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二戰前挽救德國的經濟?
已知全球性經濟大危機難以解決，能否用除計劃經濟外經濟（行政）手段挽救政府信用並防止戰爭？
需要注意的是，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繼續擴大投資沒有意義。
實際上挽救德國經濟的是沙赫特，希特勒不過是打了些補丁，而且就因為希特勒一系列擴軍備戰才導致後來德國走向萬劫不復。
作為德累斯頓銀行的前行長，沙赫特曾親自參加了一戰的賠款談判，後來又主導了地租馬克的發行，通過將國家最核心的資產土地和貨幣掛鉤，成功抑制了20年代惡性通脹的持續，迎來了十年黃金時代。
這一次，受希特勒支持的沙赫特，推行的是近乎照搬蘇聯經驗的經濟模式：
我們來看一下沙赫特較成功的幾項改革：
1、提高壟斷企業的地位和實力，使他們有能力和義務擴大生產。同時利用卡特爾組織對其予以管制，控制經濟走向。
雖然，納粹的壟斷都是建立在私人壟斷基礎上的，也就是那些企業國家的私人企業。
納粹通過立法，鼓勵大企業兼并一手支持自己上台的中小企業，將數十萬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編入軍事工廠。使資源集中到了壟斷機構手中，以便於他們擴大生產，然後再通過控制這些壟斷機構控制國民經濟。
而這些企業寡頭，往往也是政府要員或者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謀。政府也會設立管理企業的層層機構，與這些寡頭交叉管理。
當然雖然看上去政府和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相互鉗制，但這比起美國蘇聯的直接國有化，導致疊床架屋了龐大的部門和巨大的冗官、冗費、各自為政現象的出現。
2、興建基礎、軍事設施，增加就業崗位。
在國家介入企業管理的同時，德國政府開始大興基礎、軍事設施建設，並進行大規模軍事採購。在為企業創造訂單的同時，德國政府還規定企業必須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潤用於擴大生產，並嚴格規定投資範圍。
這些措施確實在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刺激了就業。但也是問題多多例如：
1.納粹的改革過於倚重軍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甚至農業發展相對滯後。國內工業產品過剩，工業品價格偏低。
2.各國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德國的工業產品沒有廣闊的國際市場，無法給德國帶來足夠的外匯。雖然沙赫特曾試圖繞過貨幣軟肋，用軍工產品直接向中國、東歐等國家換取農產品，但這顯然無法滿足需求。
不過輕工業匱乏反而產生了另一影響，就是二戰前德國人的存款金額在不斷提高，對此希特勒以人人有輛小汽車這一近乎傳銷的手法，將德國百姓的存款也拿去擴充軍備。
當時，柏林大街上每十個人就有九個和軍工業有關。為了維持經濟穩定，為了平衡即將成為災難的財政赤字，戰爭在所難免。實際上畸形的經濟也早已說明了一切，希特勒從開始就不是在考慮怎樣使德國走出危機，而是在思考如何把德國拉入戰爭。
3、加強金融管控，松財政的同時緊貨幣。
希特勒的經濟舉措是伴隨著巨額的財政赤字開始的。希特勒對基建、住宅、軍工甚至農業的巨額投資刺激需求，但又不希望再次出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
於是納粹開始用商業票據這樣的「白條」手段從企業手中購買商品和服務。但隨著這些票據的自行流通，為了維持市場穩定，商業票據只能被廢止。
為了緊縮貨幣，納粹政府還發行了大量債券以消耗市場上可能過多的馬克。也就是通過讓德國民眾購買債券，讓貨幣暫時回到政府手裡。但在當時的德國，這卻刺激了政府進一步的財政支出，政府負債不斷攀升。
4強制勞動的同時注意保護勞工，力圖在勞工權益和資本家利益之間尋求平衡。
需要承認，納粹德國在勞工問題上走在了當時世界的前列，至少在宣傳方面是這樣的。為了取得工人的支持，納粹承諾了很多福利政策。而他們也確實踐行了其中的部分。
除了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在美化勞動運動中，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得到了很大美化。而且，納粹還建立了帶薪休假制度，將一批批工人送到各地的療養勝地和旅行船上。僅1937年一年，就有1000萬德國人參加了這樣的休假旅行。
此外，還特別應該指出，除了這些實際政策，納粹還採取了許多心理方式提高工人待遇。比如要求企業主和工人穿同樣的工服；定期開展「家庭企業」等給企業各層次人創造平等相處的機會的活動；要求指定精力充沛的工人為自我計算員，由他們進行自我監督、自我核算，以此來提高勞工的地位和榮譽感。而後通過不勝枚舉的宣傳活動，營造一種平等的氛圍，將其美化為「社會主義行為」。
但這一切仍不能擺脫軍事化的管理，納粹上台後即取締原有工會，禁止工人遊行，並絕口不提「公正工資」的承諾。取而代之開始對工人的工資進行控制，工人如果想獲得額外收入只能增加勞動時長。工人們的自由也被政府限制，不能隨意改變職業，到最後甚至直接禁止了工人在不同廠家間流動。
隨著勞動崗位緊缺，納粹還相繼撤銷了關於工作時長、工人退休等方面的勞動保護法律。這些都說明納粹政府並不是想提高工人待遇，而是要在軍事化的勞動管制中平復他們的情緒。
不過相對穩定的物價以及經濟危機階段的反差，確實讓納粹成功了。而這或許是希特勒最成功的一項改革，甚至掩蓋了其他改革舉措中的許多問題。而在當時不僅實現了穩定，還使得德國政府完全掌控了勞工的調配。為其戰爭動員及徵用創造了更完備的條件。
但1939年1月，隨著赤字不斷增加，帝國銀行董事會在給希特勒的信中這樣寫道：
「無止境的國家開支摧毀了有序預算的企圖，即使是稅款負擔的大幅度增加也會將國家財政置於崩潰的邊緣，並因此摧毀中央銀行的匯率。」
希特勒的辦法是直接將以沙赫特為首的金融資本全部踢出政局，由戈林開始四年計划進一步擴軍備戰，這時德國已經無可挽回。
結束語：在德國經濟環境極度惡劣時，納粹為德國帶來了唯一的希望。可一旦情況重新惡化，誰還會繼續聽命與他？這時的希特勒面前只有兩條道路：戰爭或下台。的確，希特勒曾創造了許多精彩，但卻不足稱道。因為當你方向錯誤，任何精妙的操作都會顯得多餘。
我們必須對間戰期間的德國有一定的了解：
魏瑪德國的整體經濟面貌是什麼樣的？簡單的概括一下是：
- 農業上：是不足自給的。這一點自從德國人口在1871~1910年間從41,058,792人增長到64,925,993人，（增長率為58.12%）以來，就已經是一個無法逆轉的事實了。希特勒和他的邁耶部長在戰前做了很久的努力，試圖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增加在農業上的勞動力投入（希特勒青年團、限制農業人口流動）、增密農業領域資本和技術（農業機械、制種、化肥）來解決問題。結果我們也看到了——在德國本來就很高的單產上再增加投入必然一頭撞在邊際上，德國農業增產並不顯著。在不擴大耕地要素投入的情況下，增加其他要素的投入幾乎是徒勞無功的。
- 工業上：德國存在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打擊是表面的和短期的。德國工業賴以存續的要素幾乎都頑強的生存著。技術儲備並沒有流失、重工業廠房和機械並沒有被拆毀、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初級勞動力仍然豐富、戰後割讓的領土和殖民地中雖然包含了重要的鐵礦產地和30%的煤礦產地，但是工業和煤炭的心臟魯爾區完好無損，並且在北歐找到了新的鐵礦石供應地。
剝離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德國鐵礦石供應-75%,煤炭供應-2.52%；
剝離薩爾區（法國）：德國煤炭供應-6.40%；剝離上西里西亞（波蘭）：德國煤炭供應-21.70%
將德國所有總重超過1600噸的商業船隻、總重在1000~1600噸之間的船隻的一半移交給協約國：摧毀了德國的海上運輸能力，使之不能獨立從海外進口原燃料。——data from 《和約的經濟後果》~凱恩斯
這種內部基本經濟環境，與戰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是相似的。都是一個工業生產能力強大、技術先進、農業不足自給、消費市場不能對應（＜）生產能力的國家。
這種國家的道路也很明確，那就是交換。通過大量生產具備比較優勢的工業品來賺取順差，並進口農產品和原燃料來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把1930年代恢復了國內秩序的德國重新投放到1910年的黃金時代中去，德國經濟能迅速恢復他的實力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強大的經濟基礎（潛力）是經濟調控的絕佳著力點，但是無論什麼調控政策，無論是否包括計劃經濟，最多只能更好的配置德國境內的資源，但都沒法憑空把德國經濟最需要的東西變出來。
