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佔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祕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使儒學變成了"儒術".而其集大成者並作為"國憲"和經典的是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王充寫作《論衡》一書,就是針對這種儒術和神祕主義的讖緯說進行批判.《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為根據,疾虛妄之言."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

現存《論衡》八十五篇大體歸類,其基本內容有如下方面:

一、從不同的角度論述性命問題的,有十四篇文章。

其中,《物勢篇》是性命說所依據的理論;《本性篇》與《率性篇》主要說性;《初稟篇》、《無形篇》、《偶會篇》、《命祿篇》、《氣壽篇》、《命義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驗篇》主要說命;《骨相篇》說性和命在骨體上的表徵。

二、論述天人關係的,有二十一篇文章。

其中,《自然篇》是天人關係說所依據的理論,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義天道觀。《寒溫篇》、《譴告篇》、《變動篇》、《招致篇》(佚文)、《感類篇》是評論當時儒家陰陽災異、天人感應諸說違背了天道自然之義;《明雩篇》、《順鼓篇》、《亂龍篇》、《遭虎篇》、《商蟲篇》是論述當時的災異變動的;《治期篇》、《齊世篇》、《講瑞篇》、《指瑞篇》、《是應篇》、《宣漢篇》、《恢國篇》、《驗符篇》、《須頌篇》、《佚文篇》是論述當時各種瑞應的。

三、論人鬼關係及當時禁忌的,有十六篇文章,全部貫穿了王充的無神論精神。

其中,《論死篇》、《死偽篇》、《紀妖篇》、《訂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義篇》、《祭意篇》主要論述的是人鬼關係,反覆 闡明人死無知,不能為鬼,不能致人禍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諱篇》、《譋時篇》、《譏日篇》、《卜筮篇》、《辯祟篇》、《難歲篇》、《詰術篇》、《解除篇》論述的是當時的各種禁忌,說明「吉凶禍福,皆遭適偶然」,所以不應相信一切禁忌。

四、評論書傳中的天人感應說及虛妄之言的,有二十四篇文章,充分表現了王充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實事求是的精神。

其中,《變虛篇》、《異虛篇》、《感虛篇》、《福虛篇》、《禍虛篇》、《龍虛篇》、《雷虛篇》主要是評論書傳中的天人感應說;《奇怪篇》、《書虛篇》、《道虛篇》、《語增篇》、《儒增篇》、《藝增篇》、《問孔篇》、《非韓篇》、《刺孟篇》、《談天篇》、《說日篇》、《實知篇》、《知實篇》、《定賢篇》、《正說篇》、《書解篇》、《案書篇》主要是評論書傳中的虛妄之言。

五、論述區分賢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謝短篇》、《效力篇》、《別通篇》、《超奇篇》、《狀留篇》等八篇文章。

六、可以當作自序和自傳的有《對作篇》和《自紀篇》兩篇文章。


王充,字伸任,會稽上虞人,出身「細族孤門」,青年時遊學洛陽,家貧無書,常到市肆「閱所賣書」。原來做過幾任州、縣官吏。他疾恨俗惡的社會風氣,常常因為和權貴發生矛盾而自動去職,以至於終身「仕路隔絕」不得通顯。他的一生精力,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理頭於著書立說。在《論衡·自紀篇》中,他說自已一生作了四部書;因「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散為論衡之書」;晚年作「養性之書」。但今天只有《論衡》一書被保存下來。《論衡》全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所謂論衡,是說他所論述的是銓衡真偽的道理。

漢代儒學的基本出發點是「天人感應」說。他們宣揚一切災祥變異,都是跟上天的意志相應和的。西漢董仲舒把先秦儒學與陰陽五行及其它迷信思想揉合一起,形成所謂「天人感應」論,從而把儒學神學化了。經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以神學理論為基礎的思想體系,便儼然以儒家正統身份,廣泛流行起來。到了東漢,這種思想在原來基礎上,被發展到更加荒謬怪誕的地步,出現了所謂的「讖緯之學」所謂「讖」,就是「上天」通過所降下的災祥而表達的預言、啟示;「緯」,就是用「天人感應」的神學理論去註解古籍。讖緯之學很流行。王莽、劉秀都曾利用「讖緯」迷信,製造各種「祥瑞」,提高自己的身價,為改朝換代製造根據。

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東漢時期「讖緯」神學便嚴重泛濫起來。當時,官私學校書館,都講授以「讖緯」為主要內容的今文經學。凡贊成搞讖緯的,才能做大官。「讖緯」興,使這一時期的思想界籠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王充挺身而出,以畢生精力,針對「讖緯」之學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在《論衡》裏,王充否定了「上天」創造萬物,主宰人類社會的說教。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由物質性的「元氣」構成的。至於天,也不過是「含氣之自然」,並沒有什麼手足耳目等感覺器官。因而,天也就沒有意識性活動,更談不上什麼嗜慾,不可能有目的地創造萬物。王充還認為,自然界的變異,只是「元氣」運動的結果,和人世間的變化根本不存在什麼感應關係,「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王充譏諷地說,如果「天」真有神明,就應該降聖王於人間,「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

王充的《論衡》還給人的生命現象加以解釋,批駁了鬼神迷信思想。他認為,人和自然萬物一樣,由物質的「元氣」形成。生命能夠存在,是因為人「稟食飲之性」,要靠「食氣」來「吐故納新」,靠喫東西和排泄來代謝新陳。所以,所謂人能得道成仙,不食而生,或靠吞風飲露過活,是不合道理的。王充還斷然否定當時流行的「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的說法。他說:「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他又指出,人的精神活動只能「倚依形體」才能進行,人死後形朽神滅,又何能有感知呢?這就如同燭火,定要先有燭體才能燃燒一樣,「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死既然神形俱銷,也就喪失活動功能,又怎麼能害人呢?於是,他肯定地作出結論:「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

在《論衡》裏,王充還批駁了當時神祕的先驗主義。當時俗儒把孔子欥捧成大聖人,說他是「前知千歲,後知萬世」,「不學自知,不間問自曉」的先知。他認為認識來源於人的感官對外界事物的接觸,即使是「聖人」,也一樣「須任耳目以定情實」,與常人並沒有什麼不同。王充用這些不可推倒的事實,抓住孔子這個頭號「先知」,據理力駁,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謬論。

王充對於古代學者的各種論點,敢於大膽加以懷疑,經過具體分析,得出獨立的見解。他以大無畏的精神,對已處於一尊地位的儒家學說中的一些矛眉,進行揭露和解剖。王充在《論衡》中還寫了《問孔》、《刺孟》兩篇專文,對儒家的兩位聖哲孔子、孟子,提出一系列的質問,進行有力的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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