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还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土地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冲突,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根基。
中世以前的日本封建社会,封建领主除了收取谷物地租之外,还收取手工制品作为年贡,此外自家也组织生产手工制品,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但江户时代则不同,大名们一般在收取年贡后,去掉自己和家臣所需部分,其余都要出售来换取货币,购买其他生活用品。家臣和武士从领主那里领到的俸禄也是大米,最后也要换成货币,这就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同武士阶层一样,农民最后也被纳入商品经济中。随著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农民对自然经济的范围逐渐缩小,因为农民差不多要将十分之四五的年贡上缴给领主,在努力提高生产集约化的同时,生产手工业商品也成为另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各地区的名品生产和手工业制品种类繁多,颇具地方特色,比如京都的酱油,摄津的伊丹酒等等。各地手工业发展也为商品经济提供了交换的可能性。
随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逐渐提高。德川幕府控制了全国主要的矿山,依靠铸造庆长金银币作为流通货币。江户时期的货币体制,是西国地区的通货银和东国地区的通货金并存的双重体系。随著市场的繁荣,货币数量供应不足,金银比例也开始失衡。1695年德川纲吉接受了荻原秀重的建议,下令重铸金银含量较低的劣质元禄金银币。通过改铸货币幕府获得巨大经济收益,货币的流通量增加也促进了市场繁荣。但是通过发行劣质货币的行为也可看出此时幕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巨大挑战。
传统社会商人是最低贱的,但全国性市场下,市农工不参与商业活动的话,商人就把持了货币经济的主体,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商人地位虽然低下,却在社会生活具有很大势力和财富。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地,也出现了鸿池,三井,住友等商业家族,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机构也逐渐完善。幕府为了将年贡米出售来换取钱财和奢侈品,纷纷设立年贡米销售点和藏屋敷(仓库),并承包给特权商人管理。此外,还有札差(中介)为御家人和旗本提供服务。商人们通过缴纳冥加金(商业税),运上金的方式换取幕府对商业行会的庇护,从而垄断市场价格牟取暴利。富裕起来的商人也通过向幕府和大名发放高利贷来控制幕府的财政命脉,有些商人还利用资金成为荒田承包商,成为土地所有者,攫取更大利益。
由此可见,虽然江户时期仍然主要是封建经济,生产关系却与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已经不是纯粹的土地经济,具有了货币经济的特征。幕府和诸大名在收取上依赖土地上的年贡,但在消费上完全落入到货币经济中。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关系,大名们无法将自己从土地经济中脱离开来,因为离开了土地和农民,等于丧失了武士阶层的地位。但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固守土地经济带来的固定收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入不敷出。可以说商品经济从根本上腐蚀了幕府和大名赖以生存的土地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结果弱化了与封建土地相关联的阶层的经济实力,商人阶层实力不断增强。
在商品经济下,武士们的生活费用不断加大,同时,年贡米在国内市场的商品率比重不断下降,不再是主要流通产品,米价不断下跌,不再是能决定其他商品价格基础的商品。再加上德川纲吉时期发行大量劣质货币使得流通的货币增多物价上涨。最终导致依靠土地经济的幕藩领主所拥有的财富锐减,面临财政危机,最后不得不向商人借贷。在德川吉宗就任将军时,幕府甚至已经无力发放俸禄给旗本和御家人了,武士阶层日益贫困,世风日下。一些下级武士不得不与商人通婚出卖武士家系,或者被迫从事教师,医生,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有的干脆去做商人的养子。
由于经济过多的集中到商人手中,武士只能通过压榨农民提高地租来缓解贫困。此外,商人的势力也通过发放贷款,经营商品和土地投资的方式侵入到农民阶层中来。农民对商品粮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许多农民依靠购买粮食而不是自给自足度日。封建社会的基层构造——农村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幕府的政治,社会组织基础也开始动摇。直接表现就是离村,溺婴和百姓一揆逐渐增多。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商人囤积居奇,米价上涨,农民阶层生活日益困苦。各地接连爆发一揆。1837年爆发的大盐平八郎起义影响力波及全国,被推崇为民权的开端,极大的鼓舞了各地武士的武装倒幕斗争。
