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药

其实41年苏军怼上德军一败涂地并非偶然。可以说是双方30年代战争准备差距的体现。

理论上讲,苏联或许可以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我觉得我没有评价战略的资格。尤其是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好去讲能不能得出最优解的问题。

打造一支过硬的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说苏德战争前苏军纸面上强大无比。可实际上:

1、中高级军官队伍被破坏,军校培养被破坏,年前军官被提拔才几年。

比如42年勒热夫参战学员,战前在梁赞步兵学院进修,发现教员不懂机械化战争,他撩上的图书馆小姐姐告诉他前几年教材都烧了,校领导和骨干被洗了几遍。

2、机械化不完善,人比装备多。现有机械化装备性能低下,高性能装备列装需时日。军队编制反复调整,莫衷一是,机械化军队发展迷失方向。

例如39年在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行动。机械化部队装备完好率低,为此裁撤了四个机械化军,但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

3、理论探索基本停滞,军事教学停留在内战水平。片面强调进攻,却忽视战术训练和研究。例如在43年前,苏军堑壕防线结构简单,牵引反坦克火炮部局不合理。步兵、装甲兵班排战术组织能力不足,一味强调猛打猛冲,协同能力差。

例如苏军坦克兵突破防线时喜欢猪突,导致步坦脱节,坦克一头撞进敌方反坦克阵地被摧毁这个问题在中东路事件出现过,在西班牙内战出现过,在张鼓峰,诺门坎,冬季战争全部出现过,这还是每次作战都有总结的情况下。一支军队憨到这个程度实在是稀奇,这说明当时苏军已经丧失从实战中快速吸取经验教训并贯彻到全军的能力。

4、军队规模极速扩张几年,指挥官和老士官奇缺,指挥官执行命令死板机械,作战畏惧权威,训练废弛,全训部队不足。

比如说冬季战争苏军前线指挥一味用坦克和步兵冲击性突破曼纳海姆防线,结果只有徒增伤亡。

以上种种问题在苏德战争前的历次冲突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但是苏军高层没有能够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这里面有能力问题,有形势问题,也有错误思路南辕北辙的问题。

但是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应当负全责。


另一方面,即使有过硬的军队,没有正确符合实际的决策同样是十分致命的。

苏联最最糟糕的时候不是41年,而是42年。此时苏军既没有很好的吸取开战第一年的教训,也没有完全恢复工业生产能力。

所以看当时勒热夫、列宁格勒、南线啥的苏军给人的印象就是送送送。勒热夫靠近莫斯科,列宁格勒被包围,苏军急于缓和战线形势可以理解,但是不切实际低估德军,用低劣的组织水平一味投入兵力送就是苏军自己的责任了。

一直到43年春季第三次哈尔科夫反击战以后,苏军高层才基本一致承认德军并不是靠几次胜利就能打败的对手,这个认识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


相较而言,英军在40-42年这段时间的做法就要更稳妥一些。比如说40年开战的时候英军的发展也有很多问题。敦刻尔克败退后进行紧急转型。

战术装备编组普遍都有研习德军的情况,对西方影响很大的英军伞兵和哥曼德突击队也是这一时期组建的,当然苏联可能没有从容的地缘环境也是一个因素。


补充一些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和「闪电战」的基本辨析。

首先,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图哈切夫斯基强调使用「近战坦克群」对浅纵深的敌军防线进行突破,随后使用「远战坦克群」进行敌纵深内的发展,这种理论本身是好的,但相对于红军/苏军的作战样式而言过于超前——苏军的全军机械化在1964年才基本完成,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在突破敌军防线和纵深发展两个阶段均大规模使用坦克与摩托化部队对于苏军而言才是在物质层面可以做到、可以接受的,在此之前,苏军仍然存在大量未实现摩托化/机械化的步兵师,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意味著红军只能在一个阶段大批量投入坦克部队,而在另一个阶段只能以步兵为主。

