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西汉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吗？
刘秀不杀功臣，留下美名。可有人说正是如此导致东汉向地方豪强妥协，在政治体制上不如西汉。
不杀功臣≠妥协豪强。
两汉实际上都不是一个朝代，政治体制自然有所不同。后世之所以区分两汉正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压根就没有政治体制完全一样的朝代。刘秀杀不杀功臣和东汉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更没有什么导致妥协豪强。刘秀不杀功臣最起码有三个因素， 一，自身能力强。二，和大部分功臣都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份情谊是其他开创者和手下不具备的。三，刘秀本人厚道。
事实上光武是两汉最集权的皇帝之一，另一个就是汉武。西汉直到汉武时期皇权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集权，而刘秀甫一统一就达到了武帝集权程度，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莽逐渐囊括了三公和尚书大权最终代汉自立，有此前车之鉴，刘秀是不可能再赋予任何大臣权柄，这自然也包括功臣在内。故刘秀「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而「明慎政体，独揽权纲」成为一个独揽大权的帝王。刘秀集权的表现从很多史料我们都可以看出。
《汉书》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
刘秀的政策就是抑强扶弱，这是当时史官盖棺定论的，没人比班固更知道建武永平时期是什么样子。
刘秀统一以后首先做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表现在「「分化三公职权」「废除三公封侯旧例」退功臣 进文吏」「虽置三公 事归台阁」「抑制宗室诸侯王」等事件上。
分化三公职权
三公在西汉绥和改制前已有，但地位权利并不平等，仍以丞相为尊。成帝绥和时期把御史大夫改称为大司空，与辅政的大司马同赐金印紫绶，又「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把拜御史大夫不封侯改为同「封列侯」，于是三公「分职授权」，不再由丞相「独秉三公之事」，三公的地位鼎立而平等了，这是宰相制度上的一大变局。刘秀即位闵伤前代权臣篡位，因而沿用此制度，只是更加完善了。三公有明确的分工:《续汉书·百官志》载：【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并且三公对九卿有监督权:【《通典·职官》注：「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三公虽然分职，但在国家大事上可以共同商讨，以互相牵制。《续汉书·百官志》：【「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如此有利于朝廷控制三公，又使他们之间相互平衡和牵制。
在三公人选上，刘秀也有所防范，防止「监守自盗」。一般三公人选不在所负责监督三卿的范围之内。如大司农为司空监，而冯勤为司徒；太仆当司徒监，而赵 熹为太尉，朱浮、张纯、冯鲂为司空；光禄勋当太尉监，而杜林为司空等。这样，其人为三公后，不会在小范围内形成派系，以至于形成党派。
废除三公封侯旧例
西汉初年常以列侯为丞相，武帝之后元勋皆尽，拜三公之时同封列侯。建武初年刘秀沿用旧制，对任职的三公皆封为列侯，比如宋弘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伏湛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但建武五年这一制度即发生变化，比如侯霸代伏湛为大司徒，仅封关内侯，一直到去世没有封为列侯。刘秀之所以不再封候霸为列侯就是要打破西汉三公任职封侯的旧例，自此之后凡任职三公者再无封侯，除非先前就是列侯。而封关内侯的也只有冯鲂和赵熹而已。所以徐天麟在《东汉会要》卷十七引袁梦麒曰：「自是之后，位三公者，皆不复有茅土之封。」而刘秀的目的很简单，限制三公权利。
剥夺三公监察、审核权
刘秀还剥夺了三公的监察审核权，比如设置御史台剥夺了三公监察权。在西汉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负责，御史大夫下有两丞，一曰中丞就是负责监察弹劾的。汉成帝时期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但职能未变。建武时期大司空改掌水土事，不再负责监察事务。中央监察机构改称御史台，由御史中丞负责，御史中丞脱离御史大夫，改属少府。少府直属皇室，等于刘秀间接的夺取三公的监察权。
而刘秀所置的司隶校尉也和西汉不同，司隶校尉始置汉武帝，汉成帝时一度废置，汉哀帝时复置此官为司隶，属大司空。建武初复置此官，但既不属于大司空，也不属于御史中丞。而是一个独立监察机构，直接对皇室负责且职能也发生变化。
《后汉书·朱浮传》：「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
