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白宫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资料照,AP)

1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白宫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资料照,AP)

几日前,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于白宫由美国总统川普及中方牵头人副总理刘鹤签署,贸易争端虽仍有大半未解,协议的达成仍是摩擦降温的呈现,也是川普回防选统大选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川普于签署之际,仍不忘提及习近平是「很好的朋友」,并透露访华的安排。

第一阶段的协议,来龙去脉及后续影响可由方方面面切入,其意义远较台港两地网民于网上所嘲讽叫喊的「认罪协议」、「丧权辱国」来的深远,影响所及,也须我国执政者与国人警惕。

首先,随大选届至,美国对华政策将在美国获利为主要思路下短暂地扬弃「脱钩」(Decoupling)的强制性途径,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风险及压力或会暂时保持稳定。

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华盛顿内部有多派势力在外交政策上相互拉扯牵制,以川普为首的美国优先主义者是一,其在对外关系中以利益作为指导思想,并非价值冲突的信仰者;其二,鹰派如退下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现任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等人,或部分新保守主义者拥护者;其三,则是过去二三十年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建制派专家学者,其部分也是半年前于华盛顿邮报上刊载的"China is not enemy"的共同作者们。

符于多数以自由主义为本的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过去川普政府的关税手段,并未如愿让中国屈服,反而开展了一场以选票为赌注的消耗战,敌伤七分、自损三分。尽管川普不断宣称惩罚性关税将由中国买单,但政策成效显然并未反映在共和党的选情上,尤其是在过去胜选的关键摇摆州。持久的贸易战不仅成为了美国消费者耐受力的考验,也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成长趋缓。

中方「抗打力」超过美方预期,北京开采「以拖待变」的谈判策略后,球又回到了华盛顿手上—与中国「脱钩」的倡议应运而生—如果北京坚不退让,在美中实力在质在量仍有一定差距之际,将对华政策更进一步的由抑制性的推回(Push back)走向更强硬的脱钩主张。

该倡议主张透过强制性、制裁性的途径,重塑与重组全球经济版图,一举在贸易战中击沉中国作为制造业全球性主导者的角色,彻底扭转过去几十年来地缘战略与产业战略布局的结果,透过移转区位产业链并抑制未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维持美国经济霸权的地位,是典型攻势现实主义在经济实力成为国家权力衡量指标趋势下的反映。

不过,随贸易战中的关税手段后果浮现而饱受质疑之际,川普政府终在短期的政治考量下回防大选以及附之而来的攻防。取得阶段性进展,成了双方都亟需谨慎思考的选项,尽管帐面上北京做了让步与妥协,但大量采购同时也宣告了脱钩战略暂时将被华府束之高阁。

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的贸易结构,除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减少,其双边的经贸依赖,比起过往,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双方经贸互赖层度越高,其总体关系之「脆弱性」(vulnerability)亦同样提升,复合互赖体系(Complex Interdependence)逐渐生成,双方将更倾向继续维持互赖关系;同时,动用强制性手段的代价与复杂度也会提升,无论是在外交、经贸、货币或是安全领域。

把发展空间与美国掌舵者的政治需求做捆绑销售,一来减轻了短期内持续挨打的可能,二来则为潜在的敌意与风险买保险。北京一只贴身式协议,看似退让,或也有其战略考量。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暗杀伊朗头号战将苏莱曼尼(AP)
美中之间的贸易结构,除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减少,其双边的经贸依赖,比起过往,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图为美国总统川普。(资料照,AP)

其二,令北京于贸易争端上选择放低姿态,其又将于何处选择补偿?

谈判是取舍(Gives and Takes)的艺术,尤为强权之间,针对利益进行重要性排判,各取所需,有舍有得,何处缺便由他处补。

中共统治正当性的两大支柱,其一是「中国模式」的体制自信以及其所用以证立的高速经济发展;其二,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权,分击合进,两轴并重。

当前国人多以为中共夺我邦交国的施压手段,不外乎迫使蔡政府重回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框架内。其实不然,打压固然有中共一贯性的恫吓思维,但夺邦交国对中共的意义绝不仅是施压,而同时带有巩固中共执政正当性、侵蚀中华民国的历史话语权及完整取得中国代表性的象征性意义。

改革开放至今的高速经济成长,无论系源于既有国际秩序的扶植与接纳,还是根系于本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韧性,都赋予了中共对内宣传的政治资本,巩固了普遍民众对于政经体制的拥戴与信任,也是中国于贸易战中「抗打力」及民族主义动能的燃料。

当北京选择在经贸议题放低姿态,吾人不得不思,其未来打算在哪个领域收获成果来做为补偿,以收安国定民之效。「出口转内销」一直是任何政权巩固权力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川普过去以红色威胁论大打中国牌险胜了铁锈带的选举人团票入主白宫;同样地,蔡政府以「一国两制」及「香港」等标签式选举手段将意识型态的对立拉抬到选战的核心,明晃晃地编织出了外交衰颓、内政不修的遮羞布,最终创造了选举史上的纪录。

