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 争论与改变——▲405《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1
总第405期2011-10-09百年辛亥 争论与改变
导语：
辛亥革命改变中国：男人剪掉辫子，从此改头换面;女人不再缠足，终于可以大步走路;男女差别缩小，可以一起坐车还能牵手逛街；禁除鸦片，再也不做「东亚病夫」；人们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详细]
辛亥百年，沧桑历史。
今人记忆中的辛亥总是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国人知道那场革命赶跑了皇帝，实现了共和。模糊的是对亥革命史实、性质、革命遗产等总是观点林立，莫衷一是。
对于革命史实，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
对于革命性质，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从革命后果看，不少人认为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推倒了封建皇朝，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普遍共识，它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也有人认为它摧毁了已经走向了开明专制化的清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新体制。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多元议会政治模式，只不过是参与革命的不同政治势力为避免分裂而采取的特殊政治安排。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
关于革命成功与否，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乃是一场颇为成功的革命。以一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辛亥革命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值得后人缅怀纪念之处，或许正是它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因为「彻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种乌托邦狂热病，而不妥协则意味著无休止的斗争、血腥的仇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成功的政权革命，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为民主革命，就只能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台湾海峡两岸仍然抱著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对方一同举办纪念活动。有学者尖锐的指出从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它在两岸都从未被真正的纪念。因此，两岸渴求统一的人，必须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遗产。
但不管怎么说，辛亥革命毕竟改变了很多：男人剪掉辫子，从此改头换面;女人不再缠足，终于可以大步走路;人们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辛亥百年变局辛亥百年变局
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 [ 详细 ]
编者按：本文作者傅国涌，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本文是作者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著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著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中国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像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国》，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国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著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产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国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国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著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国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著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著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著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著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国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党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国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国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党、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著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科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国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经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党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阶级，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说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国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著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国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来源：爱思想网 根据作者傅国涌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秦晖：辛亥百年的复杂结果人们常认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宪就是「改良」，而且人们似乎都认为，深刻的变化肯定是剧烈的，实际上，历来变革的深刻与否，与变革方式的惨烈与否都是两回事。实事求是看历史，要建立自己的叙事体系，不能只是把历史弄成一团乱麻就完了。... [ 详细 ]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著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辛亥之后：民国历史的正反两面
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
应该说，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各有其事实依据。一方面，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著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这种说法，显然是过分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著清朝已经进入末期。我国历史上的王朝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也同样，太平天国之乱后从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各省独立?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遗憾应该，苛责则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也播下了种子。经济上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废墟状态，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外交上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因坚持抗战赢得国际尊重，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这也都是事实。
尤其是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然而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民初到抗战前人口增速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据侯杨方推算，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
独立自强：民国历史的第三面相
除了以上两个面相，还有耐人寻味的第三个面相：它始于民国，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从民国以迄于今的连续性。
传统上我们对于「旧社会」有个官定的说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意味著「半独立」，而「半封建」意味著「半资本主义」。按通常的说法，1949年以后「半独立」变成了全独立，「半资本主义」却没有变成全资本主义，而被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摆脱「半殖」的过程：1928年开始的「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努力虽然阻力重重，仍然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竞相废除租界和在华特权。抗战末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战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与法国抗衡，支持越盟坐大;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与「1941年线」外大片地区，更不用说收回台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控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而1949年后，我国恢复和平，大陆统一，国力逐渐增强，这都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
至于「半封建」，经济上如果指的是土地集中和租佃制，那么它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在逐渐萎缩中，除国共两党激进程度不同的土地政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兵荒马乱和土地负担沉重也使得地主经营困难、土地趋于分散，而且分散的程度可观。说到「半资本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抗战前它应该说有了相当发展，当时「洋务」型的官办企业在萎缩，而外资和中国私营企业(即「民族资本」)成长很快，抗战前已占工业资本的94.2%.尽管外资与「民族资本」在政治方面被赋予不同意义，但它们经济性质相同。而国营企业(时称「官僚资本」)仅有5.8%的份额。
但抗战开始后就发生了转折：战时国家垄断和「资源委员会经济」扩张，民营企业战争中损失惨重，外资中的西资外撤，日资(敌产)和未内迁的沦陷区民营企业(战后大量被指为「逆产」)被没收，这些「国进民退」政策使国营工业在抗战结束后已占工业资本的一半，超过了外资与民营，这意味著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 上述趋势中，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强应该是公认的进步。关键词：认识辛亥的一些逻辑关系
1.「细节」与「大局」的关系
通过「细节」辨析来质疑「宏大叙事」是个很好的办法，但也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如辛亥革命，就不必回避宏观。归根结底，论述重大历史变革是不能不考虑宏观背景和宏观进程的。
2.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而现实的主张也不能用于剪裁历史。不能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一样。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评论革命，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和「必然不」，已经发生不等于必然发生，没有发生也不等于必然不会发生。我认为清末和平立宪可能性很小，辛亥革命不能否定。
3.不能「只破不立」
实事求是看历史，要建立自己的叙事体系，不能只是把历史弄成一团乱麻就完了。
4.关于「革命」
人们常认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宪就是「改良」，而且人们似乎都认为，深刻的变化肯定是剧烈的，实际上，历来变革的深刻与否，与变革方式的惨烈与否都是两回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10-8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辛亥革命改变的十大社会风俗男人剪掉辫子，从此改头换面;女人不再缠足，终于可以大步走路;人们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 详细 ]
1、剪掉辫子：男人从此改头换面
1912年3月5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当时，革命党人视蓄辫为清王朝的恶政，是满洲贵族奴役汉人的象征。"剪辫文"规定："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那时候，各地都掀起剪辫风潮。有诗说："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失去辫子，人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时兴起戴帽子。名扬四海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据说，当时盛锡福日夜赶制帽子，仍然供不应求。
2、不再缠足：女人终于可以大步走路
1912年3月13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全国各省劝禁女子缠足，"劝禁缠足文"指出："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从此，女子缠足恶俗逐渐废绝。
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著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桔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象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
3、换新衣服：中山装替代了小马褂儿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总感到西服式样繁琐、穿著不便，而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又不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于是，他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请裁缝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装，上衣把立领改成直翻领，前身开四个口，装上四个兜，每个兜上加一个"倒山形"的兜盖；裤子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有一个大暗兜。这套新式服装就叫"中山装"。它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美观，衣兜里可以放钢笔、笔记本等用品。中山装很快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成为中国官方的礼服。
4、改称谓：不再叫"老爷"请叫"先生"
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保持著形式上的平等，而反对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也非常重视，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5、不再跪拜：平等就是不要卑躬屈膝
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资产阶级的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6、男女无别：可以一起坐车还能牵手逛街
旧时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多以轿子"肩舆"代步，男女不同乘。辛亥革命之后，坐新交通工具成为时髦，男女同车而行亦为时髦，最终解构了轿子所形成的隐性社会等级秩序。当时的上海，"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有乘轿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携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车左拥右顾疾驰而过者"。至此，虽有力挽旧秩序、护"舆制"官威者指斥为有伤风化，亦已无力回天。
