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陽明龍場悟道的實質，推薦閱讀餘英時的《宋明理學政治發微》，就我閱覽所及，對於龍場悟道的研究，無人能出其右。

簡而言之，王陽明龍場悟道的結果是，實現了儒家士人的行道方式，由「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轉向。

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套政治哲學，目標是想建立一個合理的人間秩序。所謂的修身養性，只是儒家士人自我修鍊的工夫，修鍊的目的和成效，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建立秩序。這也就是《大學》裡面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問題在於，要建立合理的人間秩序，需要掌握權力，而儒家士人本身是沒有權力的，權力在統治者手中（先秦是君主，秦以後是皇帝）。（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王莽，王莽可能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掌握了權力的儒生，可惜他是個書獃子。）

所以傳統儒家士人的行道方式，是用自己的理論去說服君主，希望君主按照自己的理論去改善乃至於重建人間秩序。

這種方式，就叫做「得君行道」，孔子、孟子、董仲舒、王安石、朱熹都是這麼乾的。

但問題是，「得君行道」這種方式，太不可控，實現的可能極其偶然，失敗率卻很高。

孔子、孟子、朱熹全都失敗，董仲舒是「表面成功，實質失敗」（用韓非的話來說，漢武帝對董仲舒是「陽用其言，而陰棄其人）。王安石的情況比較特殊，在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看來，王安石屬於「得君而未行道」，雖然王安石取得了宋神宗的高度信任，幾乎可以說是言聽計從，但是因為王安石自身學術不正（理學家認為，所謂的「荊公新學」不是純粹的儒家之道，而是摻雜了太多法家乃至於佛道兩家的「雜質」），導致他浪費了跟宋神宗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不但變法的路線錯了，而且在神宗死後，變法立即被廢除。

宋朝理學家對「得君行道」的成效，曾經進行過總結。

朱熹在跟陳亮的」王霸之辯」中發牢騷說：「千五百年來，周公孔子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這等於說，從孔子死後一直到宋朝，人間秩序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孔子之後的儒家士人一直未能改變這種局面，都在做無用功。

朱熹的精神導師程頤更加「偏激」，在悼念乃兄程顥的祭文中，程頤寫到「周公死而道不行，孟軻死而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政；學不傳，千載無真儒。」這等於把周公死後一直到宋朝的政治秩序合理性一筆抹煞，而且把孟子以後的儒家士人集體開除了「教籍」（千載無真儒）。

程頤和朱熹雖然如此激憤，但是他們對「得君行道」這種方式，並沒有產生根本懷疑，反而因為王安石變法這個「近代史」案例，更加激發了他們對「得君行道」的信心。所以他們一邊羨慕王安石能夠遇到宋神宗的好運氣，一邊嚴厲批判王安石「學術駁雜不純」，幻想如果遇到宋神宗的是自己，合理的人間秩序早就建立起來了。

所以程朱一生的主要精力，是致力於建立一套完善的純粹儒家的社會改革方案，為「得君行道」做理論準備，結果就是程朱理學。

王陽明年輕的時候，同樣抱著「得君行道」的理想，但是很快就撞得頭破血流。他前半生最重大的一件事，莫過於因上書彈劾劉瑾，結果被廷杖，而且被發配龍場。（據學者研究，王陽明很可能是明朝被扒下褲子接受廷杖的第一個人。）

儒家祖訓，士可殺，不可辱。

廷杖和發配的經歷，對王陽明來說，不僅是奇恥大辱，而且更重要的是，徹底擊碎了他有生以來深信不疑的「得君行道」的理想。

王陽明到龍場之後，曾經準備了一口石棺，自己躺進去，思考的問題是：「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孔子和孟子這些聖人，如果處在這種境況，如何行道？

儒家和佛道兩家的根本區別是，儒家從理論上是不允許自己的信徒向不合理的人間秩序妥協的。用孟子的話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而佛道兩家則允許其信徒向現實妥協。

王陽明作為典型的儒家士人，而且理想主義色彩濃厚，他不可能放棄儒家建立合理人間秩序的根本理想，可是前人提出的「得君行道」又根本行不通，怎麼辦？

程頤和朱熹之所以能抱有「得君行道」的幻想，跟宋朝寬鬆的政治文化氛圍有很大關係，宋朝皇帝承認自己是「與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參與度很高，發揮空間也大。即便如此，程頤和朱熹，一個長年被貶，一個被政府打成「偽學」，差點不得善終。

