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國王漸漸老邁，數次領導政府內閣的國家自由黨開始計劃維持對石勒蘇益格的統治。丹麥政府當然了解這個決定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並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法令於1863年11月13日星期五晚上在丹麥議會通過，有關丹麥和石勒蘇益格共同事務的新憲法草擬完成，正待國王簽署。然而兩天以後，1863年11月15日星期天，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還沒有來得及簽署這個法令，就在格呂克斯堡的城堡里去世了。《十一月憲法》表明，丹麥不會直接兼并石勒蘇益格，轉為成立一個特別的議會(其名稱是中世紀後期的北歐議會 Rigsraadet)，處理兩地的共同事務。兩地更會維持獨立的議會。

1855年，丹麥曾推出類似政策，對象還包括荷爾斯泰因，但因為德意志的反對而失敗。最重要的是，憲法第一條理清繼位問題：「政治體制應當為君主立憲。王室權力應當為世襲。1853年7月31日的繼位法例表明繼位法例，並適用於整個丹麥王室。」

3.繼承人問題

弗雷德里克七世死後無嗣，這些法律問題就成為關鍵。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聲稱，兩公國的繼承法與丹麥的類似法例不同——荷爾斯泰因採用男性繼承法，並把丹麥國王的男性旁支親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馮·奧古斯滕堡作為它的王位繼承人；丹麥民族主義者則反對，認為荷爾斯泰因繼承法與丹麥的不同，石勒蘇益格卻不然。1460年的里伯條約規定，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永不分離」(Ewig ungedeelt)，令情況更為複雜。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提議由丹麥王室庶系分支 (cadet branch)奧古斯滕伯格家族 (丹麥語：Augustenborg；德語：Augustenburg)統治兩地。丹麥的民族主義者則希望「丹麥國土延綿至艾德河」，亦即石勒蘇益格併入丹麥，結束德意志邦國對該地政治之影響；更激進的丹麥人，更提出完全排除荷爾斯泰因於丹麥之外。爭議主要是關於誰繼承丹麥王位。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的德意志人大都支持奧古斯滕伯格家族；丹麥人認為他們與德意志關係太密切，比較支持與之對立的格呂克斯堡家族 (Glücksburg)，希望該家族的克里斯蒂安王子成為新國王。

人人都感到形勢極為嚴重。當國王死亡消息在星期日晚上用電報傳達到哥本哈根時，所有的劇院都停止演出，沿海各要塞上的大炮都為舊王室的這個末代國王鳴炮致哀，成千上萬的人擠滿了通向克里斯蒂安斯堡王宮的街道;首相蒙拉德在克里斯蒂安斯堡王宮裡，根據在倫敦一致同意的關於王位繼承權的條款，用傳統的「國王已死,新王萬歲!」的呼聲,宣布格呂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親王為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

按照丹麥傳統，屬於母系的格呂克斯堡親王被擁立為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此時形勢緊張，意見尖銳對立，而且引起了丹麥首相蒙拉德的憤怒，年輕的國王足足躊躇了三天，才下決心簽署了這個牽涉到石勒蘇益格合併的通稱為《十一月憲法》的新法令。1863年11月18日，他有感被迫通過憲法，在簽署憲法時表示深切關注。

丹麥此舉導致了兩個後果:其一，在整個德意志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各地紛紛舉行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要求對丹麥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兩公國的德意志人拒絕向新國王宣誓效忠，並向德意志邦聯議會求援，德意志邦聯議會和各邦的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個「民族榮譽」的問題要求將兩公國從丹麥手中解放出來成為德意志的領土。並呼籲邦聯議會承認腓特烈·馮·奧古斯滕堡公爵長子為獨立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國大公。其二，丹麥取消了《倫敦議定書》所規定的各公國不得分離、在丹麥國王的統一領導下各自與丹麥聯盟的條款，這就使得《倫敦議定書》所規定的丹麥王位繼承人的的合法性產生了問題。奧古斯滕堡公爵曾被迫於1852年按《倫敦議定書》的規定宣布放棄了對王位的要求但其長子腓特烈·馮·奧古斯滕堡以抗議書的形式捍衛了自己的權利。腓特烈·馮·奧古斯滕堡見事有可為，遂提出了對兩公國的繼承要求。

