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認為企業僅專註於利潤的最大化,然而,對權力的追求其實並不限於政府官僚機構,它在公司官僚機構中也司空見慣。

作者:James K Boyce

編輯:Targaryen

翻譯:張倩

校對:xd

美編:太子豹

公司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還是權力的最大化?乍看起來,這兩者似乎並不矛盾,財富製造權力,權力帶來財富。不過一條重要區別是,利潤可以通過擴大經濟蛋糕來獲得,而權力蛋糕的大小卻是固定的。權力作為一種零和博弈,我擁有得多即代表你擁有得少。

公司有時對權力的追求甚至超過利潤。例如在公共教育這個議題上,增加學前至大學教育的公共投入可以帶來整體福利的提升,但卻會縮小公司寡頭以及他們私校子女的優勢,弱化精英教育帶來的特權。雖然受過更好教育的勞動力所提供的更大蛋糕也能讓公司受益,但這裡就出現了一種對立:到底是要對企業有利還是要對企業精英有利。

相似地,今天的商業精英們對完全就業政策不抱有熱情,雖然其能夠促進增長和收益。相反,他們支持緊縮。充分就業通過對工人賦權可以縮小財富差距,而緊縮則加劇了不平等。如果我們能撥開事物表象,我們就會發現位於商業金字塔頂層的群體將權力看得比利潤更重。

北京

金融街圖片來源:92to.com

另一個體現「權力先於利潤」的例子是企業對待政府監管的態度。企業習慣於將監管導致的成本增加轉嫁給消費者,這樣企業的利潤率並不會下降。比如在汽車行業,安全帶、更高燃油效率等強制監管舉措會讓汽車價格升高數百美元。但如果成本增加最終由消費者負擔,企業為何仍頑強抵制監管?因為在這裡,權力比利潤更重要。首席執行官們對自己的管理特權分外敏感,不喜歡別人告訴他們怎麼做。

在著名的1971年美國商會備忘錄中,未來的最高法院法官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寫道:「對於CEO們來說,只要確保令人滿意的利潤增長便能高枕無憂的日子已經成為歷史。」為應對他口中工會、學生、消費者權益倡導團體對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造成的威脅,鮑威爾督促CEO們汲取「『政治權力是必須』這一教訓;以及權力需要通過不斷努力經營才能獲得;在必要時,需要堅定地、無所顧慮地使用權力。」受眾們欣然接受他的佈道。

劉易斯·富蘭克林·鮑威爾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企業僅專註於利潤的最大化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定理,但其他替代理論在更廣泛的領域也有悠久的歷史。凡勃倫、凱恩斯和赫希都將個人相對於他人的地位視為經濟行為的主要動力。

約翰·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1972年美國經濟學協會主席演講「權力與有用的經濟學家」中,將權力在現實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與正統經濟學對其的忽視並列起來探討:「對權力的忽視——將經濟學變成非政治的研究課題——新古典主義理論……正在摧毀它與現實世界的聯繫。」

在意識形態光譜主張自由市場的這一端,對權力的追求被描述為屬於國家的病態行為。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威廉姆·尼斯卡寧(William Niskanen)就認為,公共部門的官僚們尋求的是預算規模的最大化,因為這能使「薪水、職權、聲譽、權力、贊助以及讓管理、改革變得容易」。他把這稱為「官僚主義的獨特經濟學」。

然而,對權力的追求並不限於政府官僚機構,它在公司官僚機構中也司空見慣。在經濟協會的講話中,加爾布雷思這樣將兩者聯繫起來:「在公私官僚機構之間,在通用汽車和交通部之間,在通用動力公司和五角大樓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共生關係。」

認識到現實世界中的對權力的追求,不僅會幫我們理解那些看似奇怪的行為,也能將我們的視線從市場/國家這一二分法轉移到另一種更為關鍵的對立:民主與寡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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