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又一珍贵缩影
?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而作为这次申遗项目的重要背景支撑，不得不提年初入选2014年中国重大考古新发现的新蒲村杨氏土司考古。
在挖出五色土之前，彭万过了近一年农民般的生活。
除了春节，这个小伙子和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都住在遵义新蒲村里，早上从农民房里出发，就开始在地里转悠：一组去发掘石砌的围墙，一组在围墙范围内，每隔1米打一个梅花孔。他们使用的就是盗墓小说里最常提到的洛阳铲，在菜地里、树林中打几十厘米到几米不等的洞，靠识别掏出的土色来判断有无墓葬。
彭万活动的这片区域，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泽国——这里是中桥水库的淹没区，山下的仁江河水正在逐步漫过农地，形成的新水库将变成遵义新浦区的饮用水源。然而，正是因为西临仁江河，面水背山，这里也是一块上佳的风水宝地。
2012年8月，在水库启动之前，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在这一片区做了文物调查和勘探，先是清理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播州杨氏29世土司杨烈的墓，随后，又对其东南约200米处的一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的墓志铭显示，这是杨氏第21世杨铿夫妇的合葬墓。
「两座墓都已经被盗过很多次了，墓室外面的封土已经破坏，有几个石室都露在外面。杨烈墓基本上盗得什么都没了，洞里面还清出过现代的饮料瓶、手套什么的。」彭万说。然而这一次，大家在杨铿的墓志记载中找到了一行重要的记录，显示该墓位于「威灵英烈侯墓之右」——在整个播州杨氏土司30世的记录中，只有第14世杨价获封「威灵英烈侯」。沿著这条重要的线索，考古队员们在杨铿墓以西开始了寻找。
「之右」的范围可大可小，调查的范围最初在千米之内，渐渐在农庄中缩小了范围。「我们最终找到了一段围墙，是宋代、明代两种不同构造的墙相叠压，这段墙最后整理出周长有442米，面积有24亩，上面住了好几家人。」队员们判断，古石墙可能是杨价的墓园围墙，与此同时，水库一直在蓄水，水平面不断上涨，留给考古的时间不多了。大家的搜寻范围，也随著第一铲五色土的挖出加快了速度：「考古上，打到没动过的土叫深土，五色土就是各种颜色混合的土，我们就知道底下是动过的了。」
队员们很快确定了一个8米×8米的深坑，找了整整一年时间，最后发现，其中墓址的一角就压在大家睡觉的房子下面。
对杨氏土司家族的考古，最早在1953年就开始了。
第一个发现的是13世杨粲墓，那一座大型双石室夫妻合葬墓堪称是石雕艺术的博物馆。此后，15世杨文、22世杨升、24世杨纲、26世杨爱，25世杨辉，以及29世杨烈的墓也逐渐被发掘。这些墓葬最大的特点，都是土坑石椁，一般埋在地下一两米的深度，是大型完整的石室墓。
「这一次很奇怪，最早都钻到了5米深，也没碰到石板。我们很奇怪，怀疑这个墓是不是被盗了。」彭万回忆，研究所讨论过很多次要不要继续挖这个坑，最终结论是继续挖。「外围墙已经弄清楚了，我们找了那么久，起码要把里面的坑弄出来，确定外墙是做什么用的。」在这种忐忑中，终于有一天，一铲子下去带出来一块木头，上面的漆皮让大家确定，这个墓不可能是空的。
而随后的进展远远超过了大家想像，彭万清楚地记得，2014年6月19日，大家第一次发掘出了金馆钉，虽然不敢确定是杨价的墓，但这么高等级的墓葬只可能属于杨氏家族。紧接著，精致的金盏、金梅瓶、金勺、金剑鞘、银制的执壶、碗、烛台、玉杯，以及一个60多厘米宽的鎏金双鱼银洗……一件件完好的金银玉器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老考古队员，当尘土中的银盆打开封盖，满满一盆银器展现在眼前时，依然忍不住啧啧称奇。
杨价夫人墓出土的螭首金杯（上）、金盘（下）
跟过去屡经盗扰的墓穴不同，这座土坑木椁墓从来没有被挖掘过，因此也难得完整地保留了全套的殉葬品。男女两个墓室最后共清理出40多件金银器和玉器。几个月后，当我们在贵州省博物馆看到实物时，仍然不得不赞叹金器的精致和完整：时隔近千年，螭首金杯如同刚刚制作出来，依然熠熠生辉，云雷纹镶满了杯口，能看出来杯子有内外两层，咬合处紧实精细。在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的鉴定中，这些高浮雕和夹层做工，正带著鲜明的南宋风格，出土的器物由于类别齐全，几乎涵盖了宋代金银器的主要种类，展示了最基本的面貌。
真正确定出墓主人身份的，正是男室中出土的器物。在历史记录中，杨价其人英伟沉毅，骁勇善战，在南宋时多次参加抗蒙战争。1235年，蒙军围宋军于青野原，杨价率5000兵力抗蒙，解宋军之围。此后，杨价经常出奇兵袭击蒙军，1237年率上万兵力屯守长江南岸，阻退蒙军；1239年派裨将率万名兵力，在石洞峡再次击退蒙军。在此次发掘中，棺椁外出土了金柄环首刀、盾牌、箭簇等兵器，很多殉葬品上刻有「都统使衙公用」、「雄威郎制使公用」字样，这符合了杨价「诏授雄威都统制」的记录。
「雄威郎制使」的称号，也说明南宋时期杨价已被朝廷封官授爵，杨氏家族已经成为当地土著的领导者。按照杨家自己的记载，杨氏祖籍山西太原。唐末，南诏占领了播州，因朝廷已无兵可派，杨端应募，率兵打退南诏，随后占领了播州。朝廷任命杨端为播州首领，授以「五略将军」名号，允许世袭罔替，这也是杨氏土司在播州统治的开始。