這一法令立即產生了影響，但不是在石勒蘇益格，而是在德國。新法令是違反條約的，奧古斯滕堡公爵宣布自己不僅是石勒蘇益格的公爵，而且是聯合荷爾斯泰因的公爵。奧古斯滕堡的繼承權得到許多小的德意志諸侯承認，同時還得到德國的自由派和民族聯合會的支持。

4.兩公國歸屬問題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新問題:荷爾斯泰因和石勒蘇益格究竟歸屬誰的問題，是丹麥呢，還是德意志呢?

不過這個問題即將由一個人解決，這個人丹麥政府沒有考慮到的也幾乎不能指望它去考慮，道理很簡單，他在歐洲政治上還是一個不知名的人物:此人就是奧托·馮·俾斯麥。俾斯麥剛剛成為普魯士的國務大臣，他就在已發生的事件中找到了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統一德意志的契機。起初，他支持奧古斯滕堡公爵，而且說服奧地利參與這個事件，因為奧地利也是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後所簽訂的條約的參與者。

然而奧地利因其多民族國家的特性,既不願支持德意志在兩公國問題上的民族主義傾向,又擔心因此在德意志失去威望。這種左右為難的窘境使它失去了兩公國問題上的外交主動權。

但普魯土的行為遭到英國的警告,要求普魯士必須尊重《倫敦議定書》。於是俾斯麥一邊依據國際法行事，杜絕其他列強千涉的口實。他不是打著鋒芒畢露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旗幟，而是以維護1852年倫敦議定書為名反對丹麥吞併石勒蘇益格。這種立場貌似保守,似乎為了維護現行歐洲秩序,實則有利於堂而皇之地抵制英、法、俄等國的干涉,同時也有助於將一貫懼怕和反對民族運動，力保歐洲既有秩序的奧地利納入普魯士的政策框架之中。因此,當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主張普魯士廢除1852年《倫敦議定書》收回諸公國時,俾斯麥卻在議會中宣稱:「絕不參預這種違反國際義務的事。」此後俾斯麥在德意志邦聯提出動議，最後達成決議，邦聯派出軍隊佔領荷爾斯泰因。丹麥政府放棄了荷爾斯泰因(為了清楚地證明丹麥並不想把德意志邦聯的這個成員邦拉住不放)，丹麥軍隊向北撤退，到達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邊界；1863年聖誕節時，德意志軍隊佔領荷爾斯泰因。

5.拉攏奧地利

後來俾斯麥撇開奧古斯滕堡的繼承權問題不談，提出兩公國應從丹麥統治下解脫出來回歸德意志的問題。在解決這一問題上，他又排斥漢諾威、薩克森和德意志邦聯議會，提出由普魯士和奧地利來執行這一任務。在和卡羅利商談奧普同盟時，他自欺欺人的說:「柏林有些人想要把這兩個公國變成普魯士的省份。」但他向大使保證這是不可能的事，堅決拒絕了這個建議。俾斯麥這個主張是為他的總政策服務，他認為在兩公國問題上，普魯士應當「作為大國」獨立地行動，而不是充當一個「聯邦成員」去附和別人，如果支持奧古斯滕堡就等於「迫逐德國的虛假名望」，降低了普魯士在歐洲的地位。因此他說:

我們力量的加強不可能來自議會政治與新聞政治，而只可能來自基於實力的強權政治....我認為現在把奧地利拉到我們一邊是正確的;分道揚鑣的時刻是否會到來以及由誰發難，這一點還要走著瞧....如果倫敦和巴黎啤酒館裡那種高談闊論的熱情頗為壯觀的話，這使我感到高興，這完全合我的心意，但這種熱情還不可能因此使我感動，並且在鬥爭中也不會給我們提供發子彈和一分錢。