在突破敌军防线阶段投入主要的坦克力量和在纵深发展阶段投入主要的坦克力量,事实上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进行了大规模实验,具体的情况也不是仅仅根据抽象的原则就能一概而论的——在1942年初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火星行动」期间,坦克部队往往在最初的攻势中就和步兵一同压上,以求在步兵规模庞大但攻坚能力薄弱的劣势下依靠坦克部队的突击力达成突破,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但也造成西方面军各进攻部队应对中央集团军群在消耗红军进攻能量后的反击时往往只能被动防守,因此面临反过来被围歼的危险。面对这一不仅出现在中线,也出现在北线(柳班战役)和南线(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的局面,红军的应对之策是提高步兵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加强火力配属,建立小规模的配属步兵的坦克部队(请注意,这说明红军根据战局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修订恰恰是对图哈切夫斯基学说的批判式继承,而非全盘否定或全面复活),减轻在突破敌军防线阶段对坦克部队的依赖,把珍贵的坦克部队留到纵深发展阶段再投入使用,这是十分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无法对敌军纵深进行打击的攻势只会是无谓的隔靴搔痒,而打击敌军的纵深就需要大规模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在敌军纵深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如何为数不多的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在敌军纵深作战呢?减少突破敌军防线阶段对摩托化机械化部队的损耗,使他们能够从突破口迅猛地楔入敌军纵深,并击退敌军的反击——这就要求在突破敌军防线阶段保留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机械化部队,把他们留到第二个阶段使用,加强步兵部队的攻坚能力与一定程度上抗击敌军反击的能力,这就是红军总参谋部根据战局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修订的逻辑,库图佐夫行动、鲁缅采夫行动和巴格拉基昂行动的一系列胜利证明了它是可行、适用的。

与红军总参谋部的实践形成对比的是,图哈切夫斯基本人对大纵深战役理论具体的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红军的现实和(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军而言的)未来战争的面貌——1937年红军的总员额仅有130万,这一规模无法满足抵抗法西斯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需求,讽刺的是即使停留在这一规模的红军也未能实现全面摩托化,而图哈切夫斯基对快速坦克和装甲汽车等「大号玩具」的喜爱使得红军接收了大量在1937年尚显够用却在1940年和1941年就完全落伍的武器;而图哈切夫斯基同样并未预见到未来战争中必然出现的大规模动员和大规模动员极易造成的军队机械化率降低,也并未对此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伏罗希洛夫和铁木辛哥领导的国防人民委员会为纠正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时代形成的,以及在「解放进军」和冬季战争期间暴露的一系列缺点作出了勤勉的努力。总而言之,这是红军建设过程中的一段弯路。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本人的责任,他「红色拿破仑」的美名是在国内战争期间获得的,而从国内战争经验与并不完善的构想性理论出发对未来战争形式的展望,永远比不上在新的战争形式下通过大规模练兵获得的切实经验——法西斯德国从西班牙内战、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中汲取了充足的教益,而红军没有这样的机会,红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检验的场合通常是军区规模的演习,而这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情形存在著很明显的偏差,这是超越个人观念与才能的,造成红军建设政策出现严重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

与在战前由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并试验、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由红军总参谋部根据实际经验完善、伟大的卫国战争后的「冷战」期间进一步由苏军总参谋部通过大规模演习等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大纵深战役理论相比,「闪电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人为营造的神话。

