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序：一则关于瓦莱里的笔记

保罗·瓦莱里在1945年7月的去世，同他生命中的其他事件一样，有著一种偶然的必然性。或者，径直说吧——他的去世可谓恰逢其时。此时的法国，除了她的语言外几乎再没剩下别的——这似乎有损她根本的声望——正亟需一位英雄。于是这个世代同这种需求一起……造就了瓦莱里之死。令旁人惊讶的是，由于自发的纪念与荣耀，他的葬礼突然变成了一场全国的哀悼。各式各样的公共荣誉（入选法兰西学院并成为主席）铸就了这个谦逊的人：「智识诗人」，棘手而警策的随笔的作者，某种意义上的他祖国文学的官方代言人——尽管他抗议说自己压根儿不是文人。我相信，等到他生命中那些难解的混淆渐渐昭明为清晰的过往，我们将看到保罗·瓦莱里的形象起而代表他的时代，正如伏尔泰和雨果代表他们的时代那样。作为心智的英雄与象征，瓦莱里与他们并肩而立，而且甚至在自己富于象征意味的死亡中，也展现著那个独一无二的法兰西。

瓦莱里是个「南方人」，这在法语中指的就是地中海沿岸的高加索裔。他的义大利母亲和科西嘉父亲住在塞特的码头区——1871年他就出生在那里。直到成人之前，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地中海沿岸，从那片大海中，他敏感的心智汲取著那些贮藏在记忆中的图像与力量：塞特的港口、码头机械的轰鸣、渔船，还有码头旁边绿色水面下落著闪亮的鱼内脏的海床；蒙彼利埃的旧公园遮蔽在大片的丝柏树荫下；摩纳哥的水族馆；热那亚陡急的街道——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的假期，以及他整个夏天都把自己泡在里面的有力的海水。塞特的这片面朝大海的古老墓园——瓦莱里后来就葬于此地——则在他发育完全的想像中孕养成了一首伟大的诗歌。

在学校里，无聊的日子把这个男孩的兴趣引向了建筑、诗歌、数学、音乐和绘画。他阅读坡的《尤里卡》，朗诵马拉美的诗歌，并且狂热地研究数学和瓦格纳的音乐。1890年，一次与皮埃尔·路易斯在蒙彼利埃见面的机会把他带到了巴黎，带向了安德烈·纪德，以及他生命中的决定性人物，斯特凡·马拉美。

马拉美的作品给予了瓦莱里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冲击。这些美妙的「晶体结构」——他正是如此称呼前者的诗歌的——将骇人的完美楔进了他的身子。读著它们，除了绝望他再也感不到别的（「美就是那令我们绝望者」）。他之前确实写出了一些很棒的诗歌，但如今他的精神已攀越了诗歌本身，开始探询这些「晶体结构」的建筑原理；比一首完美的诗歌还要优越的，他想，就是一种完整的关于创作完美诗歌的知识。他不久就放弃了自己写诗，而将他强大的力量转向了对于「美的预备」的研究——亦即探询诗歌在诗人心中何以发生。瓦莱里已开始掌握他自己的真正的主题了，那就是潜藏在作品背后的心智。

他放弃写诗的决定更像是一种皈依。转折点发生在热那亚，1892年8月的一个暴雨之夜：「一个骇人的夜晚……我的房间为闪电所照亮……我整个的命运在脑袋里演到终场……在我与我之间。」他决定离开蒙彼利埃去巴黎，住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一家学生公寓里。他的房间像个僧侣住的寮房，引人注目的只是一幅（骨架的）相片，还有一张总是涂满了数学方程式的黑板。他却是马拉美周二晚上的沙龙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放弃写诗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在一段时间里，瓦莱里鲜明地感到了文学和艺术的某种缺失。它们没有满足他对于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各种要求；作为途径它们过于含混，作为工具又不够精密。他被有力地引向了数学与严谨科学，引向了绝对精确的可能性——他在知识的诸多分支中看到的那些研究方法。他对于写诗的弃绝因而成了一种将心智从偏狭的专注中解脱出来的方式，一种清理头脑以应用新的知性官能——亦即寻获自由——的手段。他兴趣的广阔范围，他视作智力资源的深厚学问，他的愉悦和个人魅力中的庄严意味，都令他的诗人与文人朋友们分外惊奇和著迷。

但他这新的自由来得并不容易。瓦莱里如今在自己身上感到了几种世界观之间亟待化解的矛盾。他佩服马拉美的办法：将诗歌当作一种形而上学——对于诗歌创作的清醒控制以至达到英雄主义的地步。在坡的《尤里卡》一文中，他发现了——令人吃惊的是这居然发生在美国——通过将科学图景转变为诗歌来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伟大的努力之一。但终究是在列奥纳多那里，瓦莱里找到了完全的心智——正是那颗曾执掌著所有艺术与科学的心智——的伟大实例，并将其全部转化为自己力量的工具。这种对于古老矛盾的解决方式为瓦莱里早期最好的散文提供了主题，尤其是他余生再未停止冥思的那两个：与泰斯特先生共度的一晚（1894），还有对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解决方式的引介（1894.5）。