戰後的德國經濟需要一個旺盛的、如一戰之前那樣不盛行貿易保護的世界市場。德國需要利用這個市場來賺取順差，以便1.維持國內生活水平、2.吸納戰後士兵複員帶來的失業人群、3.重建凋敝的國內經濟和4.償付賠款。
德國有希望僅僅依靠內政方面的努力來為國內不平衡的經濟贏得一個理想狀態下的市場嗎？
不可能的，法國的高關稅、英國的帝國特惠制和美國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案》都已經出爐了。想要向以前那樣通過漢堡-海洋再次與西方世界和廣闊的殖民地建立經濟聯繫的話，只能等待他們自己重新敞開大門。
德國可能需要遵循魯登道夫的《總體戰》里提到的和德國在一戰中後期就開始踐行的思路，也就是主要與陸上可通達的國家建立經濟聯繫。
根據不列顛史學家寫的《一戰史》記載，德國在一戰後期已經推進重建貿易關係，德國對他所有能夠正常貿易的鄰國——荷蘭、丹麥、瑞典、挪威、奧匈、瑞士、保加利亞和奧斯曼都實現了順差（伴隨著工業生產力高速的磨損和折舊）。這意味著在歐洲大陸上重新配置德國的貿易關係是可行的，這種貿易模式已經通過了檢驗，而且確實能讓德國「獲利」。但是，這種貿易的規模是不足的，中東歐國家規模過小，無法提供與西方世界貿易同等的福利。
因此，在西方市場不再開發的前提下，德國在戰後的貿易政策除了要繼續戰時重視東南歐的態度之外，還必須尋求一個更廣闊的空間。最好是一個能夠除彌補損失的農產品供應之外，還釋放著現代化紅利、存在現代化進程中對工業能力渴求的國家。
威廉二世認為這個國家是奧斯曼，並且希望通過柏林-巴格達鐵路把這個國家納入德國的經濟空間中來。在1930年代，該計劃已經毫無疑問地被盎格魯人和法蘭克人挫敗了，凱末爾領導的也遠不是一個親德的國家。現在只有一個國家符合要求，我想我已經說的很明白了，那就是蘇俄。
沒錯，這個國家絕不是俄羅斯，無論是沙皇俄羅斯還是法西斯俄羅斯都無法在東歐平原上放下對柏林的戒備。如果言語和血緣仍然被當做一種隔閡，烏克蘭平原和俄羅斯森林都無法放心讓萊茵蘭和西里西亞成為自己的工業中心，更沒法放心地讓德國的工業區幫助自己完成現代化進程，這一定是一個超越了民族主義的集合體。
很顯然，無論希特勒的德國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都宿命性的走上了對東方進發的道路，這一次也是希望能夠奪取俄羅斯的市場/資源，只不過依靠的不是革命的友誼，而是比波羅的海騎士團更為兇殘的鐵和血。所幸掌握了、但沒能充分利用了歐陸資源的德國最終走向了失敗。
所以，我們如何才能在二戰開始前拯救德國經濟？請讓從白令海峽到萊茵蘭的工廠、農田、森林、雪原、和港灣;德意志人、波蘭人、大小俄羅斯人和波羅的人都平等的存續在一個國家中。這個國家能夠適當地調用在其領土上的豐富原燃料、技術、人力和工業實力，讓業已實現現代化的、但經濟稟賦不獨立的德意志幫助中東歐其他地區實現現代化，並在這個進程中建立新的產銷循環，最終實現:在各地區遵循稟賦實現差異化分工的基礎上的經濟平衡狀態，並在人口的自由流動中讓區域經濟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經濟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時，人均收入在地區間趨同。
總之，主要問題在外部，不在於內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如果奢談「只有戰爭才是德國的出路」，顯然是搞錯了戰爭的真實目的。戰爭的目的不是暴力和殺戮，而是「利益」，本位面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德國無法通過戰爭拿到他想要的東西，因此解決方案一定不是法西斯的道路。
最後我對題干中的這句話提點異議:
需要注意的是，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繼續擴大投資沒有意義。
對於法西斯國家來說，擴大投資是有用的。在短期上，擴大的投資可以補充緊缺的公共需求;在長期中，投資無疑是對軍事擴張能力的加強。
今天是2021年3月18日，謹以此牽強之文紀念巴黎公社。
在這個問題下面
充分說明現在的人患有知識缺乏症，多麼嚴重
聊的是德國的問題，結果一大堆主觀意見冒出來，突然就冒出來德國軍工資本家，要冒出凡爾賽條約壓迫，還冒出來計劃經濟
我覺得這些人根本就是拿知識照抄，用書本來對付書本，我看的書也有上千本了，我可以舉出上千個理由，可是這樣子不就等於什麼都沒說嗎？
到底是軍工資本家？還是凡爾賽條約，還是計劃經濟？這三樣東西在德國政府究竟起個什麼樣的作用？沒人來解，因為他們就是照抄書本，有自己懂的就牽強附會拉上來，我甚至可以說，因為納粹對於女性地位的不重視，所以德國經濟才搞不好，這不也照樣成立嗎？那上千種理由究竟是哪一種是主要的呢？所以說不要照抄書本和自己懂的一點東西就牽強附會來答
希特勒從一開始就打亂了很多工作，一個國家，他是有自己內在的運行的，包括軍隊建設和經濟建設，在一戰失敗後德國就在秘密的搞，搞得非常有聲有色，直到希特勒上台拿了一把好牌，於是就標榜自己救世主，然後把這一把好牌全部打爛，一切服務於碰瓷
希特勒的裝甲部隊建設都是二戰爆發後才開始著重建設，希特勒在二戰之前打亂軍隊建設，就是為了服務於自己碰瓷，大力發展空軍，造小飛機不造大飛機，數量弄得多多的，就是為了讓德國看起來威風和驚嚇歐美列強，因此希特勒從來就沒希望軍隊建設和經濟建設好過，希特勒認為自己是有天命的人，只要在自己生命內搞定，管他經濟和軍隊的長遠發展，所以不要把希特勒吹得天花亂墜，結合歷史和書本來看，法西斯終還是法西斯
所以說，經濟從一開始就被納粹黨打亂，服務納粹黨碰瓷，納粹黨也不想發動二戰，奈何碰上波蘭這個硬的不得不發，德國的經濟搗亂部署後就沒有好過
所以說越愛德國的人應該越恨納粹黨，希特勒和納粹黨只是充當了摘桃子和揮霍的角色，我喜歡的德國是有黑格爾、馬克思和史特瑞茲曼的德國，而不是一群只知道站在前輩功勞簿上種族清洗的民族敗類，德國的經濟自從極端勢力上台就已經被打亂，還幻想極端勢力發展德國經濟，就是這個問題最大的問題，也太不把歷史當回事了
國社那一套其實就是強化版的凱恩斯主義或者弱化版的蘇維埃。
相較於凱恩斯主義，進一步加強調控。相較於蘇維埃，只是多了一點市場經濟。
總體來說，國社的手段就是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嚴格管控市場，不讓資本家過分壓榨勞動者，也保證了勞動者不會過分對付資本家。
追溯淵源，高度雷同當年的拉薩爾主義。而西方那一套，較為雷同伯恩斯坦那一套。蘇維埃，則雷同早期部分馬克思的思想。
防止戰爭，完全是無稽之談。
只准你英美法早年對外發動戰爭，現在都瓜分完了，不準德國發動，豈有此理！
最滑稽還屬蘇維埃，高喊全球解放的口號，第一步就兵敗華沙城下，不了了之了。
德國的經濟問題，只能通過戰爭才能徹底解決
1933年6月27日，希特勒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授權興建一種新型道路，即高速公路。這種雙向的機動車道將把德國的主要城市連接起來，形成一個交通網路，乘客和貨物都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達目的地。這個想法最初源於義大利於1924年修建的高速公路雛形。而在德國，從1926年開始，一些私營企業已經在謀劃將漢堡、法蘭克福和巴塞爾（Basel）連接起來，有的計劃已經深入到各種細節問題。不過，後來的經濟大蕭條使這一切都化為泡影。但是希特勒改變了這一切。幾乎就在被任命為德國總理的那一刻，希特勒便決定重啟高速公路計劃。1933年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國際機動車展上講話。他聲稱，一個國家的高速公路狀況在未來將成為衡量其繁榮程度的主要準繩。希特勒是一個狂熱的汽車愛好者，在之前幾年的競選季，他曾經乘汽車環遊德國。在希特勒看來，駕駛汽車或者至少是乘坐汽車是一種比駕駛或乘坐飛機和火車更好的美學體驗。因此，新的機動車道要沿著觀光路線修建，以便乘客在休息區下車放鬆雙腿的同時還能欣賞德國的田園風光。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在1933年6月30日被希特勒任命為高速公路建設負責人。在托特眼裡，修建公路甚至代表著種族性的成就，即通過機動車把偉大的德意志精神帶到祖國真實的樹林、高山和田地里去，表現北歐人在現代技術支持下對冒險、速度、興奮的熱愛。主要是托特說服希特勒接受了上述想法。托特是土木工程師出身。他曾經幫慕尼黑的扎格爾和韋爾納公司（Sager and Woerner）修過柏油路和瀝青路，且1923年就已經加入納粹黨。托特1891年出生於施瓦本地區普福爾茨海姆（Pforzheim）小鎮，接受了專業教育之後，他一戰時在空軍服役。他對黨的忠誠主要源於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慕尼黑政變失敗之後，托特開始避免過分活躍地投入政治運動，轉而專註於自己的主業，但又在1932年加入了衝鋒隊預備隊，同時領導著創立於1931年的納粹黨德國建築師和工程師戰鬥聯盟的工程師分會。和黨內的其他技術專家一樣，托特把納粹運動看作一場決定性的、充滿活力的現代運動，它能在魏瑪共和國逐漸凋敝之際為德國贏得一個全新的未來。在他眼裡，這場運動要將科學和技術集中應用於社會、文化和經濟，服務於日耳曼種族的利益。戈特弗里德·弗德爾（Gottfried Feder）等黨內的一些經濟學智囊敵視機械化和合理化機制，認為它們會導致失業。為了堵他們的嘴，托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建設計劃，高速公路計劃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10月托特就此向黨的領導層遞交了一份報告。這時候他已經被任命為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的辦公室首席技術顧問，為自己的想法獲得了足夠的支持。希特勒宣布開始興建的高速公路計劃，基本上只是把托特的想法從理論變成了實踐。