7、公元纪年：采用阳历与世界接轨
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很快提出改用阳历案。当时有人反对，说：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孙中山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可当时又不能提出用殷历，所以才主张"行夏之时"。我们的始祖轩辕氏以冬至为岁首，而现今世界流行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日为岁首，两者相近，还是用阳历比用夏历好。最后，多数代表赞成孙中山的意见，通过了改用阳历的提案。
8、改良新剧：女伶也可以参加公演
辛亥革命期间，新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民国初年，孙中山挥毫书写了"改良新剧"四个大字，赠给新剧艺术家黄喃喃，促进了戏剧事业的发展。那时北京剧坛很保守，旦角一律由男的扮演，根本不许女人登台演戏。天津离北京很近，由于它被辟为商埠，受西方文化影响，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那里就涌现出一批女伶。1912年，著名京剧演员俞振庭借改良新剧的东风，邀请天津女伶赴京献艺，开女伶在北京剧坛公演的先例。随后，一批又一批的女伶进军京城，给北京剧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9.禁除鸦片：再也不做「东亚病夫」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决的禁烟派。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偏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他"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缅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10.不再三妻四妾：一夫一妻流行走来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宗法，带来了婚姻观念的变革。三妻四妾不再受法律保护，爱情至上成为年轻人的追求。中国人传统的封建婚姻家庭观点是现成的：包办、买卖、强迫性质的婚姻；辛亥革命主张的婚姻自由。首先提出的就是爱情，婚姻成为自主感情的一部分，批判封建的贞洁观，允许离婚。过去那种由父母安排的、媒婆介绍的、甚至买卖的、包办的婚姻都废除了，一夫一妻变成一种时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要求婚姻有自主能力，这个要求不仅要求男人，还要求女人，纹绣登报与溥仪皇帝离婚的新闻，这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轰动一时。
一夫一妻和婚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婚礼从形式到内容也明显接受了新式风习，人们把这种新婚俗称作"文明结婚"，并最终形成现代婚礼仪式的雏形。（本刊实习生/万传亮 综合）
辛亥革命：纪念方式的演变从民国到现在，辛亥革命的纪念方式变化。... [ 详细 ]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湖北军政府。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响应，不到两个月，全国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因此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特别订定这一天为「国庆节」，也称为「双十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辛亥革命纪念日」。
一、民国各派系 纪念基调大相径庭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民国时期对于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不同的派系则将不同的政治思想灌输其中。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当时北京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事实上，北洋系在辛亥革命的纪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湖北民众团体欢迎孙文】民国元年4月11日中山先生出席湖北十三个民众团体联合欢迎时合影。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藏 (图片来自「孙文学校网站」)
随著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定位之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一些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得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多了反帝内涵。
【广州中山纪念堂建设中】广州中山纪念堂建于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年(图片来自「孙文学校网站」)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了告民众书，其中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的成功，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新中国成立 纪念等级堪比国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有关辛亥革命的逢十纪念大会共有5次：1961年10月、1981年10月、1991年10月、2001年10月、2011年10月。
1951年，由于新中国成立，国内社会经济局面千疮百孔，百废待举;同时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也令国家政权面临严峻考验。此外，就当时的海峡两岸关系的现实来说,，10月10日的纪念活动在政治上也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因此，1951年辛亥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没有举办。
第一次正式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是在1961年10月，辛亥革命50周年。10月9日，北京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各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以及在北京访问的驻华使节参加会议。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会议，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此前的10月7日，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筹委会邀请各地来京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谈，表示了对辛亥革命老人的热情关怀和礼敬。出席会议的老人共48位,其中有担任武昌工程八营共进会总代表、在武昌首义中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辛亥革命时担任秦陇复汉军炮兵司令的朱叙五，参加过黄花岗等战役曾任沪军司令的黄一欧(黄兴的儿子)，担任过广州护国军旅长和广州西路军军长的伍毓瑞等。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邮票1971年10月，辛亥革命60周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紧张岁月。9月13日林彪在阴谋败露后出逃，飞机在蒙古国境内失事。此时全国政情高度紧张，中央政府无暇举办有关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
第二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是1981年，这是辛亥革命70周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全国进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198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邓颖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出席会议。《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邓颖超等会见了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的亲属。 第三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是199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5000人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集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出席了会议。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社论《继往开来 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以上可见，新中国建立50年来，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外，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逢十纪念，国家都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大会。「最高规格」的标准为：是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席;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像这样50年一贯进行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中国共产党生日可以与之相比拟。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三、民间纪念热情高涨 方式多样
除了官方国家级别的纪念大会，社会上其他纪念活动也丰富多彩。中国人民银行推出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的纪念币;中国邮政的辛亥革命纪念邮票;香港的「孙中山博物馆」，广州、武汉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南京的「孙中山纪念馆」接连开馆，提供与之相关的大量文物和资料图片的展览;电视剧《孙中山》、《走向共和》、《辛亥革命》，电影《第一大总统》、《英雄喋血》等纷纷亮相屏幕，从人物成长、家庭变迁、时代背景等各个角度阐释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伟大事迹。
有关辛亥革命题材电影四、台湾「双十庆典」 更多轻松娱乐
对于海峡彼岸的台湾而言，「双十节」和「辛亥革命」具有不大一样的含义。台湾至今仍依照民国纪年，每逢「双十节」，无论是当局还是民间，都会举办一系列盛大的纪念活动。但相比于大陆对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严谨性和历史性，台湾地区的庆典活动基调则要显得轻松得多。辛亥革命纪念日，或者说是「双十节」，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是一场集体的狂欢，其历史意义或者政治意义已经被相当程度的淡化。
双十节的象征标志，为台湾节日期间常见的图案
每年的10月10日，台湾都会举行庆典，主要广场前会举办升旗典礼以及庆祝大会。庆祝大会包括各式游行及表演。到了晚上，则有焰火晚会。
2008年台北市政府举办的「双十节」升旗及慢跑活动 (图片来自互联网)
2010年台湾民众「双十节」游行 (图片来自互联网)
今年是辛亥革命纪念100周年，因此今年台湾的「双十节」庆典尤为盛大。而阅兵仪式就是此次的重头戏。9月20日上午，台军进行了「双十节国庆国防阅兵式」兵力预演，台湾自产雄风二导弹车、雄风三导弹车、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登场亮相。
阅兵预演现场(图片来自互联网)
除了此类大型活动，台湾社会各界都呈现出浓重的庆祝活动氛围。专门开设的纪念网站上公布了一系列品目繁多的纪念活动。艺术界将呈现百年经典戏剧，表演包含不同的文化视野，跨越族群、语言、年龄的隔阂。影视界将以两大主轴完成建国一百年纪录片。主轴一为孙中山先生纪录片，阐明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的梦想家精神;主轴二为「台湾岁月」纪录片，诉说百年岁月来台湾的变迁故事。此外，还将举办「双十节」市民集体婚礼、千人大合唱、台北马拉松比赛等系列活动。
（本刊实习生/ 张忞 综合）
辛亥革命：进步还是混乱？辛亥革命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它摧毁了已经走向了开明专制化的清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新体制。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多元议会政治模式，只不过是参与革命的不同政治势力为避免分裂而采取的特殊政治安排。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 [ 详细 ]
一、思考辛亥革命的不同角度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以往存在著两种史学解释框架，它们各自都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第一种解释框架可以称之为「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其要点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辛亥革命这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失败了，被代表大地主与封建复辟势力的袁世凯篡权了权力，于是中国进入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代。第二种解释框架可以称之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其要点是，辛亥革命是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历史里程碑，当代中国人应该继续先人遗志，将民主事业进行下去。
只有从长时段的视角，对辛亥革命的前因与后果作更广泛的考察，才能理解其实质意义与历史影响。在我看来，如果去掉人们人为地附加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意识形态光环，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它摧毁了已经走向了开明专制化的清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新体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用严复的话来说，是「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时代。这场汉族光复中华的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实在毫无关系，它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多元议会政治模式，只不过是参与革命的不同政治势力为避免分裂而采取的特殊政治安排。事实上，只要读一下当时人的回忆录，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排满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武昌与各地起义者大都对民主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兴趣。排满者汪精卫就曾说过，不管这个政权采取的是帝制还是其他体制，即使它引领中国富强成功了，都必须打倒。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下真的走向富强了，我们汉人就不得不永远承受它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汪精卫一语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满主义实质。
二、革命的轻易成功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清王朝是由人口极少数的异族统治极大多数人口的被统治民族的帝制王朝。一旦统治民族由于应对西方挑战无能，而使中国陷入深重的存亡危机之中，那么，这个统治民族的统治合法性就陷入危机之中。排满思潮一旦在受统治者中兴起，这种民族主义革命思潮对满清统治的冲击是致命的，理由很简单，人数极少的统治民族满族在亿万汉人中，如同汪洋大海上的孤舟一样，在排满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处于恐惧中的满族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是自动丧失了统治自信心，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武昌起义是由极端排满的少数军人发动的，清政府为了军事现代化，把各省最优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所以学军事的学生几乎毫无例外地受排满革命思潮影响。他们回国后就在新军里串连，形成军队内部的团体，而清政府对军队的组织控制制度极为粗放，居然对此毫无防范。到了辛亥革命以前，排满主义者已经取得了中级甚至高级的领导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起义者虽然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军事上的足够准备，没有有全国影响力的领袖，更没有治理国家政治经验，他们只不过一批充满敢死精神的热血青年。这些革命党的「乌合之众」一旦起来革命，清王朝统治阶层与旧势力的自信心实在太弱而自我解体。形影相吊的满人或清朝地方官员知道反抗是没有足够力量的，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各省就在排满革命思潮冲击下，形成连锁效应。22个省份有13个省在一个月里面全部起义成功。