诉诸情绪动员、威胁论、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支持榨取不会只在美国、台湾有效,在十四亿人口的对岸,一样有效。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中国大陆舆论的涌动,不比台港两地的反中情绪友善,但这次,对象换成了台湾。台湾的搧风点火会不会引燃对岸收割「中华民族复兴」的烈焰,是接下来当权者的严峻考验。

川普政府至今的外交政策,即便曾遭人诟病以「反欧巴马」为主轴,然而,随著贸易谈判初有进展、选举将至的考量下,就获利清单进行整理、重回国际关系交往正轨都将是可以预见的走向。以解决争端并推动改革为名,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举行半年度的会谈磋商,当贸易谈判走向深水区,川普若欲持续在中国议题上取得令建制派无以抨击的战果,制度化、常态化磋商机制恐怕会是关税、科技或汇率武器尽用后的必须选项。届时,美中之间的协作及磋商将高机率地从经贸领域外溢到外交及安全架构—一个「台湾牌」可以被摊上台面的时机。

你情我愿之下,双方各取所需,台湾问题及「一个中国」原则自是中共的核心利益与价值观,只不过其迫切性或将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力挽逐渐虚级化的第一岛链,是不是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还有待观察。未来的美中之间,在这样的根本性矛盾中,所取所得,再再关乎台海局势的发展。

台美的安全合作能否从象征性的意涵,走往可操作性、具实效性的联合情监侦面向上的合作,将决定未来台湾在这场大棋局中的自主性及能动性。若我国对外战略仍仅止于昙花一现的价值共享及友好说辞,国人恐怕担忧要大于欢喜。

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延烧(AP)
诉诸情绪动员、威胁论、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支持榨取在中国也一样有效;例如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中国大陆舆论的涌动,不比台港两地的反中情绪友善,只是这次对象换成了台湾。(示意图,AP)

其三,几十年之内,「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Chimerica)的经济共生体将持续,北京将试著为补足美中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谋求更长的战略机运期。

此一由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与莫里茨.苏拉里克创造的新词,指述了由全世界最大经济体、商品最终市场国(美国)以及最大制造工业国、最大外汇储蓄国(中国)共构而成的合作关系。

中国的制造产值增长在过去大量地仰赖美国之消费,而出口获利则透过美债的增持来拉动对外投资;就美国而言,来自中国的外汇投资稳固了美元本位,支撑了强势美元的地位,共构了一个相连互动的循环。尽管中方宣称,对美出口占比仅占中国出口的20%,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条连接世界两大经济体的产业链确是影响世界经济与原物料价格,甚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联系。

四十年前,为了抗衡苏联,美国在外交领域上将共产中国正式地纳入国际秩序当中;柯林顿时代开启的以和促变政策(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则张开双臂将这个正蓄势待发的经济体透过多边经贸建制融入了世界的产业链,促成了其产业实力的腾飞;千禧年初,当西方延伸吓阻之思再起,猝不及防的911事件以及其引致的反恐战争,令美国被迫重新拟定其国家安全战略,将打击恐怖主义及防卫国土安全列为首要目标,再次给了中国二十年的战略机运期。

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战略,中国赢了发展时间,也赢得发展空间。一路从廉价商品的加工出口、传统重工业、基础建设、电子零组件代工,至今逐渐跻身产业科技主导者的行列。透过国家政策主义,设定竞业目标与假想敌、赶超科研实力差距、压制对手的产业发展空间;面对传统出口市场成熟、产能过剩的短板,则利用既有外汇资产、大型的经贸外交倡议来消化建设能量,开辟新的经济成长引擎,进行战略对接、产业互补。

数十年的接纳与包容,转瞬间令中国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并连结中低度开发中国家建成了结构性互赖(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然则,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无如西方所期待的发生改变,等到中国威胁论再兴、权威学者大声疾呼「再思中国」(The China Reckoning)之际,中国早已崛起为另一个掌握世界经济动能的巨人—与过去的苏联有根本上的差异。

总体经济数据以及产业链结构告诉我们,即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无论在质在量,仍与美国有著巨幅的差距;即便拥有超乎预料的消耗韧性与回旋空间,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仍扛不住来自美国长期的制裁性措施,于是「六稳」政策出台、经贸结构的优化、产业发展创新化通通成为深化改革与应对经济增长失速的具体政策。中南海的领导人(如果理性)深知,今下只是现代化追赶进程的中点,中国还需要更多战略发展时间与空间。

「大国外交」的「有所作为」可以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欲望的投射,也可以仅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得不为的战略扩张,端看中共是否重拾低调路线,再寻另一段黄金发展期。一份表面上让步的协议,以美国为对象,或许是对岸走回务实发展、以金钱换取时间的政策反映。

