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政焌/撰 锦溪笔谈/译

目录

1.导言... 1

2.解放以前的乐浪郡研究... 2

3.解放以后的研究... 5

4.通过发掘考古资料的研究进展... 7

5.乐浪郡研究相关的「煽动」与问题点... 8

【省注释、图片，请核对原文】

原文地址：

（上）ikaa.or.kr/webzine/read

（下）ikaa.or.kr/webzine/read

1.导言

最近在政界为首的社会一角，韩国古代史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2014年4月22日，一个叫「殖民史学解体运动本部」的市民团体请求对东北亚历史财团展开审查，理由是该机构是用国民的血税来运营的，却附和日帝强占期殖民史观与中华霸权主义的逻辑。并且其列举的具体事例中的一个就是「将乐浪郡为首的中国王朝郡县比定于韩半岛」。该问题还通过以国会的「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为代表的政界人士而持续发酵。

对于乐浪郡的位置，虽然在过去有辽宁说、平壤说等各种学说，但现在学界已普遍接受了设置于公元前108年的汉郡县乐浪郡以平壤一带为中心而存续420余年的学说。学界的多数学说理所当然该被反映于公共机构编纂的地图或海外学术书里，却遭到学术外的介入而被中断或废止。

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学者的学术讨论长期被一部分新闻记者和冒牌历史学家的论调归入「殖民史学」的框架下。学界大多数专业学者的意见被无视了，而政界和一部分非专业学者的主张与之平起平坐，或者更受瞩目，这种「反常的」历史争论依靠一般大众所怀有的民族主义情感而持续至今。

近代以后对乐浪郡的理解挟带著超出单纯地客观考察过去事实的意义。设置于2000余年前的区区一介郡县，何以在我国社会掀起如此尖锐的争议？这是因为，乐浪郡问题自日帝时代以来就被利用为佐证殖民史观的重要主题，至今也依然有不少民众将其性质理解为中国王朝的殖民城市乃至殖民地。

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冒牌历史学家就说将乐浪郡的位置比定于韩半岛一带本身就是与过去日帝的殖民史观逻辑一个鼻孔出气，用这种极其简单粗暴的逻辑对学界横加指责。在这种打著学术幌子的非学术「煽动」横行霸道的现实下，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现在学界的乐浪郡研究现状与其问题意识正确介绍给大众。

其实，对政界和一般大众而言，大家都只知道研究者们将乐浪郡比定于平壤一带，却基本不知道研究者们是如何理解该郡县的性质的。也就是说，人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是学者们通过解放以后崭新的问题意识来审视乐浪郡时期、倾注极大的努力于通过新发掘的资料来克服日帝「殖民史观」的逻辑。

本文虽然篇幅有限，但还是要说明今天学界所认识的乐浪郡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并逐一指出冒牌历史学家的主张所带有的问题点。尤其是以乐浪郡研究的主导权从日本转移到南、北韩学界的1945年解放为基点来区分研究史，然后介绍学界所认识的乐浪郡的真实面目与统治构造以及予以佐证的代表性证据。在回顾自解放以前就出现的乐浪郡争论的展开过程的同时，也试图一并考察下究竟什么才是残存于我国社会的日帝「殖民史观」。

2.解放以前的乐浪郡研究

1945年解放后，日本人被赶出我国。此后平安道和黄海道一带的乐浪郡遗址发掘与研究的主导权就转入了南、北韩研究者。因此解放这个时间点算是乐浪郡研究目的与问题意识发生变化的一大转折点。为了理解解放后研究史的变动，就有必要先来大略理解在此之前的研究经过。

对于乐浪郡的位置问题，早已被朝鲜后期的研究者们展开了相当多的研究了。经历了倭乱和胡乱之后，高扬著全新的历史意识、将实证的历史地理研究集大成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我们所熟知的韩百谦、丁若镛、柳得恭这些实学者们细致研究了流传至当时的韩国和中国方面的诸多文献，在其过程中搜集了有关汉四郡的大部分文献资料。以此为基础，我们所知的乐浪郡在平壤说、在辽东说、在辽西说等大部分的学说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实学者的研究与清代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等的研究为20世纪以后的日帝官方学者及民族主义研究者所继承。也就是说，乐浪郡以平壤一带为中心而存在的说法本身就是成立于朝鲜后期并延续下来的一种学说。最近有人指责这是近代日本人最早炮制的说法，这些发言无非要么是因为对既存研究史的无知，要么是故意歪曲真相。

