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了仇鹿鸣老师在喜马拉雅的课程,故有此一问。西汉皇后卫子夫是平阳公主的婢女和歌女出身,赵飞燕是舞女和宫中服役的婢女出身。而东汉皇后例如多出身于世家大族,例如窦皇后等人。

仇老师原文:


因为东汉和西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了,直接导致了两汉的社会结构不同。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反应到了西汉和东汉的建立者出身不同,作为两汉重要政治力量的皇后出身也不同。

汉朝可谓承上启下的王朝。

在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旧贵族就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六国的旧贵族也遭到了打击,旧贵族阶层没落,新的世袭贵族阶层尚未兴起。所以,在秦末的争霸战争中,除了项羽、魏豹等极少数是六国旧贵族外,其他如汉高祖大部分都是平民阶层。

汉朝建立后,继续打击六国旧贵族,除了极少数,比如魏国王族因为与薄太后有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其他的绝大部分六国旧贵族都逐渐没落。

当时汉朝的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开国功臣集团,而他们大部分都是丰沛系,基于政治平衡,皇帝并不愿意在他们中间选皇后。当时的社会上并没有重要政治力量(世袭贵族)可以对汉室产生威胁,所以皇帝选皇后时,对于出身没有那么多限制,选择出身普通的人当皇后,然后再扶植她的家族有利于产生新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多样化才有利于皇权的稳定。皇帝在打击其中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时,得可以得到更多的助力。

即使是迫于形势联姻的汉景帝薄后、汉武帝陈后都遭到了废黜。薄太后去世后,汉景帝立刻开始了废黜薄后的行动。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立刻开始了废黜陈后的行动。通过汉景帝、汉武帝接连两代皇帝的做法就可以看到,皇帝既不愿意让一个外戚家族持续在政治舞台中心发挥影响力,也不愿意让来自功臣集团的女子担任皇后。后面汉宣帝废霍后,虽然从史料上可以找到霍后的很多罪名,比如霍后的母亲毒杀许后,但是我们只要看下汉景汉武两代皇帝的做法、以及汉文帝开创的两大外戚并重(太后家族、皇后家族)就可以知道,霍后被废最本质的原因就是,皇后的家族是西汉政治舞台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之一,汉宣帝要彻底清除霍氏家族,就必须废黜霍后。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人的设想前进,有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即将兴起,就是庄园式经济。

所谓庄园式经济,就是土地高度集中,集中到失去流动性,成片的土地被聚拢起来,属于同一个家族,成片的土地和大量聚集的人口被统一管理起来,土地上的人口与土地的所有者形成了深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内部就如同一个独立王国,从耕种到收货(粮食、果蔬),从制作药材到纺织衣服,从加工食物到酿酒,再到修建建筑和水利工程,都可以独立生产、制作,足以满足贵族和部曲奴婢的需要,甚至还足以生产足够的军需物资,训练自己的私兵、满足军事的需要[注]。

[注]: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东汉·《四民月令》

这种经济模式是从汉武帝时开始兴起的,到西汉末年时成熟。在汉武帝之前,农业都是两年一耕,三年一耕为主流,汉武帝开始,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成熟,开始有部分土地可以一年一耕,为庄园式生产奠定了基础,等到西汉末年时,一年一耕的土地已经是主流,大庄园迅速成熟。这种经济模式兴起和垄断后,自耕农逐渐就没有了,只有庄园的部曲奴婢,当时的社会除了大族、部曲外,其他的很多都是流民。

在这种豪强大族遍布的情况下,作为拱卫皇权重要力量的外戚势力只能选择豪强中势力比较大的,皇室通过与他们联姻,形成利益联盟,来制衡其他的比较小的豪强,来维护皇权的稳定。而寒族出身的女子是无法胜任皇后职位的,因为皇后这种身份,永远是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

所以,东汉的皇后主要来自四个地方,最初的郭圣通是河北豪族,是真定王一系势力的代表,这一支势力在光武帝定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阴氏是光武帝起家的地方南阳势力的代表,这一支势力因为跟随光武帝打天下,成了东汉的一等豪族。后面的窦氏是河西豪族,窦氏的势力有多强呢?梁氏曾经从属于窦氏。然后就是马氏,关中豪族的代表,汉章帝的母亲贾贵人的家族也是从属于马氏势力的。

