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羣眾對人民公社為什麼積極性不高？

感謝大家的踴躍回答，我沒想到這隨便一個問題會有這麼大的熱度，畢竟我沒有邀請任何人。要是早十年前，同樣的問題應該不會有那麼「豐富」的答案，說明某些風向在近些年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我本人提問題的時候沒有任何立場，畢竟「人民公社積極性不高」這個說法也不是我提出來的，單純的就是想了解歷史的初衷。各位答主的回答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謝謝大家。

聲明：

1、我回答的是：「當初的人民公社為什麼積極性不高？」

2、我摘錄資料只為分析「當初的人民公社為什麼積極性不高？」的原因，請不帶任何偏見來認真閱讀、或者至少看完本文。文章不看完就瞎扯的噴子請出門右轉找衛生間。

一、

河北省晉州市有一個號稱全國唯一完整地保存下來的人民公社——周家莊人民公社（同時掛周家莊鄉的牌子）。這裡依然在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上工，按勞統一分配收入……當地人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工分」，這個歷史上喫大鍋飯的標誌，如今依然在周家莊發揮「餘熱」。在周家莊鄉，一切勞動量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下地幹活的，看大門的，打掃衛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所得工分一目瞭然。每次上工，隊裏的會計都會記賬，到年底統一結算。當年全隊總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產資料成本、水、電、口糧款以及集體公積金等，算出每個工的工值。"周家莊生產四隊去年平均每個農業工值 35.5元。社員張順全年算下來出了340個工，純收入11000多元。鄉辦閥門廠的去年純收入達到2549萬元，除了生產成本和提留公共積累之後，每工時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時的孟華就分到了2萬餘元，這是在工廠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躍清是鄉政府的門衛，他告訴記者：「我們也是按工分發工資，我去年發了1萬多塊錢。」張順說，「這裡對勞動的要求很細緻」，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達到4寸，要平。這樣耕完一畝，張順纔可得0.24個工。如果這塊地離家較近，才得0.22個工。「我們嚴格執行了幹多少活、記多少分』的原則，分配基本體現了多勞多得。」王月雙介紹說，周家莊公共福利體系，主要是靠著鄉裏的11家集體企業支撐著。2008年，周家莊的工農業總收入達到了5.03億元，公共積累餘額2.9億元。「我們分配人數時，基本保證每家既有人在企業上班，也有人在地裏種地，達到一種均衡」。生產一隊的隊長馮平均說，隊長給社員分配任務時，會掌握大致平衡，這次給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會分配分值高的活。記者瞭解到，2008年全年，該隊社員全年累計出工數，主要集中在230個到250個之間。馮平均說，「實際上，在我們這裡沒有很窮的人，也沒有很富的戶」。

周家莊現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是其第一任書記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幹多少活、記多少分」的規定。當時，這樣細緻的「定額管理」異於全國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莊公社的出工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52%。此後經多次調整、細化形成了按勞分配的三包一獎』生產責任制，由於能夠較好地調動每個人勞動積極性，到1982年因周家莊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開會討論是否要分地的時候，絕大多數社員都不願分地到戶。但在全國解散人民公社的大政策之下，當時河北省調整縣級領導班子給縣委書記的一大任務就是把周家莊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拖不下去了，雷金河開始四處奔波向上反映情況。據傳雷金河在抗戰時期就是威震敵膽的民兵隊長，作戰英勇，與當時駐紮冀中的彭真、呂正操等八路軍高級將領亦有生死之交，這也成了他能頂住巨大壓力的資本。後來，還是雷金河向當時的河北省領導保證：「不分包到戶，社員的收入可以高於分包到戶的農民。如果幹一年，我們沒有其他公社好，我們就將地分了。」雷金河也確實做到了。這樣，周家莊的人民公社體制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

1982年實行九年免費義務教育，……社員看病「小病不出生產隊、中病不出公社、大病不誤診」，公社衛生院被石家莊市衛生局授予「標準化醫院」。……逐步實現了12項福利，主要有：六十歲老人津貼制、「幹部」退休制、五保戶殘疾人供給制、軍烈屬優撫制、社員水電醫療優惠制，基本食物配給制等。

多年來周家莊鄉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於晉州農民人均純收入。2006年，晉州市農民純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莊鄉人均分紅5609元。2013年，周家莊鄉人均純收入14104元，高於河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多年來，該鄉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建成了4000畝紅地球葡萄、3000畝鴨梨出口、1000畝高檔苗木和10000畝優質小麥繁育四個專業生產基地。第九生產隊經營著特色農業觀光採摘園，自2007年至今，接待遊客120萬人次，旅遊收入增加4000萬元；鄉裏的奶牛場飼養著1100多頭奶牛，是石家莊地區最大的奶牛場。建起了閥門廠、彩色膠印廠、建築公司、紙箱廠等集體企業10多家。其中閥門廠成為長江以北大型閥門生產企業之一。……

