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群众对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感谢大家的踊跃回答，我没想到这随便一个问题会有这么大的热度，毕竟我没有邀请任何人。要是早十年前，同样的问题应该不会有那么「丰富」的答案，说明某些风向在近些年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我本人提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立场，毕竟「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这个说法也不是我提出来的，单纯的就是想了解历史的初衷。各位答主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谢谢大家。

声明：

1、我回答的是：「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2、我摘录资料只为分析「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请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或者至少看完本文。文章不看完就瞎扯的喷子请出门右转找卫生间。

一、

河北省晋州市有一个号称全国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同时挂周家庄乡的牌子）。这里依然在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著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著。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是其第一任书记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此后经多次调整、细化形成了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由于能够较好地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到1982年因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但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的大政策之下，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据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雷金河也确实做到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2年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社员看病「小病不出生产队、中病不出公社、大病不误诊」，公社卫生院被石家庄市卫生局授予「标准化医院」。……逐步实现了12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多年来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晋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分红5609元。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成了4000亩红地球葡萄、3000亩鸭梨出口、1000亩高档苗木和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第九生产队经营著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著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

事实上，如果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来源不同的这几段文字，就能得出本问以至关于人民公社很多问题的答案。

二、

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我重点关注的：「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

这实质上就回答了「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农业在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内，除大规模机械化的粮食生产外，其生产活动大都是分散的、非标准化的，农业工业化程度越低情况越严重。在高度智能化农机和工厂化农业普及以前，这个情况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这就意味著：在未工业化或中、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对管理人员素质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所以，目前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集体农业主要有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荷兰农业合作社，丹麦农（牧、草）业合作社，等。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严密程度不同、发展基础和方向不同：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较为松散却在进一步紧密化。但其共同点是：国家工业化程度高，成员受教育程度高，农业科技水平高。而且这些集体农业除基布兹外大多采用上合下分的形式，即在整体生产的组织上是集体合作甚至是集中统一的，但下面具体生产的组织上是分散的，仍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周家庄人民公社是如何制定出了这么一整套「数字化」管理方案，如何执行下来，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的，相关资料太少，我也很好奇。

但是，以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盲之众，交通通讯之难，工农业之落后的情况，这套「数字化」管理方案对绝大多数公社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以曾有人不相信的「公社时期隐瞒耕地」的情况为例。其原因除主观之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建国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社千多社员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造成了当年的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极低，他们也许能密切联系群众，能鼓动群众，但要组织管理却没个章法，只能「一窝蜂大呼隆」，这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况要到60年代后期，知青下乡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大量高小生和初中生进入社队管理层后，才开始缓解。

所以，当年土改和公社确定面积划分耕地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市石（市担）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2亩田，那面坡常年产70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35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包产到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12页。）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这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农经报表耕地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真正全部完成后才会统一。

连农业生产的根本——耕地的管理都只能如此，其生产组织的粗放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就执行不了「数字化」管理方案，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对当年的中国农村而言，是必要的，但也是超前的。

三、

「逐步实现了12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超前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超前消费」。1980年以前绝大多数公社的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等肯定远远不及周家庄，但是，即使只是那些最初级的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农村初级保障体系（五保户、福利院等），相对当年的生产力都或多或少存在「超前发展」、「超前消费」。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较同时期的市民和工人肯定更为困苦，但是相对解放前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提高很大。所以，在《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对新中国颇有微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如喀拉拉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整体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来阐述论证其「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观。如：