豪农豪商逐渐成为幕藩体制强有力的反对派。他们拥有大量财富,却无法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幕府频繁的向商人征收额外赋税,而且通过颁布《弃捐令》免除武士对商人的各种债务。商人稍有不慎就会被幕府下令没收财产。所以在幕末的倒幕运动中,豪农豪商虽然无法直接领导运动,却很容易地参与进来。比如酿酒业出身的豪商藤田传三郎就通过参加高山晋作的奇兵队来为倒幕派提供资金支持。从事贩卖军火业务的大仓喜八郎在戊辰战争帮政府军置办物资和军火。作为回报,新政府会利用官僚在政治上为其提供便利和庇护,使他们从政商变成财阀。
江户时代的货币经济——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原本是以土地经济——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基础,依存著封建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商人依靠与幕藩领主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扩充了自己的实力,破坏了土地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平衡,对封建生产关系起到了破坏作用。随著货币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商人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土地经济为财政支柱的幕藩体制最终崩溃。换言之,幕藩体制已经制约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通过改革解决制度问题。
首先是德川吉宗实施的享保改革。改革鼓励开垦新田,推行新的农业政策,改革物价整顿通货,管制商业抑制不正当利益的取得政策,取得了一定实效,德川吉宗也被称作中兴将军。但是许多改革措施,比如要求各藩大名上缴幕府贡米的「上米令」、允许武士赖账不还的「相对济令」和命令债权人将抵押过期的土地还给农民的「流地禁止令」,都因大名、商人和新兴地主的反对没有贯彻到底,提高贡租的「定免法」和对工商业的严格统制引起了农民和町人的强烈不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
十代将军德川家治上台后,幕府权力被田沼意次所垄断。他的改革措施比较特别,是积极利用商品经济来改善幕府财政。首先,鼓励设置垄断性的工商业行会组织「株仲间」,通过收取商业税「冥加金」来增加幕府收入。其次,发行统一货币,扩大对外贸易。最后,鼓励商人开垦新田,同时准备开发虾夷地区。虽然田沼意次的改革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缓解了财政危机,却无法真正阻止幕府走向崩溃。他的政策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只会加剧幕藩体制的问题暴露。贫富差距加重让-底层武士和平民生活动荡不安,持续6年(1782--1788)的天明天明饥馑使得农民和市民暴动在各地发生。此外,田沼意次父子独断朝政,贿赂公行,也引起了松平定信等保守派的不满。随著德川家治去世,田沼被迫辞职,改革随之终止。
松平定信上台后,实行「宽政改革」。这次改革依然延续享保改革的方针:稳定农业的同时,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三次颁布归农令,命令进入江户的农民回乡务农,由政府提供口粮和资费,并可提供土地。,同时颁布围米令,命令大名储备粮食,以备荒年。设立「江户町会所」,将有财产的町人和地主上缴的市政费用的一部分储存起来,购买米谷存入「义仓」,多余部分低息借给穷困的町人和武士。此外,幕府取消了田沼时代给予商人的垄断权,废除行会,免除穷困武士的债务并打击高利贷资本势力。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严厉的统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引起了将军和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793年,松平定信被迫辞职,宽政改革受到上下各阶层的抵制,就此失败。
然后就是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任命的首席老中,水野忠邦实行的天保改革。改革从肃正风纪,节俭禁奢入手,严禁买卖高价物品,通过这种方式强行降低物价。然后,幕府向鸿池等豪商收取「御料金」用于维持幕府的开支。在农业方面,再次颁布人返令,敦促市民归农,有意禁止农民进入城市,鼓励垦荒储粮,还是延续前两次以农为本的方针。为了加强幕府统治,削弱地方大名,幕府还颁布了「禁止藩国专卖令」和「上知令」,禁止各藩的商品专卖并要求大名和旗本把江户和大阪周围的土地上缴为幕府直辖地。这些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株仲间解散令」引起了商品价格混乱,使得商业萧条物价上涨,只能终止,「禁止藩国专卖令」和「上知令」遭到各大名和旗本的强烈反对而撤回。1843年,水野忠邦被幕府认为独断专行,罢免了老中职务,改革宣告终止。
总之,天保改革内容始终没有超越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范畴,解决不了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建立在土地经济之上的的幕藩体制,不改革制度而用强制的手段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其次,幕府内部争权夺利,意见不一,改革缺乏连贯性,该且由于改革的诸项举措涉及利益重新分配,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抵制。
