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与其说是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如说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身体力行地进行革命实践的人最彻底地忠诚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而非自己的某种刻板观念、印象。他们最忠于现实，也最有决心改变现实，并通过与工农群众之间的不断互动深入地、细致入微了解现实，从而在此基础上发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革命必要性与必然性。劳苦大众的革命潜能被觉醒者召唤出来、组织起来，进而爆发出了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巨大能量。这股能量最终重塑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让地球上曾经最死气沉沉、最落后保守的土地成为人类最先进政治思想的试验田。而在此进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启蒙、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我重构，将自己塑造为真正适应了革命与建设的新人。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而这种判断让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能单纯地以超然于中国社会之上乃至拥有某种优越感的启蒙者自居。一方面，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认识不清，他们的反抗也只有从自发走向自觉才能真正推翻自身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对他们予以引导，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体是无产阶级，其最终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而不是个别首先掌握了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要成为真正理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就必须把自己居于被启蒙者的地位，真正地深入理解劳苦大众的阶级心理，乃至学习劳苦大众的斗争技巧、斗争经验和斗争智慧，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对自己的改造。由此，相较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热衷的自上而下的启蒙，马克思主义者与占社会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向启蒙，而这种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互动的真正指向则是一场以否定现行秩序、改变当前窘境为目标的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本身所蕴含的改天换地的力量拥有充分的信心，而这恰恰是同时代很多仅仅是将中国社会作为灌输、批评的客体的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
除此之外，近代中国的特殊性也迫使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所置身的社会与时代。中国工业的孱弱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工人力量的有限。因此，中国革命的成功除了工人的政治动员之外，还必须挖掘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力量的革命性，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论述这一必要性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此文中，在工人阶级被认定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前提下，农民的革命性得到了充分肯定，游民无产者被认为是能够引导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被视作是革命中可以动员的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加入革命阵营的可能性。这种认识的关键意义在于，动员工人以外的其他阶级参加革命，就不能仅仅依靠单向的宣传灌输，而是要真正深入把握该阶级的心理和需求，创造出一套能够为该阶级所理解并产生共鸣的话语体系，进而召唤出该阶级的革命动力。既锻造出一大批坚定认同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之中的先进分子从而为革命队伍提供永不枯竭的补充，也让那些由于本阶级利益所在而疏远革命乃至不赞成革命的人逐渐亲近革命或至少不反对革命。要使得以上所描绘的图景成为现实，就必须在坚持阶级斗争叙事、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广大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深入到农民农村之中），真正去同一个阶级以及该阶级内的不同群体乃至具体个体相接触，和不计其数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个人进行对话——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并根据这些现实采取相应的革命策略，动员起一支革命的大军。对马克思主义者自身来说，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不断重塑个人世界观、不断从「真空球形革命」走向「现实中的革命」从而真正让自己适应革命需求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识、方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相信劳动群众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同时最彻底地根据现实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世界观来进行革命。而要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让改天换地的力量得以发挥，就必须同无数活生生的社会成员展开互动，挖掘、召唤出中国社会的革命潜能。这一过程既让革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使得被压抑许久的群众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动员并自下而上地吞噬了一切企图镇压、消弭革命的组织和个人；也让知识分子们深入到社会的内在去理解社会，对无数个体的生命体验感同身受，从而纠正常见的对社会予以观念式理解、直观印象式理解的错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文化运动中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改变中国现状的热情与责任感，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甚至否定中国社会本身所蕴含的足以颠覆一切的潜能，将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国民的不理想状态绝对化、本质化，而非相信人民的自我觉醒以及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而对中国社会和劳动人民潜藏力量的忽视，又使得他们找不到有效的、良性的同被改造对象彼此互动的方式，认为只有依靠先觉者单方面的灌输与批判才能将社会成员改造成自己所希望的现代人。这种自上而下的形式，让这些本来十分真诚的救国者和启蒙者沉溺于自己的观念中，对现实的认识达不到应有的深度，与现实愈发隔膜，进而得不到现实的积极回应。最终只能一边痛心疾首于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一边在虚无感和挫败感的包围中不断消沉下去。
这个问题可以读毛泽东同志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用最简明扼要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这里转载全文及注释。
在他早年的文章中，会用到「以明吾侪」、「补苴罅漏」这样的辞汇，但是到后来几乎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谈的有大问题，有小细节。下笔，用的却是十分平实的语句和辞汇。
对比一下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那种挖空心思生怕读者看懂的风格，可以说是十分有趣了。
在注释3中，我标出来一段黑体。
从这段话可知，「精资」是有传统的。但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虽支持资本主义，却也是要社会监督，要改良弊病的。
今天的网路「精资」们，往往拿著「生产力局限」当做借口，连监督和改良都看做「不合时宜」的。
