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對這段話發表一下看法：

語言學是科學，它和其他科學一樣，描寫一些極為平凡的事實，並且提出科學假設或理論來解釋這些事實。蘋果只朝地下落，不向天上飛，北極熊長著厚厚的毛皮，這些都是人人知道的事，用不著科學家教我們。

這兩句話首先闡明了「語言學」和「學語言」的區別，並且拿現實世界的現象作了類比：學語言好比是儘可能去發現諸如「蘋果只朝地下落而不向天上飛」、「北極熊有厚厚的羽毛」、「地球繞著太陽轉」等現象，掌握一門語言的人對於該語言的這些現象是了如指掌的，並不需要語言世界的科學家——語言學家來教。那麼，語言學家在幹什麼呢？接下來：

牛頓和達爾文的貢獻在於指出萬有引力和適者生存的道理。

語言學家的貢獻，在於指出語言世界中這些現象的原因。例如，生活在英語世界的人都知道這個現象：John likes himself 這句話只能是「約翰喜歡他自己」而不能是「約翰喜歡別人」；John likes him這句話只能是「約翰喜歡別人」而不能是「約翰喜歡他自己」。語言學就是要研究，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或許有人會嘲笑：這麼顯而易見的事有啥好研究的？沒錯，這和「蘋果只朝地下落而不向天上飛」一樣顯而易見。

生成語法學（這裡可以擴大到語言學）的任務是描寫和解釋人所共知的各種語法現象（可以擴大到語言現象），而不是對學外語的人傳授渴望獲得的那種「新知識」。

一句話：語言學不是學語言。

學語言是給個人增加新知識，研究語言是給全人類增加新知識。一個中國人學會了英語，他所學會的是英美人早已掌握了的語言知識，他的成就並沒有給人類知識寶庫增添任何新內容。（作者註：利用學會的英語作工具進行發明、創造或撰寫文學作品，那是另一回事，這些活動不包括在學語言之中。）

首先，這段話沒有歧視學外語的意思。利用學會的語言進行翻譯、創作等活動，也有可能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新內容，但這已經不屬於「學語言」的範疇了。

而就事論事來說，語言學的格局要比學語言大。怎麼個大法？

語言學要探索的是世界上還沒有人能夠解答的問題，至少是研究者認為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每解決一個問題就填補了人類知識的一處空白。

又或許有人問：只要是個正常人都能至少掌握一門語言，語言還有什麼沒人能解答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只要是個正常人都能至少掌握一門語言」就是個「沒人能解答的問題」！相比之下，並不是每個正常人都能掌握哪怕只是一百以內的口算，儘管口算在日常生活中用得也比較多（雖然沒有語言用得多）。

當我們在說話與聆聽的時候，發生著一件神奇的事：說話的過程，其實就是呼氣的過程，只是這股氣流不是從鼻腔出去，而是主要從口腔出去（當然也有可能從鼻腔出去的），不但如此，在呼氣的過程中，還可以對這股氣流進行各種調控：有時讓它順利地流出（母音），此時還可以對開口度及舌位、圓唇不圓唇進行調控；有時要對它施以阻礙（輔音），阻礙的地點和方式也多種多樣，喉頭，小舌，軟齶，硬齶，舌頭，齒，唇等，有時阻礙得比較「慘烈」不留一點縫隙（塞音），有時略顯「溫柔」留一點餘地（擦音），有時兩種方式「混合雙打」（塞擦音）…

就這樣，我們說出了一句話，而這麼複雜的過程，費時不過幾秒。

再有，我們是如何理解詞意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形象地說：

每個單詞都是一個典型的符號，它的力量來自這樣一個事實：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成員都不約而同地用它來進行交流與溝通。如果你使用了某個單詞，只要這個單詞不是太晦澀，我就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也可以在另一個人面前使用這個單詞，而且他也會理解我所表達的意思，就像我能夠理解你的意思一樣。我無須再將這個詞反用於你，以觀察你的反應；或者將它用到其他人身上，看看他們的反應；又或者觀望你如何在另一個人面前使用這個單詞。這其實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畢竟，假如我看到一隻熊在發動攻擊之前會發出怒吼，我並不會也用這種吼聲來嚇唬蚊子；假設我用敲打盆的方式嚇跑了一隻熊，我也不會指望這隻熊會用同樣的方法嚇跑獵人。

基於以上，語言世界裡的未解之謎未必不如宇宙的奧秘絢麗。而語言學的意義正在於此。

難怪某位語言學家在寫完一本語言學科普書籍後以這樣一段話結尾：

Language is a big subject.

None bigger, to my mind.

It』s the Mount Everest of subjects.

I suppose that』s why I find it all so fascinating.

And if you』ve stayed with me all the way to this final page, I hope you now do too.