另一方面，之所以当时的实学者对乐浪郡的位置只能坚持平壤说、辽东说、辽西说等几种学说，是因为明确展现汉四郡的设置与变迁面貌的文献记载本来就不足，具有决定意义的考古资料尚未发掘。以后使乐浪郡研究得以取得突破的考古发掘要到20世纪才有进行的可能。但不幸的是，最早主导对埋藏相关资料的平安道、黄海道一带展开发掘工作的是当时强占韩半岛的日本人。

作为1910年代社会文化调查事业的一环，日帝展开了总督府主导的朝鲜古迹调查。他们起初是以对高句丽遗迹的关注来调查大同江沿岸，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乐浪土城与其内部的刻著「乐浪礼官」铭文的瓦当、「乐浪太守长」封泥等。

当时发现的「乐浪土城」是乐浪郡的治所这点也可通过文献资料来加以印证。中国北魏王朝时的学者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出现了如下记载：

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余访蕃使，言城在𬇙水之阳。其水西流，径故乐浪朝鲜县，即乐浪郡治，汉武帝置。

北魏的郦道元是在活动于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人物。当时高句丽是长寿王、文咨明王在位的时期，首都被比定于大同江以北的大成山城或安鹤宫一带。当时郦道元所会见的高句丽使臣提到高句丽首都在𬇙水以北，𬇙水向西流经乐浪郡中心治所（南面的）朝鲜县。因此，将周边发现了很多中国系古墓和遗物的乐浪土城比定为乐浪郡朝鲜县的见解与《水经注》里出现的高句丽使臣的发言相对照，也就天衣无缝了。

此后，通过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团的持续的考古发掘而取得了许多成果，于1914年在平安南道龙冈郡发现了「秥蝉县神祠碑」，1916年在大同郡大同江面的汉式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等等。根据这些考古资料，在1920年代中叶，以中国的考证学者为首的大部分学者就已经将乐浪郡的核心区域在平壤一带定位为确固的通行说法了。

而且，对乐浪郡、带方郡考古资料的发掘并非结束于日帝时代。日帝时代所发掘的乐浪地域古墓数量不过70余个，解放后北韩发掘的乐浪古墓数量（到1990年代中叶为止）多达2600多个。即使说现在我们所知的乐浪郡相关遗迹大多数不是日帝时代而是解放以后发掘的也并非过言，学界最关注的乐浪相关遗迹、遗物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重见天日，对于这些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在解放以后发掘的相关遗物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1990年7月在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乐浪郡初元四年户口簿」木简。

这3件木简是制作于中国前汉元帝在位时期的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也就是设置乐浪郡60余年后。该记录是账簿的形态，记载了乐浪郡辖下25县的家户及人口数与同比增减值。在当时的乐浪郡，为了征收税金与征发劳役，就先得正确把握郡县的居民现状（户口数），初元四年户口簿的内容就带有针对这种目的的基础资料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份木牍的性质是郡县官方档案，可以说是展现公元前45年时旨在管理郡县的文书行政在平壤地域的乐浪郡内正常运转的证据。

而且，在乐浪、带方郡区域也大量发现了刻著统治该区域的中国王朝年号的物品。例如在黄海道、平安道一带的从2世纪末开始涌现的砖石墓内发现了刻著文字的砖石。在这里按时期不同而准确标记著统治乐浪郡和带方郡的王朝（后汉、魏、晋）的年号，也记录著王氏、韩氏等中国人或中国化土著民的姓氏。并且砖石上还记载著乐浪郡下属的「长岑长」、「五官掾」这类郡县的官吏名，可知该墓埋葬的是以中国郡县官吏为首的统治阶层。