只要读一些各省起义的回忆资料就很容易发现，各省起义几乎就是以下简单军事行动的重复：各省起义者实际上只要做成两件事，起义就成功了：先是占领总督府，再就是攻克军火库。于是大功告成。各地清军只要能保住他们本人与家属的身家姓命，就可以不战而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除了武汉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云南，这个省因革命而战死者仅160个人。上海的革命起义者两百人冲到江南制造局，上海就光复了，这种战斗，一般规模极小，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竟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
这种革命在各省可以看到革命者并没有民主诉求，国人并不是由于专制太深，所以要自由民主，其实清末新政时期已经是开明专制时代，百姓享有的自由程度远比后代人们想像得要高得多。例如军机处各位大员讨论的立宪大政的过程，几天后《东方杂志》上就会指名道姓地报道出来。就这种新闻报道的自由而言，决不亚于二十世纪最发达的国家，对于排满革命者来说，推翻清朝统治以后，各地取消了宣统年号，各自想出自己的年号，黄帝纪元，或孔子纪元，不一而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家看来，那是以后的事，当时的革命者，除了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团体有明确的民主诉求之外，大多数革命团体决不是预先想好了一个政体目标，然后考虑通过起义来实现它。
三、临时约法是导致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恶法」
一盘散沙状的革命者按常理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然而武昌起义居然成功了，这种起义成功之易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革命者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单独组织革命政府来整合社会，并进行治理国家。于是，武昌革命政府与各种势力实行大联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的选择。 首先，第一步是，武昌起义成功以后，湖北革命政府与南方起义各省为了防止全国分裂，于是模仿美十三个州独立的先例，由每个省各派出两名代表到南方开会，采取了美国式的联邦制的形式，因为这种松散的多元政治模式，是当时唯一可以把互不统属的独立各省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的制度安排。这种共和联邦制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不过是排满主义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其次，由于南方起义军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有力量进行北伐，军事上完全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于是不得不与北洋军政势力达成的妥协的办法，让北洋军事强人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在清退位后，由袁世凯担任中华国民正式大总统。
南北合作实现以后，由于南方起义的成果被袁世凯拿去，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袁世凯是「名实具归」了，他既有军事实力，又得了名正言顺的总统大位，南方革命者心理上当然不平衡，再说对袁世凯也不放心，在短短一二个月时间里，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设计了一套「临时约法」，用一种特殊的内阁制度来限制袁世凯。尽管宋教仁此前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采取集权制的好处完全了然于心，然而，为了党派利益，他与孙中山都放弃了原来坚决主张的、比较有利于政治操作的总统制。所有这一切「因人设法」的手段，都是出于对政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全国政治的有效运作。
这种临时约法下的内阁制的特点是，总统基本上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这样就可以把袁世凯架空。其次是，内阁虽然有行政实权，但却受到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的强力控制，国会则对内阁有著很大的控制权与弹劾权。另一方面，临时约法却没有给予总理反制国会的任何有效权力。当总理对国会的做法有质疑，却无权向总统申诉，总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利。这就意味著，由同盟会占多数的国会，从此可以有恃无恐，滥用自己的权力却不会受到总统、政府总理的反弹。在这种体制下，总统受制于总理，总理受制于国会，国会掌握在南方国民派手中，国会的权力却不受到制衡。临时约法体制是典型的「国会专政」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失去民主制衡的基本精神的、不合理的、缺乏内部平衡能力的体制。
当然，在西方议会政治史上，有些国家采取内阁制，国内政治也会相当稳定，其条件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同时就是内阁首长，这样，国会与内阁之间就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一致，内阁首相享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总统。例如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国会，本人又是内阁总理就是一个显例。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中国，南北妥协的产物只能是采取混合内阁，作为国会多数党国民党，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把国会当作显示威势的利器。例如，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只不过在就职演说时讲了自己从来不吃「花酒」之类的家常话，就被国会议员斥责为「庸俗不堪」，而把他提名的众多部长一律予以否决，弄得这位总理下不了台，只好灰溜溜辞职，造成一场内阁危机，在这一体制下，党派之争导致越来越大的政治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也为以后多次内阁危机与府院之争埋下了种子，这一点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
事实上，辛亥革命者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总统，就如同用一个」芦苇编的小笼子」去关大老虎一样不合理也不切实际。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的矛盾迟早必将发生，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正好为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派提供了理由与机会，老虎一旦发怒，把小笼子轻而易举地撕破，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废除临时约法，建立起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作为亚洲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新型威权主义政权，袁世凯强人政治曾经为全国统一并推进现代化事业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然而，一则由于袁世凯本人利令智昏地要当皇帝，二则由于取消帝制后袁世凯本人因尿毒症突然病故，此前袁世凯本人又没有预先确定最具执政威信与能力的段祺瑞作为新的总统来稳定社会，在此关键时刻，北洋军政集团为了与南方和解，共建统一中国，不得不接受了南方提出的重新恢复临时约法，并恢复旧国会的条件。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国人中只有极少数像严复这样的有先见之明的人，才意识到恢复「临时约法」这一恶法对中国政治的危害性，随著「临时约法」的恢复，南方势力再次控制了国会，此时的南方各派中的多数人，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样的质朴简单的种族革命者，而是一批在分裂状态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派系政客了。于是民国二年的议会危机再次重演：冯国璋总统无权，却可以干预内阁做事，段祺瑞内阁有行政权，也有军事实力，却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控制的国会，临时约法下的国会专制，再次变成关北洋「大老虎」的「芦苇小笼子」，国会任何举措都无法在体制内受到制衡，这样的结果，只要发生政见分歧，就在于势必发生府院之争，并进而因体制内矛盾无法通过制度解决而延伸到体制外，南北分裂再次出现。
整个清末改革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沿著这样的逻辑发展：清王朝专制帝国改革失败引发的排满思潮迅猛发展，由于满汉人口比例的悬殊差距，以及统治者失去统治自信而弱不禁风，辛亥革命轻易成功，由于排满革命在各地的多元性，只能建立联邦共和体制，其次，为了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又设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由此产生的结果，印证了严复当年所说的那句话：「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这是一种新旧制度规则都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状态，也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脱序」状态。此后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到北洋军阀混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临时约法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与碎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与辛亥革命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临时约法体制，又是南北统一带来南北矛盾的「因人设制」的必然结果，这一体制只能引发越来越严重的政争与分裂，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重新反思辛亥革命时，我们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超越出来，重新估计这场革命的真正历史后果。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 作者简介：萧功秦，男，西历一九四六年生于陕西西安，祖籍湖南衡阳。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一九七八年通过自学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八一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的大转型》、《儒家文化的困境》、《历史拒绝浪漫：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等。）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辛亥革命毕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普遍共识，它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 详细 ]
100年前，公元1911年10月10日，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领导新军在武昌举行起义，数日之内起义风潮迅速席卷各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油尽灯枯的清王朝应声倒地。这一年是中国纪元的辛亥年，这一次革命被称作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伟大革命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2000多年间，中国的封建社会跌宕起伏，历经多次国势兴衰、朝代更迭。明朝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可汗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自称大清皇帝。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清军乘机攻入北京，统一全国，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先后平定了各地的武装反抗，收复了台湾，对蒙、藏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国家。经过「康雍乾盛世」，歌舞升平的大清王朝开始由顶峰向下滑落。乾隆后期正值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的时期，欧洲、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热火朝天。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正在欧洲如火如荼，机器大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关门当皇帝的清朝廷对世界的大发展大变化却懵然无知，夜郎自大，被阻隔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之外。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率先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紧接著，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争先恐后疯狂地瓜分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清王朝的极端腐朽，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拥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曾经雄踞东方、睥睨世界的「泱泱大国」，悲惨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上至统治阶级中爱国的大臣、将领如林则徐、邓廷桢等人，下至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都开始寻找救亡图强的办法。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表明以农民为主的旧式的农民战争推不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戊戌维新运动和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说明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改良主义和洋务运动根本救不了中国。这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纲领，创办民报，组织政党，锲而不舍地先后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传播了革命的思想，造成了革命的气氛，激发了革命志士推翻大清王朝的勇气和信心。这是辛亥革命发生并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孙中山先生说辛亥革命「做成了两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满清两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国体根本改变。」(《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6页)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战争相比较，辛亥革命的斗争场景并不是特别的壮观与惨烈，但它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却不同寻常。辛亥革命的目标不只是推翻一个封建王朝，而是一次试图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攻击、用先进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社会制度的「革命」。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次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都是中国本土阶级斗争的反映，而辛亥革命是中国头一次受到世界潮流影响的革命。从此以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就不再是脱离世界环境的单独行动。