事實上，如果不帶任何偏見來認真閱讀來源不同的這幾段文字，就能得出本問以至關於人民公社很多問題的答案。

二、

其中有幾個關鍵點是我重點關注的：「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所得工分一目瞭然」，「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達到4寸，要平。這樣耕完一畝，張順纔可得0.24個工。如果這塊地離家較近，才得0.22個工。」，「這樣細緻的「定額管理」異於全國其他公社」。

這實質上就回答了「當初的人民公社為什麼積極性不高？」

農業在當前乃至很長一段時期內，除大規模機械化的糧食生產外，其生產活動大都是分散的、非標準化的，農業工業化程度越低情況越嚴重。在高度智能化農機和工廠化農業普及以前，這個情況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變。這就意味著：在未工業化或中、低工業化的農業生產中，有效地監督、管理，合理的績效考覈，其成本是相當高的，對管理人員素質要求也是相當高的。

所以，目前世界上發展比較好的集體農業主要有以色列的基布茲和莫沙夫，荷蘭農業合作社，丹麥農（牧、草）業合作社，等。形式不同、規模不同、組織方式不同、嚴密程度不同、發展基礎和方向不同：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較為鬆散卻在進一步緊密化。但其共同點是：國家工業化程度高，成員受教育程度高，農業科技水平高。而且這些集體農業除基布茲外大多採用上合下分的形式，即在整體生產的組織上是集體合作甚至是集中統一的，但下面具體生產的組織上是分散的，仍是以家庭為單位。

所以，周家莊人民公社是如何制定出了這麼一整套「數字化」管理方案，如何執行下來，做到有效地監督、管理，合理的績效考覈的，相關資料太少，我也很好奇。

但是，以中國上世紀60、70年代的文盲之眾，交通通訊之難，工農業之落後的情況，這套「數字化」管理方案對絕大多數公社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就以曾有人不相信的「公社時期隱瞞耕地」的情況為例。其原因除主觀之外，還有客觀上的技術原因：建國時農村90%以上是文盲，偏遠山區的情況更為嚴重，甚至有的公社千多社員中一個識字的也沒有，造成了當年的基層幹部文化素質極低，他們也許能密切聯繫羣眾，能鼓動羣眾，但要組織管理卻沒個章法，只能「一窩蜂大呼隆」，這也是「大躍進」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一情況要到60年代後期，知青下鄉和農村基礎教育基本普及，大量高小生和初中生進入社隊管理層後，才開始緩解。

所以，當年土改和公社確定面積劃分耕地時，因為大部分基層幹部連面積計算公式都不會，根本不可能用丈量、製圖的方式來確定面積。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種巧妙簡單實用的方法——以產定畝。即如果確定基準田、土畝產為2市石（市擔）稻穀或包穀，就以此來用各地塊產量來折算成耕地的上報面積：這塊田常年產4市石（市擔）稻穀，那麼就是2畝田，那面坡常年產70市石（市擔）包穀，那麼就是35畝地。因為其巧妙簡單實用，實際上自古以來，包括後來包產到戶時確定承包面積，除壩區好地外，地形複雜的山區一直都是使用的這種方法。這種情況實際也就是部分學者提到的「地畝換算」，「中等土地按一畝一分七釐到兩畝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納稅畝。貧瘠等級土地按兩三畝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畝的比率摺合」。（註：[美]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版，第312頁。）

事實上直到現在，因土地承包證是用農經報表面積（計稅面積）的數據頒發的，所以這兩套數據依然同時在使用，所以我們縣農經報表耕地面積數據是全縣97933畝水田，161142畝旱地，合計26萬畝，但國土局地籍年度變更調查上報的耕地總面積為56萬畝。這兩套數據可能要等新的農村土地確權頒證工作真正全部完成後才會統一。

連農業生產的根本——耕地的管理都只能如此，其生產組織的粗放也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也就執行不了「數字化」管理方案，做到有效地監督、管理，合理的績效考覈。

由此可見，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對當年的中國農村而言，是必要的，但也是超前的。

三、

「逐步實現了12項福利，主要有：六十歲老人津貼制、「幹部」退休制、五保戶殘疾人供給制、軍烈屬優撫制、社員水電醫療優惠制，基本食物配給制等」

「超前發展」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超前消費」。1980年以前絕大多數公社的公共福利、保障體系等肯定遠遠不及周家莊，但是，即使只是那些最初級的體系：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民辦中小學校）、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赤腳醫生）、農村初級保障體系（五保戶、福利院等），相對當年的生產力都或多或少存在「超前發展」、「超前消費」。公社社員生活水平較同時期的市民和工人肯定更為困苦，但是相對解放前和發展中國家而言卻提高很大。所以，在《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中對新中國頗有微詞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卻在《以自由看待發展》、《社會發展中的和諧與不和諧》中將公社時期中國和印度個別邦（如喀拉拉邦）作為正面事例，印度整體及之後的中國作為反面事例來闡述論證其「比起單單經濟發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前景更全面、影響更深遠」的發展觀。如：