陸儉明先生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中列舉喬姆斯基形式學派的研究思路時，指出其研究語言解釋的充分性，陸儉明提到喬姆斯基曾舉了一個淺顯而生動的例子來解釋他的觀點，那就是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故事-----有一天，牛頓躺在蘋果樹下面，看著蘋果從樹上掉下來，忽然萌發了一個古怪的念頭:蘋果為什麼總是往地下掉,而不會往天上飛呢?他沿著這個思路往下想，試圖為這個再也普通不過的現象找到合理的解釋，並因此提出了所有物體都會相互吸引的萬有引力理論。剛剛問世的時候,萬有引力理論只是個未加驗證的假設，卻為許多早已觀察到的現象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釋，所以很快就得到大家的公認，而多年後證明萬有引力確實存在。如果當初牛頓沒有問個為什麼，不是千方百計尋求蘋果下落的原因，而只是簡單地做一個描述,說明蘋果脫離樹枝以後總是往下落，決不會上升，那麼他充其量只是眾多實驗物理學家中的一個，他描述得再精確再全面也只不過達到了描述的充分性 ,那個時代的經典物理學就仍然會停留在實驗科學的水平上。 正是由於牛頓千方百計地探討蘋果下落的原因，從顯而易見的普通現象中尋找背後的規律性,在前人伽利略關於力的假想的啟迪下,努力為自由落體運動尋找合理的解釋,萬有引力理論才得以問世，物理學才由此上升到理論科學的水平。

對人類語言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描述階段，那語言學就永遠只能實驗性的人文學科,永遠無法進人理論科學的殿堂，無法與生物學，物學以及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平起平坐。

從那時起，我知道了自己所喜愛的，也是一門為這個世界增添光彩、剝離神秘的偉大科學。

語言並不僅僅是一種表達工具，更是一種世界觀。同一件事情，在不同語言表達中，會產生不同的面向，引發人們的不同行為方式。語言學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和認識這個世界。舉一個現實的例子——

我第一次到美國。當時我要到香檳-厄班納雙子城，出租司機愣了一下，說那需要三個多小時，好多錢的，然後他打電話問了總台，說這個點過去，至少需要五百多美金。 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司機等了一會，說 time is money 。我們常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按我的理解，他應該是說我趕緊決定，不要浪費他的時間。後來，等我做助教時，美國學生告訴我說，他並沒有催你，他只是告訴你說，他等你的時間也是算錢的，你可以儘管想，到時計費就好了。

在英語國家呆過一段時間的朋友可能會有這樣的經歷，在國內學了幾十年的英語，到了國外日常生活中，到處不對勁。

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人們說的每個詞都認識，但人們使用它們的方式和在課本上學到的有很大差異。

我們學英語時，語法和辭彙是關鍵，但到英語母語的日常生活中，你會發現關鍵不是語法和辭彙，而是語境，也就是在什麼場合說什麼樣的話。這已經不是語法，而是文化，是世界觀，和思考方式。

影響語言使用的，從根本上講，不是辭彙量和語法能力，而是你對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態度的把握。

用好一門語言，本質上是熟悉並掌握這門語言的使用者所處的文化生活。

不同的語言，不同的世界觀

這一點會影響使用語言的人。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用漢語和英語寫東西，也用兩種語言教學。學生髮現我在兩種語言中好像是兩個人：同樣的衣服，同樣的相貌身材，但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神采。

漢語中是生活中的我，思緒奔放，輕鬆自如，課上引起學生興趣、大家忍不住討論時，我又自己講下去。我講的是我經驗的世界。

在英語中，我性格溫和，有點刻板，留給學生的討論時間比較多，因為我講的不是我自己，是我的思考。漢語承載著我的生活和感覺，英語更多是學術語言。

為什麼在不同的語言中，我們似乎變成了不同的人？為什麼只是語言變了，我們認知世界、接觸世界的方式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

人類學家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表達工具，也是一種世界觀。

從辭彙到語法再到語音，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語言使用者和世界之間的關係，也影響著我們理解別人、理解世界的方式。

辭彙：組織社會經驗

從最簡單的辭彙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包含著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辭彙不僅僅用來指代事物。

我曾經和學生做過一個練習，我們找出漢語中從古至今指代女性的所有辭彙，把它們進行分類。當時，我們找到四十多個，包括女人、女性、掌上明珠、千金小姐、嬋娟、拙荊、賤內。

然後，以不同方式對辭彙進行分類。按時代分，你就會看到漢語使用者對女性價值觀念的變化。

比如，最近一二十年來出現的很多指代女性的新辭彙，它們帶來了不少對女性價值的新判斷，比如女漢子、女強人、小姐姐。其中，小姐姐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比較中性，一方面有拉近關係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帶有一定的調侃意味。或者，小仙女，這個詞帶有某種一言難盡的意味。

再把同樣的詞按女人的年齡大小來排列，你會發現在漢語世界中，人們對女人的價值判斷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一直到結婚前，多數是美妙的辭彙，比如掌上明珠、嬋娟。結婚以後地位卻逐漸下降。

同樣地，我們也分析了漢語中指代男性的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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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羅新老師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看到個非常冷僻但有點意思的事情。知網搜到羅老師之前也曾通過論文論述，整理如下：

我們先從一個地名說起。大約南北朝的時候，高句麗有個地名叫「皆伯縣」，在今天韓國首爾附近的高陽市，後來改名叫「王逢縣」。《三國史記》中記載其得名以「漢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逢。」^[1]