而其他势力相对弱小的豪强,也在努力发展著自己的势力,经过「举孝廉」逐渐垄断了朝堂,量变产生质变,最后就发展成了士族。

关于在豪门贵族林立的社会中,出身寒族的女子无法胜任皇后这个职位,后世也有皇帝不信邪,那就是曹魏。曹魏既不分封诸王坐镇地方,也不册立豪门出身的女子为皇后拱卫皇权,最后就是与司马家族的竞争中,曹魏找不到借力。


谢 @于谨 邀,其实这个问题邀请也有半个月了,但是一个是因为最近在读大革命的相关著作,一个是因为我对东汉也没有项秦末汉初那么熟悉,所以一直也没有回答,利用周末简单复习了一下,勉强尝试一下,就当做一个初稿,以后有机会再用文章的形式完善一下自己对东汉的整体看法

这个问题有简单的答法也有复杂的答法,简单的答法上面已经有答主提到了,因为东汉和西汉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同了,就像西汉的功臣是屠狗之辈,而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则有不少豪族了,但是复杂的答法则需要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豪族,是怎样与作为【政治现象】的后宫外戚产生联系的,尤其是东汉的外戚其实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圈子,后期乱政的窦氏、梁氏、邓氏早在光武时代便是皇室姻亲的对象,即使是后来地位较低的宋氏也在东汉初年便与皇室产生了关联,换句话说,东汉的外戚现象确实是豪族兴起的表征,但是二者却同时存在一道鸿沟,豪族或许可以凭借自身的家业出将入相、四世三公,但是却无法走入皇帝的姻亲网路,早在东汉初年,一个封闭的姻亲圈子便已经形成,由此将东汉时期的豪族政治划分为宫廷和朝堂两个不同的场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逐渐侵蚀秦汉帝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东汉的外戚政治进行考察,尤其是外戚与豪族之间的关系。陈苏镇先生认为,在更始败亡之后,各地豪族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形成一个个割据势力,因而光武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也就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但是这一进程并不顺利,尤其是起兵初期,由于光武在河北缺少根基,所以也最为动荡,比如王朗发兵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又如光武夺取魏郡后,【魏郡大姓数反复】,所谓的大姓即是地方豪族,为了获取他们的支持,光武一方面强调【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另一方面也对其积极笼络,联姻郭氏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郭氏是真定刘扬的外甥女,光武试图通过姻亲关系获得刘扬的支持,然而不久后刘扬企图称帝,光武不得不将其诱杀,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光武仍然立刘扬之子刘得为真定王,并且正式立郭氏为后,然而郭后的地位并未维持太久,随著统一战争的推进,东汉的统治日益稳固,真定刘氏对光武的威胁越发减小,而在建武十三年,统一战争结束,刘秀便以【不应经义】的借口将刘得降为列侯,四年后废郭后立阴氏,太子刘强也随之远走。因此,可以说早在东汉初年,立后便是一件重要的政治行为,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联,体现出地方豪族势力对政治局势的重要作用。

但是也就是在此时,以郭氏、阴氏为核心,包括马氏、邓氏、窦氏、梁氏等家族先后进入并垄断了东汉皇室的姻亲网路,此后除与皇帝联姻后,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几近封闭的婚姻网路,比如梁氏得立的原因便在于【乘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而桓帝欲立田贵人被劝阻则是因为【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均体现出这一婚姻圈子对于后位的垄断,地方的豪族即使实力强大也很难加入,除非首先与这些家族之间形成姻亲关系,进而接近这一网路,比如安顺之际的阎氏,便是通过与邓氏的姻亲关系走上后位的。