「闪电战」一词并非由德军总参谋部、德军将领或法西斯德国宣传机器提出,而是Times在法国战役后创造的名词,是对德军作战样式震撼性效果的描述,而非精准的军事科学概念,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进行的实际上是现代化的腓特烈—拿破仑式大规模机动战。腓特烈与拿破仑均十分注重通过军队的快速机动来掌握是否进行会战的主动权,以及抢占会战战场内的有利地形与阵位,两者也都十分注重发扬中层军官的主动性,通过基层单位的战术发挥使军队在会战中以较小的代价战胜庞大但僵化的敌军。这一大规模机动战传统被普鲁士总参谋部继承,并在普法战争期间得到了检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纵深绵亘战线的形成淘汰了步骑兵为主的大规模机动战,而军队的摩托化机械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了大国陆军建设的趋势,陆军建设千载难逢的窗口期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短暂地出现了——摩托化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机动战具备了打破旧的大纵深绵亘战线的能力,而新形式的,摩托化机械化条件下的大纵深绵亘战线仍然没有形成(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它也仅仅是在勒热夫突出部等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密度较高的地区出现了,而在其他战线,具有强大突击力的摩托化机械化部队仍然能够从战线上找到足够多的漏洞)。这使得以往决定战争胜负的兵员数量第一次不那么重要(当然,兵员数量仍然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不管是波兰战役、法国战役还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法西斯军队都在前线范围内保持了对同盟国军队的数量优势),军队的空中力量和摩托化机械化程度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德军总参谋部迅速地复兴了腓特烈—拿破仑—老毛奇的大规模机动战传统,而在战略问题上(从魏玛时期起的)总参谋部同样继承了老毛奇时代以来的传统艺能——对战役组织问题的过度偏爱与对国家战略问题的忽视(此处应有老毛奇名言,「在战术胜利面前,战略哑口无言」),总参谋部在兴登堡授意下通过与右翼势力合作进行的秘密再武装化比魏玛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成就永远快上一两步,这一独立王国式的行为无疑促进了共和国政治生态的恶化,甚至为希特勒上台创造了相当的便利;当然,如此评价法西斯政权时期的总参谋部并不公正——法西斯政权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主要出自陆军下士前画家的构想,总参谋部在陆军下士前画家的打压下逐步变成了他面向国防军的御用传声筒,并且,由于法西斯政权的内在矛盾和陆军下士前画家的一系列操作,最迟从1939年起法西斯政权就不存在什么超出军事范围之外的国家战略了。

扯远了,回归正题。如果我们要进行概括,那么「闪电战」这一名词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战役组织方法和指挥管理方式,及其在战场上产生的震撼效果。我们抛开宣传的成分,简单谈谈继承了大规模机动战传统的战役组织方式,它的优缺点都十分显著——它在由一系列中短期的战役组成的战争中能够十分有效地减少损失,但它极易在高烈度大纵深的持久战中遭受失败,并使军队承受难以恢复的损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为例,实质上德军进行的是一场大多数师级单位的骡马化战争和少数单位进行的摩托化/半机械化战争,两种战争形式的脱节使得德军装甲部队从1941年末起就时常因脱离步兵部队而受到打击,红军也不止一次抓住德军装甲部队与步兵部队的脱节发动反击,迫使德军调整节奏,从1943年起红军的小规模反击和大规模反攻也迫使德军越来越多地把装甲部队作为「救火队」使用,而非进行腓特烈—拿破仑—老毛奇式的大规模进攻性机动战,而在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历史中,腓特烈和拿破仑也不止一次地被迫放弃机动战,同占据优势敌军进行硬碰硬的对垒。受制于「用垃圾桶著火形容是侮辱了垃圾桶著火」(MHV语)的军工生产制度,德军在大规模进攻性机动战破产后并未及时转入适应全线消耗战和小规模机动战的军工生产体系,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日常羞辱法西斯政权1/1)。

顺便一提,华约陆军在20世纪70年代享有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优势时演练的剧本大多为大纵深条件下的大规模进攻性机动战,在选择空间非常大的前提下,就会出现「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大人什么都要.jpg」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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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都知道提问者的立场如何,但既然提问者这次难得地使用了「客观评价」,并且没有在问题中提前「盖棺定论」,那么我就姑且答之,各位姑且读之。

在开始一切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一问题要求我们评价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表现,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历史幅度为1941年6月22日爆发1945年5月9日胜利结束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这一幅度之外的时间和地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本回答不讨论快速工业化、「大清洗」、战前大扩军等历史事件。

我们进入正题,为了便于进行简明的评价,我们把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工作划分为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战时体制协调、作为武装力量最高总统帅部大本营主席的战略指挥,以及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战时外交,接下来我们对战争前期斯大林的各项工作进行概述。而关于从库尔斯克到柏林的一系列事件,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下属们已经完成了磨合,此时我们已经不需要围绕斯大林争论什么了。

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当日边境线上的红军陆海空军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地根据各方面军下达的「反击挑衅」命令进行防御与反击的尝试,由于法西斯军队在整条边境线上的战略战术突然性,红军在战争首日就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至7月初战线已经深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红军西北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遭受重创,西方面军于6月29日结束的明斯克战役中被法西斯军队围歼。在战争最初的一周时间里,斯大林并未有效适应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战时职责,尽管他在私人别墅逗留期间也进行了诸多艰苦繁杂的工作,但直到6月30日国防委员会才真正组织起来——这已经是相当值得称赞的效率,但还是令人思考,如果能够再早两三天,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变化呢?苏联的战时体制在6月3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和7月10日武装力量最高总统帅部大本营改组完成后基本稳定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最迟到1941年7月10日,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战时体制协调工作基本圆满地完成了。