刘秀设置的州刺史也不再与三公有直接关系，按照西汉旧制，州牧劾奏地方二千石长吏，皆须通过三公府派员「案验」，然后决定是否罢免，而刘秀却把三公的这部分权力给剥夺了。刺史劾奏二千石长吏，无须再经三公「案验」，而是直接向皇帝奏报。从而取代了三公审核权。
虽置三公 事归台阁
尚书始置战国，原本掌管文书奏章，职微权轻。汉武帝时征伐改制，朝廷多事。文书奏章激增，又加上相权问题，所以让尚书台参与政务，并形成了领尚书事的制度。尚书台职权渐渐扩大，到了西汉末年已经是相当重要的职位了。而建武初刘秀为了削弱三公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尚书台的职权，将重要的事务交由尚书台处理。刘秀特诏此官长官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在朝会时专席并坐，当时号「三独坐」。而尚书令的地位又高于其他两官。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卫宏《汉旧仪》：「主赞奏，封下书」，尚书令不仅有将百官奏章上言皇帝，还有对诏书封闭加印下达公卿的权力。比如《后汉书·鲍永附子昱传》注《汉官仪》：「群臣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凡制书皆玺封，尚书令重封。唯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续汉书·百官三》尚书令「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文书众事」，又有与三公配合掌管选举的大权 。 如此一来自然会 起到牵制三公的作 用 。随著尚书台职权扩大，原本属于三公的权利也转移一点到尚书台。尚书还有责让三公的权力。《后汉书·王梁传》载：建武二年，大司空王梁进击檀乡，「帝以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
虽然刘秀事归台阁的目的是为了架空三公，但也注意两者之间的消长。他同样限制尚书台，防止它过于膨胀而无法控制。首先，尚书职在禁省，「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在平时，与御史台「皆以官苍头为吏，主赋舍，凡守其门户。」尚书官员「鼓鸣则起，钟鸣则息」，轻易「不得出入，不通宾客」，与外界接触是比较困难的。其次，尚书台有尚书、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称为「八座」，此外又有左、右丞和尚书郎三十六人。凡是大事，皆由「八座」共同商议，联名上奏，「而有不合，得建异议」，其间是互相牵制的。虽然尚书郎地位不高，但「下笔为诏策，出言为诰命」，有时所起作用很大，以至形成「八座受成，事决于郎」的局面。可见尚书台内部也有相互制约机制。
再者尚书令仅为千石，真正的职轻权重，如此方便朝廷驾驭。另外刘秀对选任尚书的官员也十分谨慎，比如亲自选用孝廉充当尚书令以代替原本的以令吏递补的方式，孝廉选自民间，无所旁接，还要经过考试和试职期，才能转正。刘秀为了控制尚书台还专设小黄门郎接受尚书奏事，小黄门郎是皇帝近侍更好控制。而当时内外群官都是刘秀亲自选举，加以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这种近臣更是被拖过来刘秀亲自打，群臣不敢正言（刘秀这点真的很糟心）。
退功臣而进文吏
天下统一以后如何处置元勋们是历代帝王棘手的问题。有前车之鉴，刘秀既然想保全功臣就只能让他们远离权利中心，而退功臣进文吏是最好的办法。不仅是刘秀考虑如何处置功臣问题，功臣们也考虑如何自处。如建武七年郑兴的上书就反应出这个事实（这里只截取片段）【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群臣多举郭伋为大司空，因为有流言说刘秀想用功臣，如果用功臣则会带来人位谬，众惶恐的结果。所以郑兴希望刘秀成全群臣的让善之功，以定他们的心。虽然刘秀当时没采纳，导致后来很多人都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比如冯异入关后专制关中，关中号称咸阳王，吓得冯异战栗怖惧。
建武十三年，天下统一。刘秀就开始正式著手解决功臣问题，他以奉朝请的名义把功臣都集中在京师，大肆奖赏，给他们荣华富贵。接著逐渐收回他们的军权，建武初为了适应战事需要设置了很多将军之位，这些人大多成为功臣。而统一以后不再需要这么多将军，「班劳策勋 」 的同时「罢左右将军官 」。邓禹与贾复带头上交兵权，奉朝请或者加位特进，接著耿伯昭，刘隆、朱祐都「上将军印绶」主动交出兵权，留奉朝请。及至建武十五年， 寇恂 、冯异 、岑彭 、盖延 、铫期 、祭遵 、任光、万修、邳彤、刘植、耿纯 、景丹 、 王梁 、 傅俊都已去世，邓禹、贾复、大耿、朱祐、刘隆皆主动交出兵权。陈俊 、臧宫征奉朝请 ，李忠征诣京师 ，杜茂免官。只剩下吴汉，王霸、马成、马武手握兵权了。而吴汉一直是刘秀信任的，所以能居上位，一直当大司马。王霸、马成、马武、都是边境需要屯兵镇守边境以备匈奴。
退功臣的同时进文吏，刘秀不再以功臣任职重要官职。大批地引进文士如尚书台职权的加强，各郡县守令的任用，天下逸士的征召等，都体现出文治。即便那些功臣武将，也多在刘秀大力倡导下，转而改向研习经学。
苛责三公 相位难任，