1933年9月23日，希特勒參加了經過長時間策劃的漢堡—巴塞爾高速公路建設開工儀式，並鏟了第一鏟土；1935年5月，法蘭克福到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速公路的第一段正式開放；1938年夏天德國建成的高速公路總里程已經達3500千米。高速公路可能是第三帝國宣傳品中最長壽的一個，一直被保存到了今天。
希特勒個人對高速公路的路線規劃興趣濃厚，時不時會認為某條線路上的風景不是最美，然後要求改道。他還堅持親自審批橋樑和服務站點的設計，其中許多都是現代主義風格，希特勒更多地將設計任務交給建築師而非工程師，包豪斯的前校長密斯·范德羅厄甚至提交了兩個服務站點的建設計劃。高速公路的現代性，風格簡約的宏偉大橋跨越大河和峽谷，優美的雙向公路穿過高山和平原：這是第三帝國最讓人震撼的作品之一。托特指示設計者，要將堤壩和隧道融入沿途風光之中，在道路兩旁種上各種本地植被，讓德國的自然風光清晰地呈現在司機和乘客眼前。但實際上，高速公路彰顯的不是融入了德國精神的自然風光，而是被技術征服的自然風光。宣傳機器拚命鼓吹，說這些高速公路堪比古埃及金字塔，是現代奇蹟，其宏偉程度超過了中世紀的哥特式大教堂和中國的長城，更是凸顯了它的技術性。「開闢森林」，卡爾·特奧多爾·普羅岑（CarlTheodor Protzen）為一個高速公路橋寫的標語大膽地宣布，「炸毀山岩，鑿通峽谷，征服遠方，在德國的土地上開出金光大道」。
托特的計劃中有一部分未按他的預期實現。從1938年到1945年，德國高速公路的里程只在3500千米的基礎上增加了500千米，因為建築資源不久便轉向了和戰爭更直接相關的項目，帝國國防部甚至否決了一些戰略意義不大的路線，堅持必須優先修建戰略敏感區（如東普魯士）的軍事公路。由於這些干預和戰後的拖延，漢堡到巴塞爾的高速公路直到1962年才真正完成。而且，1939年之前很少有人能享受這些公路，因為德國是當時機動車化程度最低的歐洲國家之一。1935年，德國只有1.6%的人擁有機動車，法國是4.9%，英國是4.5%，丹麥是4.2%，連愛爾蘭都比德國高一點兒，1.8%。但這些國家連美國的腳指頭都夠不著：當時美國的汽車擁有率達到20.5%，相當於每五個人里就有一個人有汽車
在柏林車展上，希特勒不只宣布了新的高速公路修建計劃，他還推廣賽車運動，並降低有車一族的稅務負擔。結果，僅從1933年5月到6月，汽車行業的就業人數便上升了40%；從1932到1933年，機動車的產量翻了一番，到了1935年又翻了一番，德國汽車的年產量達到25萬輛，汽車價格也比20年代末便宜了很多。國外汽車品牌的銷量從1928年佔總銷量的40%下降到了六年之後的10%。客車數量從1932年的剛過50萬增長到1936年的接近100萬。甚至連當時經濟拮据的維克托·克倫佩雷爾都在1936年初為自己購置了一輛車。不過很快他就後悔了。他在1936年4月12日寫道，「這車綁住了我的心靈、神經、時間和金錢。開起來不舒服，不時讓人心煩，這些根本不是事兒，」他接著說，「甚至連開進開出的麻煩事兒都可以忍受，真正的問題是這輛車一直在出毛病，從來沒消停過。」不過，連克倫佩雷爾也不得不承認高速公路的「宏偉壯麗」。1936年10月4日，他開著車在一條高速公路上馳騁，熱情洋溢地記錄下了自己和妻子享受「美好風景」的過程，他甚至「好幾次飆到了80千米/時」。可是，儘管汽車擁有率上升了，在1939年以前，德國社會的機動車化進展依然緩慢，說它是德國這些年經濟復甦的動力顯然是誇大其詞了。確實，在 1938年以前，德國汽車產量的增長速度比其他國家快很多，但汽車擁有率仍然只有1/44，遠低於英法的1/19。
在德國，鐵路系統依然承擔著主要的客運和貨運功能。鐵路運輸業是德國當時最大的用人產業，在納粹德國時期採取集中化管理，並得到了足夠的資金，使得1932—1938年間電力火車頭的數量提高了50%（不過基數很小），小型轉軌引擎的數量提高了4倍。不過，當時鐵路行業總體上遇到了周期性的投資不足。因為嫉妒商業車輛在貨物運輸上的優勢地位，鐵路管理部門成功把商業車輛免稅政策推遲到了1935年1月，但不久之後，商業車輛的增產速度就大大超過了客運車，1934—1935年達到了263%，而客運車則是74%。
即便如此，汽車仍然是希特勒心目中德國高科技未來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希望未來的德國人手一輛汽車。20年代，他在蘭茨貝格監獄打發時間時讀到過一篇有關「德國的機動車化」的文章。30年代早期，他設想了一款售價不到1000馬克以便絕大多數人都消費得起的小型家用汽車，並畫了一些粗略的設計草稿。儘管主流汽車工業界對希特勒的想法表示懷疑，他還是爭取到了跑車工程師費迪南德·波爾舍（Ferdinand Porsche）的合作，1937年末，波爾舍設計出了汽車雛形。在希特勒堅持下，納粹黨的工會組織德國勞工前線投資建了一個大工廠來生產這款汽車。希特勒希望新公司最終能夠摧毀美國歐寶（Opel）和福特公司在德國小型車市場上的統治地位。希特勒給這款汽車取名為「人民之車」和「力量來自快樂汽車」，他設想每年至少有100萬輛車走下生產勵工人存錢買一輛，口號是「人手一輛車」。
宣傳攻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9年4月一個在萊茵蘭—威斯特法倫的社民黨特工報告道： 很多德國人為「人民之車」的出現感到萬分驚喜。德國真的掀起了「力量來自快樂汽車」狂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汽車成了德國千家萬戶的主要話題，國內和國際政策等其他問題都被暫時拋到了一邊。美好的未來遮蓋住了德國日常生活中的陰暗面。只要「力量來自快樂汽車」測試模型一出來，人們就會蜂擁而上。承諾「人手一輛車」的政治家，只要人民相信他的承諾，他就會成為人民政治家。就從「力量來自快樂汽車」來看，德國人確實相信希特勒的承諾。
1939年2月17日，在柏林的國際機動車展上，希特勒無比自豪地親自展示了一台參展車，並送了自己的伴侶伊娃·布勞恩（EvaBraun）一輛作為生日禮物。儘管在第三帝國期間從來沒有成品從生產線上下來，這款汽車依然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它就是後來的大眾汽車，戰後被人們稱為「甲殼蟲」——這個名字便源自希特勒最初的圓形設計。在20世紀下半葉，大眾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汽車品牌之一
建設一個機動車化的社會並不只是為未來描繪一副宏大的技術圖景，它還將在經濟上帶來更多實惠。弗里茨·托特估計，興建高速公路將帶來60萬個就業機會，除了修公路本身，還包括為建設提供各種基建材料的工業生產。1935年6月，僅修建高速公路就吸納了12.5萬人，所以這個計劃確實帶來了就業機會，只是沒有一些人認為的那麼多。
納粹黨在30年代初期的選舉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主要原因便是它允諾要把德國帶出經濟危機的泥潭。1933年1月，共有600萬人登記失業，超過300萬人未納入統計範圍，其中很多是女性。1929年中期，德國的就業人數為2000萬；到了1933年1月，這個數字下降到了1150萬，其中許多人從事的是短期工作，或者被迫接受了工時縮短和工資下降。大規模失業使工人運動失去了罷工這一主要的談判手段，並為納粹當局在1933年頭幾個月摧毀工人運動省去了不少麻煩。不過，1933年1月30日成立的以希特勒為總理的聯合政府宣布，讓德國人不再失業是頭等大事。早在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他第一次廣播演講中就說，「向失業全面宣戰，拯救工人於水火」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務。「四年之內，」他宣布，「失業問題必須最終解決。」