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最受争议的,无疑是作为武装力量最高总统帅部大本营主席的战略指挥,这一点我们暂不讨论,我们接下来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外交工作进行一定的概括。斯大林的外交工作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不管是美方顺水推舟的租借法案,还是在战争期间对欧美各国共产党等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亦或者通过间谍进行的外交情报工作,都在盟国中间有力地维护了苏维埃国家的国家利益与尊严,作为外交家的斯大林无疑是十分成功的,这为战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谈谈斯大林的战略指挥。

1941年的红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下图是红军与法西斯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力量对比。

尽管在纸面上的数据非常漂亮,但红军面临的局面是这样的——法西斯军队的兵员明显多于红军在西部边境的力量,在坦克和战机上法西斯军队同样占据数量优势,并且红军面临著本回答不纳入讨论的战前大扩军导致的低摩托化机械化率、军官大规模缺编、无线电技术与产能落后与仓促调动导致的后勤短缺,更为致命的是,法西斯军队在波兰和法国已经进行了参战兵力超过一百万人的大型战役,对各项陆空军技战术进行了相对充分的实验与修订,而红军严重缺乏类似的经验与可行的战役组织法(大纵深战役理论真正得到完善恰恰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而非之前的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时代),不管是西班牙内战还是诺门罕边境冲突,都没能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起到大的作用。总体而言,红军在1941年是无法同法西斯军队匹敌的,从技术角度而言,坚决地进行抵抗,为全国范围内的动员和工业与人口的转移争取时间,是无可奈何的最现实的选择。

从这一角度而言,斯大林最受诟病的决策,主要是1941年严令西南方面军禁止撤出基辅、命令在斯摩棱斯克进行正面反击,以及1942年初轻率地发动全线反攻。对于这三个事件,我们分别进行探讨。

首先,斯大林并未禁止西南方面军撤出基辅,而是要求不得不经战斗放弃基辅,而导致西南方面军在基辅被合围的最关键的因素,也主要是德军第14、24、48装甲军对普里皮亚季沼泽和第聂伯河防线的渗透,严格来说这并非一个战略失误——边境战役和乌曼战役后的西南方面军损失了大部分坦克和车辆,放弃基辅与第聂伯河防线进行撤退十分易于出现溃败的局面,而德军装甲部队的合围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军在战役指挥层面的问题;此外总参谋部在基辅战役前对德军下一步战略意图的判断同巴巴罗萨行动最初的方案是基本一致的,即德军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后继续进攻莫斯科而非将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转向至南北两线支援基辅,另外红军在战争初期动员的预备队也并不能像撒盐一样平均分配在每一条战线(红军直至1944年夏季才在整条战线上勉强对法西斯军队形成全面优势,即使如此巴格拉基昂行动也不得不依靠战略欺诈和避开装甲师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不得不进行一场赌博——是加强莫斯科前线的防御,还是优先保卫列宁格勒和基辅?结果很明显,这场赌博失败了,但这并非是一场战略失误,而是部分可行的部署遭遇的失败。