「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1979年，印度的人均寿命大概只有54岁，也就是说比中国的68岁少了14岁。……1979年，喀拉拉邦的人均寿命是67岁，中国是68岁，但是现在它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均寿命大概是75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民医疗保险在喀拉拉邦被保留了下来，中国某些保留了同样做法的地区也取得了类似的良好成就（甚至比一些大城市的情况还好），但整个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1979年，中国与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都差不多，大概是3.7%左右，但是现在，在喀拉拉邦农村与城市加起来的全部人口中，婴儿死亡率只有大约1.2%，大大低于中国的数字……在印度中央邦，婴儿死亡率竟达到7.6%，奥立沙邦、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数字与此非常接近。事实上，印度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国的2.5%高得多」……「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成人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差别不大」……「印度的营养不良的程度，要远甚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各地有20%到40%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印度各地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则为极高的40%到60%」。其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消除贫困情况等等数据均有类似情况：1980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公社时期的这个「超前消费」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远远不及北欧福利社会，部分公社甚至只能守住不饿死人的底线，但这在饱经战乱饥荒的农民眼中已经是不错的保障了。「怎么懒也不会饿死」+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催生出了「懒要懒到住（方言，到极致的意思），政府有照顾」的「名言」。

四、

「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著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著」

这是有集体企业（社队企业）支撑的公社，如果是没有社队企业的公社，农业生产效率本就远低于工业，在承担「以农补工」之余还有「超前消费」，不堪重负也就成了当然。

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引用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并分析后认为，1949年以来农民税费负担（农业各税+集体提留，但不含农产品统购统销之类的剪刀差隐性税收）变化可以粗略地被划分为几个时段：1957年以前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大致维持在10%—20%之间。1958年成为建国后农民税费负担的第一个拐点，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先陡升后陡降，1960年到1979年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20%—30%之间。1980年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直呈下降趋势。其间1985到1989年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大概在10%左右。

其中，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在逐年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23年合计657.17亿元。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在此期间大幅增长，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提留/农民所得平均为16.87%，是农业各税两倍多；在66~69年四年数据欠缺的情况下达到了1293.3亿元，是农业各税近两倍。这使得公社时期税费总和与农民所得之比达到25.84%，远高于之前的13.93%和之后1981~2000年的8.01%（农税1.94%提留6.07%）。

综上所述，在公社后期，除「剪刀差」等隐形税收外，农民为工业化直接提供的资金粮食等已经大为减少，所负担的主要是「超前消费」的各体系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对农村有大量补贴补助，单以当年公社农业生产的正常收益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即使只是最初级的体系。这也是公社解体后对工业体系运行影响很小，反而是农村自身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纷纷趋于崩溃的原因。

通过农业税粮、剪刀差各种方式为工业贡献了8000亿（人大荣誉教授袁瑞珍观点）之后，「超前消费」的沉重压力挤占了农业各税减轻后让出的空间、压缩了公社积余。尤其是缺少社队企业的公社，或人员学历较低，或管理不善，或自然条件较恶劣，或基础设施改造维护难度、投入大的公社；可能经多年努力发展但因集体提留也随之迅速增长，导致公社积余不增反减，这本身就是对积极性的挫伤。而没有足够的积余，就更无力在保障「底线」的同时，拉开各层次技术人员、积极分子的收入差距，建立物质激励机制。仅仅纯粹的精神激励机制是没有办法长期地维持积极性。

五、

无力拉开收入差距，也就是：最好也就吃饱干饭，最差则「怎么懒也不会饿死」，而且都是同样的最基本的医疗教育保障等的「均贫社会」；再加上最关键一环：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煮成了人人诟病的大锅饭。

所以，人民公社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良种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但是「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政社合一」目的就是「以农补工」，这就使人民公社非但不能象基布兹和荷兰、丹麦农业合作社一样得到补贴和扶持，反而要被「盘剥」，更加重了因「超前发展」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所造成的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就是「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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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本文就应该结束了，但为免误会，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1、「超前发展」并不是「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

2、「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所以我赞同「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观。

3、在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的建设相对当时的生产力，是超前的，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对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具有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4、就以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为例。通过社队大力兴建民办中小学校，中国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109.3万所，是1949年（34.7万所）的3倍；1977年中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20.1万所，是1949年（4.0万所）的5倍；1979年高中毕业生达到历史峰值726.5万人，是1949年（6.1万人）的120倍；小学毕业峰值年人数达到1949年40倍+各种「扫盲班」，文盲率从80%降到了20%。然后……在包产到户后最辉煌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的1984年，因家长短视+「积极性高涨」纷纷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高中毕业生居然暴跌到189.8万人！高中和小学毕业生分别比峰值锐减73.9%和22.5%！此后再加上因农村提留征收困难导致民办中小学无力维持而大量关闭，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大倒退的局面，从1983年始，整个80、90年代高中毕业生人数徘徊在190~260万上下，仅有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重新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借宿制和各类补贴后，2006年高中毕业生人数才恢复到727.07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败笔。数据来源：

