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 爭論與改變——▲405《深度中國》中國新聞週刊2011
總第405期2011-10-09百年辛亥 爭論與改變
導語：
辛亥革命改變中國：男人剪掉辮子，從此改頭換面;女人不再纏足，終於可以大步走路;男女差別縮小，可以一起坐車還能牽手逛街；禁除鴉片，再也不做「東亞病夫」；人們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詳細]
辛亥百年，滄桑歷史。
今人記憶中的辛亥總是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國人知道那場革命趕跑了皇帝，實現了共和。模糊的是對亥革命史實、性質、革命遺產等總是觀點林立，莫衷一是。
對於革命史實，因為以往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書寫的，這樣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現了一個側面，可能有誇張、有虛構，自我表揚的成分。今天我們來看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許多歷史事實都還沒有搞清楚，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歷史敘事。
對於革命性質，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有不少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
從革命後果看，不少人認為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 。辛亥革命推倒了封建皇朝，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普遍共識，它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也有人認為它摧毀了已經走向了開明專制化的清王朝，卻無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會的新體制。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多元議會政治模式，只不過是參與革命的不同政治勢力為避免分裂而採取的特殊政治安排。這場革命很不幸地成為二十世紀政治中國碎片化的歷史大災難的起點。
關於革命成功與否，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乃是一場頗為成功的革命。以一百年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來看，辛亥革命的最大優點，也是它最值得後人緬懷紀念之處，或許正是它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因為「徹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種烏託邦狂熱病，而不妥協則意味著無休止的鬥爭、血腥的仇恨。也有不少學者認為辛亥革命只是一場成功的政權革命，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為民主革命，就只能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
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臺灣海峽兩岸仍然抱著各自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對方一同舉辦紀念活動。有學者尖銳的指出從辛亥革命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而言，它在兩岸都從未被真正的紀念。因此，兩岸渴求統一的人，必須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遺產。
但不管怎麼說，辛亥革命畢竟改變了很多：男人剪掉辮子，從此改頭換面;女人不再纏足，終於可以大步走路;人們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辛亥百年變局辛亥百年變局
從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後的中國所走過的道路，就是從農業文明社會向工商業文明社會演變的路徑。今天我們來看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許多歷史事實都還沒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歷史敘事。因為以往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書寫的，這樣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現了一個側面，可能有誇張、有虛構，自我表揚的成分。... [ 詳細 ]
編者按：本文作者傅國湧，當代中國知名知識分子，主要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分子命運史、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近代企業傳統，善於以客觀全面的視角解讀歷史。本文是作者2011年2月在紹興南方書店講座錄音整理。 在這個寒冷的夜晚，我們圍著火爐來聊一個這麼大的話題。在這個時代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因為我們一般都是談房子、車子，很少來談一百年，談革命，談宏大的歷史變遷這樣沉重的話題。如果我們的人生當中只有那些輕鬆的話題，那麼必將被那些沉重的東西壓死。沒有沉重的就沒有輕鬆的東西。我們擔負那些沉重的東西是為了讓我們真正地生活得輕鬆。
這個沉重不是我帶來的，而是一百年中國的歷史帶來的，因為一百年給中國人帶來的一切後果都是我們今天在承受著的。我們說房價很高、社會很不公平。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的問題，教育的問題、醫療的問題、體制的問題，馬路上塞車的問題，這些問題看上去都很具體，都很孤立，似乎是各個方面單一的問題，但是它們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後的問題，這個背後的問題不是今天產生的，而是一百年來、兩百年來、四百年來，甚至更長的一千年來，造成的問題的總和。美國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史景遷，他寫過一本書在耶魯大學等大學裡作歷史教科書，叫《追尋現代中國》，這本書中國大陸也有中譯本，但這個中譯本只有薄薄的一冊，我一開始覺得怎麼史景遷寫的書這麼差，跟我說想像的史景遷不是同一個人。後來我在香港的書店裡發現了臺灣翻譯的《追尋現代中國》，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刪節後的一小點。因為史景遷的現代中國把起點放在1600年，終點放在2000年，他寫了在這四百年中，中國人是怎樣擺脫古代一步步走向現代這個過程。他寫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們在大陸看不到，因為大陸的一本不會譯後面部分，它只譯到1911年，後面最重要的、寫了兩本多的都沒有翻譯。我看了那三本書，知道史景遷把現代中國的起點放在十七世紀初，也就是滿洲人入關前在東北做準備的那個階段，而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從五四、辛亥以後開始的，他的時間尺度更大。
這些年來我寫過很多關於變與不變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來變與不變》，是2010年2月寫的，我在其中提出了這麼一個觀點：什麼是變?什麼是不變?首先我要對「變」作一個界定，「變」不僅僅是「突變」、「巨變」，一夜之間的戲劇性變化，那麼今天的中國大陸沒有發生，甚至海峽對岸的臺灣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一次巨變，它也是漸變。也可以是另外一種變法，是「演變」、「漸變」、「緩變」。後者可能更是常態，而巨變、一夜之間的變化不是常態，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漸變、緩變、演變。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達詔書宣佈退位的120天來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劇變。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國一百年來看，它的變化是一個過程。就象一棵樹被搖倒，中間有一個搖晃的過程，太平天國搖一次，戊戌變法搖一次，八國聯軍搖一次，立憲運動搖一次，最後辛亥革命搖一次，清王朝這棵樹就倒了。所以我說「變」不是一個結果，「變」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把「變」理解為一個過程，我們每一天都處於歷史的變化當中，我們每一天都不可能踏進前一天，因為這一天已經過去了，它已成為歷史，事實上我們每一天都在經歷著變化，都處在深刻的變化當中，問題在於你如何去看這個「變」。這個社會當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為扮演的社會角色不同、所處的社會階層不同、掌握的社會財富不同，他們佔有的社會資源不同、機會不同，對未來的預期也絕不會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資源的人一般來說他們不願意變，他們希望保持不變、停滯的狀態是最佳的，因為對他最有利。而處於比較貧窮的狀態、比較失落的、比較底層的人希望變，他們希望大的變化給他們帶來機會，窮人希望分富人的錢、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財產，中國一貫以來有這樣的傳統。所以我們才會有一次又一次的農民暴動，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只是複製了前朝的輪迴，沒有本質的變化，因為在制度上沒有變化，沒有生活方式的變化。一個時代最重要的東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質。如果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變了，制度不能適應這種生活方式，這個制度一定是千瘡百孔，一個指頭隨便一捅就是一個窟窿，很快就會出問題，今天不出問題，明天也會出，事實上每天都在出問題，不斷地在出小問題。據統計，晚清最後幾年發生的「民變」(就是羣體性事件)到處都是，尤其長江中下游各省。我們今天比那個時候多多了。據官方統計，現在每年發生的都在十萬起以上。因為中國大陸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萬起的羣體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為灑落在各個角落，我們生活的範圍也未必輪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們還能安靜地生活下去。這種環境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員也不安全，人人都覺得未來沒有安全感、不可預期。這是晚清時候人們對未來的一種判斷。
對於辛亥革命，一開始我更關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寫《主角與配角》的時候，關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宋教仁、蔡鍔、梁啟超、康有為、陶成章、章太炎，這些人都是當時的重量級人物。後來我逐漸發現，光是關注這些人物的作為，還是無法判斷當時的歷史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態。我開始留意當時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態，那個時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種地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從事工商業的只是社會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們的工業總產值在經濟的比重中大概只佔了12%，那時的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人們還是按照農業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不僅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從這一點來看，跟秦始皇時代沒有根本上的差別。我們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經擁有了手提電腦、無線電話，擁有一切在秦始皇時代所沒有的東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領域，人們今天所擁有的權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間跟秦始皇時代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是一樣的。很遺憾，人們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樣生活在馬鈴薯式的生活當中。馬鈴薯式的生活是馬克思所說的，他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裡的馬鈴薯，每一個馬鈴薯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馬鈴薯都是一個一個的，不會融合在一起。孫中山講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子，還是不夠準確，沙子放在一個麻袋裡還可以是沙袋，是一個整體。馬克思說中國人是一袋馬鈴薯很準確。馬鈴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說每個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當中都等於零，每個人都等於零。這就是中國人千年相續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國，辛亥那個時代，隆裕太后、攝政王載灃，還有幼兒皇帝宣統，他們面臨的情況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了非常嚴峻的程度，社會變革的呼聲非常高漲，社會中最有思想、最有頭腦的精英都在要求進行體制變革。歷史教科書一般不提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兩年不到的時間內，中國曾經發生了四次國會請願運動。國會請願運動的推動者是當時的士紳階級。士紳階級是當時中國的頂樑柱，是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是讀過書、家裡有錢、有地的人。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擁有秀才以上的科舉功名，或是留學日本回來，或在國內的新式學堂畢業，換句話說都是有學問的新舊讀書人。這些人在清朝垮臺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種與他們的祖祖輩輩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們最主要的一個要求就是開國會，把皇帝變成一個虛君，由國會來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他們看到1905年在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小日本打敗了大俄國，這對中國人的刺激特別大。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因為體制問題。俄國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權制，而日本是君主立憲制，明治維新以後確立的君主立憲制，天皇虛位，國會掌權，這樣的體制是現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動員資源，能夠在經濟上、社會上促進國家發展的一種體制。他們認為學習日本是最佳的。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中國的讀書人——紳士階層都向朝廷施加壓力，要求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而朝廷方面事實上已經作出回應。1906年，慈禧太后在離世之前兩年，已經下達了一個預備立憲詔書。以往我們常聽說慈禧太后的立憲是假的，是為了挽救統治者沒落的命運，所以要搞一個假的預備立憲，是為了欺騙中國人民。相隔一百年，我們回過頭來看，其實根本不需要去猜測慈禧太后的動機，不需要猜測是真的假的，因為詔書已經頒布了，改革的行動已經展開了。事實上各個省都已經成立了選舉產生的議會叫諮議局，就是說地方議會已經成立了。國會雖然沒有成立，一個具有國會雛形的資政院也已經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諮議局推選出來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欽選，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會。但諮議局是選舉出來的，參加選舉的人口比例雖然很小，只有相當於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權。為什麼只有千分之四呢?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條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財產有關，要有舉貢生員以上的科舉功名，或在國內外中學堂以上畢業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動產5000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營業資本或不動產的。具備這些條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為選民。中國人有一個習慣的觀念就是錢財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記要這張選票就要承認自己有多少錢，他們寧願放棄選票也要保住家裡的財產安全。真正去登記成為選民的人都是因為受教育的程度這條夠得上，參加選舉的人數很少，但是選舉是真的。1908年各省諮議局議員的選舉，選出來的那些人都是當時社會比較認可的精英，平均年齡只有40多歲，大部分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這個選舉大致上符合當時全世界的選舉慣例，我們考察英國、法國、美國的早期選舉都有財產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沒有一個國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選，都有一個一步步開放的過程。美國的這個過程經歷了將近三百年，英國從1215年《大憲章》到婦女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也經歷了漫長的600多年。當時的中國能有這樣一種技術性安排來逐步開放民主選舉，讓中國人有可能嘗試一種新的公共生活方式，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們以往很少留意這樣的進步，對其重大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們在關注辛亥革命時也只關注革命黨人。今天我們來看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許多歷史事實都還沒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歷史敘事。因為以往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書寫的，這樣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現了一個側面，可能有誇張、有虛構，自我表揚的成分很大，由國民黨人書寫的辛亥革命史，和後來由自稱繼承了孫中山遺志的共產黨人書寫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為它只說出了他們經歷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黨人提供的單方面事實是不夠的，因為它完全地排斥了當時的中產階層、紳士階層、官員階層、新興的工商業階層對那個時代的貢獻，它只強調了革命黨的貢獻。其實，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現在它的侷限上，以前我們總認為侷限是個貶義詞，其實侷限是個中性詞。有限革命在我看來比無限革命要美好，因為它是有節制的，破壞性不強。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壞，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壞性的天才，從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黃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個比一個破壞性強。洪秀全只佔了一個小縣城永安，就分封諸王，老婆就有36個，打進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殺了二萬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蹟遭到嚴重毀壞，諸子百家、歷代書籍都遭禁止、焚毀。這樣的破壞性天才，中國幾千年來都不缺，給中國帶來的毀滅也是巨大的。中國缺的是建設性的人，像張謇、盧作孚這些建設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們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把革命無限擴大到社會層面，沒有把整個社會結構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範疇裡面。它只要達到一個目標，就是改變政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改變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馬，換成共和制，這就是它的目標。達到這個目標，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為這一天皇帝詔曰：要退位了，中國變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變了，革命的目標就達到了。這個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如何產生的，靠的是有節制的討價還價，妥協、對話、相互讓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個社會砸爛了重新來過，最後達成一個雙方都不是最滿意，但都可以勉強接受的結果。南北和談的結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凱來做總統，革命黨人結束南京臨時政府。這個結果雙方都不滿意，妥協的結果是誰也沒有絕對的決定權，都要受到對方的制約。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往往會覺得很不過癮，對於妥協產生的、沒有絕對權威的、沒有絕對權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滿意的，這樣的結果太令人遺憾了。但恰恰是這種遺憾有可能能給中國人帶來一種新的生活。當然，結果被逆轉到了另一個方向上去，這不是我們今天講辛亥的話題，那是一個更大的話題。