其次,关于1942年初全线反攻的失败及其引发的灾难,斯大林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一点需要承认,他并未采纳总参谋部稳妥的建议,而是要求全线反攻,以掌握战略主动权,但如果就此而贬低斯大林的能力,同样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1942年初的反攻并非不可行,北线的柳班战役使苏军损失了第二突击集团军(也偶然地使得本来前途无量的年轻将领弗拉索夫在战俘营中成为了苏维埃国家与俄罗斯民族的敌人),但北线的反攻从1941年9月起就没有停止,第二突击集团军的覆灭是一次行动的失败,而不是反攻在北线的总失败,也正是接连不断的反攻使得列宁格勒和内陆的联系逐步得到恢复,这是最为重要的;中线的勒热夫战役则在战术层面揭示了反攻的必要性——两军围绕勒热夫突出部进行了漫长的争夺,突出部的战事从1942年初持续到1943年初,在血腥的一年间,两军时常在相差仅隔一两日的时间发动进攻,谁占先手谁就占上风,谁就可能动摇对方的防御(但最终的战局仍然取决于两军能否在取得进展后抗击敌人的反扑,这一点红军比德军逊色不少),这放大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条战线也是适用的——在北线和中线,红军的先手反攻都打乱了德军的节奏,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北线和中线的战局在1942年稳定了下来;而在法西斯军队实力最强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南线,情况更为特殊——南方集团军群为弗里德里希行动和蓝色行动进行了特别的加强,法西斯军队拥有的力量不仅能够抵御红军的反攻,还能够在那之后转入大规模进攻,这是斯大林和红军将领们都没有预见的,另外一方面武装力量最高总统帅部大本营在1942年的战略仍然将保证莫斯科的安全、消耗德军和重新掌握战略主动权作为目标与方针,因此在条件相对便于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南线消耗法西斯军队本身是十分正确的决策,但斯大林施加压力要求进行大规模反攻,的确是不谨慎的,但这仍然是斯大林在大战略下具体抉择上的草率和失误,同时红军将领们在战役组织法上的生疏以及中基层官兵仍然亟待改善的战斗素质也是南线反攻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能用于论证斯大林本人战略指挥能力低下。总体而言,斯大林作为武装力量最高总统帅部主席在1942年对战局的判断在整体上是准确的,但他的视角与逻辑同将领们的存在著较大差异,因此他在局势胶著时时常会犯忽略关键技术性问题的错误,但一方面斯大林本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十分杰出,另一方面他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失败后下定决心将指挥权全面下放给总参谋部,有效地弥补了不熟悉机械化战争、未接受系统性军事教育的缺点,这一点在同时期的政治家中间已经很了不起了。

总体而言,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统帅,他在战争中主持了红军的重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不涉及军事指挥的事务上,他的才能无疑是卓越的,而曾经是西南方面军政委的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对自己的智慧才能抱有过度的自信,这一点并不算慢地得到了纠正。对于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著一席之地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当学会从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做得更好、走得更远,斯大林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血腥的四年间,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英明的人民领袖」。


批乎逛了一圈儿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一帮人套著菜场买菜的逻辑来讨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问题。

先说结论,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一票名将,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或多或少地肯定斯大林的军事才能,更不用提戈洛瓦诺夫这种死忠粉(ps:此人甚至是大清洗的「受害者」)而一些人却可以凭借他们简单粗暴的逻辑和狭隘的眼界,来下一个斯大林军事无能的结论。

本回答论据大部引自《同莫洛托夫的140次对话》,细节有出入,大意不变。

1.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红军是个什么状态?从50w扩张至500w,在五年内基本完成了技术兵器的换代。(必然的,训练跟不上)而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联西部共240w压根没打过仗的红军要面对500w屡战屡胜的纳粹德军+仆从军———这种谁上谁死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前期「能碾压」的大好局面。靠什么碾压?发挥一下无脑黑的丰富想像??

可能这种妄想一部分来自于所谓「大雷雨计划」。我们来看看莫洛托夫同丘涅夫的对话:

「进攻计划?我不知道有什么进攻计划,我们有的只是五年计划……」

「可是,当时的宣传是………」

「您想想,要是您是军事部长,难道这么说:』嘿,法西斯,请您上我这儿来打仗吧』?废话!他当然得说要进攻,要让战火远离苏维埃人民。在这里,宣传是第一位的。」

2.「战争初期误判局势」「在有明显进攻征兆的情况下没有做好准备」

来看莫洛托夫的说法:

「有些庸俗的人,就喜欢传一些庸俗言论,说什么情报人员本来已得到了进攻的情报,却被搁置无视了之类」

「我在人民委员部的时候,每天花上半天时间去研究那些情报!有过多少个进攻日期啊!那里面什么没有啊!」

注:纳粹的进攻计划多次变化(应该说反复无常更加合适)比如佐尔格的情报:原定515进攻。但后来又取消

「如果你动作大了,他就会说』你看,苏联军队在边境上集结了,是他们逼我动的手!』谁都知道战争不可避免,而我们当时想的是尽力推迟战争——斯大林战前就说过,可能要到44年才能和德军匹敌——争取到了一年又十个月。也许本来可以再拖一拖……」

