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的普魯士軍事制度
「自身之財須由己獨掌管，軍由己獨號令，及此二者各司其職。如此方可以令得軍權，以獨攬國庫賺民政官臣擁戴，更將為開明榮耀之君主受天下景仰。願全能天主佑你。阿門。」
1722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對繼承人的一份政治遺囑中告誡王位繼承者維持專制統治的方法——統治者即是軍隊最高指揮官以及財政部長，效忠於君主的官僚與武裝力量則為君主敕令的傳達者以及君權的體現。此段英文譯文如下：
"Your finances must be managed by yourself and alone and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ordered by yourself and alone and the two matters arranged alone; then you shall have authority in the army through command and the love of your civil officers and civil servants because you alone have control of the purse, and you shall be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the entire world by you being such a wise and honorable ruler. May Almighty God help you. Amen." [1]
顯然地，腓特烈·威廉一世認為只有傾盡全力掌控君主國的經濟與軍事才算真正意義上成為這些遍及北德意志的家族財產的實際管理者。他的任內業績也的確表裡如一。
他促進國家製造業的發展——他希望廣大缺乏消費能力的臣民穿皮鞋以刺激皮鞋業獲利，為此不惜字面上禁止民眾穿廉價的木鞋，得以強迫部分人消費。類似政策也出現在布料製品上，旨在讓勃蘭登堡那可憐的紡織業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並且為軍隊提供足夠的制服。
他滿腔熱忱地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禁止國內紡織品出口，對進口貨物提高75%~100%的關稅，對來自波蘭的廉價穀物額外抽稅。為了限制進口，紡織業所需要的原料也盡量從本地供應，而非選擇與薩克森進行貿易。他為本國缺乏資源與經濟實力的窘境大為不悅，大刀闊斧地改革，不少能夠發聲的民眾為此叫苦不迭。
他歡迎一切能為國家帶來收益的新教徒——薩爾茨堡人，瑞士人，北尼德蘭人，下薩克森人，弗蘭肯人，以及改宗新教的卡舒比人與馬祖里人。昔日的難民成為明日的東普魯士開荒者。作為一名國內新教徒中的少數派（也就是加爾文派），他延續父親腓特烈一世的政策，接納在薩克森選侯國受迫害的虔敬主義者（Pietist）並委任大權，解決國內多數派路德宗與少數派加爾文宗之間的宗教分歧。即使是對於猶太人，他也來者不拒——至少在能夠改宗的前提下。
"From 1728, there existed an Institutum Judaicum in the city of Hall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Pietist theologian Johann Heinrich Callenberg, which ran a well-organized mission,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the Jews of German-speaking Europe.
……In practice, however, its missionary efforts were focused largely on the conversion and occupational retraining of impoverished itinerants known as beggar Jews (Betteljuden) whose numbers were on the increas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2]
……
哎呀，差點忘了切合主題了。本文所探討的內容應該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作為「士兵王」的角色，而不是他如何承擔起固執暴躁的霍亨索倫管家婆一職。
那麼，對於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的軍事制度，本文將著重於闡述士兵的徵召與訓練（而這其中就包含普魯士容克貴族的轉型問題）。一些牽扯到軍隊相關事務的概念亦會作簡單的解釋。
（封面與文章是無關的。封面展現的是在煙味熏天的封閉環境內大抽煙草的國王。）