他们还觉得别人幼稚激进，自己务实又稳健呢，记住一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则，对不起，忘记了。好像死等傻靠乖乖听话就万事大吉，就发展，活活把人类当成一堆动植物。
这种现象也是趣味十足。
作这个发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28岁。但是他在最后一段说到：「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我个人的理解，阶级专政写在纸上真的不如其他选项完美，甚至看上去最粗暴。但是毛泽东已经通过深度的思考和研究，看透了那些漂亮玩意儿只能被文化人把玩，不能用于实践。
其实我们很多人思考问题都走不到这一步，还停留在十分感性的基础上，还有些文化人的完美主义和小资的抑郁，会经常动摇。这些情况也是很有趣的，值得关注。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4]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5]；
2.社会民主主义[6]；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7])；
5.无政府主义[8]。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注释
[1]这是标志著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八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一九一六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
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一九二○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因而否认中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并宣称可以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以及发展各种「协社」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的这种主张，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4]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一八九八——一九七○），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5]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6]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7]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
起决定性因素的不是知识分子。一直有很多知识分子想要资本主义，甚至还有保皇的遗老。
打著红旗的不过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从统治阶级中叛逃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重要的是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选择了当时举著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
愿意跟著那支军纪严明，不烧杀抢掠的队伍。愿意积极地加入他们，愿意和那一辈怀著理想主义激情的人们站在一起。
人民渐渐达成一定的合意，加上党组织内部一些人的才干，才能支撑著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重新缔造这个国家。
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从十月革命时，到解放前后，到今天，他们一直存在。他们一直是很不小的一部分人，他们一直唱著反调。
主要原因还是要感谢常凯申和四大家族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社会的诸多影响。
国家主义上通过被日本打的几乎「亡国灭种」，以及和美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国知识分子被迫认识到不选择马克思主义就要做一辈子的仆从国民。
政治上通过武器的批判，以和谐李公朴、闻一多等诸多左翼知识分子为标志，让中国知识分子被迫认识到即便在这个殖民地国家里，自己的未来也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傀儡和文奴。
经济上通过法币和金圆券的改革，基本上打碎了束缚中国知识分子的私有制财产枷锁和坛坛罐罐，使其失去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上成为了无产阶级。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被迫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宏流，当然也不乏胡适、钱穆这种携著学问和学位，怀著温情和敬意而不愿融入宏流的大师。
首先，从近代到今天，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大部分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并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局限在少部分左翼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而很多的先锋队成员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随著经济的右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财富集中状况的日益加剧以及教育精英化程度的提升，知识分子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只会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将会面临宗教化、教条化。
其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对于中国的阶级构成、发展阶段以及外部威胁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最适合的、或许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此处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所结合的产物，也是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所被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脱胎于苏联的革命实践，并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
近代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完善的资产阶级，而是处于一种多种阶级成分并存的混乱局面中，并面临著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而在多种阶级成分中，农民阶级又占有绝对的数量支配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括苏联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下层阶级（广大的农民阶级和少量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全部上层阶级（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对立，并掺杂了民族主义的成分。
毕竟，当年吃不饱饭、没有上过学的劳苦大众，只是想吃一口饱饭、不被外国人和少部分自己人欺负而已。要求他们有建立在完善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觉悟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很多时候是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力量来领导中国下层民众，实现了中国的解放。而又利用了被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完成了土地革命和三大改造，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带领中国人民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
而众所周知，当教员同志真正地想要进行一场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纯洁性的时候，他的评价就从伟大领袖变成了三七开。
至于后世的一部分墓碑上写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懂得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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