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宣布建立民国，推举孙中山担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孙中山迫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宣布独立的各省立宪派的压力，特别是国民党内部主张议会道路一派人的压力，于1912年2月13日提出辞职，提名袁世凯继任，此时距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还不到一个半月。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他在取得大总统权位以后，废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12月12日厚颜无耻地宣布接受推戴，当皇帝。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全国一派反对声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即黯然死去，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曾经说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陷于军阀的战乱，一部分边疆地区失控，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机兴风作浪，沿海、沿边许多地方被帝国主义侵占，民族危亡的局面没有丝毫缓解。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失败痛心疾首，他痛陈辛亥革命「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页)他指出，北洋军阀主宰的中华民国是假民国，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毕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普遍共识，它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经验教训。
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辟了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过后，民族危在旦夕、国家山河破碎、民众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无已。为了寻找国家的出路，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纷纷亮相。改良主义、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发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本质是维护封建制度，随著革命的进展，其主张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义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张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的影响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风起云涌的追求变革的浪潮中，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起点，并以此为主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人猛烈地抨击尊孔读经，坚决反对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纲常伦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陈独秀响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大声疾呼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唤起民族觉醒，追求民族的解放与进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社会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紧接著，陈独秀在《新青年》2月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强大的挑战。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新文学革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浩荡气势。毛泽东赞扬新文化运动「举起文学革命的两大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一些中国人以为这是一次伸张正义的会议，幻想著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能够获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个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没有给中国一点公道，也没有给予中国一点自主和尊严，不要说他们自己不肯放弃在中国攫取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就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割占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权，也被日本所攘夺。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赃物和由他们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权力的会议。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原来对西方鼓吹的公平、正义、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击得粉碎。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率先行动起来，敦促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标语，抗议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声讨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虽然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继续觉醒、继续奋斗的光辉历程。毛泽东分析了五四运动的队伍状况，指出：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发生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主张「全盘西化」，他们看不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依旧要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以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则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发表和出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相继建立，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者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受爱国学生运动的感召，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罢工浪潮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推动学生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它有力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标志著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实现独立和复兴的正确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新建立的国家制度完全仿效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建立两院制议会、选举大总统、组织政党内阁、实行议会政治等全套西方政治体制。有些人以为做到这一步，民主革命便算成功了，有的人热心于当议员，有的人陶醉于当将军，有的人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瓦解了国民党的组织，迫使孙中山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后来的实践表明，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移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全没有效力，帝国主义决不会允许中国独立，封建势力也决不会让人民自由，新老独裁者决不会给各种政党民主的机会。民主、共和的招牌只是每一个得势的军阀装潢门面的政治把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任何出路，根本行不通。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此前，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此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作为维护现行秩序的统治阶级，已经不具备革命领导阶级的性质，其理论也丧失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锐意追求科学真理、追求平等权利、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历史已成为明日黄花。中国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革命的对象，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发育不良，具有反抗内外压迫的革命性与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妥协的双重性格，无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中国实现独立和民主，只能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掀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开始创建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形成被后人称作「南陈北李」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当起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重任。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文化是五四运动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继续革命的正确选择。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路线。大会发布一系列决议案，要求「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进行反对封建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6页)同时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同上，第115页)这就明确地区分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与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同意加入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国共合作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以及中共发动工农大众造成的革命形势，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和新军阀破坏国共合作，采取剿杀共产党的反动政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杀。「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6页)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地革命战争及从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排除党内「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路线，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阶级力量、战略策略的光辉文献，是指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指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著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胜利完成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归国有，则标志著反对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也宣告完成。100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终于被彻底推倒，由辛亥革命开启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人们不难看到，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半封建社会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演进的。清朝末期，改良主义曾经大行其道，清朝廷办洋务、兴实业、废科举，改变满洲皇家和贵族垄断朝政的状况，任用并支持一批主张学习西方「长技」的满汉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充分说明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内外矛盾，没有力量打破封建军阀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不可能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问题，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段历史鲜明地揭示出一个至关重要、至为深刻的道理——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毫不气馁，继续顺应时代潮流走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十分感慨，他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赞赏俄国革命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晚了6年，却能先于中国而一举成功。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在于俄国有一个在列宁领导下的有远大理想的政党，在于这个党得到了劳农大众的支持。在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分化，孙中山由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家转变为拥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家，始终走在民主主义革命前列，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形成了一条中国百年革命历史的轨迹。这条轨迹令人由衷地信服：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文章来源：求是理论网 作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
辛亥革命：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一场「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按照这个定性，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成功的政权革命，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败」的问题。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为民主革命，就只能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也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败」的问题。但把辛亥革命说成失败的革命，显然是因为人们给它定错了位。「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这是对辛亥革命唯一符合现实逻辑的定位。... [ 详细 ]
肖勇先生在2011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辛亥百年："四个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一文，重复了一个最能表明中国人的学术智商在继续退化的结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遗憾的是，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完美实现。辛亥革命虽然学习西方国家，在亚洲建立了先进的共和体制，但这一革命果实很快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封建军阀割据等波折而落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一步相互勾结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头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辛亥革命真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辛亥革命真的是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吗?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吗?其革命目标真的没有完美实现吗?辛亥革命真的既成功又失败了吗?
