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德國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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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時代：日耳曼人與德意志人

一、古代日耳曼人

公元前後，在今天的義大利以北，也就是當年羅馬帝國北部邊陲以外的那片景物荒涼、風光凄厲的中歐平原上，已定居著許多「蠻族」部落，他們沒有留下文字記載，他們的生活狀況、經濟關係和社會組織也都不甚了了，僅僅由於同羅馬人的不斷衝突、經常戰鬥和轉手貿易而被羅馬人稱為日耳曼人。

二、日耳曼部族民大遷徙

從公元四世紀中葉開始，日耳曼人掀起新一輪的遷徙，即突破「國境牆」向羅馬帝國全面武裝突進，引起整個中歐、西歐、南歐、北非的大變亂。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始於公元三世紀。這時的日耳曼人開始結成部族聯盟或巨大的部落聯盟，重要的有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盎格魯人、薩克森人、倫巴德人等。他們在成功地摧毀羅馬帝國在萊茵河以東和多瑙河以北地區的統治後，一部分法蘭克人甚至移居到下萊茵河左岸地區，阿勒曼尼人移居到萊茵河、美茵河和多瑙河之間的前羅馬人地區。

三、法蘭克王國的興衰

486年薩利克法蘭克人的軍事領袖克洛維在蘇瓦松一役擊敗殘存在高盧北部的羅馬軍隊，佔領了那時就很重要的城市巴黎在內的今天的法國北部和整個萊茵蘭，建立了法蘭克王國。

法蘭克王國是用軍事行政手段結合起來的各族民眾的集合體，這些部落和部族各有自己的生活特點和語言，國家也沒有統一的經濟基礎，由於幾十年的用兵，自由農民大量破產，中央政權的軍事力量開始削弱，而大封建主的經濟政治權力卻進一步增長，終於導致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衰微和帝國的分割。

四、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王國的出現

今天許多國家稱德意志人為日耳曼人，但從上述的日耳曼人變遷史看，德意志人毋寧說是生活在萊茵河以東古稱大日耳曼尼亞土地上的一部分日耳曼部落和部族融合而成的，而且這些部落和部族在大遷徙的滄桑中也都不復是原先的「純」日耳曼人了。

構成早期德意志人的主要部落或部族，從西北向東南分別為弗里斯人、薩克森人、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圖林根人、士瓦本人和巴伐利亞人。

第二章封建時代：民族國家的被延誤

一、遲緩的封建化

日耳曼人沒有經歷過奴隸制社會，就直接進入到封建社會。德意志人也越過奴隸制階段，直接開始封建化的進程。但是德意志人的封建化，卻要比西歐慢上幾個世紀，到11、12世紀剛完成，而且經濟發展的水平也較西歐相差甚多。一個原因是中央王權出現得晚，出現得困難，克服不了封建的無政府狀態；另一個原因在於自由的農民能夠長期保全他們的獨立，他們在古老的部族制基礎上緊緊團結在公社或者說馬爾克中，私有財產制很難侵入。

二、皇權與教權：爭霸歐洲

與查理大帝不同，奧托一世是有意去爭取皇位的。他不僅使德意志王國罩上羅馬帝國的神聖光環，而且明確了教皇與皇帝之間的關係：皇帝宣誓保衛教皇，教皇宣誓忠於皇帝。這種共同協議還成為教皇選舉的通則之一：希望當教皇者，必須保證忠於德意志國王，一旦被確認為教皇，就要為德意志國王加冕為皇帝。皇帝不再是羅馬意義上的皇帝，而是西方最高的封建領主，上帝的封臣。

在皇權與教權、中央皇權與地方封建主之間的鬥爭中，勝利者是教權和分離主義勢力。德意志蘭的發展也開始落後了。

三、皇權與城市：互促還是互制?