在过往的台美沟通中,台湾自然尽全力在耳语间形塑北京的邪恶形象。惟对岸能否再次获得一个战略发展期,显然在台北当局影响所及,而更多地立基于美国的内政外交相互影响所产出的对华政策之上。

倘若北京真能短暂消除西方对其「输出体制」乃至于「改变国际秩序」之既有成见,台湾的安全战略有高概率与正在松动的盟邦体制脱钩,「扩权卸责」(more strength with less responsbility)将成为华府在全球棘手的安全、经贸及环境议题上之指导原则,而台湾则在对岸总体实力持续上扬,东亚陷入区域权力真空的同时,逐渐深陷北京边缘化的大战略中。

中美贸易战,川普与习近平(AP)
几十年之内,「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Chimerica)的经济共生体将持续,北京将试著为补足美中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谋求更长的战略机运期。图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资料照,AP)

其四,来自美方在经贸领域上的针对性措施,可能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议题。

早在去年,卜睿哲应「台北论坛」邀请,于「川普政府对台政策面面观」演讲会即提到,尽管过去三年,来自美方的善意的确显著,但美国安全与经贸部门间基于本位主义的分歧,将造成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矛盾。

这些矛盾与分歧,具体地反映在川普政府摇摆不定(unique and vacillating)的对外政策上。安全与外交议题上,台湾将受惠于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以本国经贸利益为优先考量之部门如商务部、财政部或贸易代表署,其对于台湾的态度,并非是百分之百友善的,台湾仍可能承受来自美方有关部门的炮火(friendly fire)。

「贸易战」作为平衡美国对外贸易大量赤字的极限手段,出发点并非综合实力与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重商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实践。当追求相对利得、保护主义被奉为经贸外交政策的圭臬,重建贸易结构的对象就不会仅是中国。

过去一年半以来,国人多将焦点置于美中贸易战,却全然未察过往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合作架构参与者,皆已成为美方重建「公平互惠的经济体系」的目标,包括美韩自贸协定(KORUS FTA)、美加墨协定(USMCA)、美日、美欧及美菲等既有贸易结构,川普政府皆以市场及关税为筹码,进行了更新、调整、开放及标准提高等措施。

美中贸易战的最大受惠者,越南,亦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贸易战针对的潜在对象。去年六月,川普即放话,「越南是最差的滥用者,占美国便宜比中国还厉害,」果不其然,白宫在五月首次将越南列入汇率观察国,六月更以协助南韩与台湾洗产地为由,对钢铁课征456%的高额关税。

同样地,蔡政府执政以来,来自美方的善意并未循一贯,台美经贸关系进展有限,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会议已三年未开;主动稀释产品中大陆原料占比的做法,仍然得不到输美钢铁产品25%的关税豁免;美国贸易代表署甚在蔡政府宣扬台美关系突破之际,撤下原列于官网的中华民国国旗。

此外,对美出口的大幅提升,也可能成为双面刃。台湾持续成长的对美出超、经常帐顺差占GDP比重高达11%,都可能合乎美国财政部汇率操控国的标准,而被列入观察名单。尽管加强对美农产品、原油及天然气的进口或许可以成为解方,然其毕竟不治根本,若仅是一味迎合、一退再退,不啻以国家财政资源替掌权者营造的烟花幻火加料充值,不仅荒谬、亦不实际。

大选结果出炉后,蔡总统的高票当选替民进党政府捎来了美方的祝贺,也同时带来了美猪、美牛叩关的压力。过去民进党在野时将对美经贸谈判疯狂地打成丧权辱国的背叛,此次面对来势汹汹的开放要求,民进党政府会怎么应对,是国人检验政治责任标准的一次「测验」,倘为了民粹式的治国口号,基本的监督、制衡及责任政治原则都可以弃之不顾,所谓台湾民主,之所以异于独裁者,几希。

「最大的希望,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原本当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负责任」则是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青年世代日日嚷嚷扎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应以参与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为目标发展,扩大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与结构的积极取向、拓展人民对政策输入的动能;然而,讽刺地,在当权者诉诸外来威胁的情绪动员下,应有的政策辩论、监督及制衡机制不断失语于当前政治生态及环境中,言谈中稍有不甚,就要成为敌对势力的同路人,承受标签式的无理攻扞。公民对于廉价的政治正确赋予不容置疑的态度取向,本质上根本走回以政府权威为傲、对政策评价毫无核心内涵的臣属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实在令人不齿。

立于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当中,台湾的战略选择远不该如此短浅,执政者更不应以社稷福祉为代价遂行巩权固位的政治算计。当责任政治不再是台湾民主核心价值,执政者倨傲颟顸如此,炒作而起的政治猎巫兴盛至斯,理智的台湾人,你怎能不忧不怒?

*作者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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