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的普鲁士军事制度
「自身之财须由己独掌管，军由己独号令，及此二者各司其职。如此方可以令得军权，以独揽国库赚民政官臣拥戴，更将为开明荣耀之君主受天下景仰。愿全能天主佑你。阿门。」
1722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对继承人的一份政治遗嘱中告诫王位继承者维持专制统治的方法——统治者即是军队最高指挥官以及财政部长，效忠于君主的官僚与武装力量则为君主敕令的传达者以及君权的体现。此段英文译文如下：
"Your finances must be managed by yourself and alone and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ordered by yourself and alone and the two matters arranged alone; then you shall have authority in the army through command and the love of your civil officers and civil servants because you alone have control of the purse, and you shall be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the entire world by you being such a wise and honorable ruler. May Almighty God help you. Amen." [1]
显然地，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只有倾尽全力掌控君主国的经济与军事才算真正意义上成为这些遍及北德意志的家族财产的实际管理者。他的任内业绩也的确表里如一。
他促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他希望广大缺乏消费能力的臣民穿皮鞋以刺激皮鞋业获利，为此不惜字面上禁止民众穿廉价的木鞋，得以强迫部分人消费。类似政策也出现在布料制品上，旨在让勃兰登堡那可怜的纺织业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制服。
他满腔热忱地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禁止国内纺织品出口，对进口货物提高75%~100%的关税，对来自波兰的廉价谷物额外抽税。为了限制进口，纺织业所需要的原料也尽量从本地供应，而非选择与萨克森进行贸易。他为本国缺乏资源与经济实力的窘境大为不悦，大刀阔斧地改革，不少能够发声的民众为此叫苦不迭。
他欢迎一切能为国家带来收益的新教徒——萨尔茨堡人，瑞士人，北尼德兰人，下萨克森人，弗兰肯人，以及改宗新教的卡舒比人与马祖里人。昔日的难民成为明日的东普鲁士开荒者。作为一名国内新教徒中的少数派（也就是加尔文派），他延续父亲腓特烈一世的政策，接纳在萨克森选侯国受迫害的虔敬主义者（Pietist）并委任大权，解决国内多数派路德宗与少数派加尔文宗之间的宗教分歧。即使是对于犹太人，他也来者不拒——至少在能够改宗的前提下。
"From 1728, there existed an Institutum Judaicum in the city of Hall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Pietist theologian Johann Heinrich Callenberg, which ran a well-organized mission,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the Jews of German-speaking Europe.
……In practice, however, its missionary efforts were focused largely on the conversion and occupational retraining of impoverished itinerants known as beggar Jews (Betteljuden) whose numbers were on the increas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2]
……
哎呀，差点忘了切合主题了。本文所探讨的内容应该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作为「士兵王」的角色，而不是他如何承担起固执暴躁的霍亨索伦管家婆一职。
那么，对于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的军事制度，本文将著重于阐述士兵的征召与训练（而这其中就包含普鲁士容克贵族的转型问题）。一些牵扯到军队相关事务的概念亦会作简单的解释。
（封面与文章是无关的。封面展现的是在烟味熏天的封闭环境内大抽烟草的国王。）
来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abakskollegium-1.jpg
数据是很重要的。在开始正文之前我需要放一张图表概述普鲁士军队从1713年至1740年的扩张。
相对于他的前任以及继任，士兵王的父亲腓特烈一世对于军队的建设是乏善可陈的。大体来讲，普鲁士军队在他治下成为了欧洲颇具名气的雇佣兵，为他赚得政治筹码（例如腓特烈一世在东普鲁士的加冕礼就依赖普鲁士军队帮助皇帝出兵南尼德兰对抗法国作为先决条件）。尽管士兵素质无可非议，可王室政府却需要部分地依赖其他国家的资助来维系这样一支力量，无形中降低了自身的外交独立性。这个问题自大选侯时代就从未真正解决过。三十年前（1680s）是路易十四给霍亨索伦打钱，三十年后（1710s）则轮到了奥兰治家族来转账。
士兵王对此耿耿于怀，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断地干涉国内经济政策，就像文中先前所讲的那样。1713年，国王新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Generalfinanzdirektorium）以负责管辖所有领地的税收；而早在大选侯统治时代就已建立的战争总署（Oberkriegkommissariat）此时仍在行使收税的权利；二者的行政范围在九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互相冲突的，于是在1722年两个有冲突的机构被合并为「战争，经济与领地最高委员会」（Ober-Finanz, Kriegs und Domanen Direktorium）。新政策在1723年1月19日实施。除去收缴税款，该机构亦负责管理铸币，邮政，采矿，产盐，酿造啤酒以及各种城镇手工业。讲得更笼统些，此「委员会」管辖了除去法律，教育以及宗教外全部的行政管理。委员会被分为四个支部，每一个支部负责管理不同的领地。民事税款与军事税款分开管辖，以预防贪污。按照国王所想，他害怕自己的继任者也一如父亲那样沉迷于宫廷文化而挥霍本应作为军事支出的钱款。