但是從辛亥當時來說，通過談判、妥協打出一個政治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為止也還是絕後的。
從辛亥當時來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們也覺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們認為自己對老百姓還是很好的，三百年來有很多的仁愛德政施給中國老百姓，憑什麼要把他們趕走下臺呢?他們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袁世凱也不願意，他手裡掌握著中國最強大的陸軍，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後一家獨大。革命黨人更不願意，他們更願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為了無遺憾的中華民國締造者。沒有一種政治力量滿意這個妥協的結果。但是恰恰是這個妥協的結果對整個中國來說是最佳的。最佳的結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滿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強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個人意願達到利益最大化。這就是嚴復講的「邊界」。邊界在哪裡?規則在哪裡?共和、民主就是規則。這個規則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我說，辛亥革命的結果是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國不是打出來的，而是談出來的，是對話出來的。它是通過南北和談談出來的。南北和談也有兩個，一個是面上的，一個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紹儀之間的談判，是文人之間的。另外還有一個是武人之間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黃興派出的代表顧忠琛，他們私下達成了五條協議，決定讓清廷下臺，讓袁世凱出山，中國建立共和體制。這是他們的談判達成的。這些和談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發生過。以往都是用武力解決的，最極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張獻忠爭天下的時候，因為李自成先進了北京城，先稱了帝，張獻忠認為自己的機會被奪去了，他非常生氣，今天看來仍然令我們瞠目結舌。他要把四川人殺光，殺到後來，自己也被殺了。他的邏輯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這些老百姓留給李自成，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惡例。魯迅多次提到這個例子，說明中國人還沒有為一種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準備，我們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殺人文化，我們不相信、不喜歡、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法則，只願意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們才會總結出人世間最精鍊的一句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那時中國哲學的最高典範，這是幾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經典表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打破這句話，就永遠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們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繼續停留在古代。
我們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剎那，在短短的120天當中，中國發生了許多陳勝、吳廣時代、黃巢時代、李自成時代、洪秀全時代沒有發生過的事，就是尖銳對立的雙方可以坐下來，用和平、對話的方式來解決政治的出路，這是以前所沒有的。在那以後有過好幾次，但都沒有成功。那一次是談成了，這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因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這個開頭就標誌著政治文明的曙光開始照到這塊古老的土地，中國同樣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來解決政治的紛爭，解決不同政治集團、利益集團之間的分歧。不同的集團、派系存在著分歧，甚至尖銳的矛盾，這在任何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很正常，關鍵在於用什麼方式解決分歧、矛盾，這才重要。在古希臘就有公民大會，在中國只有殺人，每一輪殺人都是從精英開始。所以，為什麼中國人過了多少年長進都不大，與我們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關係。每一輪政治風波都是把最優秀的大腦從肉體上消滅了。辛亥革命也殺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滿清大臣願意為這個王朝殉道。當這場革命發生以後，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族們，真正願意為這個王朝殉葬的人寥寥無幾。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多享受著高官厚祿的人到危機來臨的時候，竟然只有那麼鳳毛麟角的幾個人願意與它共存亡，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帶著金銀珠寶小老婆逃跑。第一個逃跑的是湖廣總督瑞澂，第二個是湖南巡撫餘誠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撫、將軍都把逃命作為第一選擇，真正願意捍衛朝廷的只有守衛南京的張勳，還有一個退位的前陝甘總督升允，忠於清廷的人把他視為第一忠臣。清廷宣佈退位以後他還不肯放下武器，戰鬥到了最後一刻。但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臺的時候是稀里嘩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員往往是靠送禮行賄上來的，都是讀書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惲毓鼎說過，一個國家依靠這樣的人能不壞事嗎?當時那些通過科舉考上來的御史、翰林對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們手中無權。凡是行賄上來的人掌權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額行賄的錢撈回來，而且要大大地撈回來，遠遠超過投入，因為這是一項投資。這個政權掌握在這樣一些人手裡，到了危機的時候是沒有人出來捍衛它的。武昌首義的消息傳到北京，攝政王下面就數慶親王奕劻官最大，錢也最多，是中國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選擇是先到銀行去提現款，這樣一來金融就出現了問題。因為大家一看慶王爺都拿錢準備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錢。這是當時發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難，不到兩個月時間，從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員加上家屬有四十萬人，連貨船都用來運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麼講究、臉面都顧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兩個，一個是往天津租界跑，一個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沒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國飯店躲，或者乾脆躲進外國人在北京開的醫院，或者外國人租住的房子裏。整個北京幾個月之間亂成了一鍋粥。當時漢人當中最有錢的人是盛宣懷，世人都認為這場革命是他引發的，因為他要把鐵路收歸國有，引發了四川保路運動，導致了武昌事變，資政院認為他應該被殺頭。他的人頭雖然被外國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個京官，卻連路費都沒有。因為籌不到路費，等了一個多月，最後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塊大洋才逃出來。北京亂了，上海也亂了，整個中國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亂到什麼程度呢?胡適那時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他哥在上海工作，給他寫了兩封求救信，讓他從美國借一點錢寄來。可見當時整個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無論是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北方在袁世凱控制下的政府都處於巨大的財政危機當中，缺錢是他們的第一個侷限，沒有軍餉、糧食怎麼打仗?第二個侷限是雙方的軍隊都沒有足夠的力量能把對方打敗。這是軍事上的侷限。財政上的侷限、軍事上的侷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侷限就決定了雙方都沒有一統江山的本錢、實力。既然沒有，只好坐下來談一談。侷限不是壞事，有時能導向和平。絕對的暴力常常會導致壞結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絕對的暴力，那麼這一方就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沒有人可以約束它。 辛亥革命前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向好的方面發展的軌跡，這種軌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1860年代中國向外國人學習造洋槍洋炮開始的，然後開辦工廠，製造日用工業品比如紡紗織布，開辦新式學校，開辦出版社、報社、銀行，這麼一路過來所積累的文明基礎。從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後的中國所走過的道路，就是從農業文明社會向工商業文明社會演變的路徑。農業文明社會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農業國都是君主制，這種選擇是正常的，農民需要一個皇帝，這樣的制度與農業國家也許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國家都誕生在海洋文明國家，是以商業文明為主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逐漸向非農業文明演變，產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這跟當時整個中國的時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過頭去看，中國在政治制度的演變上可以說是失敗了。雖然在辛亥革命這一輪我們創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後來從民國變成了軍國到黨國，我們走了這麼一條道路，從家天下變成了黨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們失敗了。但是晚清以來，在其他領域的實踐都成功了。這五樣東西可以充分地標誌當時的社會轉型是成功的。第一樣是學校，從無到有，中國在1902年以前沒有學校，只有私塾、舊書院，只讀四書五經，完全是應付科舉的。科舉直到1905年廢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學校產生了，為什麼慈禧下決心廢掉科舉?其中有一個背景，科舉不廢除，老百姓不願意讓孩子去新式學堂讀書，跟科舉制度不接軌。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凱、張之洞這些人的建議徹底廢除了科舉制。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書是1904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最新教科書》，從小學第一冊到高小都有，橫跨所有的學科，完整，系統。大家可能知道，中國的教科書不僅是依靠中國自己的優秀讀書人，張元濟、蔡元培、高夢旦等，而且還靠日本人。我們的教科書參考了日本教科書的經驗。曾參與編過日本教科書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審定教科書的的人都被商務請過來，一起參與編寫了中國最早的教科書。所以中國受日本的影響是特別的深。深到什麼程度呢?就是我們今天使用的話語體系最終都沒有使用嚴復翻譯過來的體系，而是使用日本轉譯過來的體系，如「幹部、羣眾、政黨、政治、邏輯、社會學……」這些都是從日語轉譯過來的。我們今天使用的語言、概念有許多都是日本轉譯的。嚴復是英國留學回來的，他用最古雅的話語對接西方文明。嚴復把「社會學」翻譯成「羣學」，「經濟學」是「計學」，「權力」是「羣己羣見」，他獨特的翻譯可能更精確，但最終沒有被廣泛地接受。包括教科書都是，但是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中國幾大民營出版社所編輯的中小學教科書達到了成熟的一個階段。《新學制教科書》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痕跡，跟整個文明世界是在一個水平線上的。從形式到內容，跟當時的社會和孩子的年齡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國的教育走上了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北京大學也是在這個階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學在京師大學堂時期很差，蔡元培當校長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後這個年代成熟的。我們今天回看中國的教育傳統，這個階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這半個世紀是最佳的，真正能成為這個民族棟樑的都是在這個時期受過教育的人。對最近十年以來獲得過最高國家科技獎的得主的學歷進行統計發現，幾乎或者說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極少數尤為年齡偏小沒有在1949年以前受過大學教育，但已經完成了很好的中學教育，在1950年代初讀的大學，大部分後來又去西方留學，獲得過學位。這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也許只舉一個學校的例子就足夠了，西南聯大，它培養了許多在各個領域最頂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學上的，還活著的翻譯家何兆武，自稱是西南聯大最普通的學生，經常在窗口聽聽課，他本來是學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終成就卻在翻譯上，他只是到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的課堂外面去聽過一點點，但那一點點就夠了。西南聯大當時最好的就是可以隨便聽課，學文科的可以去聽理科，學工科的人可以去聽文科的。西南聯大出來最有成就的人都是離開了中國大陸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兩個在文科上頂尖的在美國，一個叫何炳弟，一個是楊連生。何炳弟的學術水平比餘英時還要高一點，但他缺乏社會關懷影響力不如餘英時。但何炳弟是世界頂級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問題，光地方誌就看過2500種，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這些人都是西南聯大畢業的。西南聯大哺育了一個人叫鄒讜，他的爸爸叫鄒魯，鄒讜在大陸曾經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國頂級的社會學家。西南聯大出去的人裡面當然也包括楊振寧這些人，還有在數理邏輯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國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頂級的，我們今天絕對哺育不出這樣的人。不是我們人不行，而是整體的教育環境出問題了。要重建這樣的環境需要非常漫長的過程。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國曾經達到過一個巔峯狀態。
在出版業上，民國時期幾乎沒有什麼有大影響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業在整個出版業所佔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務印書館始終是龍頭，加上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基本上就壟斷了中國的出版業，這幾家通通都是民營出版社。中國的報業到《大公報》達到巔峯，是當年最好的報紙。以《大公報》所代表的中國傳媒業在民國時代達到了一個最佳狀態。那完全是以民間報紙主導的一個新聞格局，一次次的打壓、關門甚至殺人都沒有改變整個格局。民國殺了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沒有改變民間報紙佔主導地位的格局。我們譴責殺人者，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時代的新聞空間依然是民間主導、官方為次，無論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還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這些黨派報紙不是當時的主流，這是當時的一個真實狀況。
在金融業方面，在國民黨掌控金融之前，整個金融業都是以民營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資本，從企業上來說基本上是民營企業一統江山，所以才會有榮氏兄弟、範旭東、盧作孚這些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當時都稱王的，這個叫「紡織大王」、那個人叫「棉紗大王」、這個叫「火柴大王」，那個叫「化工大王」。那個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會就叫你什麼大王，這些稱呼的背後就是社會對這些人的尊重與尊敬。
從工廠、銀行到報紙、學校、出版業，整個社會開始從古老的農業文明轉向一個新式的現代文明，這一步到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我們講辛亥的百年之變，政治上是失敗的，但在社會上沒有失敗，至少當時沒有失敗，是以後才失敗的。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的兩個新階層——知識分子和企業家被連根拔起，整個社會打回前現代去了。
一百年我們走了一個輪迴，1979年以後，又要請資本家回來辦企業了，知識分子也是生產力了，但僅僅是生產力而已，還不是他自己。餘英時先生十年前寫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紀中國最大的問題概括成這麼一句話，就是讓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出局，讓邊緣人掌握了權力，成為新階級，然後摧毀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傳統，和一百年來在西方文明影響下生長出來的，一個具有現代特徵的民間社會，我們重新回到了什麼也沒有。在這個基礎上面，中國要回到現代文明，餘英時說在廢墟上重建難度太大，「我不樂觀」。中華民族在20世紀殺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來在五千萬到七千萬之間，這個數字是比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萬，抗日戰爭死了兩千兩百萬，文革和內戰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華。就象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覺民之類的都是留日學生、知識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藥包的都是這個民族最有學問的人。紹興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學的一樣手藝就是製造炸彈，汪精衛是留日學生的精英，寫得一手好詩，又是一流的演說家、政論家，但他選擇的行為是拿炸藥包去炸攝政王，這事無論成敗他都必死無疑，回來純屬意外，是清朝不願意殺他。清朝不願意殺人，所以它的下臺也比較體面。我忍不住要讚美隆裕太后幾句：隆裕太后簡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歷史的危機關頭，既能考慮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斷然決定接受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要挾，也能顧全中國人民的性命和財產安全，放棄統治權，接受一年四百萬兩白銀的退位安排。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最高統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這樣，在她之前沒有，在她之後也沒有。如果說有也是在臺灣，就是蔣經國，比她更體面。隆裕太后的這種選擇就表明一個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體面地下臺的，並不是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終的。以往我們看歷史時，因為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場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個庸人，當然這也不能說不對，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個比較無能的人，但無能不一定就是壞事，有時也可以轉變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為，有時候無為就是好，該無能無為的時候就要無能無為。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統治者的一念之差，將決定歷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臺的選擇本身還是不容易的。餘英時先生接下來說了一句話：21世紀中國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題目就是重建中國的民間社會，重建被連根拔掉的那個民間社會，重建新的「商務印書館」、新的「西南聯大」、新的「南開中學」、新的「浙江興業銀行」、新的「大公報」……我們要更多的建設而不是更多的破壞，用更多的建設來開始民間社會新的道路，我們要對話不要對抗，我們不要暴力要和平，我們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們每個人都會參與歷史，但參與歷史有三種方式，不參與也是一種參與方式，這是一種消極的參與方式，一種是積極的參與方式，還有一種介於積極與消極之間的，沒有人能超越於歷史之外。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不是由孫中山一個人寫的，也不是蔡元培他們幾個人寫的，是的，他們很重要，這麼重要的辛亥人物紹興就出了四個——蔡元培、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紹興很不簡單，在扭轉歷史的關鍵時刻貢獻了那麼多重要的革命黨人，還貢獻了一個魯迅。一個地域可以決定一個國家，一個人可以決定一座城市，江蘇南通幾乎是張謇一個人所決定的，所以，一個人如果積極地介入歷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極地介入歷史，即不參與歷史，雖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變著歷史的生態。沒有人能置身於事外，因為這塊土地既屬於你也屬於我，沒有人能超越於歷史之外，因為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將變成明天的歷史。一百年後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鎖定在秋瑾、徐錫麟、蔡元培他們身上，而是漸漸地把目光投向了當時的普通人，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裡，他們在歷史上同樣不是可有可無的。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羣角」。中國畸形發達的東西就是主角意識，甚至連想當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說一個人真心實意地願意成為羣眾演員。其實舞臺上沒有羣眾演員這個戲是演不成的，羣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羣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戲是演不成的，也是沒看頭的，還是需要很多的人來參與，因為歷史更多是由羣角來書寫的。羣角意識就是公民意識，這是中華民族最匱乏的一種意識。一個社會能否順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價、不經過大規模動蕩的和平轉型，就是要依靠民間社會的進一步的發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羣角意識的新一代公民，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地改變歷史，支撐起一個現代制度。一個現代的制度、一種現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們每一個人去創造，光靠主角與配角是創造不出一個現代社會的。這是辛亥百年變局留下的一點教訓。