「是的,这儿有不好,那儿有错误,可您来试试,怎么可能不犯错误!谁也不可能知道确切的进攻时间,上帝也不可能!」

在进攻的一瞬间立刻莫名其妙作出正确判断下令部队全面战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概以为自己开了战争迷雾在玩hoi4吧(笑)

综合上述理由,斯大林在战争爆发之初看似矛盾的反应也就说得通了。一方面,通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以防不测;另一方面,这种进攻前兆可能是纳粹德国蓄意挑起的边境冲突,如哈桑湖,哈勒欣河事件一般,需要谨慎应对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请把战争迷雾关掉,感受一下莫洛托夫的这番话:「然而只强调这些小的错误,就会让人怀疑那些大的,有决定性的方面———我们没让他攻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最终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仔细品味一下,莫洛托夫对苏德战争的前景原本可能是非常悲观的enmm,所以他完全为苏德战争的艰难胜利而骄傲。

(毕竟,在二十年代,苏联还是个农民占人口80%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靠「世界gm」的漂亮词句来挡住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条时间线上是)德军的)

待续


提问人完全没有必要提此问题。

既然您听不下任何与您相反的意见,还提这个问题干嘛呢,自己都做不到客观,还要求别人来客观评价?

您这么爱看托派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知乎又不是没有,去看不就行了?亲自下场杠答题者,知乎上恐怕找不出来几个像您这样急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推荐《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第十一章,里面对最高统帅的评价非常详细、客观,我就不赘述了。


下面我来好好回答一下 @尼基塔 在一些回答的评论区中大肆宣扬的所谓「斯大林在明斯克失守后惊慌失措」的问题。

@尼基塔 基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中《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二)》中没有1941年6月29、30日两天的记录和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的不同形式的回忆断言,斯大林因为明斯克的失陷而惊慌失措,弃国家于不顾,除了去过两次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统帅部之外,直接「躲」进了自己的别墅里撂了挑子。而后经过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等人的轮番规劝才重新鼓足勇气走上领导岗位的。

那么,这是真的吗?【微笑

这是彻头彻尾、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

1、为什么29、30日没有记录?

答:因为6月29日是个星期日。众所周知,斯大林星期日根本不去克里姆林宫,怎么会有访客记录?而30日斯大林全天在别墅内办公,也没去克里姆林宫。

2、斯大林在这两日内都做了什么?

答:6月29日那天除了去了两次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统帅部之外,斯大林至少还做了三件事:一是同莫洛托夫一起向前线各种党政组织下令,动员一切力量迎敌;二是和朱可夫、铁木辛哥进行了一些争论(应该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或者最高统帅部),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还是米高扬透露出来的;第三件事很有意思,是向延安发报,目的是感谢延安方面就苏德战争爆发提供的准确情报。试想,如果斯大林真的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惊慌失措,怎么还会有闲工夫做这种不紧不慢的事情?

6月30日则至少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别墅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和加里宁一起签署决议成立国防委员会;二是鉴于明斯克失守,给总参谋部打电话,命令朱可夫召回巴甫洛夫大将。

请问,这是 @尼基塔 口中那个颓废无能、不问世事的斯大林吗?

注:以上内容参考自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斯大林年谱》第552~553页。

3、 @尼基塔 的论调——哪怕是蛛丝马迹——存在吗?

答:当然存在,不过只是存在于 @尼基塔 和他的老师们的无端臆想中——比如那个编出斯大林靠地球仪指挥战争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先生。

4、有没有更多反驳的实证呢?

答:有,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是长脑子的人多。请看以下截图:

注:以上截图选自新华出版社的《莫洛托夫访谈录》。

注:为了避免某些人无端找茬,以上截图只引用格雷弗·弗所举出的例证,不掺杂其观点。

注:以上截图选自铁杆反斯大林分子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作《The unknown Stalin》。由于本人懒惰就不翻译了,大家自行有道。

老麦这一段的文字可贵之处在于他旁征博引、拓展视野,用各种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也许就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盲之间的差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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