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国王渐渐老迈，数次领导政府内阁的国家自由党开始计划维持对石勒苏益格的统治。丹麦政府当然了解这个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法令于1863年11月13日星期五晚上在丹麦议会通过，有关丹麦和石勒苏益格共同事务的新宪法草拟完成，正待国王签署。然而两天以后，1863年11月15日星期天，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还没有来得及签署这个法令，就在格吕克斯堡的城堡里去世了。《十一月宪法》表明，丹麦不会直接兼并石勒苏益格，转为成立一个特别的议会(其名称是中世纪后期的北欧议会 Rigsraadet)，处理两地的共同事务。两地更会维持独立的议会。

1855年，丹麦曾推出类似政策，对象还包括荷尔斯泰因，但因为德意志的反对而失败。最重要的是，宪法第一条理清继位问题：「政治体制应当为君主立宪。王室权力应当为世袭。1853年7月31日的继位法例表明继位法例，并适用于整个丹麦王室。」

3.继承人问题

弗雷德里克七世死后无嗣，这些法律问题就成为关键。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声称，两公国的继承法与丹麦的类似法例不同——荷尔斯泰因采用男性继承法，并把丹麦国王的男性旁支亲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冯·奥古斯滕堡作为它的王位继承人；丹麦民族主义者则反对，认为荷尔斯泰因继承法与丹麦的不同，石勒苏益格却不然。1460年的里伯条约规定，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永不分离」(Ewig ungedeelt)，令情况更为复杂。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提议由丹麦王室庶系分支 (cadet branch)奥古斯滕伯格家族 (丹麦语：Augustenborg；德语：Augustenburg)统治两地。丹麦的民族主义者则希望「丹麦国土延绵至艾德河」，亦即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结束德意志邦国对该地政治之影响；更激进的丹麦人，更提出完全排除荷尔斯泰因于丹麦之外。争议主要是关于谁继承丹麦王位。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人大都支持奥古斯滕伯格家族；丹麦人认为他们与德意志关系太密切，比较支持与之对立的格吕克斯堡家族 (Glücksburg)，希望该家族的克里斯蒂安王子成为新国王。

人人都感到形势极为严重。当国王死亡消息在星期日晚上用电报传达到哥本哈根时，所有的剧院都停止演出，沿海各要塞上的大炮都为旧王室的这个末代国王鸣炮致哀，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通向克里斯蒂安斯堡王宫的街道;首相蒙拉德在克里斯蒂安斯堡王宫里，根据在伦敦一致同意的关于王位继承权的条款，用传统的「国王已死,新王万岁!」的呼声,宣布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亲王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

按照丹麦传统，属于母系的格吕克斯堡亲王被拥立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此时形势紧张，意见尖锐对立，而且引起了丹麦首相蒙拉德的愤怒，年轻的国王足足踌躇了三天，才下决心签署了这个牵涉到石勒苏益格合并的通称为《十一月宪法》的新法令。1863年11月18日，他有感被迫通过宪法，在签署宪法时表示深切关注。

丹麦此举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在整个德意志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两公国的德意志人拒绝向新国王宣誓效忠，并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求援，德意志邦联议会和各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民族荣誉」的问题要求将两公国从丹麦手中解放出来成为德意志的领土。并呼吁邦联议会承认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公爵长子为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大公。其二，丹麦取消了《伦敦议定书》所规定的各公国不得分离、在丹麦国王的统一领导下各自与丹麦联盟的条款，这就使得《伦敦议定书》所规定的丹麦王位继承人的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奥古斯滕堡公爵曾被迫于1852年按《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宣布放弃了对王位的要求但其长子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以抗议书的形式捍卫了自己的权利。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见事有可为，遂提出了对两公国的继承要求。

这一法令立即产生了影响，但不是在石勒苏益格，而是在德国。新法令是违反条约的，奥古斯滕堡公爵宣布自己不仅是石勒苏益格的公爵，而且是联合荷尔斯泰因的公爵。奥古斯滕堡的继承权得到许多小的德意志诸侯承认，同时还得到德国的自由派和民族联合会的支持。

4.两公国归属问题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究竟归属谁的问题，是丹麦呢，还是德意志呢?