（來源：愛思想網 根據作者傅國湧2011年2月在紹興南方書店講座錄音整理）
秦暉：辛亥百年的複雜結果人們常認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憲就是「改良」，而且人們似乎都認為，深刻的變化肯定是劇烈的，實際上，歷來變革的深刻與否，與變革方式的慘烈與否都是兩回事。實事求是看歷史，要建立自己的敘事體系，不能只是把歷史弄成一團亂麻就完了。... [ 詳細 ]
辛亥百年，人們已經寫了浩如煙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們依然還有太多的話要說。一百年來，在國難當頭、強敵入侵時，人們為「民族」而戰鬥;因積貧積弱、溫飽難求故，人們為「民生」而拼搏;當國家自立、國民脫貧後，對「民權」的追求又強烈起來。只要民主前賢、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實現，「辛亥情結」就會一直縈繞在人們的心頭。
近代中國的發展非「三階段」而是「兩條線」
過去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許多細節不甚瞭解，予以辨析絕對是必要的。但是過去對這段歷史的大背景也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描述，這恐怕更應該反思。
例如，過去人們常從「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於是流行一種「三階段」的敘事：洋務運動時國人熱衷於船堅炮利，學習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國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學習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則達到最高層次，開始「改造國民性」，學西方的「文化」了。
這種把「文化」列為最高層次的「三階段」論反映了一種文化決定論的觀點。但它未必符合事實。筆者曾指出：其實鴉片戰爭後一些先進國人對西方「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產生羨慕，並不晚於國人重視器物層面的「船堅炮利」，而像劉錫鴻那樣反感西方「器物」，卻對西方「政教」私下稱羨不已的現象也並不罕見。但是，最為重要的反證應該是太平天國：作為基督教這一「文化」在華造成巨大影響的事件，太平天國早在洋務運動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責怪民初新文化運動反儒。其實太平天國對「儒家文化」的極端排斥和禁毀，對「基督教文化」的狂熱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稱為「激進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要激烈得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太平天國在「器物」和「制度」兩方面卻沒有什麼「進步」可言。
我把「選擇什麼」稱為文化，而「能否選擇」稱為制度，我以為這樣的理解是符合人們常識的：愛喫中餐和愛喫西餐是文化之別，但飲食自由和飲食管制是制度之別;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別，但信仰自由與神權專制是制度之別;擁戴聖賢和擁戴能人是文化之別，但是否有權選擇擁戴者(是否民主)，則是制度之別。從這個角度看，太平天國「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卻實行中世紀式的神權專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現代化」運動。
30多年後的義和團，「奉旨造反」，大鬧京師，對與西方有關的一切，從「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鍋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於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連聖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直到「唸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之列，也不是空穴來風的。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整一個「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於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洪秀全們要把「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強加於中國人，而老佛爺慈禧則絕不允許中國人試試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並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說更像難兄難弟了。聯繫到後來的一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顯然，與「三階段」說相反，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更像是「兩條線」：在一條線上人們不斷地折騰「文化」，不斷地在「西化」與「反西化」之間反覆。太平天國搞「西化」，義和團「反西化」，新文化運動再一次提倡「西化」，但當時的「反傳統」按王元化先生的說法卻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紀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開始反「資本主義」(歐美)，接著反「修正主義」(蘇俄)，「文化大革命」原說是「封資修」一齊反，看來是要徹底「虛無」了。但是到了「文革」後期忽然大搞反孔揚秦、批儒捧法，出現全民讀《韓非》、全面大「專政」的奇觀。到了改革時代，先是撥亂反正，出現「荊軻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後來又「三十年河東」，形成「荊軻頌秦王」的「傳統熱」，一直到現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與此不同，另一條線就沒有這樣折騰，但也充滿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現代化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現代化。鴉片戰爭後就出現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擺脫秦漢以來的「大盜-鄉願」之制，實現古儒「天下為公」理想的呼聲。到了戊戌，開始了以「孔子改制」為輿論準備而以學習「西法」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運動。但是，「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劉錫鴻語)，此種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容改革。他們的倒行逆施不僅斷送了體製革新的一次機會，而且直接導致了庚子國難。 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並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後，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於「文化」，而在於專制制度。辛亥革命比戊戌變法要「激進」，但兩者共同點都是針對制度而非「文化」。筆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稱為「反法之儒」引進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嘗試。到了辛丑國恥後，辛亥革命前，由於國難日深，也由於日本變革的影響等原因，人們對「反法之儒」的興趣漸消，而學習西方，實行憲政、革命成為思想界關心的重點。但是那時也並沒有反儒非孔之說。
辛亥前中國經歷了基督教迅猛發展的時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黨，從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孫中山，到武昌首義功臣孫武、吳兆麟、蔡濟民、熊秉坤、彭楚藩與劉復基，據考證都是基督徒，甚至還有基督教中國籍神職人員和司牧組織也積極參與了革命。但是，無論革命運動或者立憲運動，本身都並無宗教色彩。孫中山的著作中經常稱引「天下為公」之類的儒家經典，革命黨人中也有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還有號稱「革命和尚」的釋太虛和蘇曼殊、鐵禪等佛教徒，在寧波等地，一些寺廟還組織了「僧軍」參加革命。可以說，當時人們關心的是專制還是民主，而對信基督、佛陀還是信孔孟並沒有看得多麼對立。
辛亥革命時期是民族主義高昂的時代。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滿興漢」，而立憲派的民族主義比較重視國族意識，強調在列強瓜分危險中追求中國的自立。但是無論反滿興漢還是國族自立，當時都沒有被與尊崇或禁絕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為一談，很少有人認為信基督還是信孔孟與愛國還是賣國有什麼關係。當時作為民族認同象徵的主要是一些符號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謂「漢衣冠」。從革命前的剪辮易服開始，恢復、振興「大漢衣冠」的呼聲一度高漲。武昌首義後的軍政府門衛穿起宋代武士裝，錢玄同則在浙江軍政府任職時穿上他特地考證出來並自製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這一切都出自自願，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當時並沒有什麼人主張實行民間服裝統一或服裝管制。而他們透過這些認同符號凝聚「民族意志」後所要實現的，則是每個國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權利和國民整體(國家)的對外主權，而不是什麼宗教、學派和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同一個人，身穿「漢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揚自由民主，學術上熱心國學研究，政治上為國人內爭人權、外爭主權，都是完全正常的。
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都有反思，但幾乎沒有人喜歡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也沒有人欣賞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國」，儘管孫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對於「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辛亥時代的人們批評就嚴厲多了。尤其是革命黨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滅洋」。鄒容在《革命軍》中抨擊道：義和團屬於「野蠻之革命」，它「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為國民添禍亂」。魯迅則認為「義和團起事」是「康有為者變法不成」後「作為反動」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顯然，與所謂「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階段說不同，晚清中國人實際上經歷的探索過程是「西化」-「反西化」-「現代化」。在經歷了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文化」浩劫之後，辛亥革命成為一場純粹的「制度革命」，它既無「西化」色彩，也無「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頌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價值、是現代化(尤其是政治現代化)。
辛亥之後：民國歷史的正反兩面
談辛亥革命的意義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為開端的民國時期。但如果說中國人無論兩岸對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對民國的評價可就天差地別了。
應該說，這兩種極端的評價各有其事實依據。一方面，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給人以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實上從清帝遜位到「二次革命」、護法戰爭爆發，辛亥革命「勝利」的喜悅幾乎倏爾而逝，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戰爭、革命、抗戰、內戰，整個民國時期嚴格地說沒有真正的和平歲月，「黃金十年」也不過是戰亂較少而已。而這十年之後就出現了毀滅性的連續12年大規模戰爭。於是有人說「辛亥革命是20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
這種說法，顯然是過分了。實事求是地講，我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大亂，沒幾次比清亡後的災難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憲政民主本來就是要終結這種「治亂循環」的週期性災變，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週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清失其鹿最後是國共逐之，我國傳統時代改朝換代都這樣，未必是搞了共和之過，更不是由辛亥革命「開端」的。用傳統的說法：清祚已歷270年，「氣數已盡」，沒有辛亥它就能傳承永久嗎?事實上太平天國戰爭就意味著清朝已經進入末期。我國歷史上的王朝要麼在大規模民變中直接崩潰，要麼民變被鎮壓後，鎮壓者成為軍閥寡頭，王朝演變成羣雄逐鹿狀態。黃巾之亂後的東漢、黃巢之亂後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也同樣，太平天國之亂後從湘、淮成系，發展到庚子時的「東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各省獨立?本來已是末世趨亂，民國不過是未能止亂、以「真共和」替代這種王朝循環而已，遺憾應該，苛責則不必。 以憲政取代專制是政治現代化的邏輯必須，但憲政之路不好走。世界史上「封建」傳統的民族(如歐洲、日本)通過君主立憲實現憲政的成功率較高，而像中國這種中央集權帝國，君主立憲少有成功。立憲不成，革命發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後人也沒有必要強分對錯。實際上那時立憲派與革命派也沒有過去說得那麼對立。過去為鼓吹革命就要痛罵立憲，現在有人為肯定立憲又痛罵革命，同樣都是片面的思維。歐、日各國走君主立憲之路，也未必一帆風順。最順利的英國也折騰了幾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說，明治維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曇花一現，很快演變成軍部專政，不要說給日本，給世界都惹下大禍，後來還是在美軍佔領下回到憲政之路的。中國辛亥革命後憲政沒能紮根，重演了歷朝的亂世，所謂「寧作太平犬，不為亂世人」，說是水深火熱也不為過，這是一個面相。但是辛亥以後的中國進步，這就是民國史的第二個面相了。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也播下了種子。經濟上在戰亂不斷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最高水平的發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時期完全處在和平中的印度慢，應該說也是很難得的。儘管這個最高水平未能維持，到民國末年又因毀滅性戰爭而崩潰到廢墟狀態，但以此種戰爭廢墟來抹殺整個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是不公平的。外交上從南京政府「改訂新約收回利權」的「革命外交」到因堅持抗戰贏得國際尊重，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強」之一，當然更不用說當年新文化的風起雲湧和傳統國學的雲蒸霞蔚，這也都是事實。
尤其是民國時期儘管兵燹不斷，天災人禍深重。然而與歷史上「亂世」人口往往要損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民國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人口「亂世增長」。民初到抗戰前人口增速超過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據侯楊方推算，1911-1936年間全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儘管抗戰時期又一次導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達5.4億。
獨立自強：民國歷史的第三面相
除了以上兩個面相，還有耐人尋味的第三個面相：它始於民國，但它確實體現了一種從民國以迄於今的連續性。
傳統上我們對於「舊社會」有個官定的說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半殖民地」意味著「半獨立」，而「半封建」意味著「半資本主義」。按通常的說法，1949年以後「半獨立」變成了全獨立，「半資本主義」卻沒有變成全資本主義，而被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所取代。
擺脫「半殖」的過程：1928年開始的「改訂新約，收回利權」努力雖然阻力重重，仍然取得進展，如實現了關稅自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列強競相廢除租界和在華特權。抗戰末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常」之一。戰後中國軍隊入越受降與法國抗衡，支持越盟坐大;控制了中緬邊界的果敢與「1941年線」外大片地區，更不用說收回臺澎，我國對南海諸島的控制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而1949年後，我國恢復和平，大陸統一，國力逐漸增強，這都為進一步強化中國國家權益和國際地位創造了重要條件。
至於「半封建」，經濟上如果指的是土地集中和租佃制，那麼它在民國時期一直處在逐漸萎縮中，除國共兩黨激進程度不同的土地政策影響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兵荒馬亂和土地負擔沉重也使得地主經營困難、土地趨於分散，而且分散的程度可觀。說到「半資本主義」，從甲午戰爭到抗戰前它應該說有了相當發展，當時「洋務」型的官辦企業在萎縮，而外資和中國私營企業(即「民族資本」)成長很快，抗戰前已佔工業資本的94.2%.儘管外資與「民族資本」在政治方面被賦予不同意義，但它們經濟性質相同。而國營企業(時稱「官僚資本」)僅有5.8%的份額。
但抗戰開始後就發生了轉折：戰時國家壟斷和「資源委員會經濟」擴張，民營企業戰爭中損失慘重，外資中的西資外撤，日資(敵產)和未內遷的淪陷區民營企業(戰後大量被指為「逆產」)被沒收，這些「國進民退」政策使國營工業在抗戰結束後已佔工業資本的一半，超過了外資與民營，這意味著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轉型。 上述趨勢中，從「半殖民地」走向獨立自強應該是公認的進步。關鍵詞：認識辛亥的一些邏輯關係
1.「細節」與「大局」的關係
通過「細節」辨析來質疑「宏大敘事」是個很好的辦法，但也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弊。如辛亥革命，就不必迴避宏觀。歸根結底，論述重大歷史變革是不能不考慮宏觀背景和宏觀進程的。
2.歷史與現實的關係
歷史對現實的啟示主要是價值觀和智慧積累方面的，歷史不能給我們開出現成的藥方。而現實的主張也不能用於剪裁歷史。不能現在主張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張「繼續革命」就要痛罵晚清的立憲一樣。今天我們以「事後諸葛亮」的身份評論革命，並不是為了指責當年的人們是阿斗，而是為了我們自己不要變成「事後阿斗」。歷史不能輕言「必然」和「必然不」，已經發生不等於必然發生，沒有發生也不等於必然不會發生。我認為清末和平立憲可能性很小，辛亥革命不能否定。
3.不能「只破不立」
實事求是看歷史，要建立自己的敘事體系，不能只是把歷史弄成一團亂麻就完了。
4.關於「革命」