在封建社會前期，城市是制約封建無政府狀態、加強中央王權、促進民族融合的基本力量；而在封建社會後期，城市就成為新產生的商品貨幣資本經濟關係的載體，促成自然經濟的瓦解、專制王權的形成和民族國家的建立。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乃是同封建世俗貴族和教會貴族艱苦鬥爭的結果。王權或者皇權在這場鬥爭中究竟採取什麼態度，不僅關係到城市發展的命運，也關係到王權或者皇權本身的興衰。

四、皇權與諸侯：七選侯當家

1254至1273年這段時間，在德意志歷史上稱為「空位時期」。「空位時期」各分立政權的政治勢力急速增長起來，他們能以選舉國王皇帝的辦法來代替王位世襲。

1257年德意志王國選舉國王時有七大諸侯參加，他們是科倫大主教，美茵茨大主教，特利爾大主教三大教會選侯，和薩克森公爵，巴拉丁(普法爾茨)伯爵，勃蘭登堡馬克伯爵和波希米亞(捷克)國王四大世俗諸侯。這是德意志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七大諸侯選舉國王事件，他們起初被稱為選侯，而在金璽詔書中正式被封為選侯。只要諸侯們開始感到某皇帝的權力變得強大，就會促動王朝更替。

第三章宗教改革時代：民族運動的發端

一、路德與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1483至1546年)生於薩克森的埃斯列本，後遷往曼斯菲爾德。

引起路德抨擊並由此而發動基督教改革運動的事件，是贖罪買賣中一個特別明顯的腐敗事例。這種無法無天的贖罪券買賣搞得德意志各階層人天怒人怨，也促使路德於1517年10月31日在維滕貝格城堡教堂大門上貼出《評贖罪券的效能》大字報。路德對他的論綱引起的衝擊感到驚慌和意外，他的初衷僅僅是抨擊太不像話的贖罪券買賣，希望教廷改正。事態的發展影響著他，推動著他承擔起這一時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領導角色。現在他不得不繼續往前走了。性格堅毅的路德終於成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位代表，也可說是第一位德意志民族英雄。

二、騎士宗教改革

首先採取暴力推行宗教改革的是德意志的騎士等級。這部分低級貴族企圖按自己的「理想」利用宗教改革運動。騎士等級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弗蘭茨?馮?濟金根和騎士等級的理論家烏利希?馮?胡滕一起領導了1522至1523年的騎士起義，企圖用武力實現上述政治目標。

騎士起義以失敗告終，騎士起義的失敗看來有其必然的原因。騎士等級在當時是時代的沒落者，他們的政治理想是恢復以農奴製為基礎的貴族民主制國家，這等於是要把歷史往回拉。

三、人民宗教改革：閔採爾和農民戰爭

人民宗教改革的代表和領袖是茨威考城的牧師托馬斯?閔採爾。閔採爾積極擁護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9年在萊比錫認識路德，經路德推薦，翌年出任茨威考城的牧師。正是在這座採礦業和織布業都甚發達的城市，閔採爾接觸到工人和下層人民的苦難和對現狀的極度不滿，特別接觸到他們的核心教派「再洗禮派」的宗教和社會主張，開始形成激進的人民宗教改革思想。

1524至1525年爆發的波瀾壯闊的德意志農民戰爭，遍及德意志蘭大部分地區，約有三分之二的農民投入戰鬥，為西歐歷史上空前的壯舉。

四、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路德的宗教改革，正處在德意志社會內部萌生新的早期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時。由於民族運動和社會力量不足以克服封建主義，路德教教義的社會內涵也就發生變化，新教資本主義精神也遭到扭曲和阻遏。這就是為什麼路德本人竭力反對農民戰爭的暴力行為以及城市市民階級不支持農民起義的深層原因。

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較量的結果，是新教諸侯和天主教諸侯在1555年簽訂了著名的奧格斯堡宗教和約。在路德宗教改革結束的時候，德意志諸侯贏得了完全的勝利。德意志居民分裂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德意志帝國政治上的分崩離析實際上進一步加深了。

五、三十年戰爭：宗教改革時代的悲慘結局

發生在1618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1555年奧格斯堡宗教和約以來歐洲宗教改革進程的結果。三十年戰爭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德意志宗教改革時代的結束。1517年由路德發動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統一運動的目標沒有實現。德意志蘭依舊是一個四分五裂、殘破不堪的國家，依舊生活在古舊的封建生產關係中，它的發展大大落後於西歐其他國家。

第四章普魯士崛起時代：對德意志民族是禍是福?

