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来源：TVBS看板人物

对人的好奇，以及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发展，和不同生命经历的体会，吸引心理专家陈永仪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在新作《生命这堂课》的作者序中，她说：「无论是在急救现场、医院、实验室、课堂上，或是在心理咨商室的诊间里，我都感到很幸运，能够加入这以『人』为重心的行列，见证这些事件在平凡人生活中，所引发出非凡的感受与体验来与你分享。这些发生在你我周围的对话，你──听到了吗？」

 

 

即使是日常的对话，只要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都藏有值得我们省思的启示与鼓励。
下面节录一段《生命这堂课》书中内容，让我们一同细细品尝：

 

〈母亲〉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看似不孝的孩子。
因为我们再怎么努力，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

 

在开往报案地点途中的救护车上，看著电脑萤幕上显示的患者资料为──女性，精神状况不稳定（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简称EDP）。依规定，救护人员若前往精神不稳定的病患处，就视同至犯罪现场一样，必须由警察先到场，确认安全无虑后，我们才可进入。

 

救护车停在中国城唐人街的一栋公寓前。我们从昏暗的电梯里走出来，在闪烁不定的日光灯下，看见远处的走廊尽头，已先有位警察站在最后一户的门外。门边放了一张椅子，坐著一位老太太，面向墙壁，像是个犯错被惩罚的小孩。我们走近一看，是位满头白发清瘦的东方老妇人。

 

这时她的女儿从屋内跑出来，以流利的英文气愤地跟我们说：「告诉你们，我妈精神有问题，医生开的药不吃，现在又发病了！她一个人在房里会自言自语。我家里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婴儿，我怕这样很不安全。你们还是赶快把她带去医院看医生吃药吧！」

 

一旁的警察满脸无奈，有些不解地问：「母亲发病，你解决的方式就是把她关在门外？万一她跑出去走丢了或发生什么危险怎么办？」

 

女儿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我有婴儿要顾。但我妈却在房间里一个人对著空气讲话，真吓人！我都用手机录下来了，我是有证据的！」

 

有证据？她是必须要向谁提供证据，证明什么呢？

 

但是她既然打了九一一，我们就一定要处理，必须将老妇人带往医院做进一步评估。老妇人什么都没拿，脚上穿了双拖鞋就跟著我们上救护车。当我们准备离开时，警察还不放心地问她女儿：「你们一个人都不跟来吗？」

 

女儿说：「我有小孩要顾，你们带她去医院就好，给她吃点药什么的，让我们大家都能好好休息。」虽然当时她的弟弟和男友都在旁边。

 

老太太不会讲英文。在救护车上量血压时我问：「您会讲中文吗？」

老太太一听我用中文和她讲话，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抬起头用带著广东口音的国语很高兴地说：「妳会说中文啊？」

「是啊，老太太，您的血压蛮高，平常有吃高血压药吗？」

「有的，平常我都是在吃饭时吃。今天晚了一点，所以还没有吃。」

看看手表，已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那您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我问。

「嗯，大概早上吧……」老太太回答

「您早餐吃了些什么？」

「我吃两个白煮蛋。」

我看著老太太，总觉得整件事怪怪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老太太姓张。所以我叫她张妈妈。我问：「张妈妈，今晚您怎么一个人坐门外啊？」

老太太眼睛看著地上，小小声地回说：「没什么啦，女儿照顾小孩很辛苦，她男朋友又不帮忙，有时候心烦脾气不好，就跟我吵架嘛……」

「喔……所以你们今天吵架了？结果谁赢了？是不是输的人要被罚坐在门外，还要被罚不能吃饭？」我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试探性地问。

没想到老太太突然惊慌失措很紧张地说：「你可不要怪我女儿，真的不能怪她！年轻人工作很忙、事情又多还带著一个小孩，很辛苦的。没事的，真的没事。而且每次事后她都很后悔。」

「张妈妈，不要紧张，我不是警察。我是医护人员。您女儿说您今天在房间自言自语，有这么回事吗？」

再次表明身分后，老太太松了一口气，「有啊……」

「嗯……都讲了些什么，您记得吗？」

「我想找些以前的照片，翻遍抽屉怎么都找不到，所以就对自己说，老了啊，不重用啦，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找不到啰……」

「就讲这些啊？」

「对啊，不然还讲什么？」

 

