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民族气节，服从孙可望并没有什么问题，孙可望是纯正的汉人，军事指挥比李定国要差一筹，但治国理政和训练军队的能力属于顶尖，同时也是大西军推举的领袖。

孙可望封秦王之后，李定国和刘文秀等人是孙可望的直系下属，然而李定国却不买孙可望的帐，反而摆出一副死忠于明廷的架势，譬如打了胜仗绕过孙可望直接向皇帝汇报，可明明孙可望才是前线总指挥呀。

本身做农民起义军的时候就是反明的，后来即使和明军联合，腐朽的明朝明显内部还不如大西军健康。我认为要比烂的话，当时的明朝就是烂透了，孙可望虽然也烂，其实能力不错。

李定国、刘文秀服从孙可望没问题，问题是他们只占南明的半壁江山。

且不说远的，就说眼前最现实的问题，李定国要去广东打尚可喜、耿继茂，手下一个广东人都没有，两眼一抹黑，一头撞进敌占区岂能讨到便宜。

所以，他得用王兴做开路先锋，有王兴和他手下众多粤西土著带路，李定国这一路上才能畅通。每到一处，都有向导给他讲解地形，有李象履这样的本地士绅响应。有提供粮食、被服、药材的，有提供民夫的，有提供工匠、郎中的，甚至还有献船、献红夷大炮的。

打广东必用水战，但李定国的嫡系兵马水战能力一般，所以，他必须争取陈奇策的支持，有陈奇策从海路帮李定国运送补给，切断尚可喜的增援，李定国才好进兵。

粤桂交界一带，有很多的土司，李定国作为一个外来户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呢？所以，他得拉拢邓耀。有这个本地的地头蛇出面，瑶、壮各族土司，甚至越南海贼，都会买李定国的账。

还有在潮州反正的郝尚久，海南义军彭信古部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收复广东，必须要团结的力量。然而，用孙可望的旗号能团结他们吗？

很显然是不能的，这些人谁认得他孙可望是谁。虽然他们也不见得多喜欢大明朝廷，比如说王兴，山贼出身，就算是招安之后，也多次公开表示自己讨厌朝廷。可毕竟他们自幼是大明的臣民，只要朝廷不迫害他们，他们对于做明朝的臣子还是能接受的。而这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孙可望，并不能和他们直接建立信任，成为领导抗清的旗号。

假如现在没有清军，局面是孙可望和朱由榔争夺天下，那这些人大部分都会按照正常的农民起义首领或军阀的思维，选择孙可望。可现在抗清是第一要务，哪有那么多时间让孙可望去建立自己的正统性，必须选择一个能以最快速度团结大部分抗清军队的朝廷。

西军能如此迅速地平定云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借用了沐天波的旗号。只平叛，不反明，这样才有利于迅速争取云南的明朝官员和土司们。出滇之后，他们还收编了很多原来的明军部队，张先壁确实是太坑，但是马进忠、马宝、曹志建、胡一清、赵印选、皮熊这些人还是干正事的。假如直接把永历皇帝搞掉了，如何团结这些人？

放到全国更大的范围，还有郑成功、夔东十三家、鲁王朱以海等人，不用永历皇帝的旗号，孙可望自己做皇帝，还能和他们保持团结吗？

假如孙可望成功了，其他抗清势力极有可能另立朝廷。郑成功就曾经立过淮王朱常清监国，得知永历皇帝即位之后，他才取消了淮监国政权，然后淮王就「同年薨」，但郑成功手里也是有别的藩王的。鲁王朱以海在海上坚持抵抗多年，本就有威望，永历帝在时，他不争位，但永历如果出事了，他也未尝不能为君。王兴是隆武、绍武二帝的弟弟唐王朱聿钊的支持者，朱聿钊一直庇托于其羽下，但是王兴始终遵奉永历旗号，以保持与其他抗清势力的团结。假如永历帝不在了，王兴绝不会服从孙可望，极有可能联合其他两广明军，再立唐王一系为君。

真搞成这个样子的话，不用清军来打，大家就离死不远了。永历皇帝再差，至少除了孙可望之外没人想否定他的合法性，没人公然造他的反，能保证最起码的团结。国家都已经这个德性了，再内讧就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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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对满清的策略》

弟兄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西营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满清要征服中国。

万历四十六年的抚顺事变，开始了满清侵略中国的阶段。只是满清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辽东，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满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满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最近的何腾蛟被杀和湘潭大屠杀，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天启七年至今的起义，壬午之变中小袁营的抗战，五年来闯军和各地义军的抵抗，先帝的殉国，证明中国农民阶级是捍卫自由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富农、小地主也是要反抗的。江阴、嘉定等地的乡绅们，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清运动吗？满清和汉奸，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大地主面前，摆在大明朝廷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穷鬼总比鞑子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满清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洪承畴。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满清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满清的走狗。

