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实质，推荐阅读余英时的《宋明理学政治发微》，就我阅览所及，对于龙场悟道的研究，无人能出其右。

简而言之，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结果是，实现了儒家士人的行道方式，由「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向。

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套政治哲学，目标是想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所谓的修身养性，只是儒家士人自我修炼的工夫，修炼的目的和成效，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建立秩序。这也就是《大学》里面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在于，要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需要掌握权力，而儒家士人本身是没有权力的，权力在统治者手中（先秦是君主，秦以后是皇帝）。（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王莽，王莽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掌握了权力的儒生，可惜他是个书呆子。）

所以传统儒家士人的行道方式，是用自己的理论去说服君主，希望君主按照自己的理论去改善乃至于重建人间秩序。

这种方式，就叫做「得君行道」，孔子、孟子、董仲舒、王安石、朱熹都是这么干的。

但问题是，「得君行道」这种方式，太不可控，实现的可能极其偶然，失败率却很高。

孔子、孟子、朱熹全都失败，董仲舒是「表面成功，实质失败」（用韩非的话来说，汉武帝对董仲舒是「阳用其言，而阴弃其人）。王安石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看来，王安石属于「得君而未行道」，虽然王安石取得了宋神宗的高度信任，几乎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但是因为王安石自身学术不正（理学家认为，所谓的「荆公新学」不是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掺杂了太多法家乃至于佛道两家的「杂质」），导致他浪费了跟宋神宗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不但变法的路线错了，而且在神宗死后，变法立即被废除。

宋朝理学家对「得君行道」的成效，曾经进行过总结。

朱熹在跟陈亮的」王霸之辩」中发牢骚说：「千五百年来，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之间」。这等于说，从孔子死后一直到宋朝，人间秩序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孔子之后的儒家士人一直未能改变这种局面，都在做无用功。

朱熹的精神导师程颐更加「偏激」，在悼念乃兄程颢的祭文中，程颐写到「周公死而道不行，孟轲死而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政；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这等于把周公死后一直到宋朝的政治秩序合理性一笔抹煞，而且把孟子以后的儒家士人集体开除了「教籍」（千载无真儒）。

程颐和朱熹虽然如此激愤，但是他们对「得君行道」这种方式，并没有产生根本怀疑，反而因为王安石变法这个「近代史」案例，更加激发了他们对「得君行道」的信心。所以他们一边羡慕王安石能够遇到宋神宗的好运气，一边严厉批判王安石「学术驳杂不纯」，幻想如果遇到宋神宗的是自己，合理的人间秩序早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程朱一生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纯粹儒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得君行道」做理论准备，结果就是程朱理学。

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同样抱著「得君行道」的理想，但是很快就撞得头破血流。他前半生最重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因上书弹劾刘瑾，结果被廷杖，而且被发配龙场。（据学者研究，王阳明很可能是明朝被扒下裤子接受廷杖的第一个人。）

儒家祖训，士可杀，不可辱。

廷杖和发配的经历，对王阳明来说，不仅是奇耻大辱，而且更重要的是，彻底击碎了他有生以来深信不疑的「得君行道」的理想。

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曾经准备了一口石棺，自己躺进去，思考的问题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孔子和孟子这些圣人，如果处在这种境况，如何行道？

儒家和佛道两家的根本区别是，儒家从理论上是不允许自己的信徒向不合理的人间秩序妥协的。用孟子的话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而佛道两家则允许其信徒向现实妥协。

王阳明作为典型的儒家士人，而且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他不可能放弃儒家建立合理人间秩序的根本理想，可是前人提出的「得君行道」又根本行不通，怎么办？

程颐和朱熹之所以能抱有「得君行道」的幻想，跟宋朝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宋朝皇帝承认自己是「与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很高，发挥空间也大。即便如此，程颐和朱熹，一个长年被贬，一个被政府打成「伪学」，差点不得善终。

明朝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跟宋朝截然不同，明朝皇帝把儒家士大夫当家奴，儒家士人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王阳明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得君行道」完全行不通。

怎么办？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围绕著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就是，放弃「得君行道」路线，转向「觉民行道」。

「得君行道」的理想是，说服皇帝，利用皇帝掌握的权力，自上而下发动改革，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

「觉民行道」则是另一种思路：天下是由广大人民组成的，如果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民觉悟，那么合理的人间秩序，就可以自下而上建立起来。

据记载，王阳明悟道之后发表感言说：「乃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如果把皇帝也当做一个「事物」，上面这句话可以说的更明白：我现在才明白，行道所需要的权力，我自己就有，之前寄希望于利用皇帝的权力，是错误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在「得君行道」的模式中，知和行，是分开成两段的。儒家士人「知」道，但是没有权力「行」道。皇帝有权力「行」道，但是不「知」道。

而在「觉民行道」的模式中，「知」和「行」是合一的。用王阳明的话说，这是一个「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的过程，每一个儒家士人都可以自己去觉悟民众，不需要借助任何中间环节。

当然，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除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考，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朝中期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已经孕育出来一个相对广阔的民间社会。这个民间社会有自身的活力和资源，并不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而宋朝之前，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有限，朝廷掌握大部分资源，因此，要有效改善社会，就绕不开朝廷。而明朝中期的民间社会，本身就掌握很多朝廷之外的资源，这就为儒家士人提供了朝廷之外的发挥空间。

所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再也没有向皇帝提出过任何谏言，即便有所陈奏，也主要是关于具体事务的内容。即使在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中，王阳明也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意见。因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致君尧舜上」的想法，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启蒙普通民众上了。

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也大量放弃科举功名，而深入走向民间社会，其中最典型也影响最大的，就是王艮（王心斋）及其开创的泰州学派。

所谓「龙场悟道」的实质，就是如上。

找到自己，一切顺利

不敢确定王阳明是自己悟出来的，还是借鉴了佛教那一套。因为两者实在太像了。

相比之下，还是佛教那一套容易让人明白。因为佛教有天然的便利，必须先信我，然后再修行。

心学儒皮佛心，又把理学、善恶之类的概念扯进去，容易把人脑子搞混，徒生疑惑。

孔孟致力于建立「仁义」等基本的道德元素，以向人们揭示难以理解和表达的自然之道，并以人之欲的形式表达。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人不能如圣人般生而知之，那就通过学而「下学而上达」。后世人们反而为学问而误，欲上达反而下愚。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去揭开孔孟无意而设的迷雾，返璞归真，直抵自然之道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想明白的，执迷于孔孟之学，情已至极时只需轻轻一推，反而摆脱了桎梏，这就是悟。然后后面的观点就水到渠成。

真正明道之人则自然行之以道，不明道是不知如何行道的，就是「知行合一」。

道本质是无，欲一窥其貌，需要假之以物。悟得大义之道，就要行之以现此大义，像宋江在梁山举义旗就是一个实践。这就是「事上练」，不练何以知是此道还是彼道？

悟出来心是一切的主宰，没有绝对的客观真理，一切都是意识对主观感受的加工，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在实践中的归纳和思辨，脱离了实践生活无法获取真正的知识。感觉有点康德的意思，可以说一次中国哲学的革命。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