义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永远再现于当前的精神活动中，历史只有与当前的视野对接时才能被理解。因此，历史也最有可能成为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的汇编。
然而，「迎合现在」不仅可能歪曲历史，也可能歪曲现在。我所主张的「冷酷实证」方法论认为：只有「把现在当成历史来研究」，才有可能更好地接近真相。在这个意义上，与克罗齐相反，「冷酷实证」主张「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主张把当前的一切问题都当成历史来研究，不要因为「改造世界」而牺牲「认识世界」，不要因为政治家的立场而牺性理论家的任务，不要因为「实证不足」就忙于「规范冲动」。行动家让「真理的向度」服从「实践的向度」，而「冷酷实证」的理论家则让「实践的向度」服从「真理的向度」。
第一，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卷入进去的革命，资产阶级也参与进去了，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很少，这是一场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全民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为了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就硬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因为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就硬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场民主革命。民主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目的，但却不是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在目标上，辛亥革命是政权革命、民族革命以及民主革命「三位一体」的统一。但更加重要的是，确定一场革命的性质，根本不能只看革命的目标，更不能只看革命中的一个目标，还应该看革命的结果。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各种野心家为了个人权位动机而参与革命和误导革命。革命目的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由革命的目的去确定革命的性质。
第三，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政权革命。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族振兴的任务;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民主巩固的任务。但作为一场政权革命，政权变革从目标到结果都完全实现了。
第四，辛亥革命是一场「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辛亥革命却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革命。中国历史上「朝代革命」之后的所有「政治惯性」都在辛亥之后再现，以至于辛亥革命变得几乎就像是一场朝代革命;革命之后，帝制确实已经不得人心，可袁世凯和张勋都闹过，而且专制和家族继承的旧戏也被后来的蒋介石演过。所以，逝去的也只是「帝制」之名，「袁家王朝」和「蒋家王朝」照样你唱罢来我登场。
但是，辛亥革命确实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即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中国也从此被彻底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了。尽管药可能没有换，但汤至少已经换了。所以辛亥革命已经不是一场传统的王朝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变迁」使旧的王朝革命变成新的政权革命。
第五，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大陆，真正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不能被抬高为「民族民主革命」，因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在革命之后根本没有变，而且之后的事态发展也只是「民族民主运动」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我们根本不能为了把之后的政权革命定性为「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就硬把辛亥革命定性为「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民主革命」。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只能是一场「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按照这个定性，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成功的政权革命，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败」的问题。中国人学术智商的继续退化，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造成的，是一种「规范冲动」造成的智力耻辱。
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为民主革命，就只能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也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败」的问题。但把辛亥革命说成失败的革命，显然是因为人们给它定错了位。「开启民族民主运动的政权革命」，这是对辛亥革命唯一符合现实逻辑的定位。
给辛亥革命定性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政治定性」已经不能再继续压倒「学术定性」了。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方绍伟)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辛亥革命乃是一场颇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来，模仿苏俄革命的1927年的国民党革命、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彻底」、更「不妥协」，也更加「成功。但是以一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辛亥革命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值得后人缅怀纪念之处，或许正是它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因为「彻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种乌托邦狂热病，而不妥协则意味著无休止的斗争、血腥的仇恨。... [ 详细 ]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颠覆清廷，终结帝制，创立中华民国。在实行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中国，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超越历史底线的巨大政治变化。巨大的变化要求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政治建设过程，需要完成十分复杂、非常困难的政治系统工程。然而，当时的人们及其「革命后代」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内，谁都没有做好面对这场革命的准备。对于革命将要造成的政治变迁，将要成就的历史功业，人们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革命胜利之后，人们还完全没有适应刚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却转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变化。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没，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继续革命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突然爆发而又匆匆结束的辛亥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场令人满意的革命。人们似乎全都对这场革命的结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党人不用说，他们虽然受到了民国的「优待」，无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丧、最落魄、最惨痛的一群人;立宪派人士、前清咨议局的议员们，他们虽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车，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后眼见英国式虚君共和梦想从此落空，这诚然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来自青洪帮、哥老会、洪江会的昔日革命兄弟，他们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贵，对革命党人如此不讲义气感到十分愤恨;而最关键的是，因为内外交困，有兵无饷，处境窘迫，孙中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其实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立宪派;因为被革命党穿了小鞋，不得不受「临时约法」的窝囊气，又因为被革命所切断的地方忠诚无法恢复，共和政府的中央权威远远比不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袁大总统其实也很恼火、很无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满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维持下去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这个片语通常指称那些政治激进人士--因这场革命的胜利才获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间，却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对这场革命痛加责难。而随著掌权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与失势的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议会政治迅速走向穷途末路，宪政运动遭受连续不断的重大挫折，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都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抱怨。
孙中山说它「尚未成功」，毛泽东说它「终于失败」，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与俄国十月革命大获成功的外来刺激相汇合，便无可救药地转化为继续革命、激烈革命、彻底革命的政治潮流。与俄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仅失败了，也早就「落后」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让「中国的先进分子」自惭形秽，愧不如人了。
二
然而，一百年过去，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其实，辛亥革命的果实相当坚固、非常结实。这革命果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窃取」。
