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对这段话发表一下看法：

语言学是科学，它和其他科学一样，描写一些极为平凡的事实，并且提出科学假设或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苹果只朝地下落，不向天上飞，北极熊长著厚厚的毛皮，这些都是人人知道的事，用不著科学家教我们。

这两句话首先阐明了「语言学」和「学语言」的区别，并且拿现实世界的现象作了类比：学语言好比是尽可能去发现诸如「苹果只朝地下落而不向天上飞」、「北极熊有厚厚的羽毛」、「地球绕著太阳转」等现象，掌握一门语言的人对于该语言的这些现象是了如指掌的，并不需要语言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来教。那么，语言学家在干什么呢？接下来：

牛顿和达尔文的贡献在于指出万有引力和适者生存的道理。

语言学家的贡献，在于指出语言世界中这些现象的原因。例如，生活在英语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John likes himself 这句话只能是「约翰喜欢他自己」而不能是「约翰喜欢别人」；John likes him这句话只能是「约翰喜欢别人」而不能是「约翰喜欢他自己」。语言学就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或许有人会嘲笑：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有啥好研究的？没错，这和「苹果只朝地下落而不向天上飞」一样显而易见。

生成语法学（这里可以扩大到语言学）的任务是描写和解释人所共知的各种语法现象（可以扩大到语言现象），而不是对学外语的人传授渴望获得的那种「新知识」。

一句话：语言学不是学语言。

学语言是给个人增加新知识，研究语言是给全人类增加新知识。一个中国人学会了英语，他所学会的是英美人早已掌握了的语言知识，他的成就并没有给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任何新内容。（作者注：利用学会的英语作工具进行发明、创造或撰写文学作品，那是另一回事，这些活动不包括在学语言之中。）

首先，这段话没有歧视学外语的意思。利用学会的语言进行翻译、创作等活动，也有可能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内容，但这已经不属于「学语言」的范畴了。

而就事论事来说，语言学的格局要比学语言大。怎么个大法？

语言学要探索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至少是研究者认为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填补了人类知识的一处空白。

又或许有人问：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至少掌握一门语言，语言还有什么没人能解答的问题？

其实，为什么「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至少掌握一门语言」就是个「没人能解答的问题」！相比之下，并不是每个正常人都能掌握哪怕只是一百以内的口算，尽管口算在日常生活中用得也比较多（虽然没有语言用得多）。

当我们在说话与聆听的时候，发生著一件神奇的事：说话的过程，其实就是呼气的过程，只是这股气流不是从鼻腔出去，而是主要从口腔出去（当然也有可能从鼻腔出去的），不但如此，在呼气的过程中，还可以对这股气流进行各种调控：有时让它顺利地流出（母音），此时还可以对开口度及舌位、圆唇不圆唇进行调控；有时要对它施以阻碍（辅音），阻碍的地点和方式也多种多样，喉头，小舌，软腭，硬腭，舌头，齿，唇等，有时阻碍得比较「惨烈」不留一点缝隙（塞音），有时略显「温柔」留一点余地（擦音），有时两种方式「混合双打」（塞擦音）…

就这样，我们说出了一句话，而这么复杂的过程，费时不过几秒。

再有，我们是如何理解词意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形象地说：

每个单词都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它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成员都不约而同地用它来进行交流与沟通。如果你使用了某个单词，只要这个单词不是太晦涩，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可以在另一个人面前使用这个单词，而且他也会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就像我能够理解你的意思一样。我无须再将这个词反用于你，以观察你的反应；或者将它用到其他人身上，看看他们的反应；又或者观望你如何在另一个人面前使用这个单词。这其实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毕竟，假如我看到一只熊在发动攻击之前会发出怒吼，我并不会也用这种吼声来吓唬蚊子；假设我用敲打盆的方式吓跑了一只熊，我也不会指望这只熊会用同样的方法吓跑猎人。

基于以上，语言世界里的未解之谜未必不如宇宙的奥秘绚丽。而语言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难怪某位语言学家在写完一本语言学科普书籍后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Language is a big subject.

None bigger, to my mind.

It』s the Mount Everest of subjects.

I suppose that』s why I find it all so fascinating.

And if you』ve stayed with me all the way to this final page, I hope you now do too.