不过这个问题即将由一个人解决，这个人丹麦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也几乎不能指望它去考虑，道理很简单，他在欧洲政治上还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此人就是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刚刚成为普鲁士的国务大臣，他就在已发生的事件中找到了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德意志的契机。起初，他支持奥古斯滕堡公爵，而且说服奥地利参与这个事件，因为奥地利也是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所签订的条约的参与者。

然而奥地利因其多民族国家的特性,既不愿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又担心因此在德意志失去威望。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使它失去了两公国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

但普鲁土的行为遭到英国的警告,要求普鲁士必须尊重《伦敦议定书》。于是俾斯麦一边依据国际法行事，杜绝其他列强千涉的口实。他不是打著锋芒毕露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旗帜，而是以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为名反对丹麦吞并石勒苏益格。这种立场貌似保守,似乎为了维护现行欧洲秩序,实则有利于堂而皇之地抵制英、法、俄等国的干涉,同时也有助于将一贯惧怕和反对民族运动，力保欧洲既有秩序的奥地利纳入普鲁士的政策框架之中。因此,当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张普鲁士废除1852年《伦敦议定书》收回诸公国时,俾斯麦却在议会中宣称:「绝不参预这种违反国际义务的事。」此后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提出动议，最后达成决议，邦联派出军队占领荷尔斯泰因。丹麦政府放弃了荷尔斯泰因(为了清楚地证明丹麦并不想把德意志邦联的这个成员邦拉住不放)，丹麦军队向北撤退，到达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边界；1863年圣诞节时，德意志军队占领荷尔斯泰因。

5.拉拢奥地利

后来俾斯麦撇开奥古斯滕堡的继承权问题不谈，提出两公国应从丹麦统治下解脱出来回归德意志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他又排斥汉诺威、萨克森和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由普鲁士和奥地利来执行这一任务。在和卡罗利商谈奥普同盟时，他自欺欺人的说:「柏林有些人想要把这两个公国变成普鲁士的省份。」但他向大使保证这是不可能的事，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俾斯麦这个主张是为他的总政策服务，他认为在两公国问题上，普鲁士应当「作为大国」独立地行动，而不是充当一个「联邦成员」去附和别人，如果支持奥古斯滕堡就等于「迫逐德国的虚假名望」，降低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因此他说:

我们力量的加强不可能来自议会政治与新闻政治，而只可能来自基于实力的强权政治....我认为现在把奥地利拉到我们一边是正确的;分道扬镳的时刻是否会到来以及由谁发难，这一点还要走著瞧....如果伦敦和巴黎啤酒馆里那种高谈阔论的热情颇为壮观的话，这使我感到高兴，这完全合我的心意，但这种热情还不可能因此使我感动，并且在斗争中也不会给我们提供发子弹和一分钱。

对于处理邦联议会和德意志自由派所主张的建立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要求，俾斯麦内心是主张普鲁士并吞两公国的，并且认为，为了民族联合会的自由主义理想建立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而投入同丹麦的战争是愚蠢的，对普鲁士所进行的统一德意志的大业有害无益，因为「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 (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别译)大公由于担心普鲁士的优势将跟著奥地利走」。从政治上看这个国家(指独立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公国）对德意志邦联内的平衡最多会作出有利于奥地利的改变，而这两公国的地理位置必然会妨碍普鲁士对外贸易的增长，但当时民情汹汹，如果普鲁士直接提出并吞两公国，那会「被所有那些从1848年起扮演为民族思想代表者的人们视为一种邪恶。」

另一边，俾斯麦决定与奥地利进行合作。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有四:第一，掩饰吞并两公国的最终目的。英法等国都反对普鲁士吞并两公国。英国不愿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转到比丹麦更强大的国家手中;法国也不愿看到普鲁士继续扩张;奥地利更怕自己的竞争对手新增力量。如今普奥联合行动,在英、法、奥等国看来,这是防止普鲁士独吞两公国的较为可靠的保证。第二，普奥联合行动,不仅有助于防止英法可能联合干预的威胁,而且可以化解奥地利的阻挠,防止再现1850年那种因奥俄两国压力而迫使普鲁士放弃统一德国计划的《奥尔穆茨协定》。第三，与奥地利合作,将其纳入普鲁士政策之中,可以使普鲁士掌握德意志统一运动的主动权。第四，俾斯麦与奥地利合作乃权宜之计,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两公国问题,为日后将奥地利逐出德意志埋下伏笔。不过这是后话了。

俾斯麦的提议当时也符合奥地利的想法，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和外交大臣雷希贝格一方面不能忽视德意志人民的激动情绪，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普鲁士夺得对德意志的领导权。对奥地利来说,最担心的是如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由普鲁士单独出面解决,从而使普鲁士成为统一德意志的领袖,这是奥地利要千方百计阻止的。奥皇在法兰克福召开各邦国王会议，讨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普鲁士国王在俾斯麦的坚决反对下没有参加。所以当1863年12月俾斯麦提议普、奥共同干涉方案时，奥地利是求之不得的。并于1864年1月16日达成了秘密协议。奥地利参战的目的就是反对普鲁士独吞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