不仅是日帝时期，与中国郡县支配相关的文字也在解放以后陆续被发现于这一带的砖石墓中。其他乐浪郡时期的古墓内也发现了刻著中国王朝年号的铁镢或雨伞等物件，这些都是实情。考虑到这些证据，那么一部分冒牌历史学家的著书中宣称现在学界只以日帝时代总督府主导下发掘的资料为根据来确定乐浪郡的位置的主张显然就是无稽之谈了。而且，他们一面举出日帝时代考古资料中一部分出处可疑的资料，一面试图抛弃对考古资料本身的信赖，这只能反映出他们难以批判现在学界所提出的论据的窘况而已。

一部分冒牌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历史研究的原则是以文献资料作为第一手资料，在把握乐浪郡的位置时，文献史料应该比考古遗物、遗迹更优先对待。但在历史研究里不存在这种公式。复杂的人类历史可以用这种单纯静态的公式来探究的想法是错误的。

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从将中国吉林省集安地区比定为高句丽首都（国内城）的论据来看，这种想法的虚伪也太显而易见了。迄今集安市一带所发现的高句丽系统积石冢，以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广开土王碑在过去1600余年伫立于王陵周边，这些难道不是证明首都的最重要根据么？将这种考古遗物、遗迹作为第一手判断根据，再将关于高句丽国内城的诸多文献史料与之结合来加以解释，这是理所当然的程序。

乐浪郡位置的问题也一样。以现在平安道和黄海道区域所发现的数千个中国系统古墓、以及在古墓中所发现的刻著中国系人名与郡县官吏的名称等的砖石和漆器遗物、此外还有秥蝉县神祠碑、封泥等有关中国郡县的出土文物作为第一手的基准来比定乐浪郡的位置，这是天经地义的手续。用一个毫无根据的「公式」来一举否定这些资料，只举出能佐证自己逻辑的文献资料，这种方式不过是一种故意的历史歪曲而已。

3.解放以后的研究

乐浪郡研究在解放以后为我国学界所主导，关注点不在1920年代就已告一段落的位置问题，而是深化为乐浪郡的统治构造（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乐浪郡的性质（郡县统治是否正常运转）问题。我国学界钻研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日本学界的研究。因此为了理解该研究的本质，就有必要先简略考察下日本学界到1960年代为止所进行的乐浪郡研究。

日本的研究者在1945年以后不可能再直接探究或参与发掘平壤地区的乐浪郡遗迹了，因而他们以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报告书）的分析为中心，致力于弄清乐浪郡的统治构造。他们通过这些研究所下的结论是，乐浪郡的统治阶层是中国人，也就是汉族，原来长期居住在该区域的古朝鲜系统的居民是受到他们统治的被统治阶层。

这种主张的集大成者是日本研究者三上次男。他强调，中国文化在乐浪郡的统治阶层建造的乐浪古墓（大型木椁墓、砖石墓）的形态与随葬品中强烈表现出来，并以此为基础主张乐浪郡的统治阶层就是中国人无疑。而且认为同时期多数居住于该区域的古朝鲜系土著豪强的墓是支石墓。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设置乐浪郡以后营建了大型木椁墓、砖石墓等非常先进的古墓，并在内部随葬著华丽的高级遗物，同时我国古朝鲜土著则营建叠加大石头而建造的支石墓，在其内部主要随葬的是石刀等石器类，表现出了非常落后的文化状态。

三上次男的见解是在日帝时期殖民史观（停滞性论、他律性论）的延长线上被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勾勒出了这样的历史图景：古朝鲜灭亡以后新来的中国人与以前就移居古朝鲜土地的一部分中国人从「种族上」统治土著原住民，以致古代韩半岛人只能从外部（中国）寻求自己社会的发展动力。

在中国王朝的统治下，中国人以统治阶层君临乐浪郡，而古朝鲜的土著民在其辖下受到统治而生活著，日本方面的这种主张是事实吗？对此，韩国学者们从根本上提问：「如果搞的是这种压迫性统治，那么乐浪郡果真能够在韩半岛上存续420余年之久吗？」