1898年马拉美的去世将瓦莱里推进了一场瘫痪般的委顿之中。无论这是否就是根本的缘由，总之他现在完全弃绝了写作，并且开始了一个专注于研究和对自身力量的内在驯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了近20年。正是在生命中的这个时期，他养成了如此折射出他的心智世界的工作习惯：早上5点起床来记录意识的初临。超过40年的时间里，此人在白昼到来之前起床，喝一杯温热的咖啡，然后就在桌前记下黎明染亮自己的窗子与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这些以此种方式——连同一颗伟大心智在一生的工作中留下的绘画、冥思、人物、水彩、废料和涂鸦——填满的笔记本，如今摆满了他曾经的书房里的书橱。它们的出版——当然很困难，但或许能在其中发现一处智识的富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安德烈·纪德固执的要求下，瓦莱里重新开始了诗歌的实践。他第一次的所谓「习题」，经过了几年的精雕细琢，终于在1917年出版，以「诗的政变」而闻名。这就是《年青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又加进去另外几首使他成为了在世诗人中最卓越者的完美的诗歌。「在所有诗人里，在任何的语言中，在这过去的30年上，」T.S.艾略特近来如此说道，「……将在后世面前作为代表诗人，作为诗人的象征而留存的，只会是他（瓦莱里），在这20世纪的前50年里——不是叶芝，不是里尔克，不是其他任何人。」

瓦莱里看待一切事物都从智识的角度出发：「一切都关乎智识」。正如所有伟大的主题那样，心智——常常被称作他的主题，或许称作他作品中的控制性象征（controlling metaphor）更为合适——导向了整个世界。倘若说瓦莱里的关注焦点在于对意识的寻索，那么再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了——此种寻索源于自我，并且导向人类、世界乃至历史。「我们要花多长时间，」里昂-保罗·法尔格说，「才能看到瓦莱里述说的只是那些人们共有的东西，那些事物最细小的纤弱：天空，大海，美，变化与静止，解开谜语的滋味，还有对所谓的新事物保持机警的伟大艺术。」然而，无论瓦莱里谈论的是什么，希腊几何、欧洲、神话、笛卡尔，或者诗歌，他最深处的关切始终伴随著一些巧智，一些可能性、机理，或者心智的境遇（往往是悲剧性的）。他注目贝壳，研习数学物理，去看一场芭蕾舞剧，阅读爱伦·坡，或是在清晨早早醒来，最终都导向同一个目的：寻获这些来自各式各样的角度、时间与物体的光线，都汇聚在他那难以解脱的中心——有意识的心智——上了。

意识生来便是戏剧性的，因为它总是在其对立面中显现而又潜藏。它是那么一种无以分离或知晓的质素。我们身上那种难以捉摸的人性——自我——是不可知的，瓦莱里声称，这是因为它正是「那知道的主体」，正是那涵括、领会著我们所知一切的普遍性的觉知。它是人类那无可化约的作为之基调，像风那样，只有在其他事物上才得以显现。意识的循回环封著事件的宇宙；所有事物都隶属于「那个纯粹的共相，那个无可逾越的、自我感知著的普遍意识」。

在《笔记与随想》中的一处有关列奥纳多的美妙段落中，瓦莱里将意识的戏剧性本质转化为这么一个延展的形象：意识，他说，就好像「一位观众，隐匿在剧场的暗影之中。一个永远见不到自己的在者，被逼迫著观看敌对者在舞台上的壮丽演出；但它清楚自己充满了所有那些呼吸著的不可逆转的夜晚。完全的、无以参透的夜晚，绝对的夜晚；然而也是有限的夜晚，是最贪求的、秘密地生成的夜晚，由那些彼此限制与倾轧的有机物构成；夯实的夜晚，一团鲜活的郁暗和那些可供鼓掌、喝倒彩或受刺激的器官的夜晚——每个器官都依据天性恪守著各自的职能。而另一边，面对这位热烈而神秘的观众，在一个环闭的范式中活动与辐射，这是唯一的明智、合理而可能的做法。没有什么可以诞生、消亡，或是成就完全的在者，或者据有一个刹那、一处空间、一项意义、一种形象——除了在这有限的舞台上，受制于命运，在第一日黑暗分离出光明之时，自那原初的混沌中升举而来，就此分明了，且要永远受著那显象的情状的桎梏……」

