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1-1：Mr. Charles Sidney Burwell

这段话看似玩笑，却实实在在出自一位睿智负责而充满科学精神的学者最最深刻的反思。近百年来，这句话几乎成了哈佛医学院的座右铭，铭刻于毕业生的心中，随著他们传遍了世界，也从医学领域流传入其他科学领域。

这句话不断地深深打动同样充满科学精神探索前行的全世界各学科的学者，在他们面对科学的困境和局限而陷入痛苦思索时产生深深共鸣。他们不断地提起这句话，多少年来不断有来自各领域的西方顶尖科学家、学者以之为题发表感慨、撰写论文和书籍。

如前所述，西方科学的先天风格便是割裂和简单直接，这恰也与我们强者正义之重商文化下只顾眼前的短视风格高度一致。然而遗憾的是，科学越向前发展，我们越是发现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积累的科学知识越多，我们可见的与未知相界的面积越大；另一方面，那错误的一半也在同样迅速地成长，永远不会因为科学的一日千里和不断纠错有丝毫改善。科学的征程仿佛是无尽的唐·吉诃德之旅，巨人和魔鬼不会越打越少。

而中国的文化和古代的智慧则不同，化成天下的格局早已织就，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恐怕不受半对半错定律的约束，永远也不会被推翻。后人一切的努力仅在于与时俱进地诠释之。畅然家便是在做这桩事业。科学的未知世界真真难不住中国人。

中西医之争是诠释这一问题的好例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医方面一直被西医方面指责「不科学」。其实这些不公平的指责，大多源于恶意泼脏水以及对中医缺少正确认识。

要正确、充分认识中医确实很难。中医当中包含著超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哲学智慧，科学解释不了这些是因为科学的力量太过苍白，是因为科学自己的局限。当中也有幼稚态因素。

当然，先要做几项澄清。首先，并非中医所有的知识和技术都是对的，当中有错误。如前已述，西医也一样，半斤八两。所以不要陷入对个别错误或失败的偏执性争执。

其次，中医是中医，庸医是庸医，勿因庸医而反中医。西医中也有庸医。这方面也是半斤八两。

另外，中医是中医，骗子是骗子，勿因骗子而反中医。西医中也有骗子。这方面还是半斤八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应当严厉打击的大量医闹。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对医生缺少基本信任是重要成因之一。主管机关和医疗队伍也需对之做出积极思考和应对。客观情况是，严重的商业化倾向也会使医疗队伍中出现害群之马。患者因为专业能力的缺失，难以对害群之马做出有效识别。

中医辨证论治，西医走实证路线。西医实证，取得的成效不容质疑，但其片面性也普遍客观存在，否则哪会有那句哈佛医学院的「座右铭」呢？

讨论中医辨证论治前，应指出中医并不排斥实证。中医也积极运用实证手法研究病症，对好的经验和成果加以运用。中国文化的思想很开放，中医当然一样。

例如天花，这种可以形成瘟疫的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于汉代传入了中国。依史料，中医最晚在宋元时期已经经过探索实证掌握并逐步完善了人痘免疫接种法。

人痘免疫接种主要是以可控的方式利用天花病人的衣服、痘浆或痘痂将致病因传给未发过病的人，使人轻微发病而产生抗体，从而对天花形成免疫。

这种收效非常好的方法在中国得到系统性运用，后来也传到了西方。它使天花的发病率、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挽救了全世界无数生命。

直到1796年英国人运用与中国人痘免疫相同的原理发明然后推广了效果更好的牛痘免疫法，人痘免疫才逐步淡出。

直到牛痘免疫发明之时，因人类科技水平的限制，包括天花病毒在内的任何生物病毒都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和认识。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英国人采用实证的方式对免疫接种这种科学的预防方式先后做出成功探索。

天花只是一例。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死亡率极高的瘟疫，包括造成西方人口十不能剩一之灾难的瘟疫，造成一个文明灭亡的瘟疫，尽数传播到了中国。这些瘟疫均没有在中国失控泛滥。对它们，中医都及时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中医不容辩驳的历史功绩。这种情形之下，还说中医不能得到科学验证，只能证明科学的苍白和局限。

中医之超科学首先在于体现了中国文化、哲学中核心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在生存环境当中与这个环境有互动交流的开放系统。当人体这个系统运行失衡，便是病伤了。