国家数据?

data.stats.gov.cn

5、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超前发展」的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上世纪的中国农村，每年数十万高中毕业生才是正常状态，而不是数百万！如果没有「政社合一」的行政指令，我绝不相信当年的合作社能有如此长远眼光，自觉自愿地勒紧裤带地「超前发展」并供养这么一大批「小农」眼中的「闲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

能「超前发展」建设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这就是人民公社不可替代的优势。「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既是人民公社的最大弊端，也是最大优势。

现代战争中白刃搏杀始终是落后的，当我们飞机大炮都有了的时候，当然是必须被改革掉的；但是，你不能以此认定当年白刃搏杀是错误的。同理，「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始终是弊端，在1980年是必须改革的要素；但是，你不能以此认定当年的「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是绝对错误，完全不应存在的。

《以自由看待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情况等数据均有类似情况：1980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所以，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在书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整体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事实上，中国农村的这些窘境要一直到2003年「以工补农」政策确立后，有钱重建、提升农村基础医疗、基础教育等各体系后才开始改善。

6、「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涨」在短时期内以户为单位的子系统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对整体和长期而言则未必。在「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社会发展上，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毫无疑问是全面倒退；在经济发展上，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逐步瓦解、余辉散尽之后，农业农村尚未走出80年代就失去了光彩，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共识。

所有一听到「人民公社」就高潮，认为「包产到户」是必然和完美的人，不知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7、周家庄人民公社仅是特例，当初的人民公社大多积极性不高，不如包产到户后，这我承认；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完成历史使命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参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

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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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坦白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前景，我并不乐观；对中国现在大力提倡的各型合作社的前景，我也不乐观。一是中国欠缺类似荷兰等国《授权合作社法》的、明确合作社架构和运作方式规则的法律法规，以维持和加强成员对合作社的控制，实现对成员有效管理，为创新制度提供空间。二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发展，无一不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扶持，而在这方面中国力度远远不够，方式也有问题。三是周家庄人民公社的一些制度明显存在问题，需要改革完善。再加上近年工业的不景气及前述因素，一旦「11家集体企业」出现问题，对其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9、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更多更高质量地安置人口。单位面积生产率远比规模化农业更高的集约化农业，如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合作社（集体）农业模式，才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理想之路。

只有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组建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合作社（包括对周家庄人民公社进行改造），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更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利于农产品安全和农村生态改善；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平稳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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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模糊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这才过去40年。拥有人民公社记忆的50后，60后，70后都还在。现在对人民公社和前30年农业的看法已经如此两极分化。很难想像再过40年，这段历史讲如何叙述。

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是普遍的。根子就在于统购统销。但是，没有统购统销政策时，国家发现根本收不够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难以从外部获取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内搞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一个历史性选择。后面就是8亿农民生活难以温饱的代价。

其次，官僚系统加剧了人民公社的问题。从中央来说，因为要统购统销，所以征购的主粮和商品粮较少，而且一刀切。当主粮征购不上来的时候，就要压缩副业，保主粮。这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果树，砍副业的原因。比如，浙江一个公社，土壤不适合种主粮，但是适合种蜜桔。他们搞水果外销，然后再买商品粮吃，社员生活搞得非常好。但是，主粮交不上去，多年经营的果园被砍了。后面就只能吃返销粮了。这种事情很普遍。能产1000斤红薯的地方，改种小麦，收50斤。后面，搞农业提出「因地制宜」，这四个字，字字血汗。