希特勒可以繼承魏瑪政府已經實施的促進就業機會計劃。1931年夏天，德國放棄使用金本位，這使得政府可以通過印鈔刺激經濟復甦。1932年末，在工會的壓力下，庫爾特·馮·施萊歇將軍的短命政府基於前任弗朗茨·馮·巴本和海因里希·布呂寧的計劃開始行動。巴本以稅務憑證的形式準備了3馬克來修路、修房和提高農產品產量，而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施萊歇直接投了5個億，納粹黨在1933年夏將投資提高到6個億。投資計劃在1933年1月28日才開始產生效果，這讓納粹政權可以將功勞算到自己頭上。其實這個計劃很大程度上是金特·格雷克（Günter Gereke）的主意。格雷克是經濟學家，1932年12月15日成為帝國促進就業委員會負責人，並一直任職到1933年。1933年4月27日，勞工部長弗朗茨·澤爾特（Franz Seldte）宣布，失業人口已經減少了超過50萬。減少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是季節因素造成的：冬季過後就業率會提升。1932年最後幾個月已有跡象的經濟回暖也是一個原因。希特勒的政府在時間上交了好運
不過，納粹黨在經濟復甦上並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1920年黨的綱領拿出了一份非常左的經濟改革計劃，包括私人企業的大規模國有化等，以致十年之後當納粹黨真正有機會上台時，希特勒和黨的領導層不得不極力安撫德國工業家和財團，讓他們確信黨已經長大了，不會再那麼幼稚地要去搞國有化了。1930年，黨的主要高層行政官員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設立了一個經濟政策部門，該部門和商業界保持密切聯繫，致力於制定未來的增進就業計劃。1932年7月，納粹分子在競選活動中玩了一個把戲，它提出失業者能以參加公共勞動的形式獲得政府信用。勞動包括排空沼澤、開鑿水渠、開墾荒地等。他們宣稱，德國應該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努力從蕭條的狀況下走出來，不能等待國際貿易復甦。
澤爾特還有更加雄心勃勃的想法，他想就勞動力密集型建設項目發行債券，這個想法被內閣接受了。1933年6月1日，政府出台了第一部《降低失業法》（Law on the Reductionof Unemployment），這讓政府給「賴因哈特第一計劃」（FirstReinhardt Programme）公共工程籌集的資金又多了10馬克。弗里茨·賴因哈特（Fritz Reinhardt）是當時德國財政部的國務秘書。1933年9月21日又通過了第二部《降低失業法》，也叫「賴因哈特第二計劃」（Second Reinhardt Programme）。這個計劃通過信貸為私營公司籌了5馬克，主要用於啟動新的建設工程和僱傭新的勞力。據估算，所有這些計劃加在一起，加上一些小的調整，政府為創造工作機會在1933年末投入了超過50馬克（但到了1936年初已經花了35馬克），極大擴展了1933年初從施萊歇政府接手的促進就業計劃。此外，政府完善了對房屋買賣、改造和維修進行補貼的體系，這是巴本政府在1932年9月為刺激建築業採取的措施。最後，納粹黨還向一些貧瘠地區大量注資，這些地區主要是農業地區。它心裡還有一個盤算是，如果戰爭爆發，搬出大城市的產業越多，敵機轟炸對工業生產造成的損失就越小。
納粹政權還在快速開展行動，減少勞務市場中的人數。這樣，有就業需求的人減少，失業率就會隨之下降。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舉措是婚姻貸款的出台，這是1933年6月1日《降低失業法》的一部分，後續還有一系列調整。按照規定，只要女方在法律出台前的兩年內工作了超過六個月時間，準備結婚的年輕人就可以提前申請最多1000馬克的無息貸款。這項措施的關鍵在於，在結婚時女方必須放棄自己的工作，不能進入勞務市場——除非丈夫失業——一直到完全償還貸款為止。這不是一個短期措施，因為政策規定每月只能歸還貸款額度的1%，這意味著貸款最多要還八年零六個月。而且，貸款幾乎沒有全額發放的，平均額度是600馬克，差不多是一個工人年收入的1/3。不過，後來增加的一個後續措施使這筆貸款變得很有吸引力。1933年6月20日的一項補充法令宣布，貸款夫婦每有一個小孩，貸款就減免1/4。這樣，如果有了4個小孩，貸款就不用還了。當然，符合要求的夫婦必須是雅利安種族的。這項措施和第三帝國很多其他措施一樣，除了發揮其基本功能之外，同時還是種族政策的工具。根據1933年7月26日的一個補充法令，所有的申請者都要進行體檢，以證明自己身體健康。如果申請者有任何遺傳病、不合群、沒有固定住所、酗酒，或是和共產黨一類的抵抗組織有聯繫，申請都很有可能被拒。而且，為刺激生產並保證錢用在了正道上，貸款是以票證而非現金的形式發放，只能用以購買傢具和家用物品。
讓女性離開勞務市場來減少男性失業率，這種方法並不是1933年才有。實際上政府在1924年為維護經濟穩定，以及在1930—1932年為消除危機而實行的財政緊縮政策就部分採取了這種方法。在政府文官系統中，雙薪家庭中出去工作並賺得薪水來提高家庭收入的已婚婦女被統統解職。她們在私人企業中也受到不小的壓力。儘管當時德國女性已經擁有選舉權，魏瑪時期的所有政黨都認為女性應該待在家裡，和家人在一起。納粹分子只是人云亦云，但他們聲音更大、更堅定、更無情。與很多其他領域相似，在婦女問題上希特勒也起了帶頭作用。1934年9月8日的國家社會主義婦女大會上，希特勒說婦女解放的想法是「猶太知識分子」編出來的，從本質上講是非德意志的。他聲稱，在德國，男人的世界就是國家，而女人的世界是「丈夫、家庭、孩子、房子」。他接著說： 女人出來干涉男人世界的事情，干涉他們的主要領域，在我們看來這是不對的。兩個世界井水不犯河水才是最自然的。感情和心靈的力量屬於女人的世界，而眼界、強硬、決斷力、行動能力屬於男人的世界。
其實這話戈培爾在1929年早就用更樸素的方式說過了：「女性的任務就是打扮自己，然後生孩子……雌鳥總是為雄鳥打扮，然後為它孵蛋。相應地，雄性負責覓食、站崗、擊退敵人。」戈培爾這番話顯示了他對鳥類學的極度無知（他對許多其他事情也都很無知）：有很多鳥類，比如孔雀和天堂鳥，是雄性愛打扮，還有一些鳥類，例如帝企鵝，是雄性孵蛋。也就是戈培爾會強調女性必須打扮得漂亮，希特勒對此從不關心。不過，納粹的觀點很明確，戈培爾借自然界打的比方也很直白：1933年的一本納粹意識形態入門讀物說，「德意志的復興是男人的事情。」女人該待的地方是家裡。
因此，婚姻貸款計劃和貶低女性在外工作是納粹意識形態的重點，有利於降低失業數據。計劃實施之後，納粹的宣傳人員便稱讚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計劃完整實施的第一年，即1934年，政府發放了近25萬的貸款，1935年這個數字掉到了15萬，不過1936年又增加到17萬，至此已約有1/3的新婚夫婦接受了國家貸款的幫助。這些數據確實非常光鮮。不過，相關措施對降低失業起到的效果並沒有像納粹黨自己說的那麼好。因為女性總體上並未和男性競爭同樣的工作，所以勞務市場少一個女性並不意味著就有一個工作空出來給男性。雖然兩性在經濟上的不平等於20—30年代逐漸被打破，但是工作中的性別差異仍和19世紀後期一樣。工人中只有不到1/4是女性，她們多從事紡織、裁縫、餐飲工作。家庭用人也都是女性，「家庭助手」是女性比例較高的職業。與此相比，在主要工業部門工作的女性人數很少。因此，婚姻貸款帶來的主要改變只在整體就業數據中體現出來，實際上並沒有為失業的男性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因為無論處境多麼讓人絕望，那些鋼鐵行業和建築行業中的失業者都絕對不會去搞家政清潔和織毛衣。此外，婚姻貸款必須被放在1932年下半年和之後的經濟提速這段經濟復甦的大背景下來看待。大蕭條過程中，以前沒有登記的女性在父兄丟掉工作後也去登記了，而當男人們重新找到工作以後（主要選擇在對重整軍備至關重要的重工業領域），這些女性就辭去了她們的工作，她們可不想同時挑兩副擔子，既要照顧家裡和小孩，還得在外工作掙錢。由於經濟危機，許多人都推遲了結婚和生孩子的時間。貸款政策出台的第一年有很多人申請，這說明推遲結婚和生孩子的夫妻為數不少。所以，他們申請貸款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決定，和政府的刺激政策無關。