正是这种知性观念决定了瓦莱里作品的机理。曾经有人认为，他对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方式的引介倒不如看作是对于自己方式的阐说；因为他做的并非对于列奥纳多作品的分析，而是终极地想像一个如此完全、如此普遍的心智——以至所有科学与艺术都成了它的工具——的机理和运作模式，接著他就声称，如果这样的人物当真存在过的话，那必定是列奥纳多了。同样地，在《年青的命运女神》中，无论它主要的难解与晦涩何在，无论它蕴含的美或哲思是怎样，它的主题，正如瓦莱里惯常通过批注来愚弄他的评论家的那样，仅仅是一位年轻女孩某晚的思绪。甚至在关于时事的杂文中，瓦莱里感兴趣的依旧是心智在面对现代历史事件时的困境。这在人类身上工作、恋爱、理解与受难，栖息在科学、神话和艺术的处所的，乃至汇聚为欧洲——「地球的大脑」——的心智；这从最深重的肉体死亡或睡梦初醒，到最高极限的理性判断的——意识；每一个手势，每一次过程中间的阵痛、火花，或是心智从无意识的丰饶沃土挣向艺术与数学构想的复杂机理的脚步；人类，还有意识的历史性构造和戏剧性——这些才是瓦莱里作品的主题。他谓之「智识的喜剧」。在1894年，还没有人能感受到他那直白而明确的宣言的全部分量：「内在地包含著一种戏剧性。」

泰斯特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瓦莱里的小说创造。一方面，泰斯特本身是个普通的小说人物，任何人都能理解的——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孤独形象，一个日常人际交往中的刺儿头。另一方面，他又是一颗有著人类外表的心智，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为他自己的思想力量所管制的人」。泰斯特先生是那个有关意识自身以及它努力将在者推下舞台——以至耗尽自己——的故事。「人的性格，」瓦莱里说，「就是意识；而意识的个性则是消耗，永恒的消耗……最终，心智的主体必须刻意地将其自身削减为一种对于成为任何事物的无休止的回绝。」但一个人当真可能达到完全的精神性吗？泰斯特先生可能现实地存在吗？倘若不能，那又是为何？这个问题，瓦莱里声称，正是泰斯特先生的灵魂。他之不可能是因为……（我该冒昧解答吗，用这样直白的散文形式？）因为意识无法完全取消在者而继续存在。这取决于在者。感性是它的住家，知识是它的专职；这就是瓦莱里必须请出泰斯特夫人（完全的灵魂与感性）和泰斯特的朋友（他对于世界的知识）的缘由了。

构成眼前这卷小书的篇什因而正是汲汲于如下问题的一生的偶然结晶：一颗完全的心智如何像常人那样行事？奇妙之处在于，在这么几页的篇幅里我们看到了多少个泰斯特；而在每个部分中，又各自有著不同的视角：他的作者的视角、他老婆的视角、年轻朋友的以及他自己的视角。我们见他在咖啡馆，在剧院，在家里，甚至在床上；我们看著他思索、做爱、睡觉、在公园里散步；我们见证著对于他的社会背景——那个容纳著他的巴黎——的生动再现；还有，在他日志里记下的，「他思想的牺牲」。

有些读者在日志中看到了一个扫兴的尾声。因为此前对这个非凡人物期待得这般厉害，他们最终发现此人实际的思想毕竟没有那么超绝，也是自然的。倘若此本小书是严格按照小说的章法而来，那么这只好算作一个败笔；但事实上，这个扫兴的尾声在此是经过严谨的安排，且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强化了那个印象：关于平庸，关于日常，而这正是瓦莱里主题的重要构成：心智与日常生存状态的交缠。最终，这结局说出了他的一个主要观点，亦即对心智的记录总是一种「思想的牺牲」；通过使其依附于词语的表意，写作这种行为终止了思想。泰斯特先生的日志亦非例外。

以瓦莱里自身来辨识泰斯特先生的阐读方法自然而然地盛行起来了，并且已在这部作品中建构了或许太多的自传性层面。这当然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著作，但也许，瓦莱里是泰斯特先生，这并不比他是列奥纳多、马拉美或笛卡尔的程度更高一些；他沿著自己的道路成为了所有这些人物与角色。泰斯特只是那个不具名者——作者的意识——最常见的形象。他依旧是，瓦莱里在生命的尽头如此说道，「我所见过最完满的在者……那个长久存在我心中的人。」

这篇笔记并非旨在「阐释」泰斯特先生，倘若它指出了一条通向文本的道路，那么目的就算达到了。瓦莱里在他自己的序言中警告我们说，他的著作不是给懒蛋准备的。他的心智是如此热烈，以至于一有活动就非得说出点儿什么来；而他又要求精细的阅读。一旦许给他这个，他的文字立刻就亮堂起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一种极其简明清晰的风格。他设法从此种朴素的澄澈中提炼出的美妙的修辞资源熔成了他风格的质地（且使其根本不可能在译文里得到忠实的再现）。然而，瓦莱里要表达的含义永远也不会躲藏到那些故弄玄虚的语焉不详之中，而是始终安放在他的语句里。不管他还有什么言外之意，他要表达的首先是他所说出的。

杰克逊·马修斯

1947年1月，于巴黎

孔迩 译于2018.11.5 于北京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