人們常認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憲就是「改良」，而且人們似乎都認為，深刻的變化肯定是劇烈的，實際上，歷來變革的深刻與否，與變革方式的慘烈與否都是兩回事。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1-10-8 作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
辛亥革命改變的十大社會風俗男人剪掉辮子，從此改頭換面;女人不再纏足，終於可以大步走路;人們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 詳細 ]
1、剪掉辮子：男人從此改頭換面
1912年3月5日，大總統孫中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當時，革命黨人視蓄辮為清王朝的惡政，是滿洲貴族奴役漢人的象徵。"剪辮文"規定："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違法論。"那時候，各地都掀起剪辮風潮。有詩說："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於途；瞥見豚尾及鋒試，道旁觀者拍手呼。"失去辮子，人們一時難以適應這種變化，於是，時興起戴帽子。名揚四海的盛錫福帽店就創建於1912年。據說，當時盛錫福日夜趕製帽子，仍然供不應求。
2、不再纏足：女人終於可以大步走路
1912年3月13日，大總統孫中山令內務部通飭全國各省勸禁女子纏足，"勸禁纏足文"指出："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從此，女子纏足惡俗逐漸廢絕。
纏足，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便有記載，不過那時只存在於個別"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後主令宮人以帛纏足，舞蓮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後，隨著綱常禮教束縛的加強，纏足便成為婦女應該普遍遵守的規矩。因此，放足也就成為婦女從封建桎桔下解放出來的重要標誌之一。在此以前，雖有個別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維新派也曾在許多地方設立禁纏足會，但象臨時政府這樣，自上而下大規模地禁止纏足，卻是歷史上沒有過的事。
3、換新衣服：中山裝替代了小馬褂兒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總感到西服式樣繁瑣、穿著不便，而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又不能充分體現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於是，他以當時日本流行的學生制服為基樣，請裁縫設計製作了一套新式服裝，上衣把立領改成直翻領，前身開四個口，裝上四個兜，每個兜上加一個"倒山形"的兜蓋；褲子前面開縫，用暗紐，左右各有一個大暗兜。這套新式服裝就叫"中山裝"。它的最大優點是實用、方便、美觀，衣兜裏可以放鋼筆、筆記本等用品。中山裝很快受到羣眾的普遍歡迎，後來成為中國官方的禮服。
4、改稱謂：不再叫"老爺"請叫"先生"
資產階級革命派要求保持著形式上的平等，而反對封建制度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因此民國官民之間、上下級間、人民之間，如何稱謂，孫中山也非常重視，他在以大總統名義頒布的命令中說："官廳為治事之機關，職員乃人民之公僕，本非特殊之階級，何取非分之名稱。查前清官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等名稱，受之者增慚，施之者失體，義無取焉。光復以後，聞中央各地方官廳，漫不加察，仍沿舊稱，殊為共和政體之玷。嗣後各官廳人員相稱，鹹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
5、不再跪拜：平等就是不要卑躬屈膝
跪拜之禮，是一種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禮節，反映了人格上的極不平等。而這種禮節和資產階級的人權說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上，孫中山即提出廢止跪拜禮，規定普通相見為一鞠躬，最敬禮為三鞠躬。這一提議得到全體代表的贊成通過。此後，鞠躬禮便逐步流行開來。
6、男女無別：可以一起坐車還能牽手逛街
舊時達官貴人、士紳商賈多以轎子"肩輿"代步，男女不同乘。辛亥革命之後，坐新交通工具成為時髦，男女同車而行亦為時髦，最終解構了轎子所形成的隱性社會等級秩序。當時的上海，"有乘各式汽車、馬車、電車者，有乘轎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攜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車左擁右顧疾馳而過者"。至此，雖有力挽舊秩序、護"輿制"官威者指斥為有傷風化，亦已無力迴天。
7、公元紀年：採用陽曆與世界接軌
孫中山當選大總統後，很快提出改用陽曆案。當時有人反對，說：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孫中山說：孔子是殷的子孫，他反對周曆，可當時又不能提出用殷歷，所以才主張"行夏之時"。我們的始祖軒轅氏以冬至為歲首，而現今世界流行的陽曆，以冬至後第十日為歲首，兩者相近，還是用陽曆比用夏曆好。最後，多數代表贊成孫中山的意見，通過了改用陽曆的提案。
8、改良新劇：女伶也可以參加公演
辛亥革命期間，新劇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宣傳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民國初年，孫中山揮毫書寫了"改良新劇"四個大字，贈給新劇藝術家黃喃喃，促進了戲劇事業的發展。那時北京劇壇很保守，旦角一律由男的扮演，根本不許女人登臺演戲。天津離北京很近，由於它被闢為商埠，受西方文化影響，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那裡就湧現出一批女伶。1912年，著名京劇演員俞振庭借改良新劇的東風，邀請天津女伶赴京獻藝，開女伶在北京劇壇公演的先例。隨後，一批又一批的女伶進軍京城，給北京劇壇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9.禁除鴉片：再也不做「東亞病夫」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是堅決的禁煙派。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出的嚴禁鴉片令中說："鴉片流毒中國，垂及百年，沉溺通於貴賤，流衍偏於全國，失業廢時，耗財殞身，浸淫不止，種姓淪亡，其禍蓋非敵國外患所可同語。"他"為此申告天下，須知保國存家，匹夫有責，束脩自好，百姓與能，其有飲鴆自安，沉緬忘返者，不可為共和之民，當諮行參議院於立法時，剝奪其選舉被選一切公權，示不與齊民齒，並由內務部轉行各省都督，通飭所屬官署，重申種吸各禁"。他還提出要求說："尤望各團體講演諸會，隨分勸導，不憚勤勞，務使利害大明，趨就知向，屏絕惡習，共作新民，永雪亞東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
10.不再三妻四妾：一夫一妻流行走來
辛亥革命衝破了封建宗法，帶來了婚姻觀唸的變革。三妻四妾不再受法律保護，愛情至上成為年輕人的追求。中國人傳統的封建婚姻家庭觀點是現成的：包辦、買賣、強迫性質的婚姻；辛亥革命主張的婚姻自由。首先提出的就是愛情，婚姻成為自主感情的一部分，批判封建的貞潔觀，允許離婚。過去那種由父母安排的、媒婆介紹的、甚至買賣的、包辦的婚姻都廢除了，一夫一妻變成一種時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要求婚姻有自主能力，這個要求不僅要求男人，還要求女人，紋綉登報與溥儀皇帝離婚的新聞，這是當時的頭等大事，轟動一時。
一夫一妻和婚姻自由的觀念深入人心，婚禮從形式到內容也明顯接受了新式風習，人們把這種新婚俗稱作"文明結婚"，並最終形成現代婚禮儀式的雛形。（本刊實習生/萬傳亮 綜合）
辛亥革命：紀念方式的演變從民國到現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方式變化。... [ 詳細 ]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成立湖北軍政府。之後全國各地相繼響應，不到兩個月，全國有十四省宣佈獨立，清朝統治土崩瓦解。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該年以干支計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因此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特別訂定這一天為「國慶節」，也稱為「雙十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定為「辛亥革命紀念日」。
一、民國各派系 紀念基調大相徑庭
民國是一個動蕩的年代，民國時期對於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氣息，而不同的派系則將不同的政治思想灌輸其中。
民初執政北京的北洋系，對辛亥革命的態度頗為曖昧迂迴。1912年「雙十節」，當時北京政府國務總理趙秉鈞代表袁世凱恭讀祭文，只以「時會既開，國風丕變，帝制告終，民豪聿見」數語，表現民國肇建過程，肯定諸位烈士終結帝制之功，對民族革命幾乎不提。事實上，北洋系在辛亥革命的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
【湖北民眾團體歡迎孫文】民國元年4月11日中山先生出席湖北十三個民眾團體聯合歡迎時合影。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藏 (圖片來自「孫文學校網站」)
隨著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定位之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一些發揮。1927年《上海民眾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得辛亥革命的性質中多了反帝內涵。
【廣州中山紀念堂建設中】廣州中山紀念堂建於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年(圖片來自「孫文學校網站」)
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也發表了告民眾書，其中指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發動羣眾。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合，促成革命的成功，給予了充分肯定。 二、新中國成立 紀念等級堪比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有關辛亥革命的逢十紀念大會共有5次：1961年10月、1981年10月、1991年10月、2001年10月、2011年10月。
1951年，由於新中國成立，國內社會經濟局面千瘡百孔，百廢待舉;同時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國民黨殘餘勢力的反撲，也令國家政權面臨嚴峻考驗。此外，就當時的海峽兩岸關係的現實來說,，10月10日的紀念活動在政治上也具有相當的敏感性。因此，1951年辛亥革命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在中國大陸地區並沒有舉辦。
第一次正式舉行大規模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在1961年10月，辛亥革命50週年。10月9日，北京各界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紀念大會，各地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以及在北京訪問的駐華使節參加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席會議，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此前的10月7日，辛亥革命50週年紀念籌委會邀請各地來京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談，表示了對辛亥革命老人的熱情關懷和禮敬。出席會議的老人共48位,其中有擔任武昌工程八營共進會總代表、在武昌首義中打響第一槍的熊秉坤，辛亥革命時擔任秦隴復漢軍炮兵司令的朱敘五，參加過黃花崗等戰役曾任滬軍司令的黃一歐(黃興的兒子)，擔任過廣州護國軍旅長和廣州西路軍軍長的伍毓瑞等。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郵票1971年10月，辛亥革命60週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緊張歲月。9月13日林彪在陰謀敗露後出逃，飛機在蒙古國境內失事。此時全國政情高度緊張，中央政府無暇舉辦有關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
第二次舉行大規模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1981年，這是辛亥革命70週年。「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全國進入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新時期。198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集會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鄧穎超、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等出席會議。《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社論《統一祖國 振興中華———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鄧穎超等會見了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的親屬。 第三次舉行大規模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是199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5000人在奧林匹克中心體育館集會紀念辛亥革命80週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國務院總理李鵬等出席了會議。10月10日的《人民日報》在第1版發表社論《繼往開來 振興中華———紀念辛亥革命80週年》。
以上可見，新中國建立50年來，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外，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逢十紀念，國家都以最高規格舉行紀念大會。「最高規格」的標準為：是指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席;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發表講話;《人民日報》發表專題社論。像這樣50年一貫進行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國共產黨生日可以與之相比擬。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三、民間紀念熱情高漲 方式多樣
除了官方國家級別的紀念大會，社會上其他紀念活動也豐富多彩。中國人民銀行推出辛亥革命九十週年、一百週年的紀念幣;中國郵政的辛亥革命紀念郵票;香港的「孫中山博物館」，廣州、武漢的「辛亥革命博物館」，南京的「孫中山紀念館」接連開館，提供與之相關的大量文物和資料圖片的展覽;電視劇《孫中山》、《走向共和》、《辛亥革命》，電影《第一大總統》、《英雄喋血》等紛紛亮相屏幕，從人物成長、家庭變遷、時代背景等各個角度闡釋這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以及孫中山的偉大事蹟。
有關辛亥革命題材電影四、臺灣「雙十慶典」 更多輕鬆娛樂
對於海峽彼岸的臺灣而言，「雙十節」和「辛亥革命」具有不大一樣的含義。臺灣至今仍依照民國紀年，每逢「雙十節」，無論是當局還是民間，都會舉辦一系列盛大的紀念活動。但相比於大陸對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的嚴謹性和歷史性，臺灣地區的慶典活動基調則要顯得輕鬆得多。辛亥革命紀念日，或者說是「雙十節」，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是一場集體的狂歡，其歷史意義或者政治意義已經被相當程度的淡化。
雙十節的象徵標誌，為臺灣節日期間常見的圖案
每年的10月10日，臺灣都會舉行慶典，主要廣場前會舉辦升旗典禮以及慶祝大會。慶祝大會包括各式遊行及表演。到了晚上，則有焰火晚會。
2008年臺北市政府舉辦的「雙十節」升旗及慢跑活動 (圖片來自互聯網)
2010年臺灣民眾「雙十節」遊行 (圖片來自互聯網)
今年是辛亥革命紀念100週年，因此今年臺灣的「雙十節」慶典尤為盛大。而閱兵儀式就是此次的重頭戲。9月20日上午，臺軍進行了「雙十節國慶國防閱兵式」兵力預演，臺灣自產雄風二導彈車、雄風三導彈車、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登場亮相。
閱兵預演現場(圖片來自互聯網)
除了此類大型活動，臺灣社會各界都呈現出濃重的慶祝活動氛圍。專門開設的紀念網站上公佈了一系列品目繁多的紀念活動。藝術界將呈現百年經典戲劇，表演包含不同的文化視野，跨越族羣、語言、年齡的隔閡。影視界將以兩大主軸完成建國一百年紀錄片。主軸一為孫中山先生紀錄片，闡明孫中山先生百折不撓的夢想家精神;主軸二為「臺灣歲月」紀錄片，訴說百年歲月來臺灣的變遷故事。此外，還將舉辦「雙十節」市民集體婚禮、千人大合唱、臺北馬拉松比賽等系列活動。
（本刊實習生/ 張忞 綜合）
辛亥革命：進步還是混亂？辛亥革命是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
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它摧毀了已經走向了開明專制化的清王朝，卻無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會的新體制。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多元議會政治模式，只不過是參與革命的不同政治勢力為避免分裂而採取的特殊政治安排。這場革命很不幸地成為二十世紀政治中國碎片化的歷史大災難的起點。... [ 詳細 ]
一、思考辛亥革命的不同角度
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以往存在著兩種史學解釋框架，它們各自都基於特定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第一種解釋框架可以稱之為「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其要點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與資本主義發展的不成熟，辛亥革命這場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最終失敗了，被代表大地主與封建復闢勢力的袁世凱篡權了權力，於是中國進入新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時代。第二種解釋框架可以稱之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論」，其要點是，辛亥革命是反專制的民主革命歷史裡程碑，當代中國人應該繼續先人遺志，將民主事業進行下去。
只有從長時段的視角，對辛亥革命的前因與後果作更廣泛的考察，才能理解其實質意義與歷史影響。在我看來，如果去掉人們人為地附加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上的意識形態光環，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它摧毀了已經走向了開明專制化的清王朝，卻無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會的新體制。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用嚴復的話來說，是「舊者己亡，新者未立，倀倀無歸」的社會脫序時代。這場漢族光復中華的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實在毫無關係，它在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多元議會政治模式，只不過是參與革命的不同政治勢力為避免分裂而採取的特殊政治安排。事實上，只要讀一下當時人的回憶錄，就會發現，絕大多數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出於排滿目標而起來推翻舊政權，武昌與各地起義者大都對民主一無所知，也並不感興趣。排滿者汪精衛就曾說過，不管這個政權採取的是帝制還是其他體制，即使它引領中國富強成功了，都必須打倒。汪精衛對此的解釋是，如果中國在清王朝統治下真的走向富強了，我們漢人就不得不永遠承受它的統治，而在他看來，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可以說，汪精衛一語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滿主義實質。
二、革命的輕易成功為人類歷史所罕見
清王朝是由人口極少數的異族統治極大多數人口的被統治民族的帝制王朝。一旦統治民族由於應對西方挑戰無能，而使中國陷入深重的存亡危機之中，那麼，這個統治民族的統治合法性就陷入危機之中。排滿思潮一旦在受統治者中興起，這種民族主義革命思潮對滿清統治的衝擊是致命的，理由很簡單，人數極少的統治民族滿族在億萬漢人中，如同汪洋大海上的孤舟一樣，在排滿革命思潮的衝擊下，處於恐懼中的滿族統治者，實際上已經是自動喪失了統治自信心，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武昌起義是由極端排滿的少數軍人發動的，清政府為了軍事現代化，把各省最優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學，日本是中國海外革命排滿派的大本營，所以學軍事的學生幾乎毫無例外地受排滿革命思潮影響。他們回國後就在新軍裏串連，形成軍隊內部的團體，而清政府對軍隊的組織控制制度極為粗放，居然對此毫無防範。到了辛亥革命以前，排滿主義者已經取得了中級甚至高級的領導地位。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起義者雖然是一盤散沙，他們沒有組織能力，沒有軍事上的足夠準備，沒有有全國影響力的領袖，更沒有治理國家政治經驗，他們只不過一批充滿敢死精神的熱血青年。這些革命黨的「烏合之眾」一旦起來革命，清王朝統治階層與舊勢力的自信心實在太弱而自我解體。形影相弔的滿人或清朝地方官員知道反抗是沒有足夠力量的，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各省就在排滿革命思潮衝擊下，形成連鎖效應。22個省份有13個省在一個月裡面全部起義成功。
只要讀一些各省起義的回憶資料就很容易發現，各省起義幾乎就是以下簡單軍事行動的重複：各省起義者實際上只要做成兩件事，起義就成功了：先是佔領總督府，再就是攻克軍火庫。於是大功告成。各地清軍只要能保住他們本人與家屬的身家姓命，就可以不戰而降。最能說明問題的數字是，除了武漢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雲南，這個省因革命而戰死者僅160個人。上海的革命起義者兩百人衝到江南製造局，上海就光復了，這種戰鬥，一般規模極小，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個國家統治者竟如此弱不禁風，再也沒有一場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樣，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滿地的爛桃子一樣輕而易舉。