然而，不久之後納粹分子就開始大肆宣稱，在他們採取措施之後，20年代末以來一直困擾德國經濟和德國社會的大規模失業問題已被瞬間解決。1934年官方統計數據表明，失業率比兩年前降低了一半還多；1935年失業人口近220萬，而1937年已經跌進100萬以內。希特勒說要四年之內解決失業問題，現在看起來他好像勝利完成了任務。許多人聽信了納粹宣傳機器吹噓國家已經「戰勝失業」的謊話。從1933年5月開始，納粹黨藉此贏得了許多心存懷疑的人的支持，還讓第三帝國的支持者們陷入新一輪狂喜之中。人們相信希特勒真的在重振德國經濟，這是納粹政權在建立之初便獲得廣泛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那麼，這個一些人所謂戰勝了失業的「希特勒的經濟奇蹟」是否符合一種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復甦模式（大膽的赤字支出政策，巨額的投資增長，以及從大蕭條的深淵中恢復過來，總體擺脫貧困和提升生活水平）？它是否為毀於二戰的德國打下了50年代西德經濟奇蹟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世界範圍的經濟復甦那時已經開始，儘管速度很慢。在德國，經濟復甦是基於快速增長的商業投資信心，這是因為從表面上看第三帝國的政治局勢比之前的魏瑪共和國相比更穩定，而且它鎮壓了工人運動，給了用人公司更大的運作空間。而且，1929—1931年的失業問題被一戰前的嬰兒潮加重了，在大蕭條期間，這批長大的嬰兒正好離開校園湧入了勞動力市場。不過，情況在1932年之後發生了變化，一戰時期出生人口很少，而1932年正是戰時嬰兒成年的時間。據現有統計數字的趨勢顯示，1914—1918年出生人口大約少了200萬，而戰爭年代孩子的死亡率受到食物短缺因素的嚴重影響，比平時高了約40%。所以，1932年後勞動力市場形勢因為總體工作需求下降而得到了改善。
之所以說納粹黨上台時極度走運，不僅是因為當時經濟已經開始復甦，更是因為納粹百般吹噓的經濟復甦政策只不過讓德國的經濟狀況恢復到了大蕭條之前的水平。比如在住房方面，1936年德國新建和改裝住房310490所，數量看起來十分可觀，但這和1929年遭人嫌棄的魏瑪共和國的317682所比起來還是略顯不足。德國政府在1928年提供了10馬克的補貼進行住房建設，而1934年這筆錢完全被砍掉了，轉而被集中到了住房維修上。還有，建築行業增加的從業人員大多從事大型掘土項目，但許多都是被強迫的，而且這些工作都是大型土方作業，和住房沒有半點關係。
納粹政權一直熱衷於統計數據造假。不只是參加勞役的人，以前沒有登記過的家庭和基本沒有酬勞的農場工作者（多為女性）也被算作就業人員。但是，這些人都不能算勞動力市場中的積極從業者，他們根本沒有穩定的工資來養活自己，更不用說自己的家庭了。這些隱性失業人口加起來約有250萬左右，這樣一看，儘管納粹統計說當時德國失業人口剛超過200萬，但真實數據應該是接近400萬。1935年1月，當時的一位觀察者就認為德國仍然有超過400萬的失業人口。納粹德國還對統計數據動了一些不易察覺的手腳，比如臨時工被算作了永久僱工。1933年1月到1934年12月之間，人數超過50萬的城市裡依靠福利救濟的長期失業人數下降了60%，從紙面上看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不過，這僅僅是因為「福利救濟失業人員」這項統計的對象發生了變化。以前是統計在福利部門登記拿補貼的人，現在是統計在勞務介紹所找工作的人。舉個例子，1934年3月末，漢堡的勞務介紹所記錄共有5.4萬拿福利的失業者，而福利部門則記錄有近6萬人失業。
除此之外，一些貿易和行業分支縮減了工時以僱傭更多的工人，但是有工作的人工資便因此下降了。勞務介紹所只能提供短期工作，穩定工作仍然很少。很多年輕男女被迫加入志願勞役或者參加農業勞動，但是農民們一般很討厭這些沒有經驗的年輕人，認為他們的到來只是意味著又多了幾張要吃飯的嘴。任何拒絕參加的人會被取消福利、強制勞動甚至關進監獄。有些地區所有18歲到25歲的失業青年都被集中起來，有人告訴他們有兩個選擇，要麼去田裡勞動，要麼立馬失去所有福利。但這種工作的工資實在太低了，很多情況下甚至比福利收入還低。干這種活的工人仍然需要福利收入來維持工資抵不了的額外開銷。
[42]即使是在地位很高的高速公路計劃中，工作條件也非常糟糕，食物配給跟不上，工作時間還很長。工人們經常抗議，有一次甚至還燒了工人營房。許多人其實是被徵召進去的，有理髮師、白領工人、旅行推銷員，這些人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施工現場事故頻發，相同的事故不斷發生。一個建築工地爆發了700名工人的抗議活動，其中2/3的工人在幾個月內被逮捕；那些最起勁的抱怨者都被送進達豪進行「再教育」，以此殺一儆百。這些舉措和嚴格控制勞工以及廢除工會等措施壓低了工人的實際工資。
所謂志願勞役，其實不是納粹黨的發明，在納粹奪權之前便已經存在了，1932年已有28.5萬人參加。1935年，這個數字增長到42.2萬，但其中許多人都是城市居民，卻被派去做一些短期農業勞動，比如幫忙秋收，但這是農民反正都會幹的一類活兒。所以，儘管這類計劃的確是降低了官方統計數據中的失業人數，但卻沒能提升德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一些有經驗的觀察家指出，所謂經濟復甦並沒有影響到消費商品，1935年5月的消費品產量依然比七年前低了15%。1933年到1934年零售貿易量降低了，因為工資一直沒漲，食物和衣服的價格卻都漲了。凱恩斯的經典經濟學理論意在創造工作機會來刺激經濟復甦，而巴本政府至少在理論上採用了凱恩斯的理論。這一理論以國家貸款和就業計劃提高工人收入，刺激消費需求，進而促進生產，增加就業，直至整個經濟復甦並形成可持續的良性循環。但是希特勒上台兩年半後，仍沒有跡象表明會發生這些事。
實際上，納粹政權的增加就業計劃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復甦計劃有很多不同。希特勒1933年2月8日向政府部長們解釋了計劃的真正目的：
德國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內必須致力於重整軍備。每一個公共財政支持的就業計劃，其必要性都必須按其是否支持了德國重整軍備來判斷。在任何決策中這個原則都必須優先考慮……德國的國際地位將由德國的軍事地位決定，而經濟地位也將由軍事地位決定。
希特勒還說，修建高速公路也是戰略決策。1933年5月29日，希特勒在向德國工業家們展示高速公路修建計劃時，甚至提議公路上方應該用鋼筋混凝土封閉起來，這樣當坦克和運兵車開上前線時就可以避免敵人對高速公路展開的攻擊。可是最後他們修建的高速公路線路和所有可能的戰爭前線都離得很遠，同時路面太薄，承載不了坦克和一些重型軍事裝備。閃閃發光的路面很容易被敵機定位，不得不在戰爭期間塗上顏色進行偽裝。雖然高速公路在意識形態、美學、宣傳方面作用巨大，但希特勒以及公路的建築師弗里茨·托特的建設計劃主要考慮的還是戰略需求。希特勒要求人們注意引擎工業對德國未來軍事地位的重要意義。他相信引擎將帶來關鍵影響（即使不是直接影響）。「汽車和飛機都以引擎工業為基礎，」他說，「比如，如果沒有柴油機在汽車工業中的發展，就不可能為其在航空上的應用打下必需的基礎。」一家有汽車生產設備的工廠可以迅速轉向軍事生產，且生產汽車引擎獲得的利潤能夠用來支持發展飛機引擎。
但是，德國的機動車化不過是納粹黨的又一個幻想。從30年代中期開始，各類資源都轉向了軍事生產，汽車製造業的發展受到限制，汽車生產速度放緩，到1938年已經跟不上需求。工人們在大量的廣告宣傳效應下每周存錢買一輛「力量來自快樂汽車」，最終不過是加班加點為重整軍備作了財政貢獻而已。1939年末，27萬人以這樣的方式一共借給國家1.1馬克。最後，至少有34萬人向這個計劃投了錢，可是沒有一個人獲得過汽車。1939年9月汽車廠都已經轉向軍備生產了。 軍方認為汽車製造業規模擴大是以後軍隊能夠快速移動的關鍵性前提條件。而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鋼鐵和工程等基礎產業將優先於消費品產業，因為鋼鐵和工程是重整軍備的基礎。讓德國人特別是德國男性重新工作，能夠讓他們強健起來，從好吃懶做的失業人員變成潛在的戰士，所以更重要的是規訓他們，而不是給他們高工資。在希特勒看來，年輕人能夠「自願」（真實情況當然是不自願）服勞役，掙低於福利標準的工資，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將在那裡學會如何在以後的戰爭中忍飢挨餓。
更直接的是，希特勒想要重啟被1919年和平協議限制德國軍事力量發展的條款禁止的德國武器生產。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向軍方、衝鋒隊和黨衛隊的領導人物講話時說，必須在八年時間裡為德國東部的「居民創造生存空間」，因為那時候經濟復甦的勢頭將會消失。不過由於「西方列強不會讓我們這麼干……因此如有必要我們必須先後閃擊西方和東方」。所以，重整軍備必須在1942年完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1933年的德國基本沒有空軍，沒有軍艦，沒有坦克，甚至多數最基本的軍事裝備都沒有。陸軍這時候只有不到10萬人。1933年2月，希特勒以促進就業為幌子重啟了一個重整軍備計劃。該計劃是施萊歇計劃的修訂版。希特勒在2月9日說，「所謂就業計劃只是為了掩飾他們是在為國防事業工作。接下來一段時間我們必須對此嚴格保密。」
根據軍方1932年的計劃，為支持第一階段的擴張，陸軍自己從施萊歇計劃中索取了5000萬馬克，而空軍委員會只要了略超過4300萬。這些錢對希特勒來說還是太少了，他認為重整軍備需要10級別的投資，越快完成越好，如果列強在德國有能力抵抗外敵（如波蘭）入侵之前發現了它的重整軍備計劃，只有加快重整軍備的步伐才能讓德國渡過難關。最後陸軍說服了希特勒，說重整軍備的第一階段做不到更多了。於是希特勒下令把用於經濟復甦的資源讓給陸軍，1933年4月他更是讓陸軍自己控制重整軍備的預算。