但是杨氏家族的身份目前还是一个谜团。贵州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李飞告诉我们，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谭其骧教授在遵义期间借助地方文献，在《播州杨保考》中第一次对杨价的族属提出了质疑，认为杨氏是本地的仡佬族。倒退著在查阅同时代其他文人士大夫的手札、信件里，研究者发现，文人们多用「夷酋」、「夷族」、「夷人」等称呼指代杨氏家族，华夏文人并不认同他们的汉人身份。
事实上，现在学界对杨家的族属意见并不统一，有一种可能是，杨氏实为地方土著，李飞解释：「在西南地区其实有很多类似庄𫏋入滇这样的故事，是想融入华夏核心的一种附会。台湾的王明珂使类似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表述，叫英雄徙边记。边疆的族群塑造出一个英雄的祖先，他们就和中原有了联系，以便在当地的统治就更有权威。」
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也需要这种边疆统治者的存在。贵州文物研究所所长周碧素告诉我们，唐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九道都经过羁縻州。当唐王朝在民族地区统治力量增强时，会改羁縻州为正州；统治力量削弱时，会改正州为羁縻州。从唐代开始，播州地区也成为羁縻州之一。到了元朝，羁縻州制度被继承为土司制度，杨家也正式拥有了如今土司的称号。
周碧素介绍，土司制度本身是中央对少数民族相对松散的管理形式，杨家主要靠自己的统治获得收入来源。播州历来农业发达，气候土壤适宜，茶叶、蜡、林业特产丰富。除去少量朝贡，杨氏家族一直在播州过著自给自足的生活。
然而一个家族的统治，共有27代30世，能够跨越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对播州世袭统治长达725年，必然有其独特的原因。
周碧素认为，这主要是杨家与朝廷的良好关系。「起初因为这里地处偏远，历史上这里的重要性没有凸显，但后来因为战争的格局，播州的军事重要性开始提升。因为杨粲、杨价、杨文的积极抗蒙，使播州的政治地位迅速进入鼎盛时期。」在北宋时期，杨氏家族担任的官职普遍不高，分别是正七品、正八品、正九品等低级官职，播州与中央的关系并不紧密。在南宋严峻的战争背景下，播州强悍的军事能力被南宋所倚重，官职也水涨船高，杨价所担任的播州安抚使，已经是从四品以上。「什么地方有叛乱了，包括川南、凉山一带，甚至湖南在内，朝廷都会要求杨家带兵去平息，播州杨氏在西南地区政局稳定中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是地方武装，但宋朝的都统制就已经把杨家纳入中央军制了。土司制度是中央对地方实施管理的一种制度，包括兵力，而且杨家也还是比较顾全大局的。」
中原文化在杨氏家族中一直有崇高的地位，杨粲的家训十条中，第一句就是「尽臣节」。其子杨价首先在播州设立科举制度，播州很快考取了第一个进士。在整个南宋时期，播州共有8人考中进士。周碧素总结，南宋时期，杨氏始终奉南宋王朝为正朔，杨粲愿意帮忙平定吴曦之乱，杨价、杨文均曾大力帮助宋军抵抗蒙军。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杨氏被朝廷不断青睐与倚重，强化了在西南领袖与道德仲裁者的地位，名正言顺地剿、抚各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形成了相辅相成、休戚与共的关系。
而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周碧素介绍：「宋结束，元建立，杨家就马上到中央朝廷进贡建立关系，他们知道必须和朝廷保持一致，才能有稳定的根基。」在元代，杨氏家族已经有了宣抚使的官职，为正三品。到了明朝，在朱元璋于贵州广设卫所，大兴屯田以前，黔北播州地区已经有了杨氏自己的屯卫，成为雄踞黔北的土司王国。
从杨端入播开始，杨氏家族一共在播州统治了30世。目前，已经发现了9座棺椁，但有一位土司必定是无迹可寻了——杨应龙，是杨家第30世土司，家族统治在他这里终结，而他身殒之处的海龙屯，却是杨氏家族最为显赫的历史遗留。
海龙屯位于遵义城市区西北15公里处，「飞鸟腾猿不能逾者」的龙岩山山麓上，最早由15世杨文兴建，「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以抵御从四川、云南渐渐逼近的蒙古大军。「龙岩山顶像张桌子一样，南北两面是悬崖峭壁，各有两条小溪夹起来，在东面交汇成为乌江的一个支流。西面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南边只有一条陡峭的小径与山下相连。」李飞在海龙屯带队驻扎过一年多时间，在考古中发现，宋朝修建的海龙屯大约有0.2平方公里，当年杨文为了防范蒙古大军，修建了多个军事壁垒，海龙屯只是其中一个。
在杨文之后，考古专家没有找到对海龙屯的记录，在随后漫长的统治中，海龙屯的作用并不重要。等到了30世杨应龙时期，杨应龙以防御周边少数民族的理由重修了海龙屯，把面积向山脊两段延展，扩大到近0.4平方公里，希望「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
