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点：晋语独立与否，杭州话的归属问题，丹阳话的归属问题，金吕片归属问题，通泰片的归属问题，新湘语的归属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官话似乎没有音系上的共同创新，换言之，从音系上看，官话的大部分共同特征似乎都是保守的，而创新的部分又总能找到跟别的方言重合的地方。所以但从音系上，很难找到官话的共同创新。不过我说的这番话，很可能是因为我对官话和中古汉语了解得不够透彻。

罗杰瑞（1988）[1]从辞汇/音系的共同点研究了汉语的谱系。他给出了十个判断标准：

  1. 第三人称是否用「他」
  2. 从属标记是否为「的」
  3. 一般否定是否用「不」
  4. 动物的性别是否在动物名词之前（如「母-鸡」）
  5. 是否只有平声分阴阳
  6. 舌根音是否腭化
  7. To stand是否用「站」
  8. To walk是否用「走」
  9. Son是否用「儿子」
  10. House是否用「房子」

其中，5和6是音系上的标准。但是这两条标准不一定是创新。我们现在知道有的西南官话中去声是分阴阳的，说明原始官话应该至少构拟成平、去分阴阳的语言。舌根音颚化也有一点点问题，如果颚化指的的是变成塞擦音的话。有的官话方言舌根音保留塞音的特点。有的非官话方言也颚化了。反而辞汇上的创新应该更加重视。不论如何，罗杰瑞根据这十条，把汉语分成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分支。北部方言自然就属于官话了。罗杰瑞的方法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判断的标准可以随著研究的深入而改变。

罗杰瑞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共同创新」的问题。沙加尔[2]在一个讲座上展示了他根据辞汇的共同创新为汉语方言划分的谱系。我在别的回答里也引用过这个图。但是就算如此，用沙加尔的方法论也没有办法区分湘方言（主要用的长沙话）和官话。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白一平（2006）的官话谱系[3]。

白一平把杭州话和长沙话也算入官话当中了，他把这样的分类方法叫做Macro-Mandarin（广义官话？）。很可能他也未能找到官话之间的共同创新。他在这一研究中使用了保山、兰州、洛阳、济南、南京、如皋、合肥、扬州、长沙和杭州方言。

白一平构拟了一个原始广义官话。以下是其声母系统：

入声韵尾则可以构拟*-t和*-k两个。如下表：

通过原始广义官话和现代方言的音系比较（主要是合流），白一平运用软体计算出了广义官话的谱系树：

这棵树把官话方言分成了两个分支，北部方言（洛阳、济南、兰州），南部方言（其它方言）。也就是说，官话最早发生的分裂就是南北分裂。南部方言又可以分裂成两组，一组是杭州、长沙和如皋，另一组是合肥、南京和保山。杭州这一组与其它官话的差异最大，互通度最低。

通过这些研究，我觉得「官话」也许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语言学术语，但它跟「藏缅语」一样，虽然也许不是特别经得起科学的推敲，但是它是一个方便的术语，用于指代我们脑子里认为是「官话」的方言。汉语族的谱系划分受到了很多研究传统的影响，我觉得很多方面还是可以继续商榷的。

参考

  1. ^Norman, J.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Sagart, L. (2011). Classifying Chinese dialects/Sinitic languages on shared innov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éminaire Sino-Tibétain du CRLAO (2011-03-28). Downloadable at https://www. academia. edu/19534510.
  3. ^Baxter, William Hubbard. Mandarin dialect phylogeny. 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vol. 35 1, 2006. pp. 71-114;

就用户小云哥哥的回答中所提到的的罗杰瑞的十个标准来看，其中有些很难成为区分官话非官话的标准。例如「是否只有平声分阴阳」，冀鲁官话（以及北京—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的平上去入四声都依清浊发生过分化，只不过后来声调又发生了合并。这其中，只有阴阳去声发生了合并。但冀鲁官话和中原官话仍有一些方言分阴阳去声，分阴阳去声的冀鲁官话与不分阴阳去声的冀鲁官话声母韵母体系大体相同，很难说是受到了其他方言的影响，而且分阴阳去声的冀鲁官话与分阴阳去的非官话在地理上也未必相邻。故是否分阴阳去不能当做区分官话非官话的标准，甚至不能当做区分官话次方言区之间的标准。对一些官话次方言来说，阴阳去合并可能是一个比较晚的音变。「舌根音是否腭化」这一条标准同理，它的发生时间更晚，连作为官话次方言区内部分区的标准都不一定可行（在我看来）。