陸軍一共控制了2800個企業，它們受到軍令節制；1934年，它們生產了德國一半的鋼鐵、工程以及汽車。經濟大蕭條，這些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所以一開始陸軍只是在消耗過剩產能，沒有要求追加投資。1932年，德國工業的投資水平比1928年要低17%。但之後增長就開始了，1933年比1928年高21%，1934年是40%，而1935年是63%。同時，建設德國空軍的準備也開始了。1934年3月的一個生產計劃顯示，空軍到1939年要造出1.7萬架飛機，許多計劃被偽裝為生產客機，而一旦時機成熟，客機就可以改作轟炸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58%被列為「訓練機」。到了1935年，已經有7.2萬人就職于飛機製造業，和1933年初的4000人形成鮮明對比。同樣地，1933年7月克虜伯公司開始大規模製造所謂「拖拉機」，這個遮遮掩掩的名字其實指的是坦克。1934年，聯合汽車公司（Auto Union Company）建立了一個軍用汽車生產部341門，它用了一個模糊的名字作掩飾：中央辦公室。1933年11月，海軍訂購了價值4100萬的軍事裝備，以及價值7000萬的戰艦。柏林的柏西格公司（Borsig）和漢諾威的波舒默爾公司（BochumerAssociation ）等大公司也開始製造步槍和大炮。這些生產活動立刻帶動了就業。1933年1月，毛瑟步槍廠的工人數量從800漲到了1300；1933年的頭四個月，製造榴彈炮和機槍的萊茵冶金公司（Rheinmetall）添了500名新丁。全德國的數百家公司都在一邊軍事化一邊招人。這些狂熱舉動不可避免地對工業造成了廣泛影響，為了滿足軍方對武器或和武器相關的快速增長的需求，鋼鐵、工程、煤礦公司加快生產，招了更多的勞動力。到了1934年末，政府注意到失業人數比起其上台時已經下降了一半還多，便叫停了一些創造崗位的政策。從那時開始，它已經不再需要這些政策來吸收德國剩餘的失業人口了
1935年5月，納粹使出了減少失業人口的最後一招：強制服役。1933年10月，希特勒曾問過英國大使，英國是否會同意德國將陸軍規模擴大2倍，即30萬人。不久，陸軍開始基於1932年12月11日達成的一個國際協定進行徵兵（該協定意在取代《凡爾賽和約》中的裁軍條款，並在一個新的國際安全體系中賦予德國平等權利）。大規模徵兵發生在1934年，以新成立的德國空軍招募了數千人開始，最終於10月1日將陸軍人數擴大到24萬。但這還不夠。1933年2月3日，希特勒允諾陸軍重啟徵兵制度。3月15日，希特勒以法軍延長服役年限為借口，正式通知帝國國防委員會——這個決定使很多軍官都非常吃驚——從現在起，所有德國人只要身體健康、不是猶太人、已滿18歲且已經服完了六個月的勞役，都必須在軍隊服役一年。1936年8月，服役期延長到兩年。1936年6月12日，342據總參謀部估計，如果將預備役和非戰鬥人員算進來，陸軍總人數已經略超79.3萬。二戰前夕，德國活躍的陸軍軍事力量已經達到近75萬人，還有超過100萬的預備役。1935年春，德國政府正式宣布空軍的存在，那時候總計有2.8萬名軍官和人員在空軍服役。到了1939年8月，這個數字增長到38.3萬。海軍的重整最開始以1932年11月的計劃為藍本，進度相對緩慢，之後同樣疾速展開。1933年只有1.7萬海軍軍官和水兵服役，而1939年戰爭開始時這個數字增長到近7.9萬人。
總體上，軍隊的人數增長吸收掉了剩餘的年輕失業人口。1936年後，希特勒和納粹其他領導人就再也不提什麼「戰勝失業」了，絕大部分德國人民都認為他們已經勝利了。
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德國總理之時，德國政府正處於一場財政危機之中。當時，德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已經持續了三年多，迫使希特勒的前任大幅削減了政府開支。銀行破產、商店倒閉、大規模失業使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猛降，政府稅收急劇下滑。這種狀況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比如，1938年政府開支佔了全國收入的35%。政府稅收為177馬克，但當年政府實際開銷達300馬克，是稅收的近兩倍。那麼德國是從哪裡弄到錢進行重整軍備並創造工作機會的呢？其秘密在於「創新型借貸生產」。對傳統經濟決策者來說，這項政策是個禁忌，因為它很容易導致通脹風險。當時，沒人願意再看到1923年發生過的不可控的高通脹。帝國銀行行長漢斯·路德（Hans Luther）並不看好政府在財政赤字中重整軍備。路德是傳統經濟政策的支持者，有從政經驗，曾經擔任過德國總理。他希望維持受國際支持的帝國銀行的政治中立地位，因此當1933年1月30日褐衫軍銀行大樓前升起卐字旗時，路德曾當面向希特勒抗議。這讓納粹分子覺得路德和他們不是一路人。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用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換掉了路德，而沙赫特就是那個曾在1923年末遏制通脹的金融魔術師。
沙赫特是第三帝國領導層中的異類。在正式場合下，其他部長都身穿軍裝，腳踏長筒靴，而沙赫特則是一身西服：高白衣領、襯衣領帶、黑色大衣、圓頂禮帽。他身材瘦削，不顯山不露水，戴著無框眼鏡，令他顯得內斂而學究，和政府其他領導人野性十足的做派很不協調。他的出身和那一批人也完全不同。1877年，沙赫特出生在一個並不顯赫的家庭，他的施洗名是霍勒斯·格里利·亞爾馬·沙赫特。他的父親在美國待了七年，非常崇拜《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創始人，也就是「到西部去，年輕人」這句口號的發明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因而也給沙赫特取名「霍勒斯」，而他在德國廣為人知的名字，即沙赫特，是來自漢堡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母親家族的名字。他曾在漢堡的一所知名中學學習，後來去慕尼黑大學跟盧約·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學習了政治經濟學，隨後成為一名見習記者，獲得了實際工作經驗，接著又去巴黎學習了法語，並寫了一篇關於英國經濟的博士論文。因此，沙赫特的背景豐富多樣，對其他國家了解很深。威廉二世時期，他和當時的知名經濟學家和經濟評論家如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Schmoller）等做了同事。慢慢地，他的政治立場偏向了國民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他曾經為貿易協定組織撰文，這讓他和德意志銀行的創始人格奧爾格·馮·西門子（Georg von Siemens）建立了聯繫。通過這層關係，沙赫特進入了真實的財政世界，他在銀行界爬得很快。在1914—1918年的戰爭中，沙赫特曾參與戰時經濟管理，但他絕不是一個右翼民族主義者。實際上如果他的話可信，1938年他還因為第一任妻子是納粹主義的激進支持者而和她離婚。在魏瑪時期，沙赫特的選擇是社會民主黨。
1923年末，沙赫特被財政部長漢斯·路德任命為國家貨幣委員會委員，開始嶄露頭角。這次升遷極有可能是因為路德看中了沙赫特在金融圈中的豐富人脈，因為前幾年沙赫特連續當了好幾個大銀行的主管。他在遏制惡性通貨膨脹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升任帝國銀行行長，接替1923年11月20日突然去世的前任行長。期間，他鞏固了自己金融魔術師的地位：他成功維持了地租的穩定，在德國極右翼的一致反對下重啟了「揚計劃」（Young Plan）的談判，解決德國賠款問題。不過，由於政府在1930年初重新就計劃的部分進行了談判，而沙赫特對此持有異議，於是他選擇辭職，暫時退出了財政界。這顯示出他在政治上開始轉向極右民族主義。此時，他已經退出了社民黨，還沒有加入任何黨派。1931年初，在赫爾曼·戈林的介紹下，他在一場晚宴上結識了希特勒。納粹領袖對他的印象非常好。而沙赫特和當時許多知名人物一樣，認為只要希特勒願意接受更保守也更有經驗的人——比如沙赫特自己——的意見，他的激進主義可以慢慢得到馴化。