士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站到人民的敌人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士绅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很多士绅同洪承畴之流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我们认为在亡国灭种威胁的新环境之下，士绅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满清，一方面又怕农民军，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著。现在的时期，同崇祯镇压农民军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大明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正在走向灭亡。二十年以来，他们抛弃了农民，和左良玉、贺人龙这样的军阀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士绅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沐天波、杨畏知、龙在田等人领导的明军不是同我们打过死仗的呢？可是后来又同我们订立了反沙同盟。他们曾经向我们进攻，但是也抵抗满清。无论他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他们怎样守著老一套歧视我们，但是他们把本来向著我们的火力掉转去向著满清，不能不说是有益于国家的行为。我们西军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士绅阶层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崇祯十七年，当著闯军向北京前进，以至打到北京的时候，发生了白邦政、郭升参加闯军的事情。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我们战斗过的明军，不是有很多举行了起义，变成了义军吗？起义的领导者窦名望等人成了坚决的好兄弟。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满清的威胁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兄弟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士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士绅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士绅的软弱性，那末，剃发令以来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呢？难道士绅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正是因为士绅软弱，满清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满清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满清和汉奸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抗清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那些降清的汉奸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著重地指出：士绅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士绅的动摇，表现于黄得功、孙守法等风头一时的抗清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满清，而有利于中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抗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兄弟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士绅中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有良知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所谓「乡贤」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著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我们批评同盟者、揭破假抗清、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士绅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抗清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所有士绅都是同洪承畴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士绅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大官僚、大军阀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嘉定三屠的刽子手李成栋，不久以前也反清了。李成栋所依托的广东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的欺骗口号之下，同满清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抗清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满清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在我们来说义军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西营的情形。兄弟们，你们看，自从放弃成都后，我们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在转移中，西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著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汪兆龄）：大西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我们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转移，平定了云南。

西军如此，闯军怎么样呢？闯军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沦陷区的抗清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满清的进攻。

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清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甘肃的回民、西南的土司，在满清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我们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抗清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西军的活动和全国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抗清战线。

观察了抗清和卖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我们的策略任务了。

我们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清统一战线。

当著抗清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抗清的策略，抗清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著改变。满清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征服中国；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满清和汉奸作战。满清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汉奸，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抗清势力。打倒满清和汉奸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满清的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抗清的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满清的力量暂时还是大于抗清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抗清发展的不平衡。抗清的胜利总是从那些满清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满清势力雄厚的地方，抗清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抗清事业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抗清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著。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策略路线的正确。西营的起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赢得解放，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抗清事业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的局面都是新时期了。虽然如此，抗清战争还是持久战，满清的力量和抗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抗清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起义的前夜，这是现时抗清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满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抗清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满清征服中国的行动能够变动义军和官军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抗清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清军、官军和义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抗清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著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友军，向著满清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铳子。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抗清事业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抗清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抗清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对于士绅，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沐天波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狗官。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屠夫？读书人只有三天的热情，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兄弟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抗清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抗清和降清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满清决定要征服中国，和中国抗清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我们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是今天的向清军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满清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政权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满清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义士向之掌嘴，而满清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满清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抗清统一战线。

首先，李定国是联明抗清，不是什么「坚定支持腐朽的南明小朝廷」。

就好象红军变成八路军是为了联合抗日，不是「坚定支持腐朽的蒋家王朝」。

满清入关以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张献忠降而复叛和明朝斗了差不多半辈子，临终意识到了交代义子们要联明抗清；李自成和明朝有逼死崇祯的大仇恨，死后余部也走了联明抗清的道路。

李定国为什么不服从孙可望呢？除了孙可望能力威望不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孙可望不愿联明抗清。那么孙可望想做什么呢，他要「「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简单说就是自己当皇上。

而且李定国也从来不是什么孙可望的下属，在张献忠手下就是兄弟关系。张献忠死后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也谈不到属下。好比太平天国东南西北四王里东王杨秀清为首，可是西王萧朝贵也不是他下属。孙可望手下杨畏知怂恿孙的时候也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可见三人地位相当是共识。

也没有什么「孙可望封秦王之后」，孙可望的秦王是自封的，南明朝廷没有答应。

最后，要是比烂的话，当然是我鞑清天下第一。

「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心态。

李晋王忠的是大明，是两百年的天下正统！这个不能搞错了！

这都不能理解？

那你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支持腐朽的中华民国来抗击日本时的心情吧！

此心情即彼心情！

终归一句话：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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