此外幕府直辖地,本是日本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但在幕藩体制的束缚下,矛盾最为激烈。而且直辖地分散在日本各地,幕府派去的代官又很少,导致统治力相对较弱(有的地方干脆没派官员,因为幕府不知道这块地方归幕府管)。1842年,近江甲贺郡爆发了反对幕府检地的一揆,虽然水野忠邦初始态度强硬,但最终还是屈服了。这说明幕府的地方统治力已经十分薄弱,无法将改革贯彻到底了。与此同时,为了克服危机,萨摩,长州,土佐,佐贺等外洋藩却取得了成功的改革,成为了实力较强的「雄藩」,幕府和外样此消彼长的实力对比也为幕末的倒幕运动奠定了基础。
谢邀,这个问题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老问题,涉及到经济学、财政学、江户时代幕藩体制的内在矛盾及相关史料。所以凭我的能力只简单概括几个原因及几个注意点:
将幕府财政的崩坏归因于统治阶级的骄奢是十分浅显的说法。实际上,占统治阶级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武士在江户中后期已经节衣缩食至与平民无异。高层的生活水准也不得不经常节俭。财政的崩坏伴随了幕府二百年,仅这一条是无很强的说服力的,而幕府一时的节俭与贤明仅仅只能略缓解幕府恶化的财政危机,却无法改变这一趋势。
相较于上文的原因,幕府作为实际上的全国政府,其收入与支出不成比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德川幕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直辖领地的租税收入,若细分则大致可以分为年贡、口米、三役、运上和小普请金。幕府每年的征税约为米50-80万石,金30-60万两,银2万贯。对于地方大名,一般是仅征发军役。
而幕府每年需要支出大笔款项,包括因天灾减免及救助、军费及全国建设均需要幕府投入大笔资金。而幕府一年的定额支出(为维持幕府正常运转的费用)则需要金十万两以上。而定额之外的支出更加可怕。仅岛原之役,幕府耗资就达到金398000两,相当于一年的收入。随著时间推移,所需幕府开销之处只会多而不会少。可以说幕府在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 而只是一个占据全国近七分之一领地的超大型地方政府, 但在支出上则完全是中央政府性质的。
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随著佐渡矿山的枯竭与日本金银的外流,幕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新田的开垦在17世纪后陷入停滞,也就令幕府的税收增长陷入停滞。仅凭日本列岛的自然经济不足以支撑幕府的消耗,为此幕府以货币贬值缓解危机,却造成了大幅通胀,导致后来的财政进一步恶化。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幕府,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形成了对商业的强大阻碍。商业的发展始终未能改变幕府以实物征税为主的成制。1809年,幕府向江户所收商税仅八千余两,与当时的经济规模极不成比。而为了维护武士的利益,幕府默许了大量坏账的产生,进而损伤了商业。为维护因商品经济发展而衰落的乡村,幕府禁止农民异地做工,最后则导致了乡村出现大量失地农民,也深深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德川幕府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顽固地维持幕藩体制,最终让财政危机成了死局。
中国民间人士往往将国家的兴衰原因归结为天灾或者一些主观性的:
- 社会奢靡之风盛行
- 官员腐败堕落
- 最高统治者失德、昏庸无道、宠信奸佞、荒淫无度、暴虐残酷、优柔寡断等等
这些原因也不能说错,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充满了技术性挑战的,在嘴上可以用一句简拔人才、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远离奸佞小人、开源节流、殖产兴业、明正法律、重用XX等等来回答,实践中并不是你想解决就能解决的,朱镕基时代中央就已经明白房地产泡沫的危险了,可是用了近20年的时间化解了吗?
关于江户幕府财政困难原因的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以下列举几篇参考文章吧!
德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中国社会科学网?ex.cssn.cn日本货币史:德川幕府时代的货币改铸、贬值掠夺、物价暴涨?c.m.163.com[博客讨论室第12期]荻原重秀的货币改铸改革(作者:本博客管理员)-张五常-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zhangwuchang.blog.caixin.com德川幕府财政崩溃研究_端木迅远.pdf496.4K · 百度网盘以下是上念司关于江户幕府财政崩溃的观点以及其反对者引用进行反驳的古田隆彦的两篇文章。
「デフレ経済」が江戸幕府の崩壊を招いた
上念 司(じょうねん?つか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