來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abakskollegium-1.jpg
數據是很重要的。在開始正文之前我需要放一張圖表概述普魯士軍隊從1713年至1740年的擴張。
相對於他的前任以及繼任，士兵王的父親腓特烈一世對於軍隊的建設是乏善可陳的。大體來講，普魯士軍隊在他治下成為了歐洲頗具名氣的僱傭兵，為他賺得政治籌碼（例如腓特烈一世在東普魯士的加冕禮就依賴普魯士軍隊幫助皇帝出兵南尼德蘭對抗法國作為先決條件）。儘管士兵素質無可非議，可王室政府卻需要部分地依賴其他國家的資助來維繫這樣一支力量，無形中降低了自身的外交獨立性。這個問題自大選侯時代就從未真正解決過。三十年前（1680s）是路易十四給霍亨索倫打錢，三十年後（1710s）則輪到了奧蘭治家族來轉賬。
士兵王對此耿耿於懷，這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不斷地干涉國內經濟政策，就像文中先前所講的那樣。1713年，國王新成立一個「財政委員會」（Generalfinanzdirektorium）以負責管轄所有領地的稅收；而早在大選侯統治時代就已建立的戰爭總署（Oberkriegkommissariat）此時仍在行使收稅的權利；二者的行政範圍在九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互相衝突的，於是在1722年兩個有衝突的機構被合併為「戰爭，經濟與領地最高委員會」（Ober-Finanz, Kriegs und Domanen Direktorium）。新政策在1723年1月19日實施。除去收繳稅款，該機構亦負責管理鑄幣，郵政，採礦，產鹽，釀造啤酒以及各種城鎮手工業。講得更籠統些，此「委員會」管轄了除去法律，教育以及宗教外全部的行政管理。委員會被分為四個支部，每一個支部負責管理不同的領地。民事稅款與軍事稅款分開管轄，以預防貪污。按照國王所想，他害怕自己的繼任者也一如父親那樣沉迷於宮廷文化而揮霍本應作為軍事支出的錢款。
那麼上圖中的數據應該能側面地證明國王新政策的成效如何。
財政改革只是第一個步驟，而且軍隊擴張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只會增多，因為早期的普魯士軍隊全部由各地招來的志願者組成，對於在何處徵兵以及如何管理徵兵並未建立一個有效的體系。至1713年，騎兵將軍馮·德弗林格爾（von Derfflinger，與勃蘭登堡時期的同名元帥沒有關係，是來自上奧地利的農民之子）提出一個設想，建議每一個部隊團都設立專屬管轄地區，負責當地防務並徵召本地兵員入伍。這可以看作是1733年建立的「Kantonsystem」的雛形，不過此計劃當時並未受到國王採納——他正痴迷於搜尋高個士兵組建一支衛隊的計劃。
「It was in 1713 that Frederick William Is General of Cavalry von Derfflinger (son of a farmer in Oberoesterreich) made the suggestion that each regiment should be allocated a fixed, permanent area within which it would be garrisoned in peacetime and from which it would draw its recruits. This scheme was not adopted at this point. It was also at this time that the Prussian king developed his mania for filling the ranks of his guards with tall men, some of them actually kidnapped into service,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his kingdom.」[3]
（上圖鏈接為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nge_Kerls_Grenadier_Heinrich_Wilhelm_Wagenf%C3%BChrer.JPG）
德弗林格爾的計劃在提出二十年之後終於得到了落實。根據1733年出台的"Kantonsystem"徵兵模式，王室領地被劃分為多個"Kanton"（源於法語的Canton一詞，意為「一片土地」或者「區劃」），每一片區域都將進行基於壁爐數量的人口普查——通過計算壁爐的數量掌握戶口，從而確定適役人口的數量，而不同地區的部隊團也有不同的徵兵基準，例如勃蘭登堡區與威斯特法倫區的每一個步兵團都在8000戶口內進行徵兵，而到了人口相對稀缺的東普魯士就減少為5000戶口。勃蘭登堡的步兵團通常不超過5000人，而到了波美拉尼亞與馬格德堡則高達5900人左右。在每一個團下轄的戶口內還會根據連級單位進行細分，這樣可以確保這些基本單位的士兵來自於鄰近聚落，在本地士兵中間建立某種紐帶，如此在戰爭時期這些被動員起來的農民子弟可以擁有更高的士氣。