我跟老太太谈了一会，在救护车上的时间并不久，但在这短短时间的谈话互动，却让我有些怀疑她到底是否真患有精神疾病？就目前的状况看来，不像是发病状态。

 

抵达医院，将老太太交到医护人员的手中后，按照一般程序，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可是看到老太太那茫然无助的眼神，实在让我很难转身就离开。纽约市医院的精神科急诊，一向挤得水泄不通。如果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一般很快就会让他们办出院手续。穿了双拖鞋的老太太出了院要怎么回家？身上没有钱，没有手机，又不会讲英文。

 

于是我回头又走到老太太面前蹲下来，好让她不用抬起头看我。

「张妈妈，您等会怎么回家？」

她愣著看我，张开嘴巴，却无法回答：「我……」

 

我回到救护车上，向紧急派遣中心申请，让我们停留在医院的时间可以久些。因为我们在接到派遣中心分配任务后的每一分钟，整个过程都清楚显示在电脑记录里、从救护车开了几公里、几分钟抵达现场、与病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几分钟到达医院、在医院待多久等等。所以如果我想留下来帮忙老太太，就必须向派遣中心说明原因提出申请。

 

医院里没有会讲中文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师。虽然当时我穿的是急救中心值班人员的制服，但就那么巧，有位路过的精神科医生居然认识我，知道我是心理医师，约略跟我谈了一会老太太的情况，并征询我的意见。

 

等我帮老太太做好安排后，仍然决定将此案报上纽约州社会服务局（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的成人保护服务中心（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根据纽约州法律规定，向成人保护中心报案，不需要证据，只要怀疑，就可以构成报案的条件。他们会展开调查，做后续的处理与安排。

 

 

我们都活在每个角色的期待中

 

在看了这家人之间短暂的互动后，或许很轻易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个不孝女」。岂不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看似不孝的孩子。每一个人的耐心与所能承受的压力，虽然程度可能不一，但终究是有限度的。

 

我们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时间，钱财，体力，精神……再怎么努力，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而随著年岁的增长，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多，从为人子女、手足、同学、朋友、学生、员工、同事、主管、亲密伴侣、配偶、媳妇、女婿到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每一种角色所带给我们的，有属于各个角色独特的满足与愉悦感，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别人对我们在每个角色中的期待，以及属于每个角色所该尽的义务。

 

有限的资源，要分配给这许许多多的角色，而每一样需求的紧急性或重要性，都有可能因为另一项更紧急、更重要的需求而有所改变：炉子上的水煮开了要溢出来了，却忽然听到小孩在房里惊叫；正准备出门去接放学的小孩，响起的电话铃声却传来长辈送急诊的消息；跟家人讲好了一起晚餐，但老板临时要求交一份报告，不得不加班……所有的角色，都要用到我们有限的时间、体力、精神。不知不觉地，口气变冲了，脾气变坏了，态度变差了。这样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果不自觉、不改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时，我们很需要别人适当的提醒。

 

说到角色，我认为做一个尽职的家人或好朋友，是要将自己的察觉，适时地反应给所需要的人，在对方有盲点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一面镜子。这通常不是一份讨喜或受欢迎的工作，但却是只有最亲近、最在意你、最了解你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事。

 

反映，不是评断或责怪，譬如：我注意到你最近讲话很大声；你脾气怎么变这么坏。前者是陈述观察，后者则包括了推断和批评。讲话变大声的原因可能不只一个（或许是自己或身边的人听力产生了问题，所以才大声讲话）。因此，把说话大声与脾气不好画上等号，并用此来评断对方的行为之前，不妨尝试做一面镜子，将对方的行为反映出来，提醒所关心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自觉、自省。

 

或许有些人会说，算了，不讲了！讲也没用……其实，我们所能提供的是一个机会，适时地给予对方回馈，这是身为朋友或家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只有亲近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事，才能享有的特殊权力。至于对方是否回应，如何回应，则是他们的选择，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去控制。

 

或许，张妈妈与女儿的互动，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长期演变成这样的；或许，在这过程中，如果能有一位亲近的家人或好友，把这些转变反映给张妈妈和女儿，让她们有机会自觉而警惕自己并做一些改变。或许，那天我就不会接到派遣中心分派到张妈妈家的任务了。或许……

 

一个尽职的家人或好朋友，要将自己的察觉，适时地反应给所需要的人，
在对方有盲点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一面镜子。

 

 

文章节录自《生命这堂课：心理学家卧底医疗现场的26个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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