本来，乐浪郡就跟设置没多久就被废止的其他郡县（临屯郡、真番郡、玄菟郡）不同，以平安道一带为中心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持续到公元313年，维持了约420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原经历了两次以上的改朝换代，在王朝交替期也经历了极度的政治、社会动荡。在动荡的漩涡中，处于最边境的乐浪郡也往往面临著来自中原的军事、经济支援被切断的情况。而且乐浪郡压根不曾出现过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移民（汉族）。也就是说，乐浪郡区域是中国人占少数，而土著居民的比率占压倒多数。

那么在这几次政治困境中，以及在乐浪郡居民的绝大多数由土著原住民构成的状况下，没有他们的合作和参与，郡县能够长期存续吗？像三上次男的见解那样——中国人进入旧古朝鲜的核心区域、将多数的土著民置于被统治阶层、施加压迫性统治的话，乐浪郡真的能够安定地统治这片区域达4个世纪之久吗？

当时的中国王朝统治者通过对其他边疆区域的统治而清楚意识到排除当地原住民的单方面、压迫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古朝鲜虽然确实因汉朝军队的攻击而丧失了中央政府，但社会基础并未被彻底破坏，当地豪强也没有大举外逃。也就是说，要完全排除古朝鲜系土著居民的存在而长期统治这片区域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光凭乐浪郡一带考古资料所带有的中国文化的特性也很难断定该区域的统治阶层就全部是中国人。我们通过现在考古学资料可以知道的只是在乐浪统治阶层古墓的墓葬形态与随葬品所体现出的文化的面貌，而非分析墓主的种族的DNA。那么，难道就没有土著原住民豪强长期耳濡目染中国文化、逐渐使用起中国人主要使用的物品并将古墓营建方式变为中国式的可能性吗？

根据这种问题意识，韩国研究者们认为难以将乐浪郡的中国人（汉族）与土著原住民看做互为统治-被统治的二元对立构图，并且为了具体地予以阐明，也全面地重新研究了乐浪郡的统治构造与郡县支配的性质。

4.通过发掘考古资料的研究进展

驳倒日本的乐浪郡研究的主要契机也是通过解放后的考古资料发掘。韩国学界持续发掘调查的结果显示，被日本人主张为乐浪郡内古朝鲜系土著民墓葬的支石墓只建造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鉴于乐浪郡是设置于公元前2世纪末（公元前108年），所以支石墓决不是乐浪郡时期的墓葬。

而且，解放后在北韩地区不懈的考古发掘之下，在平安道、黄海道地区发掘了2600多个乐浪古墓。这让我们知道了一个新事实：其中从乐浪郡初期到公元前后为止多数建造的是土圹木椁墓。

不过，在这些乐浪郡统治阶层所营建的墓葬里，开始出土惊人的遗物。古朝鲜系土著民代表性文化——细形铜剑（韩国式铜剑）被发现了。土著民的专属品在乐浪郡统治阶层的墓葬内大量出土，这意味著什么呢？这就意味著从古朝鲜时开始就长期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土著民在乐浪郡也一直是统治阶层。

例如前面介绍的「初元四年户口簿」（乐浪郡的户口调查官方档案）被认为是在郡县中担任行政职务的人物的随葬品。可是在该墓葬（贞柏洞364号古墓）内也发现了细形铜剑系统的遗物。而且，官至乐浪二十五县之一的夫租县县长（夫租长）的一个叫高常贤的人物的墓葬中也发现了细形铜剑。这些事例证明了随葬细形铜剑的古朝鲜系统土著民不仅负责户口调查等主要行政业务，还有人做到了县长这种高级官职。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显示即使在古朝鲜灭亡以后，该区域土著社会的构成也没有被打破。一般来说，中国汉代的郡县稳定在各县以大约1万户程度的户口数为基准，而乐浪二十五县的各县户口数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初元四年户口簿为基准，朝鲜县9678户、秥蝉县1039户、提奚县137户）。