注①：「三國」指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該書為研究高句麗歷史的重要史料。
注②：安臧王（？－531 年），高句麗第 22 代君主，中國史籍稱之為 「高安」。

「王逢」顯然是漢語的意譯。至於「皆伯」，根據日本學者重構，二字應為古高句麗語的音譯^[2]，「皆」為「王」義，「伯」為「逢」義，兩兩對應。地名從高句麗語改為漢語，背後是高句麗接受和吸收漢文化的過程。

高句麗是扶余系國家，亦有學者認為部分古扶餘人東渡融入日本。而古代日語和高句麗語都由扶余語發展而來，二者淵源深厚^[3]。高句麗語應該也同現代日語一樣是 SOV （主賓動）的語序。注意，「王逢」二字動詞在後，語序仍是高句麗語而非漢語習慣。

高句麗最後被唐朝新羅聯軍所滅，其在朝鮮半島上的領土被新羅繼承。隨著新羅漢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王逢縣」又被改名為「遇王縣」，語序顛倒，完全向中原漢文化靠攏了。

改地名的事情暫且告一段落。剛剛說過，按現在重構的高句麗語，「皆 (*ke)」是「王」的意思。羅老師又進一步考證了這個辭彙的語源^[4]。

高句麗鼎盛時正值南北朝，南朝和北朝史料中都記載了大量高句麗官職名稱。不同的是，南朝史料（《後漢書》、《梁書》）中的高句麗有大量以「加」結尾的官職，如「相加、古鄒加」。而北史（《魏書》）中的高句麗官職則多以「兄」結尾，如「太大兄、大兄、小兄」。合理推斷，「兄」和「加」很可能對應高句麗語中的同一詞，只是意譯和音譯的區別。

我們還發現，《三國史記》中記載的扶余和高句麗王族人名中頻繁出現「解」字，如「解夫婁」、「解慕漱 」、「解明」等，顯然應是某種稱謂。

羅老師推測，「解」和「皆」為高句麗內部對歷史記憶或歷史傳說中早期最高領袖政治稱號的漢字音譯，由於譯寫的時間不同，譯者不同，採用了不同的漢字。而這個辭彙也是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加」字本體。根據比較歷史語言學的知識，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名號的語源是東胡語（即古蒙古語）中的 *aka，意為「兄長」。

高句麗是在扶余文化中孕育誕生的，而扶余曾深受草原東緣的東胡文化的影響。於是在東胡 — 扶余 — 高句麗的漫長語義漂移中，這個原表親屬稱謂的辭彙引申出「尊長」的含義，成為高級政治首領的稱呼，又逐漸沉澱為官稱。

同屬東胡後裔的鮮卑也有 *aka 一詞，漢譯作「阿干」，同樣是「哥哥」的意思^[5]。拓跋鮮卑建立北魏政權後，亦將「阿干」用於官職稱謂。於是北朝在和高句麗打交道時，立刻理解了高句麗語的「加」，就是母語中「阿干」的意思，毫不猶豫地把「加」意譯成了「兄」。

這遠遠沒有結束。

在草原上不同文化的游牧民族長期接觸中，蒙古語族中的 *aka 流入了通古斯語族，演化成滿語中的 「阿哥 (age)」，在滿清入關後成為皇子的專用稱謂。

草原的另一邊，*aka 也同樣進入突厥語族，並且經由中亞突厥民族又傳入波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非突厥語的地區，在奧斯曼帝國時代更傳入西亞、北非和東歐。

而在長城以南，鮮卑語中的「阿干」進入漢語，在唐朝竟大規模取代了漢語中「兄」的稱謂，演化成我們今日口語中的「哥哥」^[6]。

這串知識感覺挺冷的，何況同我們現實生活聯繫甚微。

回到正題，語言學最吸引我的地方在哪裡？

語言學的先賢們從世界不同族群舌尖的草灰蛇線上搭建起了一門學科的宏偉殿堂，像上文這樣的故事在殿堂內外俯拾皆是。而我作為這門學科的門外漢，僅僅在大廈的牆外拾取起一個個寶石般的石子便足以欣喜若狂。

我只是覺著有趣。一個地名的變遷、一個辭彙的漂移，身後是整個亞歐大陸上千年歷史裡的各族群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有先哲說過，我們唯一棲息的世界是我們的語言。語言是我們社會文化的投影，語言是我們無需紙筆的歷史。當一個文化消亡，當一個國家消失，當各種權力支配著人們的話語，那些主動或被動遺忘的故事依然藏身於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之中，在我們的唇齒間留下自己過往的蛛絲馬跡。

業餘小考，如有紕錯，還請見諒。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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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 ^羅新《好太王碑與高句麗王號》
2. ^板橋義三《高句麗の地名から高句麗語と朝鮮語·日本語との史的関係をさく? る》
3. ^Beckwith《高句麗語：日語在亞洲大陸的姐妹語言》
4. ^羅新《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
5. ^伯希和《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說》
6. ^趙文工《「哥哥」 一詞的來源初探》

通過語言學可以窺視人的認知活動，從而了解人腦思維的基本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