對於處理邦聯議會和德意志自由派所主張的建立獨立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國的要求，俾斯麥內心是主張普魯士并吞兩公國的，並且認為，為了民族聯合會的自由主義理想建立獨立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國而投入同丹麥的戰爭是愚蠢的，對普魯士所進行的統一德意志的大業有害無益，因為「什列斯維希一霍爾斯坦 (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的別譯)大公由於擔心普魯士的優勢將跟著奧地利走」。從政治上看這個國家(指獨立的石勒蘇益格一荷爾斯泰因公國）對德意志邦聯內的平衡最多會作出有利於奧地利的改變，而這兩公國的地理位置必然會妨礙普魯士對外貿易的增長，但當時民情洶洶，如果普魯士直接提出并吞兩公國，那會「被所有那些從1848年起扮演為民族思想代表者的人們視為一種邪惡。」

另一邊，俾斯麥決定與奧地利進行合作。之所以這樣做,其目的有四:第一，掩飾吞併兩公國的最終目的。英法等國都反對普魯士吞併兩公國。英國不願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轉到比丹麥更強大的國家手中;法國也不願看到普魯士繼續擴張;奧地利更怕自己的競爭對手新增力量。如今普奧聯合行動,在英、法、奧等國看來,這是防止普魯士獨吞兩公國的較為可靠的保證。第二，普奧聯合行動,不僅有助於防止英法可能聯合干預的威脅,而且可以化解奧地利的阻撓,防止再現1850年那種因奧俄兩國壓力而迫使普魯士放棄統一德國計劃的《奧爾穆茨協定》。第三，與奧地利合作,將其納入普魯士政策之中,可以使普魯士掌握德意志統一運動的主動權。第四，俾斯麥與奧地利合作乃權宜之計,其根本目的在於利用兩公國問題,為日後將奧地利逐出德意志埋下伏筆。不過這是後話了。

俾斯麥的提議當時也符合奧地利的想法，奧皇弗蘭茨·約瑟夫和外交大臣雷希貝格一方面不能忽視德意志人民的激動情緒，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普魯士奪得對德意志的領導權。對奧地利來說,最擔心的是如果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由普魯士單獨出面解決,從而使普魯士成為統一德意志的領袖,這是奧地利要千方百計阻止的。奧皇在法蘭克福召開各邦國王會議，討論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問題。普魯士國王在俾斯麥的堅決反對下沒有參加。所以當1863年12月俾斯麥提議普、奧共同干涉方案時，奧地利是求之不得的。並於1864年1月16日達成了秘密協議。奧地利參戰的目的就是反對普魯士獨吞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

6.各個主要國的態度

雖然俾斯麥成功的與奧地利結盟，但他仍然要提防歐洲其他國家——丹麥仍寄希望於以前干涉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的列強們，不過這一次可能就沒這麼好的運氣了。

俄國

俄國在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與英、法、奧等國交惡，處於外交孤立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俄國統治下的波蘭於1863年爆發了反抗沙俄的民族起義。而英法既出於政治考量又出於人道主義，表達了同情波蘭起義者的態度，沙皇對此十分頭疼，俾斯麥瞅準時機，於是利用1863年波蘭起義同沙皇做交易。在英、法支持波蘭使俄國陷於孤立時,俾斯麥派人去彼得堡簽訂了幫助俄國鎮壓波蘭起義的《聖彼得堡協定》,允許俄國軍隊到普魯士領土上追捕逃亡的波蘭革命者，以此換取俄國在即將爆發的普魯士對丹麥的戰爭中採取中立的立場，而俄羅斯如果不支持普魯士就有可能使普魯士加入"反俄集團"。於是俄羅斯爽快的答應了普魯士的要求。