革命之后不久，经过了悲剧式的袁世凯称帝、闹剧式的张勋复辟的回踩确认，人们发现，满清皇室和传统帝制确实已经在那场革命中走完了全程、进入了历史。它们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已经铁板定钉、无可变更。此后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哪怕在亿万愚民山呼万岁的举国狂欢中，哪怕是不可一世、无法无天的极权独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称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诞生的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受损的中华民国，虽然在不久后的激进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国大陆，却也并未消亡，仍然顽强屹立于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上。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与制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乃是一场颇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来，模仿苏俄革命的1927年的国民党革命、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彻底」、更「不妥协」，也更加「成功」：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统治，建立了专制党国;「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极权制度。不过，「彻底」只是相对的，北伐革命所实现的南北统一并不牢靠，它转瞬即逝、得而复失;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共产乌托邦则被实践无情证伪，已经被不体面地悄然抛弃。与这两场后来居上的更「彻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无实」、「不彻底」、「妥协」而闻名的颇为温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实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传承得更加忠实。我们得说，以长久效果论，妥协革命并不一定逊于「彻底革命」。三
中国是有所谓「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但辛亥革命迥异于既往「革命传统」：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经年累月，拖沓漫长，而辛亥革命从1911年10月10日首义发动，到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总共历时不过四个月，因革命时间很短，对经济基础的破坏、对国计民生的损害相对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农村、农民为主(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绝不是毛泽东首创，而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只是第三国际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局限于大中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一次纯粹城市革命，革命中乡村秩序未受破坏，阿Q们未曾得到革命的机会;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质极低的游民、灾民、「流寇」、「盗贼」和「神道设教」的秘密宗教、秘密会党成员为主力，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李闯、太平天国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则是教育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的新军将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残酷，杀伐过重，不但双方的武装人员相互杀戮，甚至不乏烧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国人口减半的惨祸(毛泽东在莫斯科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疯言狂语并非无因，倒是有历史依据的)，而辛亥革命的双方则相对克制，全国并无激烈战事发生，「停战」是那场革命的关键词之一。冯国璋火烧汉口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和反弹，武昌革命军屠杀满族妇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后遭到严厉禁止，说明革命的双方在面对敌人时仍有遵守文明准则、反对残忍暴行的道德愿望，这在其他的中国革命中不为多见，尤其在此后残忍暴虐的共产党革命中几乎绝迹;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告终，失败者即使放弃抵抗也难免人头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谈判桌上进行，其最终结局亦以契约形式确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前清官员、北洋军人、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一起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公民，而革命的敌人清室则受到了共和国的优待，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宗庙陵寝，永远奉祀」，这是对清廷和平交权的报偿，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事实上，作为契约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参与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
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获全胜、也未获全败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却人人都对革命不太满意，之所以革命体现出浓郁的中庸、妥协特征，此三者，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立宪派参与了、并且改变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轨迹。
清末立宪派既是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宪政新知的传播者，因为这一双面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中庸阶层，对激进派，他们训之以保守主义，对顽固派，他们导之以进取精神;他们曾经诋毁皇室、痛骂政府，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呼唤革命;他们转而赞成共和，但仍然反对穷追猛打、一往无前。他们又是天生的妥协派，对清政府让步妥协，对革命党也让步妥协，之所以让步妥协，是为了减缓对抗，削弱敌意，制止杀伐，让暴力破坏适可而止。
清末各省咨议局的成立、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使得立宪派成为舆论界、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成为一支可以相互策应的、有著松散组织的团体力量。武昌起义之所以完全不同于黄花岗起义，得以在一个多月里波及十五个省份，就是因为有各省立宪派的普遍参与。立宪派的普遍参与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结局大为改变。以「议和」而非「北伐」结束革命，以「拥袁」而非「拥孙」走向共和，这几乎完全是立宪派的思路，出于张謇、赵凤昌们的主张，以至时人戏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 立宪派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甚至「篡夺」了辛亥革命?一直以来，总有人指责立宪派是反革命，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人士确实以反对革命为基本政治立场。不过，立宪派对清政府腐朽无能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在事实上构成了对革命党的强大助力。有人戏称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来，也有人总是攻击立宪派「投机革命」并「与革命党争夺政权」，说「投机革命」是因为一向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精英在武昌首义之后几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汤化龙开始，几乎无一省革命没有立宪派领袖的直接参与和大力赞助。若将此突然的转变称为「投机」亦无不可，但此种「投机」却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革命速胜，结束乱局，恢复安定。至于「争夺政权」则多为污蔑不实之词，汤化龙、谭延闿、汤寿潜这些人加入省级革命政权均系革命军推举，有的还是革命军强拉入伙，以充门面，张謇、汤寿潜等人加入南京临时政府更是孙中山诚意相邀，与「争夺政权」毫无关系。辛亥革命由谁领导?标准答案是：孙中山领导。这说法也对也不对。若说是孙先生领导，恐怕也只是旗号上、名义上领导，否则孙先生何以事后埋怨「党魁则等于傀儡」?休论革命党内小团体众多、派系复杂，孙中山并无统一领导全体党人之能力(比如光复会一向反孙，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文学社也不服从孙领导)，即使孙中山可以领导全体党人，他又如何领导对革命局势同样举足轻重、或者更加举足轻重的立宪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大概不会呈现出那样一副温和的面貌，也不会成功得那么快捷，而尤其是不会以那样一种中庸的方式，产生那样一种妥协的结局。
五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简直就算不上一场革命。
毛泽东还说，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此导致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在他看来，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得说：辛亥革命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值得后人缅怀纪念之处，或许正是它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因为「彻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种乌托邦狂热病，而不妥协则意味著无休止的斗争、血腥的仇恨。
迄今为止，不彻底的、妥协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给我们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遗产，供我们继续享用，而辛亥之后陆续发生的那些貌似「彻底」且死不肯妥协的所谓革命，却只是让中国人民内斗了大半个世纪，死伤无数，破坏无数，留给后人的，除了生命财产的巨额负债，只有对丑恶暴行的惨痛记忆。
(来源: 共识网 2011-10-09 作者：杨光)
辛亥留下哪些遗产？辛亥百年的价值迷失
就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来讲，最为根本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商文明社会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蓄意混淆与拒绝承认。只有真正讲明白了这些并不十分复杂的普世性的文明观念和文明价值，辛亥革命100年来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于拒绝承认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骗局，才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彻底杜绝。... [ 详细 ]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社区届时将会有各不相同的纪念活动。在笔者看来，关于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必须要讲明白的。
一、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研究民国史最重要的是要区别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第一个民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立宪派方面的张謇、伍廷芳、唐绍仪、赵凤昌、熊希龄、汤化龙，革命政权方面的黎元洪、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缔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即使袁世凯称帝时号称的中华帝国，也是在法律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孙中山、黄兴等人1913年撇开自己参与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发动号称是「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是对于中华民国及其宪政制度最为严重的违法背叛。
第二个民国，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在苏俄方面的武装操纵之下，通过北伐建立起来的由国民党专制训政的不再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南京政权。这个新政权虽然沿袭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其国体事实上已经是彻底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华党国。蒋经国晚年在台湾实行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于第一个民国的制度回归。
