一个空头帽子。


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显违背了朱元璋的遗嘱,在道义上处于被动。


而更致命的错误尚不在此。


即使主动削藩不够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

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诸王中,最大的威胁是燕王。


然而燕王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


其他诸王,则平时作恶多端,名声很坏。


建文君臣商议多次,决定先拿其他诸王开刀,并且把这个策略命名为「先除枝叶,再除根本」。


因此,从即位后第三个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削了周、湘、齐、代、岷五王,废去爵位,贬为庶人。


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们的罪状,以安天下。


一年之内,就连废了五个亲王,建文帝看上去还真有些魄力。


小皇帝又以边防紧张为名,把燕王护卫中的精锐调到塞外驻守。


又派了两名亲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务。


看起来小皇帝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布置不可谓不严密。


然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了半天,却没有触动燕王的根本,反而就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静观小皇帝的种种表演。


百般举动,虽然眼花缭乱,却越发显示出优柔寡断和底气不足。


小皇帝越是搞小动作,朱棣就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静制动,让小皇帝越来越尴尬。


建文帝的两大谋臣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齐泰是洪武十八年(1385)的进士,应天府乡试第一,黄子澄则是洪武十九年(1386)的探花。


君臣三人经纶满腹,遂自认为通阴阳之道,怀管葛之术,有定国安邦之才略。


然而,事实上他们毕竟是一群书生。


其实,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


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


「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意]马基雅维里语)


像他们这样面不够厚心不够黑,绝不是成大器的气象。

这一年,朱棣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


脑力和经验结合得恰到好处,时刻等待著什么大事去宣泄蓄满身躯的力量。


燕王和小皇帝在气质上截然相反。


朱棣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说话一副高腔大嗓,快人快语,雷厉风行。


说上三句话,就打一个哈哈,经常说个粗口,讲个笑话,更让人感觉毫无架子。


他十分注意维护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军饷水平在帝国最高。


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违反原则,他都会痛痛快快地给办了。


想要升官的,他积极帮著找路子;没法用官位报答的,他赏赐起财物来手笔很大。体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


燕王喜欢微服私访。


有一次,一个小税务衙门的衙役在市场上强行要「借」小贩的羊肉,小贩不肯,衙役把小贩打得满头是血。


恰好燕王微服路过,见此情形,一时火起,一剑把衙役劈了。


平时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脚来,让身边人扔下几个钱。


还有一次,燕王遇到一对从山东逃难来的父女,老父病在路边,没钱看病,女儿在一边哀哭。


燕王当时眼圈就红了,当即叫人把父女俩送进王府,命王府太医亲自调治,后来又发给盘缠送父女俩回了山东。


在北平府,关于燕王疾恶如仇、为民除害、惜老怜贫的逸事不一而足,流传很广。


燕王在自己的统辖地面,深得人心。


凡是在北平待过的地方官和军将,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


所以,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五凌晨,当朱棣率领他的八百名亲兵起来对抗建文的时候,他底气十足。


从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势确实千钧一发,惊险万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经由朝廷委任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余万之多。


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内八百名亲兵。


然而,朱棣却不这样看。


十多万人之中,他真正的敌人不过建文派来的那么几个人而已。


只要把建文那几个亲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们还会云集到他的麾下。


人情大于法,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


他多年豢养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要比朝廷的一纸诏书有力得多。


果然,在他用计除掉建文派来的几位大臣之后,他的旧部很快就纷纷倒戈,北平城内的朝廷命官纷纷投降,建文帝费尽心机调遣布置成了一场空。

一旦跨上马背,朱棣立刻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战栗从身体最深处升起。


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一踏上战场,就好像优秀的演员走上舞台,马上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万虑皆消,满脑子只剩下了对于种种军事信息的分析、判断、计算、运筹。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极大愉快的智力活动。


只有在战争中,在巨大的危险笼罩下,在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断力、勇气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战争是他最大的享受。


八月十二,满朝唯一一个逃过朱元璋大屠杀的老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


作为硕果仅存的百战元勋,耿炳文已经六十五岁,经验丰富,老谋深算。


而燕王所部不过十万人,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明。


然而,朱棣却底气十足,率兵南下迎敌,并且趁南军立足未稳,打了一场闪电战,消灭了南军先头部队一万人。


紧接著,燕军以少击多,在河北真定城外与南军展开大战,一举斩首三万余级,吓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队撤回真定城内,坚守不敢出。


虽然身经百战,耿炳文还没有见过战斗力这样强的军队。


燕军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个是燕军都是北人,且与蒙古铁骑周旋多年,习于战争。而南军多年没有经过战争,初上战场,自然心虚气弱。


二是燕王对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发布公告,反复阐述自己起兵的正义性。


这一点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朱棣绝对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是篡逆。


在中国,做事一定要在真实的意图外包上一层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


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奉天靖难」,即帮著皇帝讨伐奸臣。


其实这已经是汉朝人玩过的老把戏了,所谓「清君侧」是也。


然而,朱棣拿过来用时脸不红心不跳。占领舆论高地,这道手续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


这不但是给自己找遮羞布,也是为自己的部下和将来准备投奔自己的人制造理由。


起兵之后,他召集将士,举行誓师大会,他激昂慷慨地宣布,其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帝国至亲」:

受封以来,唯知循分守法。

今幼主即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

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

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

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

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

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紧接著,他又给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布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离间皇帝和诸王,意在颠覆政府,谋取大明天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讨之,望皇帝批准。


