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历史还会不会有wuhuluanhua和东晋南北朝的分裂乱世？

五胡乱华的种子在三国之前就埋下了，如果檀石槐不死，鲜卑估计更早崛起；而如果三国各个政权不找少数民族要雇佣军或者不把少数民族内迁，魏蜀吴打仗起来兵源明显会少很多不符合争霸规律（所以为什么三家都不约而同拉拢并使用少数民族兄弟）。所以历史有其客观规律，而不谈客观只谈主观可能性的那都是架空历史的what if。

如果蜀汉崛起并统一，要看命题在哪个时期，如果没有三国争霸蜀汉直接承接东汉，则是完全架空历史，那要看执政者的眼光和能力了，这种情况下或许趁乱而起的刘渊、石勒估计机会不大了，但客观发展的氐族、羌族、鲜卑族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如果执政者能力可行（参照后来的王猛的方法或李世民的方法），五胡乱华被压制在萌芽是有机会的。

如果是在刘备入蜀后出兵通过争霸夺取的天下，则内耗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刘渊石勒在内的后来五胡乱华的政权都有客观形成的条件。当然，刘渊虽然自己认为姓刘但他匈奴部实际上是更亲曹魏的，如果设定为刘渊愿意和蜀汉相亲相爱义无反顾支持蜀汉，那又进入了架空历史的if部分，至少刘渊就应该能帮蜀汉灭掉包括石勒在内的一些隐患了，而没有过度内耗给少数民族政权机会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武力压服鲜卑氐羌等，再配合适当的民族政策，应该还是有机会不出现五胡乱华的。

东汉是魏晋南北朝的开端，后世的士族大家，崔王卢郑，都是从东汉开始的，在魏晋时期扩大。此时，国家经济人事完全被他们把持，连基本的国家治理能力都没有，霍卫之事是不可以想像的。

那问题就是蜀汉能不能打击他们，我觉得很难，刘备本人是卢植学生，这个卢植就是范阳卢氏的人。有学生打击老师的吗？

蜀汉真有个人试图打击过士族，这个人是诸葛亮，可惜，人亡政息。晋武帝后来感慨自己有个诸葛亮就好了。时人就说，寒族邓艾你司马家都用不好，来了诸葛亮也没用。这说明当时大多数士族堕落，中华已然没救了。

五胡只不过是抬馆的黑人，杀人的是那样狼心狗肺士族。此时想想，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画面，真的很解气呀。（王朗是东海王氏，后世有个同宗的王衍活宝，坑死皇帝，还劝石勒登基称帝，）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就是为什么后世文人喜欢诸葛亮，喜欢三国演义的原因。

刘备可以、但他的儿子就不敢恭维了

至少大汉诸侯王没有晋朝诸侯王的实力，没有八王之乱，没有内乱，外患也不容易发生

先看看季汉是怎么灭亡的。面对占据了主要资源、出钱出枪出的最多的蜀中士族，不让他们坐第一排，这些人中大部分就开始玩非暴力不合作，暗地里阴阳怪气，散布消极言论，有机会就跳出来当带路党。当政府从领地内汲取不到资源（汲取到的也是大量的杜琼式的两面人）的时候，仅依靠自己的原始支持者的自我繁殖（这些人都丧失了基本盘，而且在益州扎根也不深，作为「数十年所纠合之四方精锐」是真的死一个少一个），依靠政府自身控制的可能不到一半的人口（益州总人口显然不止九十万，实际人口学者的估计从而百万到三百万不等）和土地官企等资源显然不可能跟卖自己的股权换取资源支持的晋朝（虽然还没有改名字，但体制已经适应庄园经济和士族政治了）相提并论，于是在喜迎王师的口号下季汉就灭亡了。

国与国的战争本质上用简化模型来看就是靠压榨出来的战争资源击垮对方的政治稳定度，而这两个因素从总体上说呈反比，不改变组织形式下过度的汲取资源会导致支持度下降，或者说汲取资源投入战争类似于向支撑阶层借贷，到时候是要拿战争红利来还的。如果像历史上那样照常进行自然不行，再四平八稳也是死路。那么摆在这种if路线之前就一定是向左走或者向右走。

要么向左完全向集权方式前进，不考虑士族社会的规矩，以强制手段剥夺不配合的资源强行构建自身的基本盘，必要时以破坏的方式毁灭秩序并重建，最初用借贷作为借口拖时间等待自己的集权集体建设完毕，撑不住了就干脆杀鸡取卵拿著强行榨出来的资源去梭哈，相当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完全不按规矩出牌，只考虑收益不考虑可行性评估，这也是唯一有可能完全破局的打法。当然这么玩是极度危险的，毕竟前有赤眉军坐拥关中什么资源都弄不出来，落的最后匪相尽显（自称汉军但已经沦落到需要盗汉朝皇陵来维持生存的程度）不得不变成流浪军被灭，后有曹操在兖州玩恐怖政策结果内部爆炸差点炸死自己（不是袁绍的大腿抱得紧怕不是真没了），玩死自己的概率远远大于统一破局社会完全洗牌重建秩序的结局。

要么就向右，卖自己的股权，比历史上的西晋更会卖就行，现在的未来的只要卖的够多，自有中原士族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只要当贵族比当皇帝更稳定更有发展前途，自然有的是人愿意出来抬轿。但走这种路线的下场大家在历史上看得很清楚，两晋南朝就没什么好下场，内乱几乎从来没有停过，更别提有机会建立汉唐一样的荣耀了。

愿意出钱出枪的士族的投入是要有回报的，在体制内的解决办法只能使更多的吞噬和掠夺。而历史上真实的季汉选择的依然是大一统帝国的玩法，依靠授权直接从中下层汲取资源，但这种方式有效的前提是通过以中央授权为背书的力量可以有效的控制住各部门、地方通过自我积累（以土地兼并为主要方式）所控制的资源了。本质上这个过程不可被政治上的举措逆转，庄园经济的崛起在于其自身足以支撑技术升级的成本同时依靠低成本的人力使用获得远超一般自耕农的生产力，这使得原先维持著资源和技术垄断的帝国中央再也无法维持51%以上的绝对控股了（魏晋到隋唐的再一次技术下沉，加上各种偶然性的外力冲击，则使得中小地主获得了能够抗衡庄园经济的生产力和文化动力，而更高的自由度和相对低的剥削力度则使得中小地主成为了今后的封建社会主流经济形态），也形成了虹吸效应，阻止了帝国中央在绝对支配下任意调配资源的可行性，更是对物资和人才的吸引争夺成为了大树下的小树，在这种基础下想要靠集权制度下的政治手段是有限的，而愿意把自己放在盟主的位置上，用多头格局的基础方法来分化制衡，则成为了两晋南北朝的主旋律。

最后说一句，物质决定意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状态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决定的，并非单纯的政治措施能够改变。总不能说三百多年的无数英雄豪杰都是废物，都做不到复制秦汉的集权体制吧？

不是很好说。

西晋为什么诸侯王权利那么大？因为司马炎等人根据东汉曹魏灭亡的原因便想考诸侯王来保障后代不被重臣篡位。此外，更有世家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确实很难说蜀汉会不会平衡好这两个矛盾。

与其想这个，不如好好钻研本位面的历史吧～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