瑞典

瑞典自拿戰後就奉行中立政策，不會隨意出兵。但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是個例外——由於當時北歐國家盛行斯堪的納維亞主義，於是瑞典派出了1萬5千名士兵保衛丹麥領土，此舉加強了兩國之間的關係。此後，1863年在斯科斯堡舉行的會議上，卡爾十五世承諾確保將派遣2萬名瑞典-挪威士兵前往石勒蘇益格以保衛斯堪的納維亞最南端的前哨口。然而，他在1863年的斯科斯堡會議上的口頭承諾從未被執行過。1863年9月，在烏里斯達宮（Ulriksdals slott）舉行的瑞典-挪威政府間會議上，以瑞典財政大臣約翰·奧古斯特·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為首的一群自由派人士否決了卡爾十五世的承諾。他們認為，只有當英法介入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時才能再做決定。但英法並未介入，而且俄國現在站在了普魯士一邊，瑞典雖然有心支援丹麥，但是有普魯士和俄國兩強環視，加上自己實力的衰弱讓其不敢動彈，於是放棄支持丹麥。但瑞典-挪威民眾仍然踴躍地援助丹麥方面，這之後會提到。

法國

法國當時陷入了墨西哥戰爭的泥譚之中，並在北義大利與奧地利勾心鬥角，帝國境內危機四伏。因此拿破崙三世無暇顧及日德蘭半島上的爭端,並且希望從德意志得到補償，作為法國默認普魯士採取自由行動的代價。事實上，早在1863年的聖誕節之夜,俾斯麥就已向法國駐柏林大使暗示:普魯士願意在一個由拿破崙三世主持的會議上討論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並且提到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把萊茵河左岸地區割給一個對普魯士友好的法國。拿破崙三世對此很是心動，所以法國準備不再支持丹麥對兩地的利益，以換取她在其他地區的利益。

英國

面對如此複雜的局勢，英國的態度也逐漸模糊。英國女王維多利亞雖然不支持普魯士，但並不想通過武力干涉石勒蘇益格問題，她提議對丹麥表示一下同情即可。英國首相帕麥斯頓雖然對外手腕強硬，選擇支持丹麥，他以戰爭威脅普魯士，但被俾斯麥將了一軍，最終他冷靜的忍受了這次挫折。而且之前俄羅斯鎮壓波蘭人的起義英國反對俄羅斯，俄國與英法的立場發生改變使英國陷入孤立。況且英國民意也同情普魯士統一德國的努力，一部分英國官員認為普魯士可以阻遏法俄的擴張，但大部分人認為普魯士勢力在波羅的海擴張，威脅英國的海上霸權，結果英國選擇支持丹麥。

各干涉國家由於種種原因無法繼續干涉，俾斯麥這些戰前的外交攻勢,不僅使歐洲大國放心，改變了普魯士不利的國際環境，而且還贏得了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並順利地把奧地利拉入了他預謀的圈套，從而為他的普丹戰爭政策清除了障礙。所以再度出現1848年列強聯合向普魯士施壓的情形是不可能的俾斯麥所面臨的問題，此刻的國際環境對普魯士十分有利。

7.緊張局勢升級

1864年1月，局勢持續緊張，但沒有發生衝突；丹軍駐軍艾德河北岸，德軍則在南岸。 1月16日，俾斯麥向丹麥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她在48小時之內廢除《十一月憲法》。但給予的限期實在太短了，即使從行政觀點來看，撤銷也是極不可能的。然而，俾斯麥並不希望丹麥撤銷。他倒希望戰爭，因為他需要贏得威望。他還沒有預先得到授權給他的十分明確的根據，就已逐漸地建立起一支由普魯士陸軍部長羅恩改革的新式普魯士軍隊，他要對普魯士國王和普魯士人證實這支新軍有多大價值。而且他還需要一個試驗這支新軍的機會。最終丹麥政府拒絕接受。2月1日，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渡過艾德河，到達石勒蘇益格。

現在，戰爭已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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