在希特勒看來，沙赫特是管理財政的最佳人選。他需要沙赫特為自己的重整軍備計劃籌集資金，確保政府開支的快速增長不會引來任何麻煩。沙赫特甚至都用不著入黨。他後來聲稱自己在納粹政權中任職是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但實際上他當時的政治立場和希特勒很像。他也許不是一個煽動暴力的急先鋒，但絕對全心全意支持納粹政權的首要目標，即以最快速度重新武裝德國。1933年5月末，他提出了一個天才的赤字計劃。當時，四家大公司以100萬馬克的資本一起創建了冶金研究中心（Metallurgical Research Institute）。這個研究中心獲得授權發行「冶金券」（Mefo bill），該券由德國政府擔保，由帝國銀行負責折價購買。而銀行購買的方法就是印鈔。1934—1936年間，德軍購買的一半軍火都是用冶金券支付。由於國有銀行通過印鈔來消化這些冶金券，到1938年3月末，鈔票流通量已經增長了60 ，政府共花去了120馬克的冶金券。沙赫特當時非常擔心這些措施會引發通貨膨脹，於是1937年他停止發行冶金券，之後改用稅務憑據和無利率的財政券。同時，帝國負債總量暴漲，幾近失控。不過希特勒和他的經濟管家們都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在他們看來赤字財政只是個短期手段，這些債務在不久的將來會以德國領土擴張的形式得到填補。除了加緊重整軍備之外，希特勒還忙於採取其他措施，既保證重整軍備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又保證能夠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
起初，希特勒希望德國能夠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為了即將到來的戰爭，德國必須停止依賴國外進口物品。一戰期間，希特勒目睹了協約國對德國進行經濟封鎖造成的後果：人民營養不良，怨氣衝天；武器生產由於原料缺乏陷入停滯。他不想這些再發生了。「Autarky」，納粹主義所謂「自給自足」的代名詞，從20年代早期開始就作為納粹主義設想的經濟前景成了許多經濟討論的重點，在希特勒的政治自傳《我的奮鬥》中也佔據了不小的篇幅。這個詞還和納粹政策之中的另一基本理念緊密相連，那就是在東歐拓展「生存空間」。希特勒相信東歐將成為德國城市人口的糧倉。所以從一開始，納粹經濟政策就傾向於退出國際貿易市場，把目光轉向一些特定國家，比如東南歐諸國，那些國家有朝一日會成為納粹帝國的一部分。1933年2月初，希特勒告訴軍隊高層，鑒於目前世界經濟疲軟，想增加出口完全是沒有意義的；要保障德國經濟安全且使其長期保持復甦態勢就必須去東歐開拓「生存空間」，而現在要不惜一切代價為此做好準備工作。
在德國國內，第三帝國通過1933年9月13日成立的帝國糧食總會（Reich Food Estate）保證食物供應，以求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總會的負責人是「血與土」意識形態的鼓吹者里夏德·瓦爾特·達雷，達雷那時還有德國農民領導人的頭銜。糧食總會是一個典型的納粹組織，等級分明，每一等級都按領袖原則進行管理，每一個地區都有相應的農民領導人當頭兒。不過就其農業政策而言，納粹分子只是實現了農業政治說客一直在鼓吹的一個理念，那就是把農業生產者、批發商、零售商和消費者整合起來，這樣就可以消除相互之間的剝削，然後使每個參與者都能夠公平分享所得。比如在漁業，漁夫、魚肉加工者、批發商、經銷商、零售商被組織進一個協會，由柏林統一進行管理。其他農業從業者（比如果農和谷農）也經歷了相似的整合。這些組織還有農業進口管理機關撐腰，後者可以保護某些農產品的國內生產商。如果有人違反這些組織的規定，輕則被巨額罰款，重則被送進監獄。這樣一來，國內的食物生產和食物供應就都被完全控制起來，食物價格被固定，數量和配額也都取決於生產者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原本作為一家獨立團體的帝國糧食總會在達雷眼裡不僅是農民追求經濟利益的工具，還能讓新德國的農民各安其位。糧食總會同時還是對義大利法西斯社團主義國家機構的模仿，意在讓社會中一個領域的所有人和它的經濟攥成拳頭，至少在理論上以相互合作取代相互敵對，創造一種共同體的精神，消除現實和潛在的衝突。 但帝國糧食總會出現了很多問題。
在達雷信奉的意識形態里，德國的未來應該是一個健康祥和的農民共同體。但是很快達雷的願望就被更為迫切的自給自足和重整軍備擠到一邊。為了與總的經濟政策保持一致，帝國糧食總會必須壓低物價，限制進口（包括動物飼料）和消費配給。價格控制擠壓了農民的利潤，使他們很難和故意壓低工人工資的大公司競爭。農業勞動力的缺口日益擴大，這一缺口原本要由農業機械補上（前提是農民買得起），但鋼鐵短缺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政策卻阻礙了農機的製造。1934年9月，沙赫特發起了一場「生產戰役」，以求德國在食品供應上自給自足，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糧食總會只能選擇配合。最後很難說這場戰役取得了成功，靠補貼建成的大型穀物倉庫和筒倉等設施倒確實有些效果，不過這些成果都被徵用農地造成的損失抵消了，大量農地被徵用去修高速、蓋機場、建營地、搞軍事訓練。同時，大量農業人口被徵召入城從事軍事工業生產。從1933年到1938年，軍隊強行征地，致使140個村子被拆散，225個農業聚居地消失或遷走。在和平年月的最後兩年，建設西牆（West Wall，又名齊格菲防線［Siegfried Line］）的計劃使5600個農場拋荒，總面積達13萬公頃。穀物產量總體上甚至還沒達到1913年的水平。相較需求來說，豬肉和水果的國內產量有10%—30%的缺口，家禽和蛋類是30%，脂肪、奶油、人造黃油達50%，豆製品是60%，植物油更是超過90%。很多領域的生產從消費品轉向軍工，非軍事物品進口也受到限制，致使1936年秋天爆發消費品短缺，產品供求差異懸殊。物價因此開始上漲。1934年末，德國成立價格委員會，由保守派政治家、萊比錫市長卡爾·格德勒領導。他建議放緩重整軍備減速，卻被直接回絕，他的委員會成了一場宣傳作秀。為防20年代早期那可怕的通脹再次降臨，政府於1936年10月26日開始強制凍結價格。1937年1月1日，政府開始對奶油、人造黃油和動植物油進行限量供應。於是消費者和生產者一樣受到了政府的約束。
由於達雷同時也是農業部長，他必須適應這些措施。每當政府和糧食總會發生利益衝突時，讓步的總是糧食總會。而到了1936年，德國離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明顯還非常遙遠。糧食總會夾在黨和政府之間，既不隸屬於黨，也不屬於政府，當二者以自身利益為先時，糧食總會毫無辦法。於是達雷的光環開始迅速褪去。他的副手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勸說戈林和希姆萊，稱達雷只是個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喜歡做夢，如果要實現食物生產自給自足的目標只有他（巴克）這樣的專家才能辦到。達雷又因為在農業勞動力的利益和羅伯特·萊發生了衝突，進一步威脅了糧食總會在鄉村社會的地位。萊是黨的組織部長，能夠收回糧食總會的一些組織職能，比如教育和訓練，最終將達雷的組織併入勞工前線。為防止自己的權勢日益衰微，達雷實際上已屈服於自給自足的要求。例如，他在1936年6月26日通過一項新法，准許政府強制兼并農場，建立更大、更有效率的生產單位。達雷還被迫停止照顧組織成員的社會和文化福利，將其交給納粹黨及其各類組織負責。他的計劃在農民之中不受歡迎，決定了他的命運。
戈林和巴克投入了大量精力來增強德國國內食品的供應能力，他們給農民提供小額貸款購買農機，給化肥打折，提高穀物和蛋類價格以刺激生產，在某些情況下要求農民種植為紡織業提供亞麻或植物油等原材料的經濟作物，等等。戈林和巴克還試圖解決農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納粹當權伊始，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被派去田裡參加勞動，緩解農業勞動力的長期不足。但是很多人或者太年輕，或者體力不濟，或者對農村一無所知，派不上什麼用場。甚至連集中營囚犯都被捆去墾荒。這可不是達雷創立帝國限制繼承農場和糧食總會時設想的情景。到戰爭爆發前夕，他的最初設想已經全部灰飛煙滅了。
到了1939年，德國的確在某些食物的供應上實現了自給自足，比如麵包、土豆、糖以及肉類。但是仍有很多產品，特別是食用油、豆製品（除了小扁豆）和蛋類，必須從國外大量進口才能滿足需求。從1933年到1939年，農村勞動力的數量下降了140萬，一方面是因為外國勞力被趕走了，另一方面是因為人們發現城裡有更掙錢的活兒。墾荒並未起到什麼作用。30%的馬飼料——1938年戰馬仍是軍事運輸系統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仍然需要進口。1939年的小麥產量沒比1913年高多少。直到戰爭前夕，德國大約15%的食品仍然來自國外。這些現實令納粹領導人再次把目光瞄準東歐：必須在東歐拓展「生存空間」才能補上食品供應的缺口。另一方面，沙赫特促成的貿易協定使德國能夠從東南歐得到便宜的農產品，這使希特勒和戈林不用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來逼迫手下的農民完全服從自給自足的命令，避免了激化農民與納粹政權之間的矛盾。農民因此免於為了滿足國家需求而被軍事化，或者被當作一種新的農奴受到壓迫。達雷早年實施的一些措施因此得以保留。1939年德國的農業生產情況比過去六年都好，和1933年相比，農業總收入提高了71%。雖然和工業收入的增長幅度差得很遠，但到了戰爭前夕，已經比20年代末要好了。