起兵不久,他再一次发布长篇文告,详细列举建文君臣的错误和自己的正当,计有如下种种:


一、老皇帝去世时病因不明,入殓仓促,让人生疑。


二、新皇帝即位不久就修改皇宫布局,「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此为「拆毁祖业」,明显有违「三年无改」之义。


三、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知有朝廷也」,并且此人曾「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


在不断发布的文告里,他把自己打扮成坚决维护太祖高皇帝的大忠大义之人,把敌人丑化成滔天罪恶。


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能成功的,反反复复地灌输,使燕军非但没有叛逆之军的负罪感,反而理直气壮,把自己当成了维护天下道统的正义之师。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朱棣平素以「义气王爷」自居,特别重感情,深得部下爱戴。


关于燕王关心普通小兵的事不胜枚举,每个士兵都能说上一两件。


就在这次「靖难」战争中,就有许多让人难忘的事迹。


一次,燕王见到一个病卒在路边呻吟,遂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卒骑。


随从们说:殿下是万金之躯,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兵随便骑自己的马呢?燕王动情地说道:

人命与马,孰轻重?人病不能行,不载之,是弃之矣。

吾岂贵马而贱人哉!

且彼从吾,尽力而病,吾乃不恤之,岂为人父母之道!

消息传出,大家无不感动,纷纷表示要为燕王血战到底。


还有一次,燕军在野外露营,严寒让人们无法入睡。


随从们好不容易找来几个废弃的马鞍子,点起一堆火,让燕王取暖。


远处的士兵看到火光,纷纷跑来取暖,及至看到是燕王才停下脚步。


卫士们上前厉声赶大家走,燕王却大声说:「这些都是壮士,勿止之!我身穿两件皮衣还冷呢,何况他们!我恨不能让所有的士兵都来我身边取暖啊!」


士兵们听了,许多人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燕军每次往往血战到底,战斗力非常强大,少有降者。


而对于投降过来的敌军,燕王严令不虐待,更严禁杀俘,往往是进行宣传教育之后,愿意留的留下,愿意走的给路费。


燕王仁慈之声,不久就遍闻遐迩。

回顾整个「靖难之役」,朱棣成功的迅速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毕竟建文帝是名正言顺的天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对抗帝国。


然而,短短三年时间,天翻地覆,拥有正义、名分、帝国财力和军事资源的建文帝败给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这真让人大惑不解。


其实,这也是理之必然。


确实,从表面上看,朱棣发动叛乱,大逆不道至极,人人得而诛之。


然而,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


如果没有利益作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朱棣和建文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层的内部争斗。


谁胜谁败,并不影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大臣们都明白得很,反正天下是老朱家的,只要主子姓朱就行。


至于普通老百姓,连你姓不姓朱他们都不关心,谁有实力他们就做谁的顺民,只要有碗饭吃就会称呼你万岁。


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拚命。


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更多的人最注意的是观察风向,随时准备倒向更有力的一方。


燕王进攻彰德,守将赵清起初不肯投降,对燕王说,你进入京师后,只要给我个二指长的小纸条,我就会乖乖地赶过去,对你唯命是从,只是现在还不敢降。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


明眼人很快就看出,燕王的胜算更大一些。


对比一下燕王和建文帝的谋士集团,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燕王不太喜欢士人,而注意招揽一些奇人异士,所以身边的谋臣多是些和尚术士,看上去不伦不类,实际上这些人集中了来自民间的智慧,比起建文那些高居庙堂的书生谋臣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小皇帝及其谋臣,虽然都是满腹经纶,其实多端寡要,多谋寡断。


建文帝把削燕大事交给齐泰、黄子澄去办,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复古改制中来,成天废寝忘食地与方孝孺商量,如何按《周官》改定官制,减轻刑罚,以仁义治国,还津津有味地讨论如何实行井田。


这些书呆子真是愚蠢得可爱。


战争之初,朱棣还摆出一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架势。


他的想法是由北到南,一步步地征服天下。


然而,在山东他遇到了建文手下最有能力的两员大将铁铉和盛庸的顽强抵抗,厮杀数月,损失惨重,不能前进一步。


此时,朱棣突然产生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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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历史观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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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0-12-25继续浏览内容知乎发现更大的世界打开Chrome继续忠心耿耿梅思祖忠心耿耿梅思祖历史爱好者【网文党+百度党】

叛徒太多,大概可以算进用人不当里面,《李朝实录》说:「燕兵势强, 乘胜远鬪, 帝兵虽多势弱, 战则必败。」估计战斗力也有差距。

另外最大的原因,大概是运气不好吧

于是复进战不已,贼众飞矢如注。上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奋起进,以剑左右击之,剑锋缺折不堪击,籍鞘引退。(《奉天靖难记》)

朱棣靖难亲自上阵搏杀,一不小心就得挂了,也只能说是运气太好,天意使然。


叛徒太多,大概可以算进用人不当里面,《李朝实录》说:「燕兵势强, 乘胜远鬪, 帝兵虽多势弱, 战则必败。」估计战斗力也有差距。

另外最大的原因,大概是运气不好吧

于是复进战不已,贼众飞矢如注。上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奋起进,以剑左右击之,剑锋缺折不堪击,籍鞘引退。(《奉天靖难记》)

朱棣靖难亲自上阵搏杀,一不小心就得挂了,也只能说是运气太好,天意使然。


汉景帝没丢天下是因为即使有晁错,但还有可以擦屁股的周亚夫,而建文帝只有齐泰、黄子澄。只有能惹事的,没有能摆平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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