明朝的政治環境和政治生態跟宋朝截然不同，明朝皇帝把儒家士大夫當家奴，儒家士人的生存環境極其險惡，王陽明的親身經歷告訴他，「得君行道」完全行不通。

怎麼辦？

王陽明的龍場悟道，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問題進行的。

「龍場悟道」之後，王陽明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那就是，放棄「得君行道」路線，轉向「覺民行道」。

「得君行道」的理想是，說服皇帝，利用皇帝掌握的權力，自上而下發動改革，建立合理的人間秩序。

「覺民行道」則是另一種思路：天下是由廣大人民組成的，如果能夠讓儘可能多的人民覺悟，那麼合理的人間秩序，就可以自下而上建立起來。

據記載，王陽明悟道之後發表感言說：「乃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如果把皇帝也當做一個「事物」，上面這句話可以說的更明白：我現在才明白，行道所需要的權力，我自己就有，之前寄希望於利用皇帝的權力，是錯誤的。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

在「得君行道」的模式中，知和行，是分開成兩段的。儒家士人「知」道，但是沒有權力「行」道。皇帝有權力「行」道，但是不「知」道。

而在「覺民行道」的模式中，「知」和「行」是合一的。用王陽明的話說，這是一個「先覺覺後覺，先知覺後知」的過程，每一個儒家士人都可以自己去覺悟民眾，不需要藉助任何中間環節。

當然，王陽明的龍場悟道，除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思考，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明朝中期的社會經濟比較發達，已經孕育出來一個相對廣闊的民間社會。這個民間社會有自身的活力和資源，並不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而宋朝之前，社會經濟發達程度有限，朝廷掌握大部分資源，因此，要有效改善社會，就繞不開朝廷。而明朝中期的民間社會，本身就掌握很多朝廷之外的資源，這就為儒家士人提供了朝廷之外的發揮空間。

所以，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再也沒有向皇帝提出過任何諫言，即便有所陳奏，也主要是關於具體事務的內容。即使在嘉靖皇帝的「大禮議」事件中，王陽明也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意見。因為他已經完全放棄了「致君堯舜上」的想法，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啟蒙普通民眾上了。

王陽明的徒子徒孫，也大量放棄科舉功名，而深入走向民間社會，其中最典型也影響最大的，就是王艮（王心齋）及其開創的泰州學派。

所謂「龍場悟道」的實質，就是如上。

找到自己，一切順利

不敢確定王陽明是自己悟出來的，還是借鑒了佛教那一套。因為兩者實在太像了。

相比之下，還是佛教那一套容易讓人明白。因為佛教有天然的便利，必須先信我，然後再修行。

心學儒皮佛心，又把理學、善惡之類的概念扯進去，容易把人腦子搞混，徒生疑惑。

孔孟致力於建立「仁義」等基本的道德元素，以向人們揭示難以理解和表達的自然之道，並以人之慾的形式表達。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人不能如聖人般生而知之，那就通過學而「下學而上達」。後世人們反而為學問而誤，欲上達反而下愚。

王陽明提出「致良知」，去揭開孔孟無意而設的迷霧，返璞歸真，直抵自然之道的核心。

我認為這是王陽明龍場悟道想明白的，執迷於孔孟之學，情已至極時只需輕輕一推，反而擺脫了桎梏，這就是悟。然後後面的觀點就水到渠成。

真正明道之人則自然行之以道，不明道是不知如何行道的，就是「知行合一」。

道本質是無，欲一窺其貌，需要假之以物。悟得大義之道，就要行之以現此大義，像宋江在梁山舉義旗就是一個實踐。這就是「事上練」，不練何以知是此道還是彼道？

悟出來心是一切的主宰，沒有絕對的客觀真理，一切都是意識對主觀感受的加工，知識來源於感覺經驗在實踐中的歸納和思辨，脫離了實踐生活無法獲取真正的知識。感覺有點康德的意思，可以說一次中國哲學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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