德國的消費者就沒這麼走運了。越來越多的食品被納入官方配給之下，因為政府需要囤積補給來準備戰爭，並為軍火業徵用大量農業勞力和手工業者。奶油和動植物油的供應長期受限，1939年初水果和咖啡也開始實行配給制。果園裡的蘋果沒人摘，因為勞力都被徵召到城裡去了。政府鼓勵人們自己種水果，為冬季做準備。30年代中期的惡劣氣候令農業多次出現歉收。1938年春，一股寒潮凍住了果樹上的花，當年爆發的一場口蹄疫葬送了德國的大量牲畜。德國缺乏硬通貨幣，進口公司支付能力下降，致使咖啡進口量開始下跌。小麥和黑麥匱乏讓政府開始給麵包師上枷鎖，命令他們只許製作劣質麵粉混合而成的「均質麵包」。購買白麵包必須出示醫療證明。1939年1月1日，為防止人們直接從奶農那裡購買牛奶，政府強迫奶農把所有產品都送到中央奶庫。同一年晚些時候，有報道說復活節整一周慕尼黑都沒有蛋類可買，而埃爾伯費爾德（Elberfeld）的市民則因為食用油匱乏而無法製作復活節蛋糕。薩克森開設了課程，教家庭主婦們學習如何烹制「匈牙利菜燉魚」，因為那時候真的肉實在太難買了。1939年3月28日，柏林杜恩霍夫廣場上的赫蒂百貨公司（Hertie department store）的肉製品攤位開放後只向登記過的顧客出售每周定額配給的食用油，新鮮或冷凍的肉根本買不到。食品短缺不可避免地讓黑市的生意紅火起來。柏林市場上的水果在早上7點以前都會被一掃而空，這時價格委員會的官員還沒來得及來檢查攤主們是否在按官方規定定價。香蕉和橘子等進口水果特別難買。只有那些家境優渥、勤奮起早的人才能避開限制以遠高於官方定價的價格買到水果。在魯爾區，很多工人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1939年5月一個社民黨特工報告，「人們由於食物短缺正在受苦，但是，」他加了一句，「這依然沒有導致任何動蕩，除了商店前排起的長隊，而這已經成了一種日常現象。」
1934年8月3日，亞爾馬·沙赫特代替施密特成為代理經濟部長，1935年1月30日起正式成為部長。他此前已私下向希特勒保證，他和前任觀點不同。他認為，不管經濟狀況如何，重整軍備都是第一要務。沙赫特在經濟領域獲得了近乎獨斷的權力。一上任他就罷免了弗德爾和其他一些黨內人士（軍隊抱怨這些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經濟管理中）。在接下來的四個月內，沙赫特成立了一個隸屬經濟部的新權力機構，所有企業必須在該機構登記，並被歸為7類（工業、貿易、銀行等），這7個類別又按地區和專長進行了更細緻的劃分。這一舉措讓經濟部得以基於現存的私營企業而非弗德爾倡導的那種反資本主義觀念，更為強有力地引導實施重整軍備的政策。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才剛剛起步的爆炸式軍備生產已經開始產生一些不良後果。為提高工業產量，政府和軍隊迫使工業放棄以出口為導向的消費品生產。加上當時德國的世界貿易總量已經在持續下滑，以及英國和美國由於納粹政權迫害猶太人對德國實施貿易制裁，德國的出口總額從1933年最後一季的12.6馬克下降到1934年第二季的9.9馬克。與此同時，德國進口總額大幅增長，德國需求的如橡膠、油、棉花等商品的進口量全部出現增長，原材料進口總量從1932年中到1934年初增長了32%，而德國出口收入卻下降了15%。更糟糕的是，英國和美國都允許自己的貨幣貶值，而納粹政權和之前的德國政府一樣，因為害怕引發通脹而不敢讓馬克貶值。因此，德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價格提升，導致其他經濟體開始另尋賣家；而德國國內的進口商品價格下降，使許多德國企業的進口商品購買量上升。1934年，德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開始轉向赤字。德國的外債開始上升，而在1月和9月之間，黃金和外匯儲備減少了超過一半。一些零星的外匯限制政策也沒能避免局勢迅速惡化。1934年6月14日，帝國銀行宣布在未來六個月之內暫不支付所有中長期外債。
1934年9月19日，為解燃眉之急，剛剛上任的經濟獨裁者亞爾馬·沙赫特宣布了一個「新計劃」，要求國際貿易必須是雙向的，規定只有在其他國家大量購買德國出口商品之時，德國才會從對方手中進口，這實際上等於在德國和其他國家之間設置了貿易壁壘。沙赫特1935年5月3日宣布，「實行重整軍備計劃」是「德國的政治任務」。為了給這項計劃省錢，進口被極力限制，只允許進口軍事相關的原材料和非德國原產的食品。東南歐似乎是實行雙向貿易的理想地區。德國對巴爾幹地區的關注預示中東歐未來可能出現大德意志貿易區，這是德國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中歐工程。在戰爭期間，這一貿易路線會比西邊和北邊的貿易路線更安全。除此之外，減少海外貿易還能夠降低德國對英國商船的依賴，若未來兩國交兵，可以避免貿易終止引起的嚴重損失。
德國需要的很多原材料來自遙遠的全球各地，新計劃想要減少德國對這些資源的依賴。為實行新計劃，沙赫特一共設置了25個監察官。在這些人的努力下，德國從歐洲其他地方進口的商品總額從1928年的72.4馬克下降到十年後的29.7馬克；1928年只有7.5%的進口商品出自東南歐，十年後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22%。但不久後軍方反映，沙赫特雖然省下了初期支付重整軍備的錢，但卻沒有使德國經濟為戰爭做好準備。尤其是沙赫特實行的進口限制將危及德國原材料、礦石、金屬的國內儲備，而尋找替代品（如土生土長的紡織作物、合成橡膠和燃料、土產油等）的方案還沒什麼成果。希特勒認為，現在是加大經濟干涉力度的時候了。而沙赫特毫不掩飾地表示，他認為德國經濟到1936年已經達到支持重整軍備和戰爭動員的極限。但他已經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
正如沙赫特所預料的那樣，到了1938年備戰開支已經漲到失控：91.37馬克花在了陸軍身上，而1933年只有4.78 ；16.32給了海軍，五年前只有1.92 ；60.62花在了空軍身上，1933年只有0.76 。加上行政開銷和償還冶金券，重整軍備的開支從1933年占國民收入的1.5%增長到了1934年的7.8%，1936年已達15.7%，1938年是21.0%，而這段時間國民收入只漲了1倍。德國的財政赤字情況非常嚴重，除1932年記錄有少量結餘之外，1933年的赤字是7.96 ，1938年已經漲到了95 。1939年1月7日，仍在擔任帝國銀行行長的沙赫特以個人名義向希特勒寫了一封信，信中有帝國銀行整個管理層的簽名。沙赫特警告稱，「公共支出擴大」，很快會導致「通脹危機來臨」。他們警告希特勒，「政府支出的無限擴張正在摧毀控制預算的一切努力。就算稅務這一關把得再緊，巨額支出也已使國家財政到了崩潰邊緣，這種開支還會摧毀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幾天之後希特勒做出了回應：1939年1月20日，沙赫特和整個銀行管理層都被撤職。希特勒告訴沙赫特，他不再適合服務於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划了
去職之後，沙赫特先去印度度了一個長假，回到德國之後就從公共生活中退隱了。在第一任妻子過世後，沙赫特娶了慕尼黑德國藝術館的一個職員，那位女性比他年輕30歲。1941年，他們去瑞士度了蜜月，之後就平靜地住在鄉下。在此期間，沙赫特保留了一系列多少已經沒有意義的頭銜，比如不管部長等。他的繼任者是宣傳部的前國務秘書瓦爾特·豐克（Walther Funk）。1938年2月15日，戈林把豐克硬塞到帝國經濟部長的位置上。後來他還接管了帝國銀行，他手下的兩個機構都全力為四年計劃服務。不出意料，被沙赫特和他的銀行同僚們——一些人後來又再次上任——稱為「無限透支公共財政的習慣」絲毫沒有消退的跡象，甚至比以前更加瘋狂。1939年6月15日，一項新法取消了所有和貨幣發行有關的限制，沙赫特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但是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毫不在意，他們期待入侵和佔領東歐能夠抵掉這筆開銷。1934年2月，希特勒曾宣布重整軍備必須在1942年前完成。而在四年計劃期間，這個日子提前到1940年。德國的經濟問題，就像希特勒所說的，只能通過戰爭才能徹底解決。
然後開始清洗資本家和中產階級……
引自
《當權的第三帝國》 / 【英】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哲理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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