這種革命在各省可以看到革命者並沒有民主訴求，國人並不是由於專制太深，所以要自由民主，其實清末新政時期已經是開明專制時代，百姓享有的自由程度遠比後代人們想像得要高得多。例如軍機處各位大員討論的立憲大政的過程，幾天後《東方雜誌》上就會指名道姓地報道出來。就這種新聞報道的自由而言，決不亞於二十世紀最發達的國家，對於排滿革命者來說，推翻清朝統治以後，各地取消了宣統年號，各自想出自己的年號，黃帝紀元，或孔子紀元，不一而足。至於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很少有人認真想過，在大家看來，那是以後的事，當時的革命者，除了孫中山同盟會這樣的革命團體有明確的民主訴求之外，大多數革命團體決不是預先想好了一個政體目標，然後考慮通過起義來實現它。
三、臨時約法是導致後革命時代的大分裂的「惡法」
一盤散沙狀的革命者按常理來說，幾乎沒有可能取得起義的勝利，然而武昌起義居然成功了，這種起義成功之易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革命者方面根本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統一全國，也根本沒有能力單獨組織革命政府來整合社會，並進行治理國家。於是，武昌革命政府與各種勢力實行大聯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的選擇。 首先，第一步是，武昌起義成功以後，湖北革命政府與南方起義各省為了防止全國分裂，於是模仿美十三個州獨立的先例，由每個省各派出兩名代表到南方開會，採取了美國式的聯邦制的形式，因為這種鬆散的多元政治模式，是當時唯一可以把互不統屬的獨立各省聯合成一個統一整體的制度安排。這種共和聯邦制決不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只不過是排滿主義革命者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其次，由於南方起義軍連軍餉都發不出，更不用說有力量進行北伐，軍事上完全不是北洋軍的對手，於是不得不與北洋軍政勢力達成的妥協的辦法，讓北洋軍事強人袁世凱逼清帝退位，作為交換條件，在清退位後，由袁世凱擔任中華國民正式大總統。
南北合作實現以後，由於南方起義的成果被袁世凱拿去，用章太炎的話來說，袁世凱是「名實具歸」了，他既有軍事實力，又得了名正言順的總統大位，南方革命者心理上當然不平衡，再說對袁世凱也不放心，在短短一二個月時間裡，宋教仁一個人關在房間裏設計了一套「臨時約法」，用一種特殊的內閣制度來限制袁世凱。儘管宋教仁此前對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採取集權制的好處完全瞭然於心，然而，為了黨派利益，他與孫中山都放棄了原來堅決主張的、比較有利於政治操作的總統制。所有這一切「因人設法」的手段，都是出於對政敵鬥爭的需要，而不是考慮全國政治的有效運作。
這種臨時約法下的內閣制的特點是，總統基本上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內閣總理手裡，這樣就可以把袁世凱架空。其次是，內閣雖然有行政實權，但卻受到國民黨佔多數的國會的強力控制，國會則對內閣有著很大的控制權與彈劾權。另一方面，臨時約法卻沒有給予總理反制國會的任何有效權力。當總理對國會的做法有質疑，卻無權向總統申訴，總統沒有解散議會的權利。這就意味著，由同盟會佔多數的國會，從此可以有恃無恐，濫用自己的權力卻不會受到總統、政府總理的反彈。在這種體制下，總統受制於總理，總理受制於國會，國會掌握在南方國民派手中，國會的權力卻不受到制衡。臨時約法體制是典型的「國會專政」體制。從政治學角度來說，這是一種失去民主制衡的基本精神的、不合理的、缺乏內部平衡能力的體制。
當然，在西方議會政治史上，有些國家採取內閣制，國內政治也會相當穩定，其條件是，國會多數黨的領袖同時就是內閣首長，這樣，國會與內閣之間就可以長期穩定地保持一致，內閣首相享有的權力並不亞於總統。例如新加坡李光耀領導的的人民行動黨控制的國會，本人又是內閣總理就是一個顯例。然而，在辛亥革命後的議會制中國，南北妥協的產物只能是採取混合內閣，作為國會多數黨國民黨，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優勢地位，把國會當作顯示威勢的利器。例如，新任內閣總理陸徵祥只不過在就職演說時講了自己從來不喫「花酒」之類的家常話，就被國會議員斥責為「庸俗不堪」，而把他提名的眾多部長一律予以否決，弄得這位總理下不了臺，只好灰溜溜辭職，造成一場內閣危機，在這一體制下，黨派之爭導致越來越大的政治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也為以後多次內閣危機與府院之爭埋下了種子，這一點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時候尤其值得注意。
事實上，辛亥革命者用臨時約法來約束袁世凱總統，就如同用一個」蘆葦編的小籠子」去關大老虎一樣不合理也不切實際。袁世凱與南方革命派的矛盾遲早必將發生，宋教仁被刺以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正好為袁世凱鎮壓南方革命派提供了理由與機會，老虎一旦發怒，把小籠子輕而易舉地撕破，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後，廢除臨時約法，建立起軍事強人的威權政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作為亞洲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新型威權主義政權，袁世凱強人政治曾經為全國統一併推進現代化事業客觀上提供了一個歷史機會，然而，一則由於袁世凱本人利令智昏地要當皇帝，二則由於取消帝制後袁世凱本人因尿毒症突然病故，此前袁世凱本人又沒有預先確定最具執政威信與能力的段祺瑞作為新的總統來穩定社會，在此關鍵時刻，北洋軍政集團為了與南方和解，共建統一中國，不得不接受了南方提出的重新恢復臨時約法，並恢復舊國會的條件。
令人惋惜的是，當時國人中只有極少數像嚴復這樣的有先見之明的人，才意識到恢復「臨時約法」這一惡法對中國政治的危害性，隨著「臨時約法」的恢復，南方勢力再次控制了國會，此時的南方各派中的多數人，已經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樣的質樸簡單的種族革命者，而是一批在分裂狀態中獲得巨大利益的派系政客了。於是民國二年的議會危機再次重演：馮國璋總統無權，卻可以幹預內閣做事，段祺瑞內閣有行政權，也有軍事實力，卻處處受制於國民黨控制的國會，臨時約法下的國會專制，再次變成關北洋「大老虎」的「蘆葦小籠子」，國會任何舉措都無法在體制內受到制衡，這樣的結果，只要發生政見分歧，就在於勢必發生府院之爭，並進而因體制內矛盾無法通過制度解決而延伸到體制外，南北分裂再次出現。
整個清末改革以後的中國歷史就沿著這樣的邏輯發展：清王朝專制帝國改革失敗引發的排滿思潮迅猛發展，由於滿漢人口比例的懸殊差距，以及統治者失去統治自信而弱不禁風，辛亥革命輕易成功，由於排滿革命在各地的多元性，只能建立聯邦共和體制，其次，為了控制政敵而因人設法，又設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臨時約法體系，由此產生的結果，印證了嚴復當年所說的那句話：「舊者己亡，新者未立，倀倀無歸」。這是一種新舊制度規則都無法約束人們行為的狀態，也就是社會學上所說的「失範」「脫序」狀態。此後的府院之爭，張勳復闢，直到北洋軍閥混戰，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臨時約法體系。這樣的制度安排，就只能讓中國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與碎片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場革命很不幸地成為二十世紀政治中國碎片化的歷史大災難的起點。表面上看，十年後的北洋軍閥混戰、南北分裂，各省分裂，與辛亥革命無關，然而，實際上，這一切都與臨時約法的嚴重製度缺陷有關，而臨時約法體制，又是南北統一帶來南北矛盾的「因人設制」的必然結果，這一體制只能引發越來越嚴重的政爭與分裂，中國從此陷入持續數十年的「弱國家」狀態。一百年以後的中國人，重新反思辛亥革命時，我們有必要從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超越出來，重新估計這場革命的真正歷史後果。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8期 作者簡介：蕭功秦，男，西曆一九四六年生於陝西西安，祖籍湖南衡陽。一九六五年高中畢業，一九七八年通過自學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八一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現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的大轉型》、《儒家文化的困境》、《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代化中的激進與保守》等。）
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辛亥革命畢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普遍共識，它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 [ 詳細 ]
100年前，公元1911年10月10日，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領導新軍在武昌舉行起義，數日之內起義風潮迅速席捲各地，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油盡燈枯的清王朝應聲倒地。這一年是中國紀元的辛亥年，這一次革命被稱作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次偉大革命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創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2000多年間，中國的封建社會跌宕起伏，歷經多次國勢興衰、朝代更迭。明朝崇禎九年(1636年)，後金可汗皇太極在瀋陽改國號為清，自稱大清皇帝。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明王朝，清軍乘機攻入北京，統一全國，成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先後平定了各地的武裝反抗，收復了臺灣，對蒙、藏等邊疆和少數民族居住區建立起牢固的統治，奠定了中國疆域的版圖，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強大國家。經過「康雍乾盛世」，歌舞昇平的大清王朝開始由頂峯向下滑落。乾隆後期正值法國大革命和北美獨立戰爭取得勝利的時期，歐洲、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熱火朝天。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工業革命正在歐洲如火如荼，機器大生產取代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步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關門當皇帝的清朝廷對世界的大發展大變化卻懵然無知，夜郎自大，被阻隔在世界進步的洪流之外。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率先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緊接著，法、美、俄、德、日、意、奧等國爭先恐後瘋狂地瓜分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殘酷壓迫和清王朝的極端腐朽，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擁有數千年古老文明、曾經雄踞東方、睥睨世界的「泱泱大國」，悲慘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上至統治階級中愛國的大臣、將領如林則徐、鄧廷楨等人，下至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和勞動大眾都開始尋找救亡圖強的辦法。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失敗，表明以農民為主的舊式的農民戰爭推不倒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聯合統治。戊戌維新運動和甲午戰爭的一敗塗地，說明以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為目的的改良主義和洋務運動根本救不了中國。這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傑出代表——孫中山先生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即「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綱領，創辦民報，組織政黨，鍥而不捨地先後發動了10次武裝起義，傳播了革命的思想，造成了革命的氣氛，激發了革命志士推翻大清王朝的勇氣和信心。這是辛亥革命發生並一舉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孫中山先生說辛亥革命「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根本改變。」(《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6頁)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戰爭相比較，辛亥革命的鬥爭場景並不是特別的壯觀與慘烈，但它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卻不同尋常。辛亥革命的目標不只是推翻一個封建王朝，而是一次試圖向封建專制制度發起攻擊、用先進社會制度取代落後社會制度的「革命」。中國封建社會的歷次農民起義、民族戰爭基本上都是中國本土階級鬥爭的反映，而辛亥革命是中國頭一次受到世界潮流影響的革命。從此以後，中國的生存與發展，就不再是脫離世界環境的單獨行動。
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宣佈建立民國，推舉孫中山擔任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實際上由於多種原因，最終歸於失敗。孫中山迫於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宣佈獨立的各省立憲派的壓力，特別是國民黨內部主張議會道路一派人的壓力，於1912年2月13日提出辭職，提名袁世凱繼任，此時距他就任臨時大總統還不到一個半月。
袁世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代表，他在取得大總統權位以後，廢除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他冒天下之大不韙，於1915年12月12日厚顏無恥地宣佈接受推戴，當皇帝。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全國一派反對聲中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即黯然死去，留下千古罵名。毛澤東曾經說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頁)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大部分地區陷於軍閥的戰亂，一部分邊疆地區失控，民族分裂主義勢力趁機興風作浪，沿海、沿邊許多地方被帝國主義侵佔，民族危亡的局面沒有絲毫緩解。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失敗痛心疾首，他痛陳辛亥革命「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頁)他指出，北洋軍閥主宰的中華民國是假民國，只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
儘管如此，辛亥革命畢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普遍共識，它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提供了經驗教訓。
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開闢瞭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過後，民族危在旦夕、國家山河破碎、民眾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無已。為了尋找國家的出路，各種思潮蜂擁而起，紛紛亮相。改良主義、立憲派在辛亥革命前後曾經發生過很大影響，但由於本質是維護封建制度，隨著革命的進展，其主張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義的領袖人物梁啟超、張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眾中的影響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風起雲湧的追求變革的浪潮中，新文化運動當之無愧地成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為起點，並以此為主要陣地。陳獨秀、李大釗、吳虞、魯迅等人猛烈地抨擊尊孔讀經，堅決反對封建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綱常倫理，揭露封建禮教「喫人」的本質。陳獨秀響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大聲疾呼反對舊文化、舊道德，喚起民族覺醒，追求民族的解放與進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中國社會要適應現代社會就必須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緊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2月號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以「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徵戰目標」，從內容到形式對封建舊文學持批判否定的態度，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強大的挑戰。在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新文學革命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浩蕩氣勢。毛澤東讚揚新文化運動「舉起文學革命的兩大旗幟」：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有力地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覺醒，成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發展進步的時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徹底地、毫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一些中國人以為這是一次伸張正義的會議，幻想著中國作為戰勝國一方，能夠獲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個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代表團的正義要求，沒有給中國一點公道，也沒有給予中國一點自主和尊嚴，不要說他們自己不肯放棄在中國攫取的各種利益和特權，就連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割佔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權，也被日本所攘奪。巴黎和會成為帝國主義戰勝國分配贓物和由他們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權力的會議。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原來對西方鼓吹的公平、正義、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擊得粉碎。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率先行動起來，敦促中國參加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北京學生首先走上街頭，打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標語，抗議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中國，聲討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雖然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羣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從五四運動起，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繼續覺醒、繼續奮鬥的光輝歷程。毛澤東分析了五四運動的隊伍狀況，指出：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00頁)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界發生分化，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會制度，主張「全盤西化」，他們看不清「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頁)，依舊要走舊民主主義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識分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走在鬥爭最前列的李大釗、陳獨秀、李達以及毛澤東、瞿秋白等人則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宣言》等一批馬克思主義著作得到翻譯、發表和出版，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各地相繼建立，並開始提出知識分子應當同勞動者羣眾相結合的思想。