在东汉外戚政治的进程中,两位窦氏皇后具有转折点的意义,窦氏家族与郭氏渊源颇深,窦后的父亲窦勋的妻子正是刘强之女,章帝选择以窦氏为后或许也有向郭氏和解之意,窦氏为后一方面代表著东汉初年以郭氏、阴氏为核心的后宫斗争走上终结,同时也意味著外戚干政时代的开始。窦氏、邓氏、阎氏、梁氏依次登场,东汉朝政也在外戚与宦官的倾轧中走向衰微,而在窦武与陈蕃失败后,外戚也让位于宦官,此后的董氏、何氏、伏氏,与其说皇帝重新掌握了立后之权,不如说皇后之位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而总体而言,东汉时代的外戚政治是豪族势力兴起的重要表现,是在朝堂之上的映射,但同时也有其自身的交际网路与发展倾向,其与地方豪族仍然保有一定的距离和隔阂,体现出秦汉帝制残存的特征。此外,还需要进行说明的是,有学者以西北集团与中原集团、郭氏集团与阴氏集团的方式理解外戚干政的历史,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第一,就事实而言这样的分类偏差很大,比如明德马皇后的籍贯是西北,但是她实际上通过与南阳阴氏的关系登上后位的,而所谓的郭氏集团,在郭后被废后也再未染指后位,岂有郭氏集团下的窦氏、梁氏纷纷上台,而集团首领默默无闻的道理?第二,这样婚姻家族之间很难说具有超越家族的共同目标,无非是通过婚姻交游的形式来维持、增强自身的权势,这样的结合即使比之「关陇集团」同样差距太大,第三,以我自身的观点来看,对于外戚政治的划分本身就没有太大意义,无论是哪个家族走上台前,他们对于皇权的腐蚀作用都是一样的。

在梳理过东汉的外戚政治后,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立后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治行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以姻亲的方式作为合纵连横的补充,而到了秦汉之际,皇权体制被建立在编户齐民制度上,帝国通过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进行统治,皇权的强化也就意味著皇帝对于立后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此时的外戚不仅不会影响皇权,卫青、霍去病反而成为抗击匈奴、强化皇权的保障。然而到了东汉时期,随著地方豪族的兴起,帝国对地方的统治无疑会受到影响,在地方表现为度田事件、废都试,在中央则表现为外戚干政,二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但同时也存在间隔。此前学界多重视西汉与东汉的差别,以及东汉与魏晋的相似,但是对于东汉与中古时代的差别似乎著笔不多,实际上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东汉的外戚政治依然有其独特的运行模式,他所凭借的不是地方和朝堂的势力,而是婚姻交际网路,如果说魏晋时代是因为有了朝堂的势力皇帝才与之联姻的话,那么东汉时代依然有了联姻才有了朝堂的势力,换句话说,此时的外戚政治依然是皇权的衍生物,这显示出秦汉帝制与士族政治不同的一面,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体会东汉政治的过渡性。

之前和 @寒鲲 大哥也聊到过,东汉王朝整体上就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他确认了武宣之际【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故事,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宣元之际豪族兴起的进程,见证著豪族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腐蚀皇权,也见证著作为一种体制的秦汉帝制逐渐走向终结,东汉的豪族政治是魏晋士族政治的前身,他是秦汉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的底色与开端。


谢邀!

两汉皇后出身的卑微和富贵确实存在如题所述的现象,但并不是全部这样,只是西汉出身卑微的皇后比例高于东汉。曾有人统计过(本人未细致核查,仅引述,见谅!),史籍记载的西汉皇帝后妃家庭情况除失载的17例外,高地位者有13例,低地位者有10例,后者占43.5%。而东汉,情况发生显著变化,除失载的12例外,高地位者有21例,低地位者有4例,后者仅占16.0%。

个人以为其根源还是在皇权的稳固与否,这里就涉及到了当政皇帝的权威性和当时社会的大背景问题了。

其实,两汉时期门第势力是经过了很长期的演变才逐渐形成的,但都没达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么强大的门阀势力,这跟整个汉朝历史发展是有关的。

1,西汉早期,高祖定鼎天下并完成了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后薨逝,出现了吕雉专权并残杀无数皇室子弟,吕氏外戚集团已完全掌控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吕雉死后吕家被连根拔起,经历了这样的浩劫必然会使刘氏后裔及朝臣对于外戚掌权心有余悸并深恶痛绝,于是,接下来的几朝皇帝自然就会防范外戚力量的壮大,那么,选皇后的标准也就更看重温良恭俭让,出身则次要了些。