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中列举乔姆斯基形式学派的研究思路时，指出其研究语言解释的充分性，陆俭明提到乔姆斯基曾举了一个浅显而生动的例子来解释他的观点，那就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有一天，牛顿躺在苹果树下面，看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忽然萌发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苹果为什么总是往地下掉,而不会往天上飞呢?他沿著这个思路往下想，试图为这个再也普通不过的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并因此提出了所有物体都会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理论。刚刚问世的时候,万有引力理论只是个未加验证的假设，却为许多早已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所以很快就得到大家的公认，而多年后证明万有引力确实存在。如果当初牛顿没有问个为什么，不是千方百计寻求苹果下落的原因，而只是简单地做一个描述,说明苹果脱离树枝以后总是往下落，决不会上升，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众多实验物理学家中的一个，他描述得再精确再全面也只不过达到了描述的充分性 ,那个时代的经典物理学就仍然会停留在实验科学的水平上。 正是由于牛顿千方百计地探讨苹果下落的原因，从显而易见的普通现象中寻找背后的规律性,在前人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的启迪下,努力为自由落体运动寻找合理的解释,万有引力理论才得以问世，物理学才由此上升到理论科学的水平。

对人类语言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描述阶段，那语言学就永远只能实验性的人文学科,永远无法进人理论科学的殿堂，无法与生物学，物学以及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平起平坐。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自己所喜爱的，也是一门为这个世界增添光彩、剥离神秘的伟大科学。

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世界观。同一件事情，在不同语言表达中，会产生不同的面向，引发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语言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我第一次到美国。当时我要到香槟-厄班纳双子城，出租司机愣了一下，说那需要三个多小时，好多钱的，然后他打电话问了总台，说这个点过去，至少需要五百多美金。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司机等了一会，说 time is money 。我们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按我的理解，他应该是说我赶紧决定，不要浪费他的时间。后来，等我做助教时，美国学生告诉我说，他并没有催你，他只是告诉你说，他等你的时间也是算钱的，你可以尽管想，到时计费就好了。

在英语国家呆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国内学了几十年的英语，到了国外日常生活中，到处不对劲。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人们说的每个词都认识，但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和在课本上学到的有很大差异。

我们学英语时，语法和辞汇是关键，但到英语母语的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关键不是语法和辞汇，而是语境，也就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这已经不是语法，而是文化，是世界观，和思考方式。

影响语言使用的，从根本上讲，不是辞汇量和语法能力，而是你对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态度的把握。

用好一门语言，本质上是熟悉并掌握这门语言的使用者所处的文化生活。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世界观

这一点会影响使用语言的人。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用汉语和英语写东西，也用两种语言教学。学生发现我在两种语言中好像是两个人：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相貌身材，但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神采。

汉语中是生活中的我，思绪奔放，轻松自如，课上引起学生兴趣、大家忍不住讨论时，我又自己讲下去。我讲的是我经验的世界。

在英语中，我性格温和，有点刻板，留给学生的讨论时间比较多，因为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是我的思考。汉语承载著我的生活和感觉，英语更多是学术语言。

为什么在不同的语言中，我们似乎变成了不同的人？为什么只是语言变了，我们认知世界、接触世界的方式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人类学家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工具，也是一种世界观。

从辞汇到语法再到语音，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著语言使用者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影响著我们理解别人、理解世界的方式。

辞汇：组织社会经验

从最简单的辞汇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包含著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辞汇不仅仅用来指代事物。

我曾经和学生做过一个练习，我们找出汉语中从古至今指代女性的所有辞汇，把它们进行分类。当时，我们找到四十多个，包括女人、女性、掌上明珠、千金小姐、婵娟、拙荆、贱内。

然后，以不同方式对辞汇进行分类。按时代分，你就会看到汉语使用者对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化。

比如，最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很多指代女性的新辞汇，它们带来了不少对女性价值的新判断，比如女汉子、女强人、小姐姐。其中，小姐姐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比较中性，一方面有拉近关系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带有一定的调侃意味。或者，小仙女，这个词带有某种一言难尽的意味。

再把同样的词按女人的年龄大小来排列，你会发现在汉语世界中，人们对女人的价值判断随著年龄增长而降低：一直到结婚前，多数是美妙的辞汇，比如掌上明珠、婵娟。结婚以后地位却逐渐下降。

同样地，我们也分析了汉语中指代男性的辞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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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罗新老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看到个非常冷僻但有点意思的事情。知网搜到罗老师之前也曾通过论文论述，整理如下：

我们先从一个地名说起。大约南北朝的时候，高句丽有个地名叫「皆伯县」，在今天韩国首尔附近的高阳市，后来改名叫「王逢县」。《三国史记》中记载其得名以「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逢。」^[1]

注①：「三国」指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该书为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史料。
注②：安臧王（？－531 年），高句丽第 22 代君主，中国史籍称之为 「高安」。