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個分水嶺，此前的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此後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發生後，受愛國學生運動的感召，隨即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罷工浪潮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推動學生愛國運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影響極為深遠，它有力地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準備了思想條件和幹部條件。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實現獨立和復興的正確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華民國，新建立的國家制度完全仿效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模式，建立兩院制議會、選舉大總統、組織政黨內閣、實行議會政治等全套西方政治體制。有些人以為做到這一步，民主革命便算成功了，有的人熱心於當議員，有的人陶醉於當將軍，有的人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瓦解了國民黨的組織，迫使孫中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後來的實踐表明，把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移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完全沒有效力，帝國主義決不會允許中國獨立，封建勢力也決不會讓人民自由，新老獨裁者決不會給各種政黨民主的機會。民主、共和的招牌只是每一個得勢的軍閥裝潢門面的政治把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沒有任何出路，根本行不通。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世界進入了新的時代。此前，資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代表，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中居於領導地位。此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作為維護現行秩序的統治階級，已經不具備革命領導階級的性質，其理論也喪失了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銳意追求科學真理、追求平等權利、朝氣蓬勃的戰鬥精神。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歷史已成為明日黃花。中國的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革命的對象，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發育不良，具有反抗內外壓迫的革命性與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妥協的雙重性格，無力領導中國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已為歷史所證明。中國實現獨立和民主，只能走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道路。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掀起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高潮，開始創建共產主義組織。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形成被後人稱作「南陳北李」兩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擔當起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力量的重任。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政治、文化是五四運動的合乎規律的發展，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繼續革命的正確選擇。
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路線。大會發布一系列決議案，要求「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建立一條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進行反對封建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提出了革命要分兩步走的思想，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6頁)同時又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同上，第115頁)這就明確地區分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與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國共兩黨有了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同意加入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國共合作的典範，中國共產黨人的英勇奮鬥以及中共發動工農大眾造成的革命形勢，對於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後來由於國民黨右派勢力和新軍閥破壞國共合作，採取剿殺共產黨的反動政策，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殺。「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36頁)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土地革命戰爭及從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排除黨內「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幹擾，堅持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路線，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是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目標、階級力量、戰略策略的光輝文獻，是指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指南。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勝利完成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在這一時期進行的土地改革和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歸國有，則標誌著反對封建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也宣告完成。100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終於被徹底推倒，由辛亥革命開啟的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人們不難看到，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向半封建社會是鴉片戰爭以後逐漸演進的。清朝末期，改良主義曾經大行其道，清朝廷辦洋務、興實業、廢科舉，改變滿洲皇家和貴族壟斷朝政的狀況，任用並支持一批主張學習西方「長技」的滿漢大臣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辛亥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頂峯。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充分說明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不能解決中國當時的內外矛盾，沒有力量打破封建軍閥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的壓迫，因而不可能解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革命問題，不可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這段歷史鮮明地揭示出一個至關重要、至為深刻的道理——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
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敗後，毫不氣餒，繼續順應時代潮流走革命的道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孫中山十分感慨，他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讚賞俄國革命比中國的辛亥革命晚了6年，卻能先於中國而一舉成功。他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在於俄國有一個在列寧領導下的有遠大理想的政黨，在於這個黨得到了勞農大眾的支持。在不斷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孫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於1924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五四運動以後資產階級革命派發生分化，孫中山由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家轉變為擁護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家，始終走在民主主義革命前列，他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再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直到社會主義的改革發展，形成了一條中國百年革命歷史的軌跡。這條軌跡令人由衷地信服：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文章來源：求是理論網 作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
辛亥革命：成功還是失敗？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了?
辛亥革命是一場「開啟民族民主運動的政權革命」。按照這個定性，辛亥革命就是一場成功的政權革命，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敗」的問題。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為民主革命，就只能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也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敗」的問題。但把辛亥革命說成失敗的革命，顯然是因為人們給它定錯了位。「開啟民族民主運動的政權革命」，這是對辛亥革命唯一符合現實邏輯的定位。... [ 詳細 ]
肖勇先生在2011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辛亥百年："四個選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一文，重複了一個最能表明中國人的學術智商在繼續退化的結論：「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遺憾的是，革命的目標並沒有完美實現。辛亥革命雖然學習西方國家，在亞洲建立了先進的共和體制，但這一革命果實很快經袁世凱稱帝、張勳復闢、封建軍閥割據等波折而落空。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一步相互勾結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況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說明，中國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走到頭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才能推動歷史前進」。
辛亥革命真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嗎?辛亥革命真的是中國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嗎?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嗎?其革命目標真的沒有完美實現嗎?辛亥革命真的既成功又失敗了嗎?
義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永遠再現於當前的精神活動中，歷史只有與當前的視野對接時才能被理解。因此，歷史也最有可能成為當代人的需要和偏好的彙編。
然而，「迎合現在」不僅可能歪曲歷史，也可能歪曲現在。我所主張的「冷酷實證」方法論認為：只有「把現在當成歷史來研究」，纔有可能更好地接近真相。在這個意義上，與克羅齊相反，「冷酷實證」主張「一切當代史都是歷史」，主張把當前的一切問題都當成歷史來研究，不要因為「改造世界」而犧牲「認識世界」，不要因為政治家的立場而犧性理論家的任務，不要因為「實證不足」就忙於「規範衝動」。行動家讓「真理的向度」服從「實踐的向度」，而「冷酷實證」的理論家則讓「實踐的向度」服從「真理的向度」。
第一，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場所有階層的中國人都捲入進去的革命，資產階級也參與進去了，但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人數很少，這是一場由政治精英主導的全民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場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資產階級革命。不能為了說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就硬要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因為民主革命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的「意識形態理論」，就硬要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
第二，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場民主革命。民主是辛亥革命的一個目的，但卻不是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在目標上，辛亥革命是政權革命、民族革命以及民主革命「三位一體」的統一。但更加重要的是，確定一場革命的性質，根本不能只看革命的目標，更不能只看革命中的一個目標，還應該看革命的結果。而且，我們也不能排除各種野心家為了個人權位動機而參與革命和誤導革命。革命目的的複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由革命的目的去確定革命的性質。
第三，辛亥革命只是一場政權革命。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沒有完成民族振興的任務;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也沒有完成民主鞏固的任務。但作為一場政權革命，政權變革從目標到結果都完全實現了。
第四，辛亥革命是一場「開啟民族民主運動的政權革命」。辛亥革命卻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革命。中國歷史上「朝代革命」之後的所有「政治慣性」都在辛亥之後再現，以至於辛亥革命變得幾乎就像是一場朝代革命;革命之後，帝制確實已經不得人心，可袁世凱和張勳都鬧過，而且專制和家族繼承的舊戲也被後來的蔣介石演過。所以，逝去的也只是「帝制」之名，「袁家王朝」和「蔣家王朝」照樣你唱罷來我登場。
但是，辛亥革命確實使中國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識形態變遷」，即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的「政治意識形態變遷」，中國也從此被徹底捲入了全球化的世界歷史進程。正因為這樣，中國傳統的「王朝政治」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明目張膽了。儘管葯可能沒有換，但湯至少已經換了。所以辛亥革命已經不是一場傳統的王朝革命，「政治意識形態變遷」使舊的王朝革命變成新的政權革命。
第五，辛亥革命之後，在中國大陸，真正的「民主革命」並沒有發生。辛亥革命不能被抬高為「民族民主革命」，因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在革命之後根本沒有變，而且之後的事態發展也只是「民族民主運動」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我們根本不能為了把之後的政權革命定性為「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就硬把辛亥革命定性為「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民主革命」。
綜上所述，辛亥革命只能是一場「開啟民族民主運動的政權革命」。按照這個定性，辛亥革命就是一場成功的政權革命，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敗」的問題。中國人學術智商的繼續退化，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造成的，是一種「規範衝動」造成的智力恥辱。
如果硬把辛亥革命定性為民主革命，就只能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也根本不存在「既成功又失敗」的問題。但把辛亥革命說成失敗的革命，顯然是因為人們給它定錯了位。「開啟民族民主運動的政權革命」，這是對辛亥革命唯一符合現實邏輯的定位。
給辛亥革命定性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但「政治定性」已經不能再繼續壓倒「學術定性」了。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作者：方紹偉)
辛亥革命是一場中庸妥協的溫和革命辛亥革命乃是一場頗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來，模仿蘇俄革命的1927年的國民黨革命、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徹底」、更「不妥協」，也更加「成功。但是以一百年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來看，辛亥革命的最大優點，也是它最值得後人緬懷紀念之處，或許正是它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因為「徹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種烏託邦狂熱病，而不妥協則意味著無休止的鬥爭、血腥的仇恨。... [ 詳細 ]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顛覆清廷，終結帝制，創立中華民國。在實行了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的中國，在「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政治文化氛圍之中，辛亥革命帶來了一系列超越歷史底線的巨大政治變化。巨大的變化要求人們用很長的時間去適應，用很大的努力去消化，用很多的工作去配套。革命之後的中國需要一個漫長的政治建設過程，需要完成十分複雜、非常困難的政治系統工程。然而，當時的人們及其「革命後代」並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
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包括革命者在內，誰都沒有做好面對這場革命的準備。對於革命將要造成的政治變遷，將要成就的歷史功業，人們並沒有清晰的認識。革命勝利之後，人們還完全沒有適應剛剛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卻轉而追求更大、更多的革命性變化。革命之後的繼續革命使得原先的革命被埋沒，這似乎是辛亥革命的宿命。
繼續革命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突然爆發而又匆匆結束的辛亥革命從來就不是一場令人滿意的革命。人們似乎全都對這場革命的結局感到失望，但失望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清皇室、宗社黨人不用說，他們雖然受到了民國的「優待」，無疑仍然是辛亥那一年最沮喪、最落魄、最慘痛的一羣人;立憲派人士、前清諮議局的議員們，他們雖然搭上了共和革命的末班車，但事前未能以和平改良消弭暴力革命，事後眼見英國式虛君共和夢想從此落空，這誠然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來自青洪幫、哥老會、洪江會的昔日革命兄弟，他們未能登堂入室排座次、坐交椅、有福共享、大富大貴，對革命黨人如此不講義氣感到十分憤恨;而最關鍵的是，因為內外交困，有兵無餉，處境窘迫，孫中山不得不「讓位」給袁世凱，革命黨人其實也很失望，失望的程度或許並不亞於立憲派;因為被革命黨穿了小鞋，不得不受「臨時約法」的窩囊氣，又因為被革命所切斷的地方忠誠無法恢復，共和政府的中央權威遠遠比不上腐朽衰敗的清政府，袁大總統其實也很惱火、很無奈。
人人都失望的革命，人人都不滿的政局，是不大容易維持下去的。「中國的先進分子」--這個片語通常指稱那些政治激進人士--因這場革命的勝利才獲得了合法的政治空間，卻在革命勝利之後不久就開始對這場革命痛加責難。而隨著掌權的袁世凱及其北洋派與失勢的革命黨人關係破裂，議會政治迅速走向窮途末路，憲政運動遭受連續不斷的重大挫折，幾乎所有的進步人士都公開表達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抱怨。
孫中山說它「尚未成功」，毛澤東說它「終於失敗」，這種失敗主義情緒與俄國十月革命大獲成功的外來刺激相匯合，便無可救藥地轉化為繼續革命、激烈革命、徹底革命的政治潮流。與俄國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似乎不僅失敗了，也早就「落後」了，老土了，不值一提了，足以讓「中國的先進分子」自慚形穢，愧不如人了。
二
然而，一百年過去，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其實，辛亥革命的果實相當堅固、非常結實。這革命果實已經成為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竊取」。
革命之後不久，經過了悲劇式的袁世凱稱帝、鬧劇式的張勳復闢的回踩確認，人們發現，滿清皇室和傳統帝制確實已經在那場革命中走完了全程、進入了歷史。它們從此一去不復返，這一點已經鐵板定釘、無可變更。此後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哪怕在億萬愚民山呼萬歲的舉國狂歡中，哪怕是不可一世、無法無天的極權獨裁者，也不敢再有正式稱帝的非分之想。不是不想，是知其不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而在辛亥革命中匆忙誕生的那個先天不足後天受損的中華民國，雖然在不久後的激進革命洪流中痛失中國大陸，卻也並未消亡，仍然頑強屹立於海峽對岸的臺灣島上。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的政治理想與制度追求，在革命激情早已消退的百年後的今天，也仍然沒有過時。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乃是一場頗為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就不容低估。表面看起來，模仿蘇俄革命的1927年的國民黨革命、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都要比辛亥革命更「徹底」、更「不妥協」，也更加「成功」：北伐戰爭結束了軍閥統治，建立了專制黨國;「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政府，建立了極權制度。不過，「徹底」只是相對的，北伐革命所實現的南北統一併不牢靠，它轉瞬即逝、得而復失;共產黨革命所追求的共產烏託邦則被實踐無情證偽，已經被不體面地悄然拋棄。與這兩場後來居上的更「徹底」更「成功」的血腥革命相比，反倒是一直以「有名無實」、「不徹底」、「妥協」而聞名的頗為溫柔的辛亥革命，其果實保留得更加完整，其理想傳承得更加忠實。我們得說，以長久效果論，妥協革命並不一定遜於「徹底革命」。三
