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代的政治环境官商勾结是很正常的，不只是晚清的问题。

像明朝后期的时候大商家资助穷苦读书人考科举十分盛行，受资助的读书人当官后回报商家，官商勾结互惠互利，官员成了利益集团保护伞代言人。明末形成的东林党、浙、齐、楚、宣、昆各党派之争和官商勾结很有关系。

而到了清朝官商勾结达到顶峰，像两淮盐商、广州十三行就是典型。

两淮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而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官商勾结就成了必然。朝廷明文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但是实际上私下的贿赂更是数倍于此。

两淮盐商不只是贿赂官员，更是贿赂皇帝。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盐商往往踊跃捐输巨额银两，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乾隆七次下江南，接待者主要是两淮盐商，耗资数千万两。

广州十三行直接贿赂皇室。创立于康熙盛世，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广州十三行是「天子南库」，皇室的经费开支大量来自于此，皇帝每年亲自查账。

十三行商人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5.5万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3万至4万之内。

像胡雪岩、乔致庸、盛宣怀等人更是将官商勾结整到了巅峰，用国家权力、金钱推动自己的商业发展。

胡雪岩依靠湘军的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二十余处，同时兼营药材、丝茶，开办了至今仍在营业的胡庆余堂中药店，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乔致庸喜好结交官府，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著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盛宣怀是依靠李鸿章的北洋系崛起的。盛宣怀参与创办和掌控的中国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实业，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上海华盛纺织厂、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都是晚清政府参股的大型企业。当时有人说他「手握十六颗夜明珠」，这反映出盛宣怀在实业界的显赫地位。盛宣怀的经济思想比较现代化，很早就采用集资参股的办法。他也在新兴企业中投资参股，成为大股东。对华盛纺织厂等不太大的企业，他通过收购小股东股份，逐步将其变为盛家控股的家族企业。经营洋务企业40年，他积攒了1000多万两银子，在上海南京路盖起中西合璧的盛公馆，盛家也成为令人瞩目的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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