其原因被历史研究者们揭示了：乐浪郡辖下的25个县的行政区域不是像中国王朝的其他郡县那样按户口数（以1万户为基准）和面积来整齐划一地规划，而是按一直以来土著势力的领域与境界来规划的。也就是说，汉朝没有打破古朝鲜时期以来的土著势力原来居住的地域与社会构成形态，大部分还是照旧承认，在其过程中，县的规模和户口数必然就会这样不规则地呈现出来。这也就反映了即使在设置乐浪郡时也堂堂正正维持著的古朝鲜系土著民社会的面貌。

那么，土著民的墓葬为什么又会一并随葬中国制物件呢？这些都是随著设置郡县以后同中国的往来逐渐频繁而进入该区域的中国制品以及在乐浪郡内被制作的中国式物件。当时在社会、经济上地位高的土著民在日常中使用中国物件，然后作为显示身份的财产而一并随葬于墓葬中。这几乎无异于我国过去的富裕视阶层购买并使用昂贵的美国制或日本制进口货、视为展现自己地位的手段。当时是先进地区的「中国制」算得上是乐浪郡时期的「名牌货」。

总而言之，古朝鲜灭亡以后，该区域土著势力并未流散或消失。在多数的土著民社会尚存的旧古朝鲜地区，没有他们的合作与帮助，中国王朝不可能长期运营著郡县。因此，乐浪郡的统治阶层中相当多数是由土著民构成的，这使乐浪郡统治阶层遗迹呈现出在古朝鲜系细形铜剑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物的形态。

由于像这样基于考古资料的韩国学界的研究，「乐浪郡是被中国人管理的中国人社会」这种长期以来的通行观念被打破了，日本学界的「统治阶层是中国人、被统治阶层是土著民」这种二元的种族支配论也随之一起崩溃。所以，光凭「中国郡县」这种外形和被派到该区域的一部分中国人官吏的存在就将乐浪郡历史理解为「民族」对「民族」的对立构图，甚至投射进近代以后的民族自尊心和领土观念，这可以说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时代面貌。

5.乐浪郡研究相关的「煽动」与问题点

日帝官方学者立足于近代的视角，将古朝鲜灭亡以后所设置的「汉四郡」这种历史实体规定为殖民地，在确立「他律性论」的层面上积极加以利用。当时申采浩等民族主义史学者没有去否定日帝的殖民地逻辑本身，而是站在否定汉四郡的设置本身或者其位置不能放在韩半岛内的立场来进行研究。但现在我国学界已经从理论上驳斥了日帝的殖民史观逻辑与他律性、停滞性论下的韩国史认识所带有的问题点，遍及近代以前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没必要非得将汉四郡的位置视为一种「禁忌」了。

如前文所言，学界的乐浪郡研究至今仍在深化问题意识，与此同时，号称所谓「爱国史学」的冒牌历史学家依然只盯著乐浪郡的位置问题不放。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脱离过去日帝殖民史观的那套逻辑框架——将乐浪郡规定为近代的殖民地、把握为民族对民族的对立构图。甚至他们似乎都没有明确认识到将两千多年前乐浪郡的郡治问题等同于现代国家的领土的中国东北工程的逻辑构图具有何种问题。

例如，不妨按冒牌历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单纯将乐浪郡为位置比定于平壤一带本身就佐证了日帝殖民史观和中国东北工程——来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在中国辽宁地区发现了大量遗物和遗迹、即使很晚也能成为乐浪郡存在于中国的新证据的话，那是再幸运不过；可迄今为止北韩地区的发掘成果陆续被报告出来，乐浪郡存在于韩半岛愈发清晰，这时该如何对应呢？到时候就承认完全符合了殖民史观和东北工程的逻辑吗？

只以乐浪郡的位置为基准的理念「画线」恰恰才是陷入了殖民史观和东北工程的逻辑陷阱，甚至可以使研究认识水准大幅倒退，这点不可等闲视之。还有人主张，只依据一些把乐浪郡记录为辽宁地区的后世的文献资料就在我国历史教科书上确定「辽宁说」为正式立场，这叫「爱国」。这样或许在大韩民国内是一种「爱国」，但在同行的外国学界那里就只能永远成为笑话。