國王一定希望自己全權掌控本地士兵的徵召，但現實條件不允許他這麼做——從大選侯時代至18世紀早期，本地士兵的徵召一直是由地方精英與直接效忠於王室的官僚合力完成的，因為王室官僚沒有能力控制地方人口，尤其是組成本地士兵核心的農民。
"The recruitment of soldiers had, from the reign of the Great Elector until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been left to both royal officials loyal to Berlin and local territorial elites. Since the officials loyal to Berlin did not have the manpower to recruit in the local and distant districts, this was left to local officials." [4]
為了讓本地士兵儘可能地填充軍隊，國王盡其所能地將所有不具備經濟價值的本地青壯年男性列為徵兵對象。男性的最低役齡被設為10歲，無論是缺少農活的耕種者還是鑽研神學的大學生都逃不過國王的命令。在一些區域內甚至產生了人口外流。當然，不少的臣民可以憑藉自己的「身價」免於被強征。這些人包括擁有屋舍與田地之人，手工業與製造業（Manufakturiers）者，紡織工人，民事官員，神職人員以及家產高於6000塔勒的民眾。從這一點看，國王並沒有蔑視知識分子或受教育者，但他肯定蔑視那些「一無是處」的受教育者。
一個捧腹的例子在1724年發生。16位柯尼斯堡大學的進修者被強征入伍，另有28位學生倉皇離校，唯恐步了後塵。同年2月1日，一名神學生在被兩名特工拖進衛兵室里拷打數日之後宣誓入伍。
"A report issued by the University of Koenigsberg in 1724 states that sixteen of its students had been enlisted by force and that twenty-eight had left the university because they feared that the recruiting agents might seize them. On February 1 1724, for example, Georg Salewsky, a student of theology, was seized by two agents and taken to the guardhouse, where he was tortured and beaten for days before he consented to take the oath of enlistment." [5]
終於，在1724年5月，國王興許是體會到了民間疾苦，決定下詔不再於和平時期強征民眾為兵士，不過他也為這條政策思尋了新對策。他命令城鎮及鄉村的官員將那些「不服從命令」或「不勤奮工作」的臣民抓來充軍。強征換了張皮進行著，詔令成為無稽之談。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國王想方設法地找來了大量的本地人蔘軍也並不意味著軍隊人力的自給自足。事實上，普魯士軍隊兵員近半數仍是通過獲取外國人填充。最有名的例子即是國王的近衛隊——由各種身材魁梧的人組成。獲取——包含徵召志願服役者，綁架，脅迫，偷竊，等等。普魯士軍隊的徵兵者成為了過街老鼠一樣的存在，普國也一度險些與一眾北德意志邦國開戰。
為了區分徵召兵與外國人，普軍入伍者以不同顏色的墨水簽名。那些通過Kantonsystem徵召的本地士兵（亦可稱之為Kantonisten）使用黑墨水寫上芳名，後者則通過紅色筆跡記下自己在這個陌生國家的軍營中存在的證據。實際上，那些即使被免除服兵役也自願參軍的普魯士志願者同樣使用紅色墨水簽名，足以說明普魯士軍隊中外國人所佔的比重是一定被高估的，也許更能夠說明當時的普魯士軍隊中並沒有「本國人」這一意識。
不同於士兵的徵召，普魯士軍隊中的連級指揮官通常由農民的領主擔任。國王藉此徵召貴族入伍的機會能夠調查國內的貴族數量，不少容克貴族也樂意讓他們的兒子擔任軍官或參加訓練軍官的軍事學校以獲得學習機會。當耕田的本地農人成為軍隊的普通士兵時，他們的軍官似乎正在告訴他們軍旅生涯中的階級關係只不過是鄉村生活經歷的一個延續。容克貴族作為地位顯赫的群體也在同一時期開始緩慢地放棄傳統上與王室政府的對立關係，逐漸「為國王所用」。這在短期內是一個有效緩解君主與貴族對立關係的方法，但從長期上看，也正是這些容克貴族的子嗣在日後的普魯士政壇上佔有相當的話語權。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但是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正文的最後需要談及軍隊兵士的訓練問題。不同於大選侯僅僅「指導」各個團級指揮官如何為部隊裁定著裝與訓練方式，腓特烈·威廉一世希望親自操刀。一本步兵規章在1714年由他親自出版；軍隊中採用毆打與嚴厲管制馴服入伍新兵為機械的命令服從者。軍隊中不存在「無意識地犯錯」一說，任何違紀行為都將受到對待罪犯的處理方式。