刘秀的大司徒多由担任过郡太守的地方官吏担任，因为他们主管民政，有丰富的经验。而司徒的职责就是主管国家民政事务，说明刘秀重视任职能力。而观历任大司徒人员我们就可以知道刘秀的大司徒并不好当，准确说刘秀不允许他们有一点点成为权臣的苗头，对他们限制非常严厉。比如伏湛因为河南尹，司隶校尉两人争论没有奏报给刘秀就被册免。侯霸因为举荐刘秀讨厌的阎杨被刘秀怀疑，差点险遭横祸。韩歆因为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最后被刘秀追诏责切而自杀。欧阳歙因贪赃枉法坐死狱中，戴涉因为群举荐的人偷盗被连累下狱而死。故史称大臣难居相任。
大司马一职主管军事，建武二十年之前一直由吴汉担任，因为吴汉质厚少文且对刘秀非常忠心，这种忠是忠于刘秀个人。所以刘秀非常信任他，故吴汉能「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而吴汉本人斥责妻子多置田地，奉公守法。吴汉死后刘秀仅以刘隆行大司马事，未任大司马之职。一是因为刘隆本是功臣，任他为大司马不符合刘秀退功臣进文吏的思想。二，大司马职权过重，主管军事，非有军功者外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让刘隆以骠骑将军以行大司马事最为合适。而刘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至建武二十七年他上交兵权，只以列侯奉朝请而已。同年刘秀改大司马为太尉，三公皆去大字。任命赵熹为太尉，赵熹少有节操。他先担任过怀令和平原太守，治理有方，百姓歌之，刘秀嘉之。任用他既信得过又达到不以功臣为职的目标。且同年大司空窦融也被册免，刘秀最终做到不以功臣任职。
大司空由李通担任，而李通在职期间都是称病不理事，「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挂名而已，及至建武十二年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李通之后由窦融担任大司空，及至建武二十年因戴涉坐死狱中，刘秀以吏事责三公，故策免窦融。
消除地方势力
窦融是地方势力的代表，是统辖五个郡的地方长官，说是一个小政府不为过。而刘秀任命窦融为大司空就是将他调来京师以削弱他的势力。前期天下未统一，刘秀对窦融算是礼遇，属于拉拢状态。及天下统一以后，刘秀下诏书把他的势力一锅端了进来。《后汉书·窦融传》载：「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曾被刘秀皆封为侯的五郡太守，以及他们的「官属宾客」，都被刘秀一一征（端）来。到京师后，窦融主动「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诏遣使者还侯印绶」，而把凉州牧和张掖属国都尉的大印接收过来。不久刘秀将窦融提拔为大司空，并对其部下给予妥善的安置。如武威太守梁统，「与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如此，刘秀兵不刃血的瓦解了河西势力，将之收入囊中。
由以上的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刘秀是一个非常集权的帝王，正是因为他独揽大权，建武十五年以后，度田、废后、废太子等事件才得以完成。
西汉初年刘邦被迫分封七位异姓王，东汉初年可没人敢要求刘秀封自己为王，唯一一个自认为功当为王的彭宠，刘秀借由朱浮打压他的傲气，不成想造成了他的反叛之心，尽管如此刘秀也未见妥协他，而是选择出兵平叛。西汉初年虽然刘邦终将七王全部剪除，但其开国元勋萧何、陈平等皆被委以公卿重任，直至汉武时「宰辅五世，莫非公侯」，不少功臣倚恃功高，与皇权不断发生矛盾，结果功臣多遭屠戮，或受「缧绁」之苦，既影响了君臣名分，又不利于专制集权。西汉初期同异姓王分封天下，所以才造成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面。前期与同姓诸侯王分封天下，所以才有七王之乱。及至汉武，皇权才得到真正的集权。而这些问题，建武时期都不存在。
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没有一百年不变的制度，古代是人治社会，再好的制度碰到昏君也会被破坏殆尽。皇权再集中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须依赖官僚，外戚，官宦，依靠他们来推动国家机器运转。此时若是君主年幼或者昏庸无能就会发生外戚篡权或者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
诚如汉武集权，后期照样有霍光这样的权臣，废帝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哪怕后面汉宣帝夺回政权，可几十年后还会有王莽这种篡权者。刘秀也是一个道理，无论他活著多么集权，也无法阻止他死后会发生宦官外戚轮流把持朝政的局面，千防万防最终难防。又如朱元璋，这位出了名的专制，废除宰相制就是为了集权，可明朝照样有权臣宦官当道。可见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
刘秀自古被批评的最多的便是过于集权和专制。
《昌言·法诫篇》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
另外参考苏轼兄弟的评价。
最后刘秀度田是成功的，不存在妥协豪强。
拈花恨意迟：光武度田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的？?www.zhihu.com
反对一下答主左家明王的回答，本回答部分内容为驳楼上回答，部分内容为自己观点，部分内容为驳一些流毒甚广的东汉谣言。