为了回应解放以后还在持续的日本学界的乐浪郡研究（二元的种族支配论），只要求对发掘的资料进行客观而细致的研究就行了，不需要立足于狭隘的爱国心、只选取有利于自己主张的资料而将其余资料置之度外的「心眼儿」。三上次男的乐浪郡研究目前即使在日本学界内也不再被认同，这正是拜解放以后的发掘资料和我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所赐。

那么现在的冒牌历史学家又是怎么解释在北韩地区已经发掘出来的乐浪郡相关考古资料的呢？不管笔者怎么翻阅市面上的书，都没能找到把考古资料说明白的文字。很多情况都是干脆只字不提解放以后的考古资料，或者通过不负责任的「伪造论」、「阴谋论」来煽动人们的情感了事。在这期间，以将乐浪郡比定于平壤一带为根据来喋喋不休地主张废止「东北亚历史地图」事业的李德一所长（韩伽蓝历史文化研究所）在2015年11月聚集了学者和国会议员的讨论会场上提出如下主张：

北韩为什么突然公开了乐浪木简（初元四年户口簿）呢？在北韩的立场上，南韩最好还是继续维持殖民史观吧。在我看来，如果大韩民国改成了我们（李德一之流）这种历史学的话，能够主张自己（北韩）占上风的一个必需品（韩国史）不就没有了吗？

在讨论会上，李德一所长只凭南北韩的对立构图就将「初元四年户口簿」这种资料说成是北韩破坏大韩民国历史学的「阴谋」或其产物。问题是在国会议员和专业学者云集的场合里居然提出了这种过分主张，并且也没举出任何真凭实据。

就这样，冒牌历史学家对于乐浪郡考古资料的相关研究是提不出正常的学术性批判的。如果觉得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通过学术论文在正式学会上发表、来确保研究者们同意本人的主张吧，为什么只盯著经由国会和媒体的舆论物议呢？如果以通过政界和舆论的压迫来一下子颠覆学者们的问题意识与结论的话，这不正是学界不健康的证据吗？

冒牌历史学家得不到专业学者的同意，于是就将乐浪郡研究归入日帝殖民史观—李丙焘—学界一脉相承的虚构的「殖民史观框架」，为了将乐浪郡研究拉入不信任的泥潭中而持续煽动著大众。把现在学界比定的乐浪郡的位置说成是光凭李丙焘的研究就固定下来的结果，这也是无稽之谈。正如前面的说明，乐浪郡的核心区域是平壤、郡治在大同江南岸的乐浪土城，这个事实在1920年代中叶就已处于海外研究者也确定的状态，李丙焘并非这种学说的集大成者。

迄今出现的有关汉四郡研究的论文超过1000篇，其中李丙焘写的论文还不到10篇。在只根据考古资料还难以一一比定乐浪二十五县的具体位置的状况下，李丙焘试图主要通过文献来在最大程度上进行研究，在研究史上也并非决定了将乐浪郡比定于韩半岛的人。即使目前排除掉李丙焘的所有著作、再次进行研究的话，乐浪郡以平壤一带为中心而存在的通行说法也是毫不动摇的。在乐浪郡之外，李丙焘对他曾主张的玄菟郡和临屯郡位置的研究放到现在也很难再说是学界的通行说法了。许多后学予以批判，并比定于其他位置。

即使状况如此，冒牌历史学家依然散布著李丙焘是将「乐浪郡=平壤」之说当做正统来继承的学者、古代史学界以他为中心闭门造车的说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向大众夸大李丙焘在研究史上地位的不是我国学界，而堪称是冒牌历史学家的「功劳」。不仅说他本人歪曲历史，还以此为根据将学界骂为「卖国势力」或「殖民史学」，这不就是煽动吗？在假的变成真的、真的被假的掩盖的非正常社会里，不管任何人都将作为纯粹学问的历史学视为一种「手段」，我们不能不担心是否是这种状况。

探究学术领域的道路现在已经对所有人开放。学者的著述在书店或图书馆里可以随便找到，金石文和中国二十四史文献资料也可以轻易地在网上检索了。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堆在眼前的信息与资料的数量。研究者绝对不能忘却的是，对人类学问的真诚态度，以及试图将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客观化的努力，而其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出发」和终极的「指向」。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