第一个国民党，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从事议会选举的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是对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最为直接的否定和败坏。到了1919年，在中华革命党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已经不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议会政党，而是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并且要包办垄断国家政权的专制政党。
二、普世价值的混淆拒绝
就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来讲，最为根本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商文明社会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蓄意混淆与拒绝承认。早在孔子宣讲等级森严的农耕文明的《论语》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初步确立了工商文明的价值规范。简单说来，人类社会第一位的文明价值，是个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财产私有。第二位的文明价值，是发生交易行为的两个人以及多个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三位的文明价值，是在城邦社区的公共生活领域里逐步完善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协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说是三个人以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四位的文明价值是国家政权层面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也就是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这种价值观念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第五位的文明价值，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第六位的文明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和谐相处。
对于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最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第二讲」，其中讲到「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会的价值谱系里，国家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法人组织和法人实体，它既没有从事精神创造的脑袋，也没有从事男女性交的器官，更没有自由迁徒的双脚;自然谈不上只有个人主体才可以拥有的意思自治、财产私有的自由人权。国家与公民个人以及纳税企业、地方政府等法人实体之间的文明关系，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而限权分权的宪政关系，而不是「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之类无偿奉献的单向专制关系。只有真正讲明白了这些并不十分复杂的普世性的文明观念和文明价值，辛亥革命100年来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于拒绝承认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骗局，才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彻底杜绝。
三、文化大师之我见
1912年5月20日，孙中山的亲信、《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也就是后来的戴季陶，以《杀》为标题发表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带到法庭询问之后，罚了一笔钱就把他交保释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姓名改换成最高级别的某些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不可能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被秘密失踪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恐怖后果。从这一点就可以反过来证明，民国时代是有比较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的;但是，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戴季陶，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没有明确党派归属的鲁迅、周作人，都没有充当尊重和珍惜中国历史上最为稀缺的新闻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后，曾经享受和利用过新闻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胡愈之、罗隆基、储安平、周作人等人，要么充当了新闻出版方面的帮凶杀手，要么充当了政治牺牲品。总起来说，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的自由过度和自律不足;或者说是文化破坏有余而法制建设不足。
1913年5月22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针对因宋教仁惨遭杀害而引起的政治动荡，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可以止矣》，其中撇开当时的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前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主张以国民党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进步党方面的张謇(季直)为总统候选人。他对于蔡元培的评价是「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经典表白：「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要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把罪责推卸给其他人。这与国民党执政以来只允许自己革命而不允许别人反革命、只允许自己动手打人而不允许别人反动反击的单向维度的极端专制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时候被从英美等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徐志摩、陈源、石瑛、王世杰、丁西林、周鲠生等人形容为「费厄泼赖(fairplay)」的绅士风度。这样一种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鲁迅笔下却被妖魔化为充当帮凶的「正人君子」。鲁迅动不动就把自己不喜欢的本国人形容为狗与猫的反人道态度，反而受到国共两党所煽动操纵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的热烈追捧。鲁迅身边最为亲密的孙伏园、李小峰、高长虹等人，转眼之间就变成遭受打击的对象。就连与鲁迅婚外同居的女学生许广平，在《奔月》里面也被化身为遭受后弈愤而射杀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里「保卫苏联」的鲁迅，留给中共的更是一张把相互敌对的潘汉年、周扬一派人与胡风、冯雪峰一派人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
传统中国是一个严守身份等级的农耕文明社会，现代工商社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等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文化大师，就在于他们真正明白并且坚守了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像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那样的纯粹学术人，反而在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传播与坚守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师。像梁启超、鲁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陆的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无论他们写下了多少文字、宣讲了多少道理，他们在历史拐点上反复表现的大都是公然违背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自我败坏。不能因为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与打击，就把他们反文明的自我败坏神圣美化为什么大师。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缺乏法政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系统知识的文化名人，连最基本的历史脉络都没有看明白，却到处宣讲「民国范儿」。他们所张扬的显然是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田汉、郁达夫、胡风等人身上最低层次的自我败坏的「民国范儿」。而不是蔡元培、胡适等人身上体现出的与普世价值正常接轨的自我健全的「民国范儿」。就今天来说，大陆中国最能够被称为大师的文化人是贺卫方。尽管他偶尔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他对于现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法学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明白也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民国时代的蔡元培和胡适。除了贺卫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师还包括袁伟时、章诒和、何方、杨继绳、张思之、江平、资中筠、杨奎松、秦晖、茅于轼等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并不逊色于民国时代的文化贡献;他们所承担的政治压力和社会风险，却远远超过了号称是白色恐怖的民国时代。
（来源: 作者博客 2011-10-04 作者:张耀杰）
百年辛亥：棘手的遗产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两岸仍然抱著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对方一同举办纪念活动。从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它在两岸都从未被真正的纪念。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一起时，「一个中国」是成立的，当其中一个真的变成了台湾，中国离统一就越来越远了。因此，两岸渴求统一的人，必须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遗产。... [ 详细 ]
100年来，辛亥革命从未被忘却，甚至从来未被真正接受。
中国接触现代世界，始于1840年来自英国军舰的那声炮响。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那声枪响才是中国人真正奋起，主动迎接新世界的标志，它划破了古老帝国2000余年密不透风的皇权专制铁幕，真正在亚洲最大的国家开启了追求民主共和的历程，其伟大意义，堪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相提并论。然而，惋惜、质疑，甚至责难也一直伴随著它。日前，《社会科学报》社与九三学社中央《民主与科学》杂志社在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理论研讨会」。研讨会共吸引了来自民盟、民进、民革、九三学社等多个民主党派人士，以及来自两岸(大陆、台湾)三地(京、沪、台)的专家学者共计50余人到会。与会人士就辛亥革命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探讨，「革命是否成功」、「革命与改革的关系」、「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辛亥革命与两岸统一」等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革命打断了立宪的进程?