其次是「To stand是否用『站」这一条，实际上在明朝之前，华北的官话区普遍不用站，站表示To stand好像最早出现在唐朝的淮南地区，随著明初的官话（此处特指南京官话）的扩展渗透到其他北方官话中去，甚至取代不少北方官话方言中的「立」字（当然今天北方仍有不少官话用「立」字，详见中国语言地图集）。除非你认为这些北方官话方言不属于官话方言，那么「To stand是否用『站」这一条标准便不能成立。

罗杰瑞的第一第二条标准（「第三人称是否用「他",从属标记是否为「的」」）确实可以说的上是汉语方言中的早期区别，但是否可靠地区分官话非官话仍值得考虑，例如江淮官话黄孝片中，一些方言第三人称用渠，一些用他，而这些方言声母韵母体系往往相差不大。这些黄孝片方言中的一些方言从整体上来说也与其余官话方言相差不大，说是非官话也有些勉强。所以说罗杰瑞的第一第二条标准也未必绝对可靠。

至于罗杰瑞的第四第十条，也未必成立。例如House是否用屋，反而可能是早期南方官话与早期北方官话之间的区分点(本人的假设，可能不成立)。

再说说旧时正话的谱系问题，旧时正话的韵母体系与明初兰茂的《韵略易通》（记载明初的南系官话）韵母体系高度相似，也与明初反映昆山吴语读书音体系的《韵要粗释》的韵母体系（见14-syci tsonjitih Khuensaegho）高度相似。如果一个人因为它的韵母六尾俱全就否认它属于官话，只能说明他对早期南系官话的历史缺乏理解，或者说误以为明朝前中后期的南京官话的音系就一直是《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那样（成书于《西儒耳目资》几十年之前的反映南京官话音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母还是入配阳的，把《西儒耳目资》的音系当作明朝官话的典型音系的人对南系官话的历史了解较少）。

最后，我草草地说一句，现在被划分为的官话方言是靠家族相似构成一个整体的，硬要找到中唐以后的共同发生的音变也并不是没有，但恐怕比较少(例如阳上不独立)，而且依据这些标准新划分的官话区面积可能还会扩大。如果你支持现在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官话区域划分标准说明的话，官话区的面积要缩小不少。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官话区划分合理的话，不用做改变，我只能说你未必能据此构拟出一个中唐以后的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原始官话」。

写回答的时候没有多少积累和引证，也有些偏题。欢迎各位有依据的批评指正。

（补充一下，关于题目描述中的丹阳话的归属问题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图片】发现丹徒丹阳过渡区方言麻韵可以用作鉴别特征【淮语吧】_百度贴吧）

摒弃「官话」概念，从我做起。

如果继续纠结「官话」是什么，则这个问题争论一百年也不会有答案。现有的定义标准充斥著「大部分」「主要是」，给不出一个能科学化定量的标准。

西南官话仅仅是入派阳平吗？西官入派入声已经算是岷江大路货，雅安各县是派阴平，其他区域还有派上声。

江淮仅仅是入声读喉塞吗？洪巢充斥著老派k尾、t尾甚至全新的l尾。

「官话」的定义一定是见组细音腭化吗？柳州及周边近千万人的方言可不是这样——几百万人，已经不是什么突变形成的小数字了。

每个地方每个片区是能找到共性的，但「官话」这个垃圾桶实在太大，大到只能用排除法定义，这个定义有什么用呢？

摒弃「官话」概念，从我做起。

「官话」这个词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明朝和清朝两代，政府机关使用的通用汉语；第二个含义是，跟清朝政府采用的通用汉语存在形态共性的一类现代汉语。

为了区分它的两个含义，一般把前者叫做「明清官话」，后者叫做「官话方言」。

官话方言是一种形态的分类，实际上汉语族以下的各层级都是形态分类。我们至今尚未明确各种具体的现代汉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说白了，到现在连个语支都划分不出来，哪种方言是怎么起源的，完全不知道。

所以，现在我们认为是「官话」的东西，有可能只是抓住了一些表象就把它们放在一起了，而两者可能并没有起源上的关系。

按照现在依据入声归派给官话分类的原则，原始官话只能算成江淮官话。由此可以拟构官话的变迁分化史如图：

最左的两个粗箭头也可理解为官话早期的南北分裂。南方官话依旧一个入声，有地方入声等于阳平；而北方官话开始分阴阳入。

底层标准是一个合取的标准，官话方言要同时符合中古微母字不读-m、中古日母字不读鼻音声母、中古浊上字二分（次浊上归清上、全浊上归去声)这三个条件，至于例外如同时满足这三项的溆浦话，其实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它还有塞音塞擦音三分的老湘语特点，所以可以归入湘语。

至于晋语，基本上大家争议的点是它有入声的问题，但是官话方言内部有入声的不少见，江淮官话就是有入声的，西南官话很多也有，单凭这一点似乎不足以把晋语单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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