2,西汉的皇帝多数是成年皇帝了,能力也普遍都较强,既然有能力掌控大臣和亲王,也就不需要依靠谁的力量来统治了,不受外部势力掣肘的皇帝,朝纲都能独断,后宫选后当然乐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美女啦。

3,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中兴到汉献帝刘协被废,历14帝,凡196年而亡,其中未满16岁即位的皇帝竟多达9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并且自和帝刘肇之下,皇帝均为幼年即位,这种小皇帝基本只是个摆设,啥也做不了主,只能靠外戚势力维持皇权,那么皇后的人选也就必然局限在强大的外部势力范围内了。一般来讲,虽然皇帝孱弱,但毕竟是正统,当权的外部势力并不敢轻易觊觎皇位,即使权势熏天如董卓、曹操之辈也没有行篡逆之事,但把自己的女儿强塞给皇帝做皇后倒是非常可行的。

4,说来也是奇怪,东汉皇帝很多都命短,不知道是不是刘秀这只血脉有啥问题,皇帝未留下子嗣就归天了,那新皇帝就由外部势力主持从刘氏旁支中选取,那谁当了皇帝还不都得感激扶持自己登基的人呀!小皇帝长大了也要感恩的(不感恩也不行的!),立「贵族」之女为后也是自然,至少表面上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皇嗣可以延续,另一方面外戚势力当权也可延续了。

5,仅从不完全的统计数据看,东汉皇后身世显贵的比西汉高出二十七点五个百分点,这算不上是悬殊的差异,但,其历史影响却有著云泥之别。东汉年间外部势力已完全形成,并强大到控制朝政的地步,天子也就是个傀儡,说好听点就是大一统的汉室天下的象征,啥实权都没有了。最后天下大乱,献帝被废,也是历史的必然。


《史记?褚补外戚世家》:「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早在西汉的褚少孙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也说:

两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贱,且多有夫者。其后成帝时,赵飞燕亦由阳阿主家讴者得幸,立为皇后,其妹亦进位昭仪。

不过很可惜他们只揭示了现象,却并没有给出原因的解释。

周代世卿世禄传统,因战国秦汉的剧烈政治转型而出现断裂,众多古老的高贵世家衰败了,新世家的形成还有待时日。在这个世家的「空档」中,社会一度呈现了鲜明的平民性。西汉尤为明显。皇帝来自底层,功臣们往往出身「亡命无赖」,权贵不乏起身卑微者,丞相公孙弘早年就是个放猪的。连母仪天下的皇后,也不避寒贱。汉武帝的卫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赵皇后赵飞燕,原先都是歌妓。然而皇帝没觉得丢人,喜欢就娶,谁敢看不起她!可见西汉不怎么讲究门第。东汉就有所不同了:明帝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章帝窦皇后是大司空窦融曾孙,和帝阴皇后是执金吾阴识曾孙,和帝邓皇后是太傅邓禹之孙,安帝阎皇后是尚书阎章之孙,顺帝梁皇后是大将军梁商之女。所谓「春秋之义,娶先大国」。皇后的出身也是个风向标,反映了「族姓」、「门第」观念已浓厚起来。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七章《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阎步克先生的这段话从社会阶层上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周代社会阶级尊卑贵贱是比较固定的,国人与野人有别,君子和小人异路,士与卿大夫也是出身悬殊。周代的贵族政治中,不同的出身仿佛天然的鸿沟天堑,把社会阶层区分开。

到了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打破了原有的固化阶级,越来越多的寒微庶人走上了列国交兵的舞台,也因此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秦国扫荡六国,旋即灭亡,到了西汉。西汉的开国皇帝与功臣多有出身卑微者,布衣将相靠著灭秦的功绩在新的朝代荣获勋爵,秦代的军功地主在汉初有著短暂的延续。而在西汉中期帝国步入正轨后,士大夫官僚取代了军功地主,成为文吏治天下的主角。

然而,新兴的士大夫官僚还没有成为稳定的世家大族,门阀士族的阶层距离诞生也为时尚早。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空档期,使得门第的观念并不如何盛行,皇帝择妃不重门第也是理所当然。

