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现存《论衡》八十五篇大体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

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十四篇文章。

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二十一篇文章。

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十六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

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 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譋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二十四篇文章,充分表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八篇文章。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王充,字伸任,会稽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阅所卖书」。原来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仕路隔绝」不得通显。他的一生精力,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理头于著书立说。在《论衡·自纪篇》中,他说自已一生作了四部书;因「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散为论衡之书」;晚年作「养性之书」。但今天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

汉代儒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感应」说。他们宣扬一切灾祥变异,都是跟上天的意志相应和的。西汉董仲舒把先秦儒学与阴阳五行及其它迷信思想揉合一起,形成所谓「天人感应」论,从而把儒学神学化了。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以神学理论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便俨然以儒家正统身份,广泛流行起来。到了东汉,这种思想在原来基础上,被发展到更加荒谬怪诞的地步,出现了所谓的「谶纬之学」所谓「谶」,就是「上天」通过所降下的灾祥而表达的预言、启示;「纬」,就是用「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去注解古籍。谶纬之学很流行。王莽、刘秀都曾利用「谶纬」迷信,制造各种「祥瑞」,提高自己的身价,为改朝换代制造根据。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东汉时期「谶纬」神学便严重泛滥起来。当时,官私学校书馆,都讲授以「谶纬」为主要内容的今文经学。凡赞成搞谶纬的,才能做大官。「谶纬」兴,使这一时期的思想界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王充挺身而出,以毕生精力,针对「谶纬」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论衡》里,王充否定了「上天」创造万物,主宰人类社会的说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至于天,也不过是「含气之自然」,并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异,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什么感应关系,「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王充讥讽地说,如果「天」真有神明,就应该降圣王于人间,「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的《论衡》还给人的生命现象加以解释,批驳了鬼神迷信思想。他认为,人和自然万物一样,由物质的「元气」形成。生命能够存在,是因为人「禀食饮之性」,要靠「食气」来「吐故纳新」,靠吃东西和排泄来代谢新陈。所以,所谓人能得道成仙,不食而生,或靠吞风饮露过活,是不合道理的。王充还断然否定当时流行的「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他说:「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他又指出,人的精神活动只能「倚依形体」才能进行,人死后形朽神灭,又何能有感知呢?这就如同烛火,定要先有烛体才能燃烧一样,「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死既然神形俱销,也就丧失活动功能,又怎么能害人呢?于是,他肯定地作出结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

在《论衡》里,王充还批驳了当时神秘的先验主义。当时俗儒把孔子欥捧成大圣人,说他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间问自晓」的先知。他认为认识来源于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接触,即使是「圣人」,也一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王充用这些不可推倒的事实,抓住孔子这个头号「先知」,据理力驳,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谬论。

王充对于古代学者的各种论点,敢于大胆加以怀疑,经过具体分析,得出独立的见解。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对已处于一尊地位的儒家学说中的一些矛眉,进行揭露和解剖。王充在《论衡》中还写了《问孔》、《刺孟》两篇专文,对儒家的两位圣哲孔子、孟子,提出一系列的质问,进行有力的驳斥。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