那么上图中的数据应该能侧面地证明国王新政策的成效如何。
财政改革只是第一个步骤，而且军队扩张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只会增多，因为早期的普鲁士军队全部由各地招来的志愿者组成，对于在何处征兵以及如何管理征兵并未建立一个有效的体系。至1713年，骑兵将军冯·德弗林格尔（von Derfflinger，与勃兰登堡时期的同名元帅没有关系，是来自上奥地利的农民之子）提出一个设想，建议每一个部队团都设立专属管辖地区，负责当地防务并征召本地兵员入伍。这可以看作是1733年建立的「Kantonsystem」的雏形，不过此计划当时并未受到国王采纳——他正痴迷于搜寻高个士兵组建一支卫队的计划。
「It was in 1713 that Frederick William Is General of Cavalry von Derfflinger (son of a farmer in Oberoesterreich) made the suggestion that each regiment should be allocated a fixed, permanent area within which it would be garrisoned in peacetime and from which it would draw its recruits. This scheme was not adopted at this point. It was also at this time that the Prussian king developed his mania for filling the ranks of his guards with tall men, some of them actually kidnapped into service,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his kingdom.」[3]
（上图链接为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nge_Kerls_Grenadier_Heinrich_Wilhelm_Wagenf%C3%BChrer.JPG）
德弗林格尔的计划在提出二十年之后终于得到了落实。根据1733年出台的"Kantonsystem"征兵模式，王室领地被划分为多个"Kanton"（源于法语的Canton一词，意为「一片土地」或者「区划」），每一片区域都将进行基于壁炉数量的人口普查——通过计算壁炉的数量掌握户口，从而确定适役人口的数量，而不同地区的部队团也有不同的征兵基准，例如勃兰登堡区与威斯特法伦区的每一个步兵团都在8000户口内进行征兵，而到了人口相对稀缺的东普鲁士就减少为5000户口。勃兰登堡的步兵团通常不超过5000人，而到了波美拉尼亚与马格德堡则高达5900人左右。在每一个团下辖的户口内还会根据连级单位进行细分，这样可以确保这些基本单位的士兵来自于邻近聚落，在本地士兵中间建立某种纽带，如此在战争时期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农民子弟可以拥有更高的士气。
国王一定希望自己全权掌控本地士兵的征召，但现实条件不允许他这么做——从大选侯时代至18世纪早期，本地士兵的征召一直是由地方精英与直接效忠于王室的官僚合力完成的，因为王室官僚没有能力控制地方人口，尤其是组成本地士兵核心的农民。
"The recruitment of soldiers had, from the reign of the Great Elector until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been left to both royal officials loyal to Berlin and local territorial elites. Since the officials loyal to Berlin did not have the manpower to recruit in the local and distant districts, this was left to local officials." [4]
为了让本地士兵尽可能地填充军队，国王尽其所能地将所有不具备经济价值的本地青壮年男性列为征兵对象。男性的最低役龄被设为10岁，无论是缺少农活的耕种者还是钻研神学的大学生都逃不过国王的命令。在一些区域内甚至产生了人口外流。当然，不少的臣民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价」免于被强征。这些人包括拥有屋舍与田地之人，手工业与制造业（Manufakturiers）者，纺织工人，民事官员，神职人员以及家产高于6000塔勒的民众。从这一点看，国王并没有蔑视知识分子或受教育者，但他肯定蔑视那些「一无是处」的受教育者。
一个捧腹的例子在1724年发生。16位柯尼斯堡大学的进修者被强征入伍，另有28位学生仓皇离校，唯恐步了后尘。同年2月1日，一名神学生在被两名特工拖进卫兵室里拷打数日之后宣誓入伍。
"A report issued by the University of Koenigsberg in 1724 states that sixteen of its students had been enlisted by force and that twenty-eight had left the university because they feared that the recruiting agents might seize them. On February 1 1724, for example, Georg Salewsky, a student of theology, was seized by two agents and taken to the guardhouse, where he was tortured and beaten for days before he consented to take the oath of enlistment." [5]
终于，在1724年5月，国王兴许是体会到了民间疾苦，决定下诏不再于和平时期强征民众为兵士，不过他也为这条政策思寻了新对策。他命令城镇及乡村的官员将那些「不服从命令」或「不勤奋工作」的臣民抓来充军。强征换了张皮进行著，诏令成为无稽之谈。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国王想方设法地找来了大量的本地人参军也并不意味著军队人力的自给自足。事实上，普鲁士军队兵员近半数仍是通过获取外国人填充。最有名的例子即是国王的近卫队——由各种身材魁梧的人组成。获取——包含征召志愿服役者，绑架，胁迫，偷窃，等等。普鲁士军队的征兵者成为了过街老鼠一样的存在，普国也一度险些与一众北德意志邦国开战。