中医这种开放系统的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开放、综合、系统性思考的风格。而西医多运用局部切分式的西方思维来针对具体状况加以研究，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仅以阴阳为例。阴阳调和的状态是系统理想的状态。病伤便是人体系统失衡、阴阳失调了。如果是阴太重，阳太少了，就需用手段补光、加热，以抑阴壮阳。如果阳太重就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阴阳都有，由于淤滞不行而成病，就应当引发它们以适当的方式动起来。如果是动得太激烈，则相反。

五行也是类似的道理。阴阳是二元，五行则是五元，两个不同的系统。

简而言之，中医研究阴阳五行中各元在人体系统中会有何种表征，通过辨识这些表征系统判断阴阳五行运行的状态。中医研究各种药或治疗手段对阴阳五行中的各元会有何种影响。如此来辨症施治，为因伤病而失衡的阴阳五行系统找回平衡。当然，实际情形自然更为复杂。

事实证明，中医手段，对因科学水平和能力所限尚不能实证的领域，依然能够超前地取得较好收效。这是中医最为积极、最有价值的方面。

对一些病症进行完善的科学实证要漫长的时间，有时候几代人的努力都不够。而病人等不得啊。

另外，抗生素与病菌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循环斗法，也是西医科学理念之局限的很好例证。

1600年12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达享受印度贸易特权的皇家许可状，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来，它成为了英国对中国殖民侵略之策划、实施的主要支撑。

打击中医也在东印度公司的算内。打击中医既是文化侵权，也是经济侵略。医药产业涉及的经济利益极大。更重要的是，医药涉及民生，直接影响国力。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各地大批输送教士和西医医生。初期，西医免费提供医药，打开局面后就开始高收费了。最主要的是，为实现殖民侵略，我们有系统地助力打击中医的活动。

中医界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对西医一直采取著开放包容的态度，关注著取长补短。而西医作为强者正义下殖民入侵的重要手段，可不这么想，大多采取你死我活式的态度，可以溯源至基督教式强者正义和二分式思维的狭隘偏执。

在列强培育、引导、支持下，在各种综合因素作用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反中医也成为了新派人物的时尚。形成的潮流是，不骂中医简直就是跟不上时代。而中医，似乎成了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

学习接受先进科学技术无疑是当时中国求生、求存、求发展所必须的。但是，崇洋媚外可不对。当然，崇洋媚外是我们乐于见到并刻意培养推动的，是征服中国的博弈策略中极重要的部分。

1920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反中医的旗手胡适先生病了。住进协和医院后，胡适先生经历了七日严格饮食控制下的约三十回尿便化验。经德国专家诊断，在各种清楚的化验结果基础之上给出了明确的诊断报告，糖尿病晚期，已经不治，活不过几个月了。

尽管反中医，胡适先生也只好抱著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在朋友的劝导之下请中医名医陆仲安先生看病。陆先生也不需要化验，切脉问病后，非常自信地告诉胡适这个病很简单。后药到病除。

胡适病愈后，又见过协和医院的德国大夫。大夫非常惊讶。胡适只好苦笑著说：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西医很科学，很清楚，但是治不好病。

胡适的这番话倒是很传神地讲出了中西文化风格之别。

在这种反中医潮流下， 政府不时冒出限制甚至扼杀中医的举措。例如1929年2月，国民政府推出「废止中医案」，意图通过医生注册的行政管制手段逐步终结中医的存在。「废止中医案」的总后台是行政院时任院长汪精卫。

「废止中医案」引起了中医界和民众强烈反弹。当时西医规模有限且价格极其昂贵，根本承担不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责任。

孔伯华先生作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被推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主席，率领中医请愿团前往南京政府请愿。

其间，孔伯华先生向汪精卫郑重提出要和西医打擂台：找出12个相近的病人，西医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他用中医治疗，让治疗效果说话。汪精卫也觉得比比很好。

12名哮喘发热重症病人，西医先挑走了6个，剩下的交给了孔伯华。结果是，孔伯华中医疗效非常好，他的6名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时，西医治疗的6名病人还躺在医院病床上输液。汪精卫只好将「废止中医案」暂时挂了起来。

此时，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汪精卫的岳母患严重痢疾，致肠粘膜脱落，非常痛苦。各大牌西医跑步到汪府报到，但汪之岳母不见起色，反行将不起。汪夫人陈璧君是个利害角色，哪管汪的中西医之争，请来了「北京四大名医」中的施今墨先生。