如果不是那一声枪响，打断了清廷的立宪之路，中国也向日本、英国一样走向宪政共和，那该多好啊!孙中山先生亲口承认，「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辛亥革命成功了吗?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表示，辛亥革命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它做出了很不一致的评价。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历史学家邵鸿表示，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评价较低，说其未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现在很多人又对清廷立宪的改革因素，非暴力因素和地方社会和平过渡的因素，给予很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时代。民主共和的潮流一旦涌起，任何人想走回头路都不可能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也认为，辛亥革命今年的讨论，有很复杂的思潮背景，「一是高度称赞君主立宪，甚至埋怨辛亥革命，称中国如果不是革命，也可能像日本英国一样，通过君主立宪更早走向民主共和。二是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说孙中山是汉奸，他原来驱除鞑虏，后来又提倡共和，出卖了汉室。」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说，人们在评价近代革命的时候，都说英国革命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好，中国革命更差，因为太过激烈。有的说革命不如反革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立宪派，立宪派不如老佛爷，老佛爷都已经开始准备立宪了，你们这不是捣乱吗?没准人家已经搞上去了。「这都是一种回溯性反差。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不能如果，也不能假如，更不能回溯，既然已经发生了，必须承认它，无数先烈选择了这条革命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全喜表示，很多人只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暴力因素，但清帝逊位，不是将王权交给一家一姓，而是给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是一种和平的「禅让制」。「中华民国」是革命派、北洋和清王室共同妥协又合力的产物，这就是留给今天最好的精神遗产。
在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中，改革输了
20世纪两个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均进行改革，印度进行宪政改革后，革命没有发生，改革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中国的清末改革则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有人据此反对改革，称如果改革，会动荡，会催化革命。北大历史学教授岳庆平说，从历史看待革命与改革，一定不能狭隘地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正面吸取教训，要从革命推动改革的角度来看，不能停止改革步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也扬认为，大量历史材料说明，提出改革时间表并未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一下子鼓舞了全国人民，人们重新喊出了「大清万岁」这样的口号。「我认为，走向革命主要是因为清廷对待改革没有诚意，有犹豫、摇摆、倒退，使得在宣布改革时间表时赢回的民心又渐渐的丧失了，导致最后革命跑到了前面。」
雷颐先生曾经提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王也扬表示，历史出现了某些惊人的相似，有学者概括现在中国又出现了革命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我们虽然崇拜革命，歌颂革命，但是我们崇拜和歌颂的是过去的革命，唱红歌就是歌颂过去的革命，而现在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在今天避免革命跑到改革的前面去呢?」张木生说，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只有进一步改革，才能告别革命。 邵鸿表示，辛亥革命中提出来「三民主义」作为民族的奋斗目标，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民族独立得以实现，民生问题有较大成就，现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任务是发展民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在一百年后回顾这一伟大运动时对自己的鞭策。」反思革命的意义在于镜鉴今天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长许耀桐说，现在学界对英法革命评价较高，而对中俄革命评价较低，革命后中俄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辛亥革命的意义可言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相媲美，革命为后来的改革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刘志琴表示，应重申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3000的历史巨变，建立中华民国，不可抹杀这个历史。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分权的夏商周朝都有超过600年的生命，而秦以来集权的王朝，都不超过300年，可见分权的王朝寿命更长。反思历史的意义在于镜鉴今天，这提示我们未来改革的思路——分权，「分权最好的办法是民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说，中国曾被称为「东亚睡狮」，一睡睡了数千年，孙中山他们醒来了，因此无论怎样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都不为过。今天我们也几乎有一种要「睡著」的感觉。为什么西方国家不会睡著?因为他们每4年或8年就要来一次民主活动——选举，有民主，想睡都睡不著，没有民主，这个国家一定要睡过去。
张木生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民批判的时代，也是一个掀起狂澜的时代，我们还碰到了这么大国际和国内问题，因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超越左右的冷静思考，「能够在平静的争论中给我们下一个时代一个振动最小的、非革命式的运动。」中国科协研究中心原主任袁正光也认为，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华民族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宪政的序幕，尽管一百年来遇到了很多波折，但新文化还将继续，科学与人文还在进步。
辛亥革命是两岸统一的共同精神脉源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三大变革是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那么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的三大期待应该是两岸统一、中国走向海洋以及制度人心文化思维的大提升。台湾著名作家与政治评论家郑浪平说，这三大期待的实现都离不开台湾回归，而辛亥革命是两岸走向统一最重要的心理认同枢纽。一定要承认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岸才能在辛亥革命这一点上找到共同出发点。但是100年来，特别是1949年来，分裂的祖国大陆和宝岛台湾当局都未曾正视过这段双方共同拥有的宝贵政治遗产和精神脉源。刘志琴也表示，建立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不能把中华民国忽视掉，「中华民国领导了30年代的经济建设，领导了抗战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台湾著名政治家、立法院前立法委员、新党党魁谢启大说，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两岸仍然抱著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对方一同举办纪念活动。从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它在两岸都从未被真正的纪念。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一起时，「一个中国」是成立的，当其中一个真的变成了台湾，中国离统一就越来越远了。因此，两岸渴求统一的人，必须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遗产。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刘序盾表示，辛亥百年纪念是凝结两岸共识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清楚的意识到辛亥革命时的理想目标哪些实现了，哪些还未实现，哪些至今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著当代中国，还在拖中国社会进步的后腿。
如何面对这份棘手的遗产?争论还将继续，中华民族也将在争论中逐渐清醒。米兰?昆德拉说，生命不可能再来一次，这预设了所有罪行和过失必将得到宽容，以致忘却。历史同样如此。纵使后人假设再多的可能性，历史终究不能从头来过。也正因如此，历史的激荡、回旋、摩擦、分裂，以至杀戮流血，最终都不得不被接受，并得到宽容。但人类，恰恰从不满足于仅仅接受历史，因为，历史的意义从未定格在过去，而是永远向著未来。
（来源: 中评网 2011-9-23 作者汪仲启为社会科学报编辑、记者 ）
辛亥百年：还有一半犹需忆保障我们的财富安全、保障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恢复世界经济的均衡，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课题。而这正是「辛亥精神」中更深层次的「民族」和「民权」。「辛亥精神」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半犹需忆!... [ 详细 ]
辛亥百年，世事沧桑。站在21世纪回望来路，不禁心潮起伏、思绪难平。
民主由此发轫
辛亥革命不仅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而且在思想领域引起深刻变化，赢得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涨和思想的极大解放。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它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悲惨的历史命运，没能实现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中华民族依然在复辟闹剧和军阀混战中徘徊，中国人民依然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但辛亥革命毕竟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使20世纪的中国第一次发生了伟大转变。
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感慨万千。金冲及先生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充分肯定其伟大的历史功绩，认为它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事业的继承者。
也有不少前辈和专家学者把冷峻理性的眼光从辛亥革命延伸到中国此后的民主革命，提出令人深思的观点。李维汉同志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反封建只做了一半，应该补上这一课。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李维汉同志的观点虽然并非直接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但把「扫除封建残余」的艰巨任务放在更加深远的社会背景加以考察，认为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却是极其深刻、极有见地、极富启发意义的深刻思想。它不仅洞悉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剖析了整个民主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局限，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和由衷赞赏，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宝贵的精神资源和面向未来的重要视角。
1980年，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对「扫除封建残余」问题作出深刻、系统、全面的论述。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还有一半犹需忆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非常有必要认清我们社会经济的现实，然后对照孙中山由辛亥革命提出「民族、民主、民权」的「辛亥精神」，思索未来的方向。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经济全球化并未导致全球一体化繁荣，而是产生了新的不平均衡，新的不平等——新的两极化世界经济格局已经产生——美国利用美元掠夺全球财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不断以邻为壑，全球化已经成为绑架新兴经济体的帮手，十多亿中国人用数十年心血积累的财富，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
从现实来看，全球财富目前不是越来越均衡，而是越来越集中。
根据法国《论坛报》援引欧洲研究机构的报道，目前全球财富仍然集中在西方七国集团手中。报道援引德国Allianz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差距仍十分巨大，北美、西欧和日本拥有全球85%的财富。全球人均金融资产(不包括地产)排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瑞士、美国、丹麦、荷兰、日本、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加坡，其中，列第1位的瑞士人均资产为16.4欧元，第2位的美国为10.2欧元。列第39位的巴西人均收入为0.4万欧元，列第42位的中国人均收入不到0.3万欧元，离世界平均水平1.8万欧元尚有较大差距。
如何摆脱中国经济的代工地位?如何实现民族经济的自主科学发展?如何摆西方世界预设好的经济模式，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决策的头等课题。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拜年，我们想到了「民主」，更想到了「民族」和「民权」。
既然民生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保障我们的财富安全、保障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恢复世界经济的均衡，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课题。而这不正是「辛亥精神」中更深层次的「民族」和「民权吗」?
今天我们深刻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抚今追昔，我们赫然发现：「辛亥精神」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半犹需忆! （本刊记者/裴泳翔 综合）
辛亥革命纪念馆
关于辛亥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不管怎么说，辛亥革命毕竟改变了很多：男人剪掉辫子，从此改头换面;女人不再缠足，终于可以大步走路;人们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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