為了提高國內民眾的軍事素質，國王在1726年出台"Kruemper System"，旨在讓適役民眾在成為士兵之前接受軍事訓練，儘管部分人會在結束訓練之後一無所獲地回家務農。此軍事訓練系統被一直沿用，並為國家有效地提供了潛在兵源，例如提爾西特合約之後的普魯士就藉此減少了裁軍帶來的限制。
"Under this plan, men were called up for basic training to their regiments and some of them would be released back into civilian life (without army pay) when that training was completed. This practice was contained in the army regulations of 1726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this system which allowed Prussia to evade the 42000 limit on the size on their army by Napoleon in 1808." [6]
對於那些已經入伍的徵召士兵，他們在和平時期可以申請休假，無需全年留在軍中；但是在春夏之交的那些被稱為「操練月份」的4月，5月和6月，所有連級單位需要保持滿員狀態。在其他時間裡，指揮官能夠最高准許1/4的人擁有一個月的假期；若是在收穫季節（7月，8月以及9月），整支連隊的40%可以被准許休假。然而，任何一名士兵每年最高只能申請2個月的休假，往後改為3個月。
如果士兵打算不加申請地擅自休假——也就是當逃兵，後果極為嚴重。每一座村莊都由專人負責夜間巡查，排查陌生逃逸者躲藏至鄉間；協助逃逸者將處以絞刑；相反，國王還在1721年下詔付給所有回軍的逃兵獎勵。即便如此，國王也不可能無時無刻地維持士氣高昂，齊裝滿員的軍隊。每年都有因為超齡與染病而慘遭解僱的士兵，退役率達20%以上；新征入的兵員時常無法抵消部隊和平時期的減員損失。
「我請求你，我的繼承者，請勿興不義之師。上帝將會為此護佑你與你的軍隊……」
"I beg you, my dear successor, not to start an unjust war. If you do not, God will give you and your armies His constant blessing and courage.... Read history and you will see that unjust wars do not turn out well, for which you have King Louis XIV of France, King Augustus of Poland, and the Elector of Bavaria as examples... You are indeed a great ruler on earth, but you must give account to God for all unrighteous wars and bloodshed, and that is a difficult matter." [7]
這一段國王的政治遺囑也許說明了國王不願意看見他或他的繼承者輕易地消耗他所積累起的資本。也許國王真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樣「厭惡非正義戰爭」，但1740年的既定事實（fait accompli）向我們顯示大肆擴軍的普魯士完全有能力和十足的野心入侵周邊國家，甚至於是一個歐洲列強。
因而有一點需要說明——普魯士這樣的軍事能力是完全基於對軍隊建設的無止境投入以及一套為此而生的忠誠官僚體系這兩個前提而產生的，而非貧瘠的勃蘭登堡馬克邊區發現了什麼神秘資源能夠讓普魯士在1740年養起佔到全國總人口3.6%的軍隊。
引用
[1]Dietrich, Die politische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p.224.
[2]Clark, Christopher. Piety, Politics and Society: Piet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Prussia.
[3][6]Smith, Digby. The Prussian Army to 1815. p.13.
[4]Gothelf, Rodney. Frederick William I and the Beginnings of Prussian Absolutism, 1713-1740.
[5]Ergang, Robert Reinhold. The Potsdam Fu?hrer, Frederick William 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73.
[7]Robert Reinhold,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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