一、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

作為政治地理概念，普魯士有三個含義：第一，中世紀曾在德意志騎士團統治下的、波羅的海沿岸的普魯士人領土；第二，1701至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倫家族統治下的普魯士王國，它是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聯邦內的一個邦國；第三，1918年霍亨索倫王朝覆滅後所設的德國的邦。從這種意義上我們了解到，普魯士是一個德意志國家，一個德意志邦國。

上述三者之間，存在著領土的、歷史的、精神的、文化的延續性。但真正充當德意志歷史上正經角色的，是1701年到1918年的普魯士王國。

二、普魯士王國的崛起

把勃蘭登堡普魯士造成強權國家的奠基人是1640年即選侯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十年戰爭留給大選侯兩大教益：一是必須保有一支獨立的、聽命於自己的常備軍；二是利用帝國全面衰落、無中央皇權可言之機，建立勃蘭登堡普魯士邦國諸侯專制政體，在自己邦國內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在德意志帝國內部「找補」，擴展勢力。

三、「士兵王」的軍事立國

普魯士王國的真正建築師，不是父親弗里德里希一世，而是兒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期間，普魯士王國的發展趨勢明朗化。

普魯士升格為王國後，開始建立起一種固定的君主政體的行政機構。

柏林王宮中一掃以往鋪張揮霍之風，而代之以斯巴達式的「簡樸」。這實際上是一場加強君主專制和軍國主義的強制改造，一種對時代潮流和啟蒙運動的反動。

他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穿軍服的君主。在波茨坦歡樂宮的練兵場上，他提著棍棒親自訓練士兵，長此不懈，因此被稱為「士兵王」。

四、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開明君主專制

從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普魯士王位，普魯士歷史進入所謂「開明君主專制」時代。這種統治不僅影響到普魯士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一整個時代，而且深刻地影響到普魯士所有精神和文化發展領域。開明君主專制制度是封建貴族同資產階級的一種妥協，雖然它沒有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暢通無阻的道路，但在客觀上為後來普魯士通過改革向資本主義過渡開了先河。

這種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市民資產階級支持的「開明君主專制」，主要出現在德意志蘭以及東歐和南歐諸國，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市民資產階級，政治上發展得比較軟弱，它依靠封建專制國家的程度，超過封建專制國家依靠它的程度。

五、普魯士精神和普奧爭霸

隨著普魯士的崛起，也形成一種所謂「普魯士精神」。究竟什麼是「普魯士精神」，莫衷一是。我的粗淺認識是，「精神」也者，標誌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內在化本質特徵，它是在普魯士人、普魯士國家、普魯士族民具體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形成的；「精神」和「文化」有區別，「精神」是一種能力，「文化」則是「精神」的創造，「精神」是內在的，「文化」則是外觀的。「普魯士精神」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含有多重因素和特徵。普魯士是一個產生於戰爭和為了進行戰爭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裡，高度井然有序的機械似的效率，同政治服從以及對受命於天的統治者負有義務的傳統觀念結合在一起，它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原則有賴於王朝的統治力量，這種力量是由大選侯、「士兵王」，特別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建立起來的。

第五章「啟蒙」時代：從文化民族主義到政治民族主義

一、德意志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是18世紀歐洲一個普遍性的思想運動，主要任務是要使人擺脫中世紀神學和宗教教條的羈絆，破除過去的迷信和偏見，教育人運用批判的理智，勇敢地獨立思考，因而帶有明顯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

從歐洲歷史的現實發展來看，啟蒙思想的核心是所謂「理性主義」，它首先是由自然科學家們創立的，17世紀末以來新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已同宗教思想發生勢不兩立的衝突，「理性」顯然就是代表了科學。

德意志的啟蒙運動，可視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形成的準備階段。

二、「狂飆突進」運動

發生在1770至1785年間的「狂飆突進」運動，是啟蒙運動的繼續，但比啟蒙運動要激進。它認為啟蒙運動雖然取得某些成就，卻未能把反對德意志小邦封建專制主義任務貫徹到底；啟蒙運動的政治理想所服膺的「開明君主專制」也滿足不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啟蒙學者的有節制的理性所不能實現的事情，現在應由「狂飆突進時代」的「無限制的熱情」幫助實現。「狂飆突進」運動其實只是一場文學運動，是由新一代進步的熱血青年所發動和擔綱的。但它只是在文學範圍內，不是一場政治革命，同樣不能改變社會現狀。它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是德意志市民與資產階級內部第一次帶有全德性質的民族文學運動。