施先生仅凭脉象即每言必中。开了一个方子十副药后转身便走。家人赶紧将大夫拦下，因为病人危重至此，当有医嘱和复诊安排。为人原本低调谦逊的施先生放言道：二副药止泄，五副药恢复正常饮食，十副药痊愈，不用复诊。

之后，施先生收到了汪题赠的「美意延年」匾额。汪再没提过反对中医。

如果中西医今天再度比拼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受我们在中国成功培养的崇洋媚外、崇拜科学、反对中医等思想之影响，中医并没能取得应有的进步。

中医师的培养被纳入了西式面向科学、注重规则和标准化的教育体系，这与中医超科学、变化丰富的本性恐怕不能完全相容。

中药搞起了西药标准化式的规模工业生产，尽管有极大积极意义，但个体化治疗的中医思想精华被淡化了。中医当中有一部分药方确可以采用类似西药的方式，标准化地普适于大部分人群的特定病症，按体重调用量，辅以注意事项之类。而真正体现中医精髓和威力的，却是因人施治。因人施治，是中医诊疗中非常高明的传统理念，真正针对个人的情况实现个体化治疗，同一种病不同的人得了，很可能要开不同的方子；而同一个方子，可能可以用来治不同的人身上某些不同的病。这是西医理念上的一大短板和缺憾。而中医在因人施治方面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成功探索和经验积累。

根本的危机在于，中医尚未能出现足以承担历史使命的宗师级人物，即让中医站在当今科学积累之巨人肩头，运用传统中医思想之核心，如以往中医已经做到的那样，在科学尚未能探知的领域真正发挥超科学的威力。如此，与西医形成有机融合的强势互补，方能最好地造福人类。

不过，如何让中医造福人类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我们从中西文化博弈的角度，期望中国人延续崇洋媚外和科学崇拜。

如果可以类比一下的话，当今成为征服中国之博弈圣器之一的科学，可以与七百多年前的武力来类比。强大的武力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倒是会挨打、受辱、亡国。科学不也是？科学落后，不就是受欺侮、挨打、亡国？

七百年前，蒙古铁蹄征服中原，尚武之风盛行。作为马背上征战的民族，蒙古人爱好马，好比侠士爱宝剑。所以按蒙古人的习俗，见面客套打招呼，免不了要夸夸对方的马好。于是，在元大都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一面拍著对方座马的屁股，一面点头哈腰满口夸赞之辞的人。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很生动的词：拍马屁。这是拍武力的马屁。

然而，中国文化早已经认清：不掌握强大的武力不行，但如若穷兵黩武而不懂文化，你可能能够横行一时，弄好了，也只有这一时。今天，中国人是不是在拍科学的马屁呢？不掌握先进的科学不行，但一味崇拜科学会如何呢？

历史告诉我们，穷兵黩武者大概会命丧武力之手，那么崇拜科学者呢？会命丧科学之手吗？当然，拜金者亦命丧于金。

总之，无论科学还是马刀或者财富，背后都需要文化的引领。科学局限于工具理性。

还记得幼稚态吗？没错，我不会让我年幼的孩子接触电或者火。人类面对著知也无涯，不像一个稚童吗？不应当对最新的威力最大的技术存有敬畏并且更谨慎地行事吗？当我们对一项新技术的认识还很幼稚，而出于好奇和无知，再加上重商文化对财富的贪婪，我们盲目的运用这项技术……忘记历历在目的惨痛教训和恶果了吗？

当问题已经无法忽视，1949年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发表了《原荒纪事》一书，逐步发展出了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从而开创了科学学科来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并从道德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力图为自由市场、商品经济下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冲击寻找出路。

强者正义信条下，商业化的贪婪手握科技利剑，造富威力无穷，而双刃剑的另一面砍在了哪里呢？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我们西方人开始正式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如何用道德伦理来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抑制贪婪对自然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已经开好了方子：天人合一、节制。

不仅只是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和方式，中国文化从根子上就比西方文化更符合科学精神：中国人尊奉圣人，而西方人尊奉神。中国人尊奉的是借圣人之口而传的天道，讲究天人合一，人要顺应天道自然，也就是指人不能超越客观规律，节制是道，是顺应规律。西方人尊奉的是人神的契约：神不再降下大水，人享有、主宰万物，是它们的主人，它们应任我支配取用。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著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And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un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And the fear of you and the dread of you shall be upon every beast of the earth, and upon every fowl of the air, upon all that moveth upon the earth, and upon all the fishes of the sea; into your hand are they delivered. Every moving thing that liveth shall be meat for you; even as the green herb have I given you all things.