到了东汉,开国将相大多出身豪族,功臣家族的绵延,文法官吏的世传,世代居官产生的「官族」,形成的门望,以及士林名士,经学世家对舆论与学术资源的把持,门生故吏产生的政治依附关系,东汉的社会阶层已经高低贵贱分明,俨然是门阀政治的前夜,皇帝择妇也不得不受到影响。

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应奉上疏劝阻立田贵人。

《后汉书?应奉传》:及邓皇后败,而田贵人见幸,桓帝有建立之议。奉以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上书谏曰:「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帝纳其言,竟立窦皇后。

以上简单从社会阶层与观念上解释一下。我觉得这应该跟汉代豪族的演变一起来看,西汉多有布衣卿相,东汉不免累世公卿了。立后亦然。


我们还可以从选妃的采女制度上看。

《后汉书?皇后纪》: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然而选纳尚简,饰玩少华。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

西汉的皇帝选妃制度尚简,大多时候由皇帝直接召幸,更看重姿色。比如武帝李夫人:

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

东汉初期选妃,制度更加完备,标准上更重女德。

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

然而女德这东西,不读书识字,基本是不会被认可懂女德的。比如文昭甄皇后就这么说过:

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

再如章德窦皇后:

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

古代教育资源稀缺,读书的权利为上层社会垄断,平民女与大族女在女德上的竞争是全面落后。

一旦重女色后,皇后也就出现出身低微者了。

虽御己有度,而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所以宋皇后、何皇后的出身也并非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也会有力量让家族的女姓如愿高攀。比如和帝阴皇后:

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

相比之下,同在掖庭的出身不高的女人竞争力就相差很多了。


  1. 开国功臣不同

西汉开国功臣是「布衣卿相之局」,实现了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壮言。东汉开国功臣是「光武功臣多近儒」。功臣集团的出身不同导致,西汉皇后尽管有出身功臣之家,也被视为平民。东汉皇后尽管家世衰微,但因出自开国功臣之家,也被视为出身贵戚。

2.开国条件不同

西汉开国的社会基础,承自秦朝的小家庭;而东汉开国的社会基础,已经演变成「豪族」。这个社会条件决定功臣出身背景的差异。

3.开国方式不同:

西汉开国通过分封异性王而造成东西异制的政治格局,消灭异性王之后改封同姓,然后到汉武帝时完成削藩。武帝以前,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方式是直接出任宰相等重要官职。功臣集团与皇权总体上是一致的,共同反对藩王。东汉开国是光武帝以柔道取天下,通过收编对手获得统一。光武的皇权是靠功臣集团的豪族支持的。因而,虽然打天下后「退功臣而进文吏」,不让功臣集团直接出任政府官职,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基础,仍与之结姻亲。光武本人的婚姻也是这样。

4.权力格局不同

西汉的权力格局在武帝之后出现了关键性变化,即钱大昕所谓「西京朝局之变」,此时出现了「内朝」,由于霍光辅政,加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衔,实际控制朝政,而外朝的宰相地位衰落。霍光之后,凡是外戚辅政,均加此衔,东汉继承了这个权力格局,因而,皇后的地位凸显出来,它决定哪家是外戚。

5.皇帝寿命不同:

西汉除平帝,没有岁数太小的皇帝,昭帝无子的危机,为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而化解,成帝无子,立哀帝,哀帝没有化解无子的危机,然后就是王莽篡位了。东汉和帝以后,儿童皇帝多,子嗣也自然约等于无,因而,藩王即位与皇后临朝成为平常现象,即「外立者四,临朝者六后」。皇后临朝有利于功臣贵戚把持朝政,因此,功臣集团也愿意让自己家的姑娘进宫。东汉皇后唯一出自平民的,好像是灵帝何后,即何进的妹妹,但那时已经到三国了。

6.文化观念不同

西汉虽然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儒家真正影响社会上层,要到元帝以后,受儒家观念影响小。而东汉承王莽改制之后,儒家经典已深入人心,选后取于贵家的观念影响著皇室。两汉都有外戚干政现象,除了上面的5条原因,还有就是儒家观念作为社会伦理价值,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族,母亲的地位都很受尊重,特备是父亲死了之后,这是两汉的共同文化观念。

安利我的另一个答案:为什么说在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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