「在毛時代，中國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礎教育和醫療方面取得了進展」……「中國向我們充分地證明瞭，即使一個國家相對貧困，我們也能通過良好的社會醫療和社會分配政策來極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壽命。」，「1979年，印度的人均壽命大概只有54歲，也就是說比中國的68歲少了14歲。……1979年，喀拉拉邦的人均壽命是67歲，中國是68歲，但是現在它已遠遠超過了中國（人均壽命大概是75歲），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全民醫療保險在喀拉拉邦被保留了下來，中國某些保留了同樣做法的地區也取得了類似的良好成就（甚至比一些大城市的情況還好），但整個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1979年，中國與喀拉拉邦的嬰兒死亡率都差不多，大概是3.7%左右，但是現在，在喀拉拉邦農村與城市加起來的全部人口中，嬰兒死亡率只有大約1.2%，大大低於中國的數字……在印度中央邦，嬰兒死亡率竟達到7.6%，奧立沙邦、印度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的數字與此非常接近。事實上，印度的嬰兒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國的2.5%高得多」……「世界上的極度貧困主要集中在兩個特定地區：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這兩個地區的成人識字率和嬰兒死亡率差別不大」……「印度的營養不良的程度，要遠甚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各地有20%到40%的兒童營養不良，而印度各地營養不良兒童的比例則為極高的40%到60%」。其中所例舉的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消除貧困情況等等數據均有類似情況：1980年以前，中國超越印度和擴大優勢，1980年以後至成書前，印度縮小差距。

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雖然公社時期的這個「超前消費」體系在社會保障方面遠遠遠遠不及北歐福利社會，部分公社甚至只能守住不餓死人的底線，但這在飽經戰亂饑荒的農民眼中已經是不錯的保障了。「怎麼懶也不會餓死」+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催生出了「懶要懶到住（方言，到極致的意思），政府有照顧」的「名言」。

四、

「周家莊公共福利體系，主要是靠著鄉裏的11家集體企業支撐著」

這是有集體企業（社隊企業）支撐的公社，如果是沒有社隊企業的公社，農業生產效率本就遠低於工業，在承擔「以農補工」之餘還有「超前消費」，不堪重負也就成了當然。

王丹莉《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村稅費制度演進》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村稅費制度演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引用歷年《中國財政年鑒》、歷年《中國農業年鑒》數據並分析後認為，1949年以來農民稅費負擔（農業各稅+集體提留，但不含農產品統購統銷之類的剪刀差隱性稅收）變化可以粗略地被劃分為幾個時段：1957年以前稅費負擔與農民所得之比大致維持在10%—20%之間。1958年成為建國後農民稅費負擔的第一個拐點，稅費負擔/農民所得先陡升後陡降，1960年到1979年稅費負擔與農民所得之比基本維持在20%—30%之間。1980年以後，農民的稅費負擔一直呈下降趨勢。其間1985到1989年稅費負擔/農民所得大概在10%左右。

其中，單純就農業稅而言，人民公社時期農業各稅/農民所得比例實際在逐年下降，在正常運作時期最高為1964年的9.61%，最低為1980年的4.05%，平均為6.83%，23年合計657.17億元。但與此同時，為維持赤腳醫生、民辦中小學、農田水利、四級農科網等的運轉，集體提留卻在此期間大幅增長，人民公社時期集體提留/農民所得平均為16.87%，是農業各稅兩倍多；在66~69年四年數據欠缺的情況下達到了1293.3億元，是農業各稅近兩倍。這使得公社時期稅費總和與農民所得之比達到25.84%，遠高於之前的13.93%和之後1981~2000年的8.01%（農稅1.94%提留6.07%）。

綜上所述，在公社後期，除「剪刀差」等隱形稅收外，農民為工業化直接提供的資金糧食等已經大為減少，所負擔的主要是「超前消費」的各體繫了。不同於發達國家對農村有大量補貼補助，單以當年公社農業生產的正常收益根本無法支撐整個、即使只是最初級的體系。這也是公社解體後對工業體系運行影響很小，反而是農村自身的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農村初級保障體系紛紛趨於崩潰的原因。

通過農業稅糧、剪刀差各種方式為工業貢獻了8000億（人大榮譽教授袁瑞珍觀點）之後，「超前消費」的沉重壓力擠佔了農業各稅減輕後讓出的空間、壓縮了公社積餘。尤其是缺少社隊企業的公社，或人員學歷較低，或管理不善，或自然條件較惡劣，或基礎設施改造維護難度、投入大的公社；可能經多年努力發展但因集體提留也隨之迅速增長，導致公社積餘不增反減，這本身就是對積極性的挫傷。而沒有足夠的積餘，就更無力在保障「底線」的同時，拉開各層次技術人員、積極分子的收入差距，建立物質激勵機制。僅僅純粹的精神激勵機制是沒有辦法長期地維持積極性。

