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随笔

19世纪的满清政府沉湎于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自我幻象中，对世界的大势没有丝毫的了解，在君主专制者及其士大夫眼中孔孟之学、商鞅驭民之术才是极其「上等」的学问，至于那些什么世界大势、西洋商业、工业、军事发展一概都无了解之必要。若不是世界形势变化波诡云谲，恐怕满清皇帝和士大夫们的自我幻象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哩。但历史终归是不能假设的，该来的总会到来，一种先进文明与另一种落后、野蛮且残忍的文明因航海的拓展、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交锋。

孰赢孰败，在未交锋之前结果就已然注定。

两次鸦片战争，满清政府大概陷入了一个开战—战败—定约—毁约（满清单方面）—再开战—再战败—签约并老实履约的境地。以中古时代的厚黑谋略去对抗近代契约之精神，并在中英双方实力极为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民族和国家只能为清王朝统治者的自大、虚骄、无知、愚昧和守旧埋单。直到英法联军进京，咸丰出逃，这时的满清统治者和大臣们方才如梦初醒，始知唯效法西洋，才是正确的自强自救之道。于是在内有恭亲王奕?、文祥，外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始才学习西洋文明。

中国自强运动的开始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过了20年。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备受士大夫阶层推崇的林则徐也在晚年悟到了满清帝国的技不如人，主张买外国炮、外国船，翻译外国人所办刊物，林的这些主张在日后汇聚到了一本名叫《海图国志》的书里，作者名叫魏源，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的提出者。其实林则徐有两个，一个是旧式士大夫的林则徐，是虎门销烟时的林则徐，更是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圭臬的孔孟信徒，另一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连林则徐这样的旧式文人也不得不喟叹于西洋文明的精妙与强大，而讽刺的是当时国内绝大多数的士大夫们在国门洞开、割地赔款的外部强烈刺激之下依然还报守天朝上国之梦的「残缺」不愿醒来，由此可见君主专制治下的保守、迂腐、陈旧之气之重。

但林则徐他重声誉，他不愿主动公开言及革新，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假使林则徐能在虎门销烟之后和英国人真刀真枪地干一仗（结果不言自明）的话，可能中国的自强自救运动会早几年到来，只可惜这样的假设它无任何意义。

满清自强自救运动的主持者们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场自强自救运动就宣告了它的彻底失败，我们眼中蕞尔小国的日本打败了我们，这是一个耻辱，更是自强自救运动进行不彻底、不深入的重要体现之一。

效法西洋不仅是军事、技术、工业上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观念、思想、制度上的学习与模仿，但当时自强运动的主持者囿于孔孟之道的藩篱，即使思想中有欲变革制度的念头，也是断然不敢提的，这也是他们自身历史的局限性，但康有为、梁启超敢想敢提敢做，百日戊戌变法运动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

自强运动可以说是近代史上中国第一个救国方案，但它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对西方的制度漠然置之，所以败给了在制度上效法西洋的日本，这一点是自强运动给后世的最大借鉴之一。而康梁的百日维新欲效法英国的君主立宪，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个救国方案，可惜的是康梁低估了满清守旧派的力量，以一腔爱国激愤去面对顽固的守旧势力，加之百日维新主张废八股改用政治经济策论取士、裁撤无用机构等措施严重得罪了一大批靠孔孟学说升官发财的官僚集团，外加之袁世凯的一己私欲，满清政府唯一的和平改良转型机会就彻底失败了。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很多救国志士仁人视满清中枢为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阻力。

从百日维新失败后不难看出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对统治者、统治者的代理者（官僚集团）、潜在官僚集团（孔孟教化下的应试举子）有著极为强烈的思想桎梏，欲在厉行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土地上和平革除君主专制这一落后制度无异于痴人说梦，唯暴力始可破之。

于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宪政等理念在康梁百日革新失败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并加以实践，各类起义、暗杀等活动络绎不绝，犹如匕首与投枪直插满清政府的心窝。百日维新之后历经义和团匪乱、八国联军侵华、预备立宪、皇族内阁（借机排汉）、保路运动等一系列满清政府的花式作死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爱新觉罗家族在中华大地上的统治就划上了句号。

但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呢？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依我的愚见：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不过是将君主专制这一极为邪恶、自私、暴力的制度终结了。因辛亥革命后，虽有议会、内阁、三权分立等一系列西方政治制度的运用，但当时的中国还未有符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所具备的条件。这一点从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就可见一斑。按照西方的逻辑来参照：军队应是国家的，而绝不是私人的，军队应服从于政府，而不是成为像袁世凯这类政客用以自肥的工具。袁世凯有了军权继而就有了政权，北洋政府里什么类似西方制度的条条框框就成了袁一人的提线木偶。这是其一也。其二是知识分子阶层面对历史的剧变，脑袋里还是那套三纲五常式的孔孟糟粕，而对现代化的知识则知之甚少，出于对「读书—做官—发财」这一人生「信仰」的极度渴望，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们寄希望于军阀林立，盖因军阀林立，他们做官发财的路也就多了。知识分子尚且这样，做了几千年顺民的百姓自然不会管什么君主专制、什么现代化国家等这样的宏大叙事，一个个只求能有稳定的奴隶可做，至于谁当政，如何当政那只是食物和生存之外的坊间杂谈与茶余饭后的道听途说罢了。

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又有多少能看清历史制度演进下的恶与善呢？

革除数千年君主专制之祸，终结满清专制只是一个开始。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四分五裂，裂变为许许多多的小袁世凯，这些人以军控政，致使民国初年的中国兵戈四起，生灵涂炭，这也是中国历数千年君主专制流毒太甚的一个佐证。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这本书语句凝练，作者从中国近百年的近代史中梳理事件、提炼精华，给人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在现今历史被某种形态过度裹挟的当下，这本薄薄的史学小册子它至少能较为客观地还原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而不以脸谱化、一元化的方法去勾勒近代史上的波澜壮阔。作者以简约的笔法描绘了中国近代史的背景、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历史人物做出历史抉择的原则、逻辑，读来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酣畅与快感。

我们读史，一是要铭记过去所遭受的苦难，二是要反思何以过往竟会遭受如此的苦难，为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式和方法，三是要学习与借鉴前人在当下仍可应运与借鉴的经验与智慧，促使个人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许，告别过往填鸭式学习历史的姿态，带著「某事因何而起，某事如何解决，某事有何反思」的疑问去解构所学的历史，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妙。

中国的近代史它很沉痛，但我们也应有直面这沉痛的勇气，为了我们能避免再遭遇这种沉痛。

蒋廷黻虽是几十年前的「官学，」在书中第四章某处可能带有主观的色彩，但此书不愧为一本能泛起史学爱好者内心涟漪与思索的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