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爱其者爱得深沉,恨其者恨之入骨。魏晋名士,「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爱其者爱他们的自由超脱,放旷自然,认为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恨其者认为他们喜清谈,好老庄,以至空谈之风盛行,礼崩乐坏。
那么,各位眼中的魏晋风度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魏晋风度?
谢邀
私以为,魏晋风度不可学。
魏晋名士狂放、嗑药、酗酒、自由,这一切被传为美谈的前提是才学,没才学,一切都不成立。
魏晋风度,说到底,是一小撮人的选择,并非一个时代的缩影。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百姓悲苦,名士不试图造福一方,而选择消极避世,虽守住了个人的风骨、信念,实则是舍大义而全小义。当然,这种论断有些儒学了。
竹林七贤中,只有山涛算得上才学济世,因为他为官,也因此,显得与其他六人有些不协调。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临死前却把自己后人托付给山涛。
若非要学魏晋风度,当学山涛,心怀高远,但老老实实做事。人需仰望星辰,也要低头走路。
当然,论才华,嵇康阮籍毋庸置疑是头筹。
嵇康是真狂士,阮籍有种不得已的装疯。
我能理解一代才子在精神极度苦闷中选择放浪形骸,使人怜惜,却不可效仿,效颦者,一不留神,就是堕落。
历史上,每逢乱世必思想开放,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先前的传统产生质疑,并希望以新的主张重回太平。
春秋百家如此,隋唐改制如此,明末如此,清末民国如此,但魏晋时期的名士却差一点,只破不立。
嵇康阮籍也好,陶渊明也罢,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去反抗,但他们的反抗止步于反抗,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去解决这一切,所以,魏晋风流只成了一种态度。态度是可以模仿的。
当然,这么说有点说风凉话的感觉,因为司马氏初期为巩固政权,确实大范围迫害不合作的士人,可哪些封建王朝的名士不是冒著被杀的风险勇于提出主张呢?
嵇康不怕死,可他也没提出任何实际的主张。是嵇康才华不够?非也。是因为魏晋名士普遍存在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他们选择避世清谈。
细想这些人,有钱(别信什么生活潦倒困苦的话,嵇康吃五石散,阮籍豪饮,这两样都是烧钱的活动,他们比绝大多数人活得都滋润),有的是二代,整天就是喝酒,吃药,聊闲天,耍酒疯闹事,精神上又虚无主义,这样的生活恐怕不应是年轻人的首选。
人都希望追求自由,很可贵,但心有风流,无碍俗尘。
有自由的心就够了,那种生活还是不过为好。才子学来是疏狂,凡夫照搬成笑柄。
个人愚见
礼崩乐坏,不是他们的过错。鲁迅《魏晋风度和文章与药及酒》分析的明白了当,那是一个士人遭到司马氏迫害的黑暗年代,司马氏干著篡逆的龌龊事,却宣传自己是汤武和周孔的一套,一面大批杀害名士。政治的黑暗,引起文弱士人的消极反抗,那就是老子撂挑子,给你谈闲天,玩隐居,不当官。
这样老庄自然风行,放逸的生活状态,也即意味著人品趣味的高尚。非汤武薄周孔,诚然像是礼崩乐坏,鲁迅却说,如果礼乐真的不给竹林名士当回事,他们何必不顾性命,如此菲薄呢?越是故作放荡,反是心里看得重!
真正搞到礼崩乐坏的是谁,还须说一下吗?当然,魏晋风度也会走到末流,什么「熟读离骚,痛饮酒,不问其余即可称名士」,那就纯粹的只剩了装逼。
大家好,我是知乎的作者史遇春,关于这个问题,我来说一下。
我写过一篇《嵇康的魏晋风骨:从名士打铁到〈广陵散〉绝》,其中说到了
如何评价魏晋风度的问题,同时,将魏晋风度具体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全文如下,仅作参考而已:
魏晋时期,因为时局动荡和政治诡异而造成的社会氛围,完全是一种低气压的生存状况。
社会虽然乱了,但是,维系社会道德的规范并没有倒塌,所以,魏晋的「名士风度」里面,除了形体的潇洒之外,还有内质的纯真。
当士人们无法把自己的才学施展在安世济民的仕进之路、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跟当权者合作的时候,他们的许多精力是无处发泄的。
在乱世之中,能够活著,是一种幸运;在乱世之中,能够平安地活下去,更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那样的乱世之中,士人们活得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时候,那许多的精力要如何派遣呢?
结果,便是神仙、修炼之道的大行。
回想一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兴盛的时候,老庄之学就曾经风光过。
春秋战国之后,几千年间,老庄之学风起云涌的社会,大约以魏晋之间可称之为首屈一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