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有问题可以指出来，不要祸及家人，先行谢过
中国历史总体上来说，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是不断完善的，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基本不会有倒退，或者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来说，政治制度是螺旋上升的。（仅指统一王朝）
总的来说，东汉的制度相比较西汉是更健全的，因为西汉更像是在摸著石头过河。
不是武帝朝以后才叫西汉，西汉是一个整体，割裂来看对东汉不公平。
楼上的答主说西汉一直以来强枝弱干，可是七国之乱和臧荼、英布等人的叛乱不正是因为地方势力做大尾大不掉才爆发的吗？
西汉的制度本身就是斗争的结果，其混乱也是历朝历代独一份的，而且本身割裂性较强，故只能分段来看，无法统一的看待。
西汉早期立国凭借诸侯王之功，建国后自然就有了异姓王的问题，直到刘邦晚年白马之盟，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终高祖一朝，主要解决的就是异姓诸侯王的问题。
异姓王问题解决之后紧随而来的就是外戚干政，而且这次的问题更为严重，吕氏子孙公然封王，把持朝政，吕后驾崩后吕产甚至有了不臣的心思，这一政治问题直到诛灭诸吕也未曾解决，外戚问题更是直接导致了西汉的灭亡。
诸吕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同姓诸侯王又开始尾大不掉，这一问题直接引爆了七国之乱，至景帝朝才初步解决，到武帝朝的推恩令才基本解决。
武帝朝是西汉的一个转折点，各项政治制度走向正轨，对外平灭南越，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祖国的统一（个人观点，在武帝的武功中，平灭南越比北却匈奴更为重要)，但是，刘彻驾崩后的权力分配出现了问题，导致西汉又产生了权臣干政的局面。
汉宣帝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西汉帝王，他执政后消灭霍光集团，西汉的政治才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下来，但是不久之后，西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反观东汉的制度建设是直接承接的西汉，自然少走了许多弯路，这也是东汉没什么存在感的原因，只有解决问题爆发冲突的事件才有代表性，才更容易被人记住。
东汉对于地方的控制，从建国并统一始就没有发生七国之乱规模那么大的叛乱，楚王刘英和山羊王刘荆的叛乱都是胎死腹中，比起西汉的七国之乱席卷大半个帝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对于诸侯王的控制，东汉比西汉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一:东汉对于诸侯国的措施:
1:统而不治
诸侯王对于封地只享有经济权而不享有政治权，封国内200石的官员都需要中央任命，可以说诸侯王势力在东汉时期根本不对皇权构成任何影响。
2.减少食封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诸侯王一旦有了钱，那么保不齐就要觊觎不该觊觎的东西。
于是东汉的帝王又祭出了第二把经济大剑。
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
东汉的分封只有光武帝朝比较舍得，从明帝开始基本就是减半，到了章帝时期，后汉书对于诸侯王的食封有两个字的评价"鲜薄"
3:恩威并施
相对于西汉武帝朝之后对诸侯王的苛责，东汉诸帝对诸侯王还是比较宽容的。
阜陵质王刘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有司奏请诛延」,明帝则「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
这种宽容并不代表皇权的衰弱，相反，这种宽容正是因为东汉诸侯王已经对皇权不够成威胁了。
至于东汉后期藩镇割据，那是灵帝听信了刘老板的鬼话废史立牧造成的后果。
二:关于世家的问题
现在的键史圈一提东汉就是世家政治，一提明朝就必须东林误国，可问题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关于东汉立国不正包庇士族
光武帝第一次度田是失败了，但是建武15年第二次度田中，刘秀不仅成功度田，还杀了十几个地方大吏，并"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这不和汉武帝的政策一致吗？甚至刘秀的政策比汉武帝的政策还要彻底，汉武帝将豪姓迁往长安是无奈之举，政府的触角伸不到那么远的地方，而刘秀就可以将豪姓迁往他郡，侧面证明刘秀时期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度是比武帝时要高的。
而这次度田的结果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至于东汉度田政策的失效也要等到东汉中后期了，而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2:关于东汉被世家大族把持朝政