——《圣经·旧约》创世纪 第9章

中国文化追求跳出规则的同时，亦能趋向于传统和保守，甚至历史上会施行限制新技术发展的法令和制度。如果我说这也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智慧的深邃，你会如何以为呢？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阿狗的人工智慧局限，这也是科学的局限。当我们要解决人类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时，科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是挑战人类智慧和人性的问题，越是科学无能为力的。此即为形而下之工具理性的局限，其对形而上之价值理性的问题无能为力。

强大的科学之双刃剑，必须掌握在正确的人的手中，否则会给人类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文化来解决，这是文化的责任。科学只是一件工具，好比汽车，一把刀，一枚核弹，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与资本和武力相配合去打劫财富，也可以用来与重商文化的贪婪相配合去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现今重新兴起的人工智慧技术让人眼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底唤起一丝不安，产生对人类前途的忧虑。而最大的威胁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威胁，在精彩的科学背后还隐藏著多少？

科学需要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来把握和运用。如果我们真的被人工智慧或其他什么科学毁掉了，我们应当明白，真正毁掉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贪婪、自私、短视。

还因为科学，我们陷入了信仰危机。原本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中世纪不惜以大规模血腥酷刑所维护的信仰根基，随著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已经被动摇了。

但是，出于社会伦理的必须，我们只有坚持这种有违科学的信仰。这种撕裂式的矛盾已经折磨了我们几百年。

自苏哲以下最聪明的哲学家，难道他们参不透神的问题吗？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根本的社会责任：探索社会、人类的存续、发展之美好前途。

社会须维持良好和谐的秩序方能使民众获得幸福。如何建立使民众敬畏的道德秩序并维护之，是社会伦理要求政治家、哲学家所要担当的根本社会责任。所以苏哲有《理想国》。

简而言之，我们将利于维持良好和谐秩序的思想言行称为善的，相反的称为恶的。难题在于，我们在现实中总会看到，行善常带来对自己利益的严重损害，作恶反倒常可获得利益。再配合我们坚守的强者利益信条，如果没有神的审判，如何让社会绝大多数人去恶从善呢？

因而，从社会伦理角度而得的理性结论是，神必须存在。但是神存在的基础被科学彻底动摇了。前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后有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而带动了哲学的与时俱进，康德尽管给上帝开了后门，但还是提出了上帝已死这一问题，黑格尔也来踩了一脚，最终狂人尼采下了断言：上帝已死。

而中国人的三分法思维永远可以开辟另外的道路。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了解了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无神论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后，深受震动。

儒释道三教合一。道家面向的世外高人不必说了。儒家：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论语·雍也》

这意思是说，如果做坏事尚没有受到报应，是侥幸。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所提倡的：做长远考虑。当然，如果愿为近利铤而走险地做坏事，也只好靠自作自受了。

不过，还有层层加码。儒家教化下，民众极看重祖先和后人。一个人自己德、行不好，在社会监督之下，子孙也要背黑锅，子孙的发展亦受影响。

德行不好，除了贻害子孙，自也愧对先祖。在对待先祖这方面，除了教化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之约束，也可以引入祖先在天之灵，或曰鬼神。这里所说的神与西方宗教中的人格神当然不是一回事。

苏哲必不能否认神的存在，孔圣人亦不能否认鬼的存在。

再加码就可以搬出佛教了。佛教从根子上持无神论。不过，人有轮回转世之苦，有往生静土之乐，有十八层地狱，善恶各有报应。这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还可以再加，如果非要神才管用：因为佛教随著发展，佛祖也被神化了，佛法无边。

如此即圆满了，层次和维度非常丰富。

应当说，中国文化之下的道德伦理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对我们解决科学带来的信仰危机极有启发。

另一方面，我们祈祷中国人沉湎于对科学的崇拜，忘掉自己的文化。这可以为我们在征服中国的博弈中大加利用。

对于任何批评科学之缺陷的，哪怕指出的问题是客观的，也要加以歪曲，要将其抹黑成全盘否定科学，就好煽动一知半解而又容易冲动的人来攻击他们了。这才大大有利于我们设计和实施征服中国的博弈策略。

科学有其局限性这个现在都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