为了区分征召兵与外国人，普军入伍者以不同颜色的墨水签名。那些通过Kantonsystem征召的本地士兵（亦可称之为Kantonisten）使用黑墨水写上芳名，后者则通过红色笔迹记下自己在这个陌生国家的军营中存在的证据。实际上，那些即使被免除服兵役也自愿参军的普鲁士志愿者同样使用红色墨水签名，足以说明普鲁士军队中外国人所占的比重是一定被高估的，也许更能够说明当时的普鲁士军队中并没有「本国人」这一意识。
不同于士兵的征召，普鲁士军队中的连级指挥官通常由农民的领主担任。国王借此征召贵族入伍的机会能够调查国内的贵族数量，不少容克贵族也乐意让他们的儿子担任军官或参加训练军官的军事学校以获得学习机会。当耕田的本地农人成为军队的普通士兵时，他们的军官似乎正在告诉他们军旅生涯中的阶级关系只不过是乡村生活经历的一个延续。容克贵族作为地位显赫的群体也在同一时期开始缓慢地放弃传统上与王室政府的对立关系，逐渐「为国王所用」。这在短期内是一个有效缓解君主与贵族对立关系的方法，但从长期上看，也正是这些容克贵族的子嗣在日后的普鲁士政坛上占有相当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正文的最后需要谈及军队兵士的训练问题。不同于大选侯仅仅「指导」各个团级指挥官如何为部队裁定著装与训练方式，腓特烈·威廉一世希望亲自操刀。一本步兵规章在1714年由他亲自出版；军队中采用殴打与严厉管制驯服入伍新兵为机械的命令服从者。军队中不存在「无意识地犯错」一说，任何违纪行为都将受到对待罪犯的处理方式。
为了提高国内民众的军事素质，国王在1726年出台"Kruemper System"，旨在让适役民众在成为士兵之前接受军事训练，尽管部分人会在结束训练之后一无所获地回家务农。此军事训练系统被一直沿用，并为国家有效地提供了潜在兵源，例如提尔西特合约之后的普鲁士就借此减少了裁军带来的限制。
"Under this plan, men were called up for basic training to their regiments and some of them would be released back into civilian life (without army pay) when that training was completed. This practice was contained in the army regulations of 1726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this system which allowed Prussia to evade the 42000 limit on the size on their army by Napoleon in 1808." [6]
对于那些已经入伍的征召士兵，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申请休假，无需全年留在军中；但是在春夏之交的那些被称为「操练月份」的4月，5月和6月，所有连级单位需要保持满员状态。在其他时间里，指挥官能够最高准许1/4的人拥有一个月的假期；若是在收获季节（7月，8月以及9月），整支连队的40%可以被准许休假。然而，任何一名士兵每年最高只能申请2个月的休假，往后改为3个月。
如果士兵打算不加申请地擅自休假——也就是当逃兵，后果极为严重。每一座村庄都由专人负责夜间巡查，排查陌生逃逸者躲藏至乡间；协助逃逸者将处以绞刑；相反，国王还在1721年下诏付给所有回军的逃兵奖励。即便如此，国王也不可能无时无刻地维持士气高昂，齐装满员的军队。每年都有因为超龄与染病而惨遭解雇的士兵，退役率达20%以上；新征入的兵员时常无法抵消部队和平时期的减员损失。
「我请求你，我的继承者，请勿兴不义之师。上帝将会为此护佑你与你的军队……」
"I beg you, my dear successor, not to start an unjust war. If you do not, God will give you and your armies His constant blessing and courage.... Read history and you will see that unjust wars do not turn out well, for which you have King Louis XIV of France, King Augustus of Poland, and the Elector of Bavaria as examples... You are indeed a great ruler on earth, but you must give account to God for all unrighteous wars and bloodshed, and that is a difficult matter." [7]
这一段国王的政治遗嘱也许说明了国王不愿意看见他或他的继承者轻易地消耗他所积累起的资本。也许国王真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厌恶非正义战争」，但1740年的既定事实（fait accompli）向我们显示大肆扩军的普鲁士完全有能力和十足的野心入侵周边国家，甚至于是一个欧洲列强。
因而有一点需要说明——普鲁士这样的军事能力是完全基于对军队建设的无止境投入以及一套为此而生的忠诚官僚体系这两个前提而产生的，而非贫瘠的勃兰登堡马克边区发现了什么神秘资源能够让普鲁士在1740年养起占到全国总人口3.6%的军队。
引用
[1]Dietrich, Die politische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p.224.
[2]Clark, Christopher. Piety, Politics and Society: Piet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Prussia.
[3][6]Smith, Digby. The Prussian Army to 1815. p.13.
[4]Gothelf, Rodney. Frederick William I and the Beginnings of Prussian Absolutism, 1713-1740.
[5]Ergang, Robert Reinhold. The Potsdam Fu?hrer, Frederick William 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73.
[7]Robert Reinhold,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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