在基层，干部也是问题，除了贪污、专权等四不清问题，也是各种社会运动的动因。生产队业务的社会化分工，是非常不公平的。在生产队中，干部阶层最富，甚至脱离劳动。其次是赶马车的，供销社的，看仓库的，养牲口的，这些都是有油水的。最艰苦就是普通社员了。这种分工的不平等，会直接打掉士气。

第三点，社会上升渠道被堵。在60年之前，配合统购统销的另外一个政策是大规模的招工进城。但是因为粮食供用不上，所以这个路基本上断了。工业和城市根本吸纳不了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因此，只能躺平平了。

后发国家是要为自己的落后和追赶速度付出代价的。当一个国家无法从容进行积累，就必须恶补式的追赶。就会有时代的宠儿，以及时代的弃婴。

如果建国后允许穿越的话，肯定有更好的政策解决取代统购统销政策。

我想从实际经验的角度，谈一谈人民公社式集体生产体制下劳动者积极性何以不高

笔者在国营农场从事过十几年管理工作，亲眼目睹了那里农业生产体制模式怎样从班组经营演变为个人承包或家庭农场的。按说，国营农场的灌溉系统与机械化程度不适合小块地生产和花花田的私人经营的，家庭承包面临著灌溉浪费大，机械作业很不方便甚至无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效果差等诸多问题。而且相当多的老职工和管理人员倾向于集体经营，认为这种方式生产好管理，利润好回收，统一的生产技术措施好落实。但为什么最后，无一例外的全都搞成了家庭农场或个人承包了呢？这里面当然有宣传动员和上级推广的因素，但主要不是这个因素。在我们那里，尚未推广家庭承包之时，就首先在一些产品的生产上实行了私人经营，造成这样的结果完全是现实所迫。

我很理解小岗村村长（严宏昌）的那句话：「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这里的素质低，不是指的农民中懂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的人少，而是指的搞好集体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觉悟」达不到。过去所以要天天开会提高「觉悟」这种东西，原因是，这东西对搞好集体经济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为自己的地里多施肥，把自己的庄稼管好一点，为自己多收入一点，这不需要教育，人们天生就懂。但如果说要把集体的土地经营得好一点，让集体的产品多卖一些钱，给集体多出一点力，那就要好好教育、不断培养、天天批评帮助才能做到。而且还必须要有过硬的措施，使得为集体出力多的人与出力少的人有区别，仅此一点就很难做到。

原因是：农业生产的管理太复杂，劳动对象又是有生命的玩艺，很多作业既难以规范，劳动量亦难以测定。比如锄草，采取轻描淡写如农民所谓「大草吓一跳，小草哈哈笑」的方式进行，则不仅可以省力而且可以多挣工分；如果采取挖地一尺，斩草除根的方法，所费之力可能数倍于前者，而两种锄法的效果天壤之别。如何确定除草的质量标准，怎样的锄法给多少工钱，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杂草，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土质，不同的除草时机，情况大不相同。况且，在斩草除根与轻描淡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中间形态，所以说多劳多得，在农业的阶段作业上，实际是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又比如，定苞谷苗，说的是留强去弱、留大去小，在800亩一块的条田上，不要说20个人后面跟一个检查人员，就是一个人后面跟一个检查人员，也难以保证定苗者按照管理者的意图行事。因为铲下来的苞谷苗是分不清大小强弱的。久而久之，分配不容易做到合理，多劳不易多得的结果，使得老实人愈来愈少，「刁民」愈来愈多，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

不仅生产管理，经营管理亦十分的不好办。我们的集体经营最早是在西甜瓜的生产上搞不下去的。由于西甜瓜的收入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销售情况，而销售的好坏，又受制于卖瓜者的水平、市场行情、瓜本身的质量、瓜的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甚至还取决于运瓜司机的服务态度（车驾驶得平稳不平稳、帮不帮你多转几个地方），以及卖瓜者的社会关系。集体组织销售，打点相关方面的费用无法报销，即便给于一定比例的招待费用，不同的情况也完全不同，很难作到合理与公平。另外，有的人一车瓜拉出去卖1000多元，有的人只卖400元，怎样知道谁合理谁不合理呢？按照群众的反映，前者还有很多钱没有交；而后者则是两天两夜没睡觉，啃的干馍馍，一分钱没捞。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因为上午发出的瓜车同下午发出的瓜车差别巨大，放了三天的瓜同刚摘下的瓜大相径庭。按道理，西甜瓜销售，由销售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处理最为合适，然而却漏洞很大，矛盾极多。若是不允许卖瓜者自主决策，他就会将拉出去的瓜从城里再拉回来，使得公家血本无归还得倒赔车费，而这正是正直听话的老职工常常干的事。