「王逢」显然是汉语的意译。至于「皆伯」，根据日本学者重构，二字应为古高句丽语的音译^[2]，「皆」为「王」义，「伯」为「逢」义，两两对应。地名从高句丽语改为汉语，背后是高句丽接受和吸收汉文化的过程。

高句丽是扶余系国家，亦有学者认为部分古扶余人东渡融入日本。而古代日语和高句丽语都由扶余语发展而来，二者渊源深厚^[3]。高句丽语应该也同现代日语一样是 SOV （主宾动）的语序。注意，「王逢」二字动词在后，语序仍是高句丽语而非汉语习惯。

高句丽最后被唐朝新罗联军所灭，其在朝鲜半岛上的领土被新罗继承。随著新罗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王逢县」又被改名为「遇王县」，语序颠倒，完全向中原汉文化靠拢了。

改地名的事情暂且告一段落。刚刚说过，按现在重构的高句丽语，「皆 (*ke)」是「王」的意思。罗老师又进一步考证了这个辞汇的语源^[4]。

高句丽鼎盛时正值南北朝，南朝和北朝史料中都记载了大量高句丽官职名称。不同的是，南朝史料（《后汉书》、《梁书》）中的高句丽有大量以「加」结尾的官职，如「相加、古邹加」。而北史（《魏书》）中的高句丽官职则多以「兄」结尾，如「太大兄、大兄、小兄」。合理推断，「兄」和「加」很可能对应高句丽语中的同一词，只是意译和音译的区别。

我们还发现，《三国史记》中记载的扶余和高句丽王族人名中频繁出现「解」字，如「解夫娄」、「解慕漱 」、「解明」等，显然应是某种称谓。

罗老师推测，「解」和「皆」为高句丽内部对历史记忆或历史传说中早期最高领袖政治称号的汉字音译，由于译写的时间不同，译者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汉字。而这个辞汇也是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加」字本体。根据比较历史语言学的知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名号的语源是东胡语（即古蒙古语）中的 *aka，意为「兄长」。

高句丽是在扶余文化中孕育诞生的，而扶余曾深受草原东缘的东胡文化的影响。于是在东胡 — 扶余 — 高句丽的漫长语义漂移中，这个原表亲属称谓的辞汇引申出「尊长」的含义，成为高级政治首领的称呼，又逐渐沉淀为官称。

同属东胡后裔的鲜卑也有 *aka 一词，汉译作「阿干」，同样是「哥哥」的意思^[5]。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后，亦将「阿干」用于官职称谓。于是北朝在和高句丽打交道时，立刻理解了高句丽语的「加」，就是母语中「阿干」的意思，毫不犹豫地把「加」意译成了「兄」。

这远远没有结束。

在草原上不同文化的游牧民族长期接触中，蒙古语族中的 *aka 流入了通古斯语族，演化成满语中的 「阿哥 (age)」，在满清入关后成为皇子的专用称谓。

草原的另一边，*aka 也同样进入突厥语族，并且经由中亚突厥民族又传入波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非突厥语的地区，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更传入西亚、北非和东欧。

而在长城以南，鲜卑语中的「阿干」进入汉语，在唐朝竟大规模取代了汉语中「兄」的称谓，演化成我们今日口语中的「哥哥」^[6]。

这串知识感觉挺冷的，何况同我们现实生活联系甚微。

回到正题，语言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哪里？

语言学的先贤们从世界不同族群舌尖的草灰蛇线上搭建起了一门学科的宏伟殿堂，像上文这样的故事在殿堂内外俯拾皆是。而我作为这门学科的门外汉，仅仅在大厦的墙外拾取起一个个宝石般的石子便足以欣喜若狂。

我只是觉著有趣。一个地名的变迁、一个辞汇的漂移，身后是整个亚欧大陆上千年历史里的各族群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有先哲说过，我们唯一栖息的世界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我们社会文化的投影，语言是我们无需纸笔的历史。当一个文化消亡，当一个国家消失，当各种权力支配著人们的话语，那些主动或被动遗忘的故事依然藏身于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之中，在我们的唇齿间留下自己过往的蛛丝马迹。

业余小考，如有纰错，还请见谅。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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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罗新《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
2. ^板桥义三《高句丽の地名から高句丽语と朝鲜语·日本语との史的関系をさく? る》
3. ^Beckwith《高句丽语：日语在亚洲大陆的姐妹语言》
4. ^罗新《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
5. ^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6. ^赵文工《「哥哥」 一词的来源初探》

通过语言学可以窥视人的认知活动，从而了解人脑思维的基本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