建议复习党锢之祸，士大夫要真有那么大的权力就不会有党锢之祸了。
而且汉末两大姓，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袁家一代目袁安在汉章帝时发家，弘农杨氏第一个当丞相的杨敞是汉昭帝时期，第二个当宰相的杨震是汉安帝，把锅一口气甩给东汉实在是有失公允。
士家真正做大要到两晋时期了，世家把持朝政的局面要在东晋时期才形成，原因也是司马睿在江东无法立足不得不的求助于琅琊王氏，东汉正儿八经打下来的天下，凭啥啥都听你世家的？
世家干预朝政的表现是什么？是王敦那样自身在朝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还能在国之重地割据一方，东汉最大的世家袁家除了秩序崩溃后割据的袁绍以外，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袁绍袁术甚至还要在杀猪户何进门下讨生活。更别提弘农杨氏了，杨修之死还是曹操一句话的事，给司马睿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杀王敦吧。
三:刘秀大陨石术
这个现在几乎成梗了，这个梗错误的让许多人以为刘秀昆阳大捷是靠的流星坠地而忽略光武帝本身的军事才能。
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
这个流星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种寓意兵败的天象，而不是一颗大流星夸擦一下砸到王寻的兵营里了。
固然昆阳大捷有这种天象的加持，但要是全部都是因为流星的因素，昆阳大捷也就不会被伟人反复咀嚼了。
先写这么多吧，欢迎讨论，多歧为贵，不求苟同。
从礼制、典章上看，差别不大。
但是政治结构差别太大。
西汉早期，强干弱枝的政治理念导致整个西汉地方实力派势力较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陵邑制度。每一任皇帝死了，就迁天下富户到陵墓附近新建一个邑。
一个朝代，民间势力扩张最快的就是王朝早期经济社会发展野蛮生长的时候，到了王朝中期，社会进入稳定反而缺少那种快速积累壮大的豪强。而西汉初期，把这种人全部聚集到帝都，而在帝都这些地方小地主压根就不够看。在古代富户们被迁徙、豪强被抑制，整个社会财富没有形成严重的贫富差距。朝廷权威在地方势力面前，无比强大。这就导致实际上西汉是中国所有王朝中，集权最重、民众经济最宽松的朝代。因为强干弱枝，所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都只能发生在长安。而地方上因为割韭菜的原因，没有大家族把控地方，汉朝政治的基础就成了良家子。因为西汉良家子过得不错，所以皇家声望很高，因此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与皇权角力。这个时候喜欢政治斗争中心是皇宫。通常是皇帝和太后的斗争。王莽篡汉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他是外戚，第二他名声好，第三天人感应。
而东汉的建立，本就是各地地方实力派支持的结果。这就导致，刘秀不是不想杀功臣，而是根本不可能自毁根基。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汉的强干弱枝政治方略被彻底破坏，各地以士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君子之德五世而斩，帝王之庙七世而桃（中国古代没有十二辈人的皇帝）。随著西汉恩泽的消退。汉朝的统治根基由良家子变为士族。而士族以地方为根基，在长安攫取权力。这个时候，政治斗争已经成为，皇帝和士族的斗争。
后来士族继续成长成为世家。世家被衣冠南渡后，军阀势力崛起，为了打压军阀，文官崛起，文官崛起导致军力欠佳，于是文武彻底分离。
西汉初、中、末期都不一样，感觉东汉更多的是延续了西汉末年的政治体制吧。
主体一样。皇权至上，郡县制，三公九卿，兵制、税制、礼仪基本一样。具体政治运转有些不同，西汉外戚干政厉害，初期丞相权力很大，中后期设立中朝，分割丞相权力。东汉宦官外戚专权，地方豪强做大，士人开始垄断文化官场，三公被架空。
西汉大约是丞相制，东汉大约是三公制
东汉恢复了衮冕
自古衣礼一体 和西汉还是不太一样的
社会发展肯定不会后退，历史车轮没有长时间倒装的可能性，最多停滞。
王莽改革的时候西汉就已经是地方豪强割据了，最多说刘秀没能解决，不能说这就是东汉的错，这不科学。
看后边稳定的隋唐就知道东汉问题出在哪里了，很简单的说就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数量暴增，然后陆地产出的盐以及西北农业无法供给「首都」这个概念了。
前面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就是社会中心到处飘来飘去选点的过程。
隋唐开凿大运河，连通南北水运只是短暂解决一时的问题，宋元明彻底开通大运河，才能定都北方，南北才勉强平衡，结果就是西部逐渐荒废，英法看到这个，一把小手枪顶在大动脉上就可以威胁整个大清。
王莽、刘秀就真的是穿越之人，也解决不了这后面2000年的生产力发展问题，得带多少书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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