优秀的销售人员无法给于激励，无能甚至胡来的销售人员无法处理，合理的开支无法上帐，变通处理又漏洞多多，最后发展到私揣货款，与购货方联手共谋，使得公家销售出去的产品分文无收。西甜瓜集体经营总的结果便是：形势大好之时，盈利不多，职工拿不上多少奖金，因而意见很大；经营情况不好时，亏损巨大，职工平均挂帐，更是民怨沸腾，毕竟「聪明」的人已经装了不少。如此一来，有本事无本事的职工都坚决主张分田单干。

实际上，除了农村的大包干制度外，乡镇企业、国营农场和城市工商企业的私有化，恐怕都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私有化观念影响的产物。完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方式无法有效运转，企业经营由大盈到小盈，由盈利到亏损，由小亏到大亏、到难以为继，最后不得已而为之。

总之，只要相当多的农活仍旧是手工作业，只要农业生产的阶段性作业不能做到标准化，只要生产出的产品没有专业的部门批量收购，只要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依然是一人一个样、一块地一个样、一种作物一个样，只要人们尚无能力解决集体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那么，还是慎言农业集体化为好。若说实事胜于雄辨，各位若是不信，哪位同学有兴趣到我们那里承包上1000亩地，搞搞集体经营试试（班组或者劳动者合股经营均可），保证让你出力不讨好，累的脚不沾地，最后还要亏得裤子都提不起来。

随著市场化的范围越来越广，经营权过于集中的人民公社式生产关系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生产管理与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得集体经营愈来愈难以为继，农业的私有化经营成为一条必然要走的路，这从比农村改革晚了十年、至今尚在探索的国营农场的改革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其原因我上面已说了不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公有制或者说集体化的农业经营之无法进行的原因。

80年代末，见别的地方农民种菜很来钱，为解决连队职工吃菜问题，我们成立了菜班。为调动积极性和不至于亏损起见，我们实施了班组承包。以前卖菜在单位菜房，开票、称重、收款各司其责，没有财务漏洞。可是现在，毛驴车拉百十斤菜到场部销售，派三个人太不划算，且开票卖菜也落后于时代很不方便。最后决定派两个人卖菜。第一天上街，忙活了一上午，统共卖了50多块钱，其中一张50元大票。由于没有出差费，需自己找地方混饭吃，结果两人在来回换班之中，谁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张最大的票竟然不见了？！这就是一天的经营成果。

你说怎么办，罚款？共同赔偿？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此事属正常的工作失误，处理过重，以后谁还会去卖菜！无人去卖，菜还不要全部烂在地里。况乎此二人还是班里的卖菜能手哪！

这就是当初人民公社式集体生产经营体制越来越没有积极性，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现实原因所在。

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劳动积极性并不是决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种植业从产量更高的一年三熟的模式退回到了一年两熟。为什么？因为每年多种一季的收益和所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但是在限制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村被迫消化大量的劳动力，不得不采取一些拉低生产效率，但是能提高产出总量的措施。即使如此当地农村仍然普遍存在工作不足的问题。

在农民有其他选择之后他们普遍选择转向种植业以外的岗位，劳动效率自然得到了提升。黄宗智在八十年代做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种植业的产出只占农村收入的不到40%，剩下部分由各类副业，畜牧业以及小工业组成。其中那些人民公社时期成立的集体副业以及集体工厂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可见人民公社本身并不是问题。

多说一句，除了内卷以外人民公社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服务于政治任务，农村需要根据上级下达的各类指标组织生产，而不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