6.各个主要国的态度

虽然俾斯麦成功的与奥地利结盟，但他仍然要提防欧洲其他国家——丹麦仍寄希望于以前干涉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的列强们，不过这一次可能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俄国

俄国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与英、法、奥等国交恶，处于外交孤立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于1863年爆发了反抗沙俄的民族起义。而英法既出于政治考量又出于人道主义，表达了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态度，沙皇对此十分头疼，俾斯麦瞅准时机，于是利用1863年波兰起义同沙皇做交易。在英、法支持波兰使俄国陷于孤立时,俾斯麦派人去彼得堡签订了帮助俄国镇压波兰起义的《圣彼得堡协定》,允许俄国军队到普鲁士领土上追捕逃亡的波兰革命者，以此换取俄国在即将爆发的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中采取中立的立场，而俄罗斯如果不支持普鲁士就有可能使普鲁士加入"反俄集团"。于是俄罗斯爽快的答应了普鲁士的要求。

瑞典

瑞典自拿战后就奉行中立政策，不会随意出兵。但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是个例外——由于当时北欧国家盛行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于是瑞典派出了1万5千名士兵保卫丹麦领土，此举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此后，1863年在斯科斯堡举行的会议上，卡尔十五世承诺确保将派遣2万名瑞典-挪威士兵前往石勒苏益格以保卫斯堪的纳维亚最南端的前哨口。然而，他在1863年的斯科斯堡会议上的口头承诺从未被执行过。1863年9月，在乌里斯达宫（Ulriksdals slott）举行的瑞典-挪威政府间会议上，以瑞典财政大臣约翰·奥古斯特·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为首的一群自由派人士否决了卡尔十五世的承诺。他们认为，只有当英法介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时才能再做决定。但英法并未介入，而且俄国现在站在了普鲁士一边，瑞典虽然有心支援丹麦，但是有普鲁士和俄国两强环视，加上自己实力的衰弱让其不敢动弹，于是放弃支持丹麦。但瑞典-挪威民众仍然踊跃地援助丹麦方面，这之后会提到。

法国

法国当时陷入了墨西哥战争的泥谭之中，并在北义大利与奥地利勾心斗角，帝国境内危机四伏。因此拿破仑三世无暇顾及日德兰半岛上的争端,并且希望从德意志得到补偿，作为法国默认普鲁士采取自由行动的代价。事实上，早在1863年的圣诞节之夜,俾斯麦就已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普鲁士愿意在一个由拿破仑三世主持的会议上讨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并且提到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把莱茵河左岸地区割给一个对普鲁士友好的法国。拿破仑三世对此很是心动，所以法国准备不再支持丹麦对两地的利益，以换取她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英国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英国的态度也逐渐模糊。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虽然不支持普鲁士，但并不想通过武力干涉石勒苏益格问题，她提议对丹麦表示一下同情即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虽然对外手腕强硬，选择支持丹麦，他以战争威胁普鲁士，但被俾斯麦将了一军，最终他冷静的忍受了这次挫折。而且之前俄罗斯镇压波兰人的起义英国反对俄罗斯，俄国与英法的立场发生改变使英国陷入孤立。况且英国民意也同情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努力，一部分英国官员认为普鲁士可以阻遏法俄的扩张，但大部分人认为普鲁士势力在波罗的海扩张，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结果英国选择支持丹麦。

各干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干涉，俾斯麦这些战前的外交攻势,不仅使欧洲大国放心，改变了普鲁士不利的国际环境，而且还赢得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并顺利地把奥地利拉入了他预谋的圈套，从而为他的普丹战争政策清除了障碍。所以再度出现1848年列强联合向普鲁士施压的情形是不可能的俾斯麦所面临的问题，此刻的国际环境对普鲁士十分有利。

7.紧张局势升级

1864年1月，局势持续紧张，但没有发生冲突；丹军驻军艾德河北岸，德军则在南岸。 1月16日，俾斯麦向丹麦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她在48小时之内废除《十一月宪法》。但给予的限期实在太短了，即使从行政观点来看，撤销也是极不可能的。然而，俾斯麦并不希望丹麦撤销。他倒希望战争，因为他需要赢得威望。他还没有预先得到授权给他的十分明确的根据，就已逐渐地建立起一支由普鲁士陆军部长罗恩改革的新式普鲁士军队，他要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人证实这支新军有多大价值。而且他还需要一个试验这支新军的机会。最终丹麦政府拒绝接受。2月1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渡过艾德河，到达石勒苏益格。

现在，战争已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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