中國是有所謂「光榮革命傳統」的國家，但辛亥革命迥異於既往「革命傳統」：
第一，以往的革命大都經年累月，拖沓漫長，而辛亥革命從1911年10月10日首義發動，到1912年1月1日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總共歷時不過四個月，因革命時間很短，對經濟基礎的破壞、對國計民生的損害相對較小;
第二，以往的革命大都以農村、農民為主(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絕不是毛澤東首創，而是中國革命傳統的一部分，只是第三國際不懂而已)，而辛亥革命侷限於大中城市，是中國唯一的一次純粹城市革命，革命中鄉村秩序未受破壞，阿Q們未曾得到革命的機會;
第三，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文化素質極低的遊民、災民、「流寇」、「盜賊」和「神道設教」的祕密宗教、祕密會黨成員為主力，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李闖、太平天國均如此，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則是教育程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新軍將士;
第四，以往的革命非常殘酷，殺伐過重，不但雙方的武裝人員相互殺戮，甚至不乏燒街市、屠平民、坑降卒等暴行，有的革命竟造成我國人口減半的慘禍(毛澤東在莫斯科說中國不怕核戰爭、人口可以死一半，此瘋言狂語並非無因，倒是有歷史依據的)，而辛亥革命的雙方則相對剋制，全國並無激烈戰事發生，「停戰」是那場革命的關鍵詞之一。馮國璋火燒漢口在清政府內部引發了強烈不滿和反彈，武昌革命軍屠殺滿族婦孺亦在黎元洪出任都督後遭到嚴厲禁止，說明革命的雙方在面對敵人時仍有遵守文明準則、反對殘忍暴行的道德願望，這在其他的中國革命中不為多見，尤其在此後殘忍暴虐的共產黨革命中幾乎絕跡;
第五，以往的革命大都以成王敗寇、「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而告終，失敗者即使放棄抵抗也難免人頭落地，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在談判桌上進行，其最終結局亦以契約形式確定，「反革命」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前清官員、北洋軍人、立憲黨人與革命黨人一起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公民，而革命的敵人清室則受到了共和國的優待，尊號不廢，歲用四百萬元，「宗廟陵寢，永遠奉祀」，這是對清廷和平交權的報償，也是政治文明的表徵。事實上，作為契約的一方，清廷也可算作是辛亥革命的參與方。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場中庸、妥協的溫和革命。
四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功，之所以所有人都在革命中未獲全勝、也未獲全敗以至人人都可接受革命、卻人人都對革命不太滿意，之所以革命體現出濃鬱的中庸、妥協特徵，此三者，出於一個共同的原因：立憲派參與了、並且改變了辛亥革命的進程和軌跡。
清末立憲派既是傳統儒家觀唸的繼承者，又是西方憲政新知的傳播者，因為這一雙面特徵，他們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進取的。所以他們是天生的中庸階層，對激進派，他們訓之以保守主義，對頑固派，他們導之以進取精神;他們曾經詆毀皇室、痛罵政府，但那是恨鐵不成鋼，而不是呼喚革命;他們轉而贊成共和，但仍然反對窮追猛打、一往無前。他們又是天生的妥協派，對清政府讓步妥協，對革命黨也讓步妥協，之所以讓步妥協，是為了減緩對抗，削弱敵意，制止殺伐，讓暴力破壞適可而止。
清末各省諮議局的成立、國會請願運動的開展，使得立憲派成為輿論界、知識界和上流社會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成為一支可以相互策應的、有著鬆散組織的團體力量。武昌起義之所以完全不同於黃花崗起義，得以在一個多月裏波及十五個省份，就是因為有各省立憲派的普遍參與。立憲派的普遍參與使得革命暴力的烈度大為降低，也使得革命的方向和結局大為改變。以「議和」而非「北伐」結束革命，以「擁袁」而非「擁孫」走向共和，這幾乎完全是立憲派的思路，出於張謇、趙鳳昌們的主張，以至時人戲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 立憲派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甚至「篡奪」了辛亥革命?一直以來，總有人指責立憲派是反革命，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辛亥革命之前，立憲派人士確實以反對革命為基本政治立場。不過，立憲派對清政府腐朽無能的揭露和批判，卻又在事實上構成了對革命黨的強大助力。有人戲稱梁啟超是革命黨的「宣傳部長」，胡適在日記裏寫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一直以來，也有人總是攻擊立憲派「投機革命」並「與革命黨爭奪政權」，說「投機革命」是因為一向反對革命的立憲派精英在武昌首義之後幾乎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湯化龍開始，幾乎無一省革命沒有立憲派領袖的直接參與和大力贊助。若將此突然的轉變稱為「投機」亦無不可，但此種「投機」卻不是為了個人名利，而是為了革命速勝，結束亂局，恢復安定。至於「爭奪政權」則多為污衊不實之詞，湯化龍、譚延闓、湯壽潛這些人加入省級革命政權均系革命軍推舉，有的還是革命軍強拉入夥，以充門面，張謇、湯壽潛等人加入南京臨時政府更是孫中山誠意相邀，與「爭奪政權」毫無關係。辛亥革命由誰領導?標準答案是：孫中山領導。這說法也對也不對。若說是孫先生領導，恐怕也只是旗號上、名義上領導，否則孫先生何以事後埋怨「黨魁則等於傀儡」?休論革命黨內小團體眾多、派系複雜，孫中山並無統一領導全體黨人之能力(比如光復會一向反孫，發動武昌首義的共進會、文學社也不服從孫領導)，即使孫中山可以領導全體黨人，他又如何領導對革命局勢同樣舉足輕重、或者更加舉足輕重的立憲派人士?再者，若真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大概不會呈現出那樣一副溫和的面貌，也不會成功得那麼快捷，而尤其是不會以那樣一種中庸的方式，產生那樣一種妥協的結局。
五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喫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若按以上毛氏名言，辛亥革命簡直就算不上一場革命。
毛澤東還說，辛亥革命的弊病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由此導致了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在他看來，這正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然而，以一百年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們得說：辛亥革命的最大優點，也是它最值得後人緬懷紀念之處，或許正是它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因為「徹底革命」是幻想，是一種烏託邦狂熱病，而不妥協則意味著無休止的鬥爭、血腥的仇恨。
迄今為止，不徹底的、妥協的辛亥革命倒是仍然留給我們精神和制度兩方面的遺產，供我們繼續享用，而辛亥之後陸續發生的那些貌似「徹底」且死不肯妥協的所謂革命，卻只是讓中國人民內鬥了大半個世紀，死傷無數，破壞無數，留給後人的，除了生命財產的巨額負債，只有對醜惡暴行的慘痛記憶。
(來源: 共識網 2011-10-09 作者：楊光)
辛亥留下哪些遺產？辛亥百年的價值迷失
就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來講，最為根本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對於工商文明社會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蓄意混淆與拒絕承認。只有真正講明白了這些並不十分複雜的普世性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價值，辛亥革命100年來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於拒絕承認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反文明、反人類的意識形態及其話語騙局，纔有可能以適當的方式徹底杜絕。... [ 詳細 ]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發100週年。全世界的華人社區屆時將會有各不相同的紀念活動。在筆者看來，關於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有一些根本性問題是必須要講明白的。
一、兩個民國和兩個國民黨
研究民國史最重要的是要區別兩個民國和兩個國民黨。
第一個民國，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凱和隆裕太后，立憲派方面的張謇、伍廷芳、唐紹儀、趙鳳昌、熊希齡、湯化龍，革命政權方面的黎元洪、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締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即使袁世凱稱帝時號稱的中華帝國，也是在法律上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孫中山、黃興等人1913年撇開自己參與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發動號稱是「二次革命」的國內戰爭，是對於中華民國及其憲政制度最為嚴重的違法背叛。
第二個民國，是孫中山和蔣介石在蘇俄方面的武裝操縱之下，通過北伐建立起來的由國民黨專制訓政的不再承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南京政權。這個新政權雖然沿襲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其國體事實上已經是徹底顛覆中華民國的中華黨國。蔣經國晚年在臺灣實行的民主政治，其實是對於第一個民國的制度回歸。
第一個國民黨，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從事議會選舉的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的孫中山所建立的中華革命黨，是對於宋教仁組建的國民黨最為直接的否定和敗壞。到了1919年，在中華革命黨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孫中山重新組建的中國國民黨，已經不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議會政黨，而是不擇手段地奪取政權並且要包辦壟斷國家政權的專制政黨。
二、普世價值的混淆拒絕
就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來講，最為根本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對於工商文明社會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蓄意混淆與拒絕承認。早在孔子宣講等級森嚴的農耕文明的《論語》時代，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已經初步確立了工商文明的價值規範。簡單說來，人類社會第一位的文明價值，是個人主體的意思自治和財產私有。第二位的文明價值，是發生交易行為的兩個人以及多個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三位的文明價值，是在城邦社區的公共生活領域裡逐步完善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協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說是三個人以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四位的文明價值是國家政權層面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也就是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建設。這種價值觀念是工商業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第五位的文明價值，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的大同博愛。第六位的文明價值，是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平衡的和諧相處。
對於這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最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第二講」，其中講到「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會的價值譜系裡，國家只是一種擬人化的法人組織和法人實體，它既沒有從事精神創造的腦袋，也沒有從事男女性交的器官，更沒有自由遷徒的雙腳;自然談不上只有個人主體纔可以擁有的意思自治、財產私有的自由人權。國家與公民個人以及納稅企業、地方政府等法人實體之間的文明關係，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而限權分權的憲政關係，而不是「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之類無償奉獻的單向專制關係。只有真正講明白了這些並不十分複雜的普世性的文明觀念和文明價值，辛亥革命100年來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於拒絕承認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反文明、反人類的意識形態及其話語騙局，纔有可能以適當的方式徹底杜絕。
三、文化大師之我見
1912年5月20日，孫中山的親信、《民權報》記者戴天仇，也就是後來的戴季陶，以《殺》為標題發表文章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文章發表後引起轟動，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帶到法庭詢問之後，罰了一筆錢就把他交保釋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陸中國人把這篇文章裡面的姓名改換成最高級別的某些個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僅不可能在正式的報刊上公開發表，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被祕密失蹤或者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恐怖後果。從這一點就可以反過來證明，民國時代是有比較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的;但是，無論是國民黨方面的戴季陶，還是共產黨方面的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沒有明確黨派歸屬的魯迅、周作人，都沒有充當尊重和珍惜中國歷史上最為稀缺的新聞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後，曾經享受和利用過新聞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漢、葉聖陶、胡愈之、羅隆基、儲安平、周作人等人，要麼充當了新聞出版方面的幫兇殺手，要麼充當了政治犧牲品。總起來說，這些人最大的特點是隻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別人的自由過度和自律不足;或者說是文化破壞有餘而法制建設不足。
1913年5月22日，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針對因宋教仁慘遭殺害而引起的政治動蕩，在上海《民立報》發表《可以止矣》，其中撇開當時的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及前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主張以國民黨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進步黨方面的張謇(季直)為總統候選人。他對於蔡元培的評價是「尊賢禮士，止囂抑競，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為堂弟蔡元康書寫的對聯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經典表白：「行不得則反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沒有做好，要首先檢討的是自己的缺點，而不是把罪責推卸給其他人。這與國民黨執政以來只允許自己革命而不允許別人反革命、只允許自己動手打人而不允許別人反動反擊的單向維度的極端專制思維，是完全不同的。這樣的一種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時候被從英美等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徐志摩、陳源、石瑛、王世傑、丁西林、周鯁生等人形容為「費厄潑賴(fairplay)」的紳士風度。這樣一種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魯迅筆下卻被妖魔化為充當幫兇的「正人君子」。魯迅動不動就把自己不喜歡的本國人形容為狗與貓的反人道態度，反而受到國共兩黨所煽動操縱的一部分青年學生的熱烈追捧。魯迅身邊最為親密的孫伏園、李小峯、高長虹等人，轉眼之間就變成遭受打擊的對象。就連與魯迅婚外同居的女學生許廣平，在《奔月》裡面也被化身為遭受後弈憤而射殺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裏「保衛蘇聯」的魯迅，留給中共的更是一張把相互敵對的潘漢年、周揚一派人與胡風、馮雪峯一派人一網打盡的天羅地網。
傳統中國是一個嚴守身份等級的農耕文明社會，現代工商社會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迄今為止還沒有被廣大民眾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適等極少數人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流的文化大師，就在於他們真正明白並且堅守了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像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那樣的純粹學術人，反而在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傳播與堅守方面，表現得並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師。像梁啟超、魯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陸的梁漱溟、馬寅初、錢端升、羅隆基等人，無論他們寫下了多少文字、宣講了多少道理，他們在歷史拐點上反覆表現的大都是公然違背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自我敗壞。不能因為梁漱溟、馬寅初、錢端升、羅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與打擊，就把他們反文明的自我敗壞神聖美化為什麼大師。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缺乏法政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系統知識的文化名人，連最基本的歷史脈絡都沒有看明白，卻到處宣講「民國範兒」。他們所張揚的顯然是陳獨秀、魯迅、毛澤東、郭沫若、田漢、鬱達夫、胡風等人身上最低層次的自我敗壞的「民國範兒」。而不是蔡元培、胡適等人身上體現出的與普世價值正常接軌的自我健全的「民國範兒」。就今天來說，大陸中國最能夠被稱為大師的文化人是賀衛方。儘管他偶爾也有說錯話的時候，他對於現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法學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最明白也最準確的。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的蔡元培和胡適。除了賀衛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師還包括袁偉時、章詒和、何方、楊繼繩、張思之、江平、資中筠、楊奎松、秦暉、茅於軾等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裡做出了並不遜色於民國時代的文化貢獻;他們所承擔的政治壓力和社會風險，卻遠遠超過了號稱是白色恐怖的民國時代。
（來源: 作者博客 2011-10-04 作者:張耀傑）
百年辛亥：棘手的遺產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兩岸仍然抱著各自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對方一同舉辦紀念活動。從辛亥革命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而言，它在兩岸都從未被真正的紀念。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在一起時，「一個中國」是成立的，當其中一個真的變成了臺灣，中國離統一就越來越遠了。因此，兩岸渴求統一的人，必須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遺產。... [ 詳細 ]
100年來，辛亥革命從未被忘卻，甚至從來未被真正接受。
中國接觸現代世界，始於1840年來自英國軍艦的那聲炮響。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那聲槍響纔是中國人真正奮起，主動迎接新世界的標誌，它劃破了古老帝國2000餘年密不透風的皇權專制鐵幕，真正在亞洲最大的國家開啟了追求民主共和的歷程，其偉大意義，堪與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相提並論。然而，惋惜、質疑，甚至責難也一直伴隨著它。日前，《社會科學報》社與九三學社中央《民主與科學》雜誌社在京召開「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理論研討會」。研討會共吸引了來自民盟、民進、民革、九三學社等多個民主黨派人士，以及來自兩岸(大陸、臺灣)三地(京、滬、臺)的專家學者共計50餘人到會。與會人士就辛亥革命一些頗有爭議的問題展開了激烈探討，「革命是否成功」、「革命與改革的關係」、「辛亥革命的真正意義」、「辛亥革命與兩岸統一」等問題成為討論焦點。
革命打斷了立憲的進程?