三、法國大革命與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

啟蒙運動和狂飆突進運動，還純粹屬於文化領域，尚未轉入民族主義的範圍。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震動，才加速這種趨勢的發展。首先是德意志的民族精英——知識分子階層開始關心政治，有了政治覺悟，在政治上積極起來。如果說啟蒙運動使他們擺脫了傳統宗教的束縛，如今便把民族和國家作為自己精神追求的世俗對象，而法國革命引起的戰爭恰恰造成了這種精神追求的「物質」基礎。法國革命給德意志蘭以政治「啟蒙」，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正是誕生於歡呼法國革命和反對革命法國的鬥爭。反對法國的鬥爭最先使德意志知識分子和開明政治領袖痛感到必須有某種統一。

四、拿破崙戰爭與德意志政治民族主義

拿破崙戰爭，嚴格意義上應從1799年算起，那年拿破崙當上法國的第一執政。拿破崙從法國傳統的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及當時的形勢出發，把奧地利視作集中孤立和打擊的對象。他努力扶持由德意志其他中小邦組成的所謂「第三德意志蘭」，對抗奧普兩大邦。

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壽終正寢發生在1806年。有兩件大事直接導致了帝國的終結，其一是《普萊斯堡和約》的簽訂。其二是「萊茵聯邦」的建立。

第六章改革時代：民族統一運動的初霞

一、奧地利瑪麗泰蕾西婭—約瑟夫改革

23歲繼位的貌似柔弱的女王瑪麗泰蕾西婭堪稱奧地利史上最有作為的君主，她受到早期啟蒙思潮的影響，認定奧地利衰弱的原因在於缺少中央集權；她也受到「大一統」思潮之影響，認定奧地利必須是「德意志的」，並充當德意志帝國的領導。瑪麗泰蕾西婭的改革通常以為是從1760年開始的。瑪麗泰蕾西婭改革的核心是加強中央權力，恢復奧地利在德意志帝國的領導地位和在國際上的強國地位。

約瑟夫二世的改革，基本上仍屬開明君主專制改革，但應當說已具有一定的資產階級性質。雖然約瑟夫二世英年早逝，他的激進的改革幾乎完全被取消，這說明奧地利還缺乏一個推動現代改革的社會力量，但是奧地利社會性質的轉變卻是不爭的事實。

二、「第三德意志蘭」的改革

「第三德意志蘭」是相對於奧地利和普魯士而外的德意志中小邦國聯盟，其領域主要包括以萊茵河為主軸的西德，亦即德國的「中原地區」。法國大革命以前，這些中小邦在普奧爭霸的夾縫中，各自為政，未能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邦君們追求各自的利益，遵奉分離主義，修築豪華宮殿，恣意剝削和享受。但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一些邦像巴登、符騰姆貝格、巴伐利亞、薩克森和漢諾威，內部都出現改革的勢頭，巴登在1783年甚至廢除了以農奴製為基礎的租稅，只是這些改革尚具地方性的啟蒙性質。

三、普魯士施泰茵哈登貝格改革

1807年9月30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任命施泰茵為政府首席大臣，10月初開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一直繼續到1808年11月底，這是取得豐碩成果的一年。施泰茵改革主要在三個領域：農業立法(解放農民)，城市自治，王國最高行政改革，其中農業立法是改革中最關鍵、最基礎的部分，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部分。它實際上是一場土地革命，把封建地產制轉變為資本主義自由地產制，直接影響到普魯士社會經濟結構及社會性質的轉變。

作為施泰茵—哈登貝格改革組成部分的軍事改革和教育改革，同經濟及行政改革具有同樣重大意義。

四、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

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是同歐洲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和以英俄為首的反法聯盟戰爭混同一體的，情況複雜，性質多重，但就德意志民族本身而言，要求解放，追求統一則是主流，是關乎德意志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大問題。

隨著普魯士改革的深入和愛國宣傳運動的展開，越來越多的德意志學者、大學生、記者、作家和市民都加入到這個救亡運動中來。

解放戰爭贏得了民族獨立，為民族統一創造了首要條件。在德意志蘭，由普魯士領導的民族解放戰爭所追逐勝利的目標中，始終蘊藏著民族統一的內涵。

……

100個觀眾的時候我接著講，等不及的可以去喜馬拉雅聽AI讀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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