在杨应龙所在的明朝，杨家的官职相对单一，几乎都是宣慰使，从三品，不如元代的宣抚使品级高。杨氏家族的官职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明代中央集权的加强。杨应龙自己也曾上贡「材美」的大木七十，被赐飞鱼服和都指挥使官衔。但这位史书记录中，「生而雄猜，阴狠嗜杀无忌」的末代土司，并不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安稳。
「史书记录中的杨应龙比较刚愎自用，贵州巡抚弹劾他，亲友和部下也告他谋反。朝廷也来勘察播州，但跟播州更亲近的四川屡次保他。杨应龙为此也不断争立战功，以此赎罪。四川凉山州现在还有一个石刻，记录杨应龙曾带兵到过那里。」周碧素从史书中整理的经过是，杨应龙几次幸免于难后，越发骄纵，不肯悔改。最终的导火索，是前期他作为人质的儿子客死重庆，杨应龙促丧不得，最后发展成血洗綦江城，血流成河，斩尽杀绝。由此促发了平播之役，中央朝廷下决心，派李化龙组织八个省的兵力，分八路进军把他剿灭。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杨氏土司一向以军备精良著称，在杨价的时代，播州土兵曾被命名为雄威军，杨文时，南宋王朝又下诏在雄威军前加「御前」二字以示宠异。元朝时，播州土兵与思州土兵并称为「思播兵」，经常为元朝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这一支队伍到了杨应龙这里，更加庞大严密，不下十四五万人，反过来成为抗击明王朝的最大力量。
整个平播战役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十二日开始，中间经历了多所军事关隘，杨应龙节节败退后，在农历四月十六日退到最险要的海龙屯。四月十八日，当明军追到了屯底，贵州右监军张存意在判断攻防形势时称：「彼其数年精力，用之一囤，前后重关，左右深溪，将自谓负隅之虎，莫可谁何。」海龙屯最初修建时，宋王朝曾派专人督办，「诏京湖给银万两」，如今这座经过重修加固的堡垒，成为杨应龙作为地方土司抗击中央最后的堡垒。
围绕著海龙屯的战役一直打了49天，六月初六，海龙屯被攻破，杨应龙自缢身亡。次年，明中央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地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结束了杨氏对播州共27代30世、长达725年的世袭统治。
杨价墓出土的象纽银执壶
土司申遗赶在新蒲村沉入水底之前，贵州文物研究所把几座土司墓分别做了保护。杨铿墓异地搬迁，杨烈墓原址抬升，土坑木椁的杨价墓在初期发掘之后，被整体装箱运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验室内继续发掘，原址上做出标示。彭万告诉本刊，杨价墓的土坑木椁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也许其他未找到的土司墓也是同样规制。另一个新知是，由杨价墓推测，杨氏土司也许都有墓园，现在队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反过头来重新寻找已发掘墓室的墓园，现在已经在团溪、高坪的杨氏土司墓也发现有墓园。
新蒲村的杨氏土司考古，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2014年中国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墓葬年代从南宋至明末。相对于被水库改变的墓葬，对于普通人来讲，海龙屯是更直观的杨家遗产。虽然海龙屯离遵义很近，只有20多公里，但因为地势险峻，破坏的程度并不严重，在层层厚土的覆盖下，大量的砖石结构被完好保存下来。李飞发现，很多房子的地砖还在，在发掘出的厨房遗址里，地面上散落著上万片青花瓷片，忠实地记录著海龙屯最后兴盛的时光。
新蒲村杨氏土司考古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新发掘出的考古发现，是申遗项目重要的背景支撑——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湖南老司城与贵州海龙囤遗址三座土司墓，放在土司制度和中国少数民族制度、政治制度的体系中考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单一墓葬本身的价值。「土司制度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代表了当年一种比较先进的制度文明，因为其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也在历史中消失了。」周碧素认为对土司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种制度对于中原和民族地区文化多元的结合、制度上的多元一体，以及现在对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解决，依然有一定借鉴。」
（参考资料：《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复活的土司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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