如果不是那一聲槍響，打斷了清廷的立憲之路，中國也向日本、英國一樣走向憲政共和，那該多好啊!孫中山先生親口承認，「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辛亥革命成功了嗎?著名歷史學家、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熊月之表示，辛亥革命是個常說常新的話題，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它做出了很不一致的評價。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歷史學家邵鴻表示，過去人們對辛亥革命評價較低，說其未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現在很多人又對清廷立憲的改革因素，非暴力因素和地方社會和平過渡的因素，給予很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最偉大的地方，在於推翻帝制，創建民國，開啟了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時代。民主共和的潮流一旦湧起，任何人想走回頭路都不可能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劉志琴也認為，辛亥革命今年的討論，有很複雜的思潮背景，「一是高度稱讚君主立憲，甚至埋怨辛亥革命，稱中國如果不是革命，也可能像日本英國一樣，通過君主立憲更早走向民主共和。二是受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說孫中山是漢奸，他原來驅除韃虜，後來又提倡共和，出賣了漢室。」
中國稅務雜誌社原社長張木生說，人們在評價近代革命的時候，都說英國革命好，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不好，中國革命更差，因為太過激烈。有的說革命不如反革命，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不如立憲派，立憲派不如老佛爺，老佛爺都已經開始準備立憲了，你們這不是搗亂嗎?沒準人家已經搞上去了。「這都是一種回溯性反差。歷史最大的特點就是既不能如果，也不能假如，更不能回溯，既然已經發生了，必須承認它，無數先烈選擇了這條革命的道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高全喜表示，很多人只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暴力因素，但清帝遜位，不是將王權交給一家一姓，而是給未來的共和立憲國體，是一種和平的「禪讓制」。「中華民國」是革命派、北洋和清王室共同妥協又合力的產物，這就是留給今天最好的精神遺產。
在革命與改革的賽跑中，改革輸了
20世紀兩個亞洲大國——中國和印度——均進行改革，印度進行憲政改革後，革命沒有發生，改革成為革命的替代物，而中國的清末改革則成為辛亥革命的催化劑。有人據此反對改革，稱如果改革，會動蕩，會催化革命。北大歷史學教授嶽慶平說，從歷史看待革命與改革，一定不能狹隘地吸取歷史的教訓，一定要正面吸取教訓，要從革命推動改革的角度來看，不能停止改革步伐。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王也揚認為，大量歷史材料說明，提出改革時間表並未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一下子鼓舞了全國人民，人們重新喊出了「大清萬歲」這樣的口號。「我認為，走向革命主要是因為清廷對待改革沒有誠意，有猶豫、搖擺、倒退，使得在宣佈改革時間表時贏回的民心又漸漸的喪失了，導致最後革命跑到了前面。」
雷頤先生曾經提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是改革和革命在賽跑。王也揚表示，歷史出現了某些驚人的相似，有學者概括現在中國又出現了革命和改革賽跑的現象。「我們雖然崇拜革命，歌頌革命，但是我們崇拜和歌頌的是過去的革命，唱紅歌就是歌頌過去的革命，而現在迫切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在今天避免革命跑到改革的前面去呢?」張木生說，革命是逼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只有進一步改革，才能告別革命。 邵鴻表示，辛亥革命中提出來「三民主義」作為民族的奮鬥目標，經過一百年的努力，民族獨立得以實現，民生問題有較大成就，現時代留給我們最大的任務是發展民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們在一百年後回顧這一偉大運動時對自己的鞭策。」反思革命的意義在於鏡鑒今天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長許耀桐說，現在學界對英法革命評價較高，而對中俄革命評價較低，革命後中俄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辛亥革命的意義可言與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相媲美，革命為後來的改革和創新創造了條件。劉志琴表示，應重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3000的歷史巨變，建立中華民國，不可抹殺這個歷史。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分權的夏商周朝都有超過600年的生命，而秦以來集權的王朝，都不超過300年，可見分權的王朝壽命更長。反思歷史的意義在於鏡鑒今天，這提示我們未來改革的思路——分權，「分權最好的辦法是民主。」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梁曉聲說，中國曾被稱為「東亞睡獅」，一睡睡了數千年，孫中山他們醒來了，因此無論怎樣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都不為過。今天我們也幾乎有一種要「睡著」的感覺。為什麼西方國家不會睡著?因為他們每4年或8年就要來一次民主活動——選舉，有民主，想睡都睡不著，沒有民主，這個國家一定要睡過去。
張木生認為，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全民批判的時代，也是一個掀起狂瀾的時代，我們還碰到了這麼大國際和國內問題，因此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超越左右的冷靜思考，「能夠在平靜的爭論中給我們下一個時代一個振動最小的、非革命式的運動。」中國科協研究中心原主任袁正光也認為，辛亥革命拉開了中華民族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憲政的序幕，儘管一百年來遇到了很多波折，但新文化還將繼續，科學與人文還在進步。
辛亥革命是兩岸統一的共同精神脈源
如果說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三大變革是辛亥革命、新中國建立、改革開放，那麼中華民族在21世紀裏的三大期待應該是兩岸統一、中國走向海洋以及制度人心文化思維的大提升。臺灣著名作家與政治評論家鄭浪平說，這三大期待的實現都離不開臺灣回歸，而辛亥革命是兩岸走向統一最重要的心理認同樞紐。一定要承認中華民國在歷史上的地位，承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兩岸才能在辛亥革命這一點上找到共同出發點。但是100年來，特別是1949年來，分裂的祖國大陸和寶島臺灣當局都未曾正視過這段雙方共同擁有的寶貴政治遺產和精神脈源。劉志琴也表示，建立中華民國是辛亥革命的偉大成就，我們不能把中華民國忽視掉，「中華民國領導了30年代的經濟建設，領導了抗戰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世界上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臺灣著名政治家、立法院前立法委員、新黨黨魁謝啟大說，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兩岸仍然抱著各自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互相避免和對方一同舉辦紀念活動。從辛亥革命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而言，它在兩岸都從未被真正的紀念。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在一起時，「一個中國」是成立的，當其中一個真的變成了臺灣，中國離統一就越來越遠了。因此，兩岸渴求統一的人，必須挖掘辛亥革命共同的遺產。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文化委員會主任劉序盾表示，辛亥百年紀念是凝結兩岸共識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清楚的意識到辛亥革命時的理想目標哪些實現了，哪些還未實現，哪些至今還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當代中國，還在拖中國社會進步的後腿。
如何面對這份棘手的遺產?爭論還將繼續，中華民族也將在爭論中逐漸清醒。米蘭?昆德拉說，生命不可能再來一次，這預設了所有罪行和過失必將得到寬容，以致忘卻。歷史同樣如此。縱使後人假設再多的可能性，歷史終究不能從頭來過。也正因如此，歷史的激蕩、迴旋、摩擦、分裂，以至殺戮流血，最終都不得不被接受，並得到寬容。但人類，恰恰從不滿足於僅僅接受歷史，因為，歷史的意義從未定格在過去，而是永遠向著未來。
（來源: 中評網 2011-9-23 作者汪仲啟為社會科學報編輯、記者 ）
辛亥百年：還有一半猶需憶保障我們的財富安全、保障我們經濟發展方式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恢復世界經濟的均衡，就是我們必須直面的課題。而這正是「辛亥精神」中更深層次的「民族」和「民權」。「辛亥精神」對我們來說，還有一半猶需憶!... [ 詳細 ]
辛亥百年，世事滄桑。站在21世紀回望來路，不禁心潮起伏、思緒難平。
民主由此發軔
辛亥革命不僅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徹底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而且在思想領域引起深刻變化，贏得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漲和思想的極大解放。然而由於歷史的侷限，它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沒能使中國人民擺脫悲慘的歷史命運，沒能實現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偉大理想，中華民族依然在復闢鬧劇和軍閥混戰中徘徊，中國人民依然在苦難的深淵中掙扎。但辛亥革命畢竟打開了中國社會進步的閘門，使20世紀的中國第一次發生了偉大轉變。
撫今追昔，我們不能不感慨萬千。金沖及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一文中，充分肯定其偉大的歷史功績，認為它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起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孫中山先生開創事業的繼承者。
也有不少前輩和專家學者把冷峻理性的眼光從辛亥革命延伸到中國此後的民主革命，提出令人深思的觀點。李維漢同志說，我們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做得比較徹底，反封建只做了一半，應該補上這一課。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裏，反映相當嚴重。過去由於老是打仗，來不及清算，把它帶到了社會主義時代。
李維漢同志的觀點雖然並非直接總結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但把「掃除封建殘餘」的艱巨任務放在更加深遠的社會背景加以考察，認為它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卻是極其深刻、極有見地、極富啟發意義的深刻思想。它不僅洞悉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侷限，也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剖析了整個民主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侷限，所以理所當然地受到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和由衷讚賞，也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寶貴的精神資源和麪向未來的重要視角。
1980年，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中，對「掃除封建殘餘」問題作出深刻、系統、全面的論述。他說：「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還有一半猶需憶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的日子裡，我們非常有必要認清我們社會經濟的現實，然後對照孫中山由辛亥革命提出「民族、民主、民權」的「辛亥精神」，思索未來的方向。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但是經濟全球化並未導致全球一體化繁榮，而是產生了新的不平均衡，新的不平等——新的兩極化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產生——美國利用美元掠奪全球財富，歐美主權債務危機不斷以鄰為壑，全球化已經成為綁架新興經濟體的幫手，十多億中國人用數十年心血積累的財富，正在遭受嚴重的威脅。
從現實來看，全球財富目前不是越來越均衡，而是越來越集中。
根據法國《論壇報》援引歐洲研究機構的報道，目前全球財富仍然集中在西方七國集團手中。報道援引德國Allianz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差距仍十分巨大，北美、西歐和日本擁有全球85%的財富。全球人均金融資產(不包括地產)排前十位的國家分別為：瑞士、美國、丹麥、荷蘭、日本、比利時、英國、澳大利亞、愛爾蘭和新加坡，其中，列第1位的瑞士人均資產為16.4歐元，第2位的美國為10.2歐元。列第39位的巴西人均收入為0.4萬歐元，列第42位的中國人均收入不到0.3萬歐元，離世界平均水平1.8萬歐元尚有較大差距。
如何擺脫中國經濟的代工地位?如何實現民族經濟的自主科學發展?如何擺西方世界預設好的經濟模式，這已經成為困擾中國決策的頭等課題。
今天，我們紀念辛亥拜年，我們想到了「民主」，更想到了「民族」和「民權」。
既然民生經濟利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那麼，保障我們的財富安全、保障我們經濟發展方式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恢復世界經濟的均衡，就是我們必須直面的課題。而這不正是「辛亥精神」中更深層次的「民族」和「民權嗎」?
今天我們深刻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撫今追昔，我們赫然發現：「辛亥精神」對我們來說，還有一半猶需憶! （本刊記者/裴泳翔 綜合）
辛亥革命紀念館
關於辛亥的爭論還會繼續，但不管怎麼說，辛亥革命畢竟改變了很多：男人剪掉辮子，從此改頭換面;女人不再纏足，終於可以大步走路;人們不再跪拜，平等共和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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