五、

無力拉開收入差距，也就是：最好也就喫飽乾飯，最差則「怎麼懶也不會餓死」，而且都是同樣的最基本的醫療教育保障等的「均貧社會」；再加上最關鍵一環：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這就煮成了人人詬病的大鍋飯。

所以，人民公社作為一種臨時措施，其強大、迅速的動員組織協調能力是「盤剝」農村，興建農田水利和農技、農機、良種推廣，建立規模化工業原料基地等所必須的。但是「政社合一」和「超前發展」是人民公社的兩大弊端。「政社合一」目的就是「以農補工」，這就使人民公社非但不能象基布茲和荷蘭、丹麥農業合作社一樣得到補貼和扶持，反而要被「盤剝」，更加重了因「超前發展」管理者文化素質差，所造成的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這就是「當初的人民公社為什麼積極性不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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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本文就應該結束了，但為免誤會，還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1、「超前發展」並不是「拔苗助長」，當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產力和人員素質）可以在新機制下較在舊機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長，「超前發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維新。

2、「工業化」是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它以工業發展為基礎卻又不僅侷限於工業發展，包括對自然經濟的破壞和社會化大生產大市場的建立，提升的是整個經濟基礎（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和社會。所以我贊同「比起單單經濟發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前景更全面、影響更深遠。」的發展觀。

3、在中國的農村工業化中，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農村初級保障體系的建設相對當時的生產力，是超前的，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對生產力和人員素質具有極大的積極促進作用。

4、就以農村基礎教育體系（民辦中小學校）為例。通過社隊大力興建民辦中小學校，中國1975年小學數量達到歷史峯值109.3萬所，是1949年（34.7萬所）的3倍；1977年中學數量達到歷史峯值20.1萬所，是1949年（4.0萬所）的5倍；1979年高中畢業生達到歷史峯值726.5萬人，是1949年（6.1萬人）的120倍；小學畢業峯值年人數達到1949年40倍+各種「掃盲班」，文盲率從80%降到了20%。然後……在包產到戶後最輝煌的、糧食總產首次突破4億噸的1984年，因家長短視+「積極性高漲」紛紛要求學生綴學回家務農，高中畢業生居然暴跌到189.8萬人！高中和小學畢業生分別比峯值銳減73.9%和22.5%！此後再加上因農村提留徵收困難導致民辦中小學無力維持而大量關閉，出現了農村基礎教育大倒退的局面，從1983年始，整個80、90年代高中畢業生人數徘徊在190~260萬上下，僅有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重新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增加借宿制和各類補貼後，2006年高中畢業生人數才恢復到727.07萬人。這是改革開放中最大的敗筆。數據來源：

國家數據?

data.stats.gov.cn

5、所以，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超前發展」的農村基礎教育體系（民辦中小學校），上世紀的中國農村，每年數十萬高中畢業生纔是正常狀態，而不是數百萬！如果沒有「政社合一」的行政指令，我絕不相信當年的合作社能有如此長遠眼光，自覺自願地勒緊褲帶地「超前發展」並供養這麼一大批「小農」眼中的「閑人」（民辦教師、赤腳醫生、農民技術員）！

能「超前發展」建設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農村基礎教育體系、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農村初級保障體系，這就是人民公社不可替代的優勢。「政社合一」和「超前發展」既是人民公社的最大弊端，也是最大優勢。

現代戰爭中白刃搏殺始終是落後的，當我們飛機大炮都有了的時候，當然是必須被改革掉的；但是，你不能以此認定當年白刃搏殺是錯誤的。同理，「政社合一」和「超前發展」始終是弊端，在1980年是必須改革的要素；但是，你不能以此認定當年的「政社合一」和「超前發展」是絕對錯誤，完全不應存在的。

《以自由看待發展》和《社會發展中的和諧與不和諧》中所例舉的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情況等數據均有類似情況：1980年以前，中國超越印度和擴大優勢，1980年以後至成書前，印度縮小差距。所以，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在書中將公社時期中國和印度個別邦作為正面事例，印度整體及之後的中國作為反面事例。事實上，中國農村的這些窘境要一直到2003年「以工補農」政策確立後，有錢重建、提升農村基礎醫療、基礎教育等各體系後才開始改善。

6、「包產到戶後積極性高漲」在短時期內以戶為單位的子系統確實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對整體和長期而言則未必。在「前景更全面、影響更深遠」的社會發展上，農村基礎教育體系、農村基礎醫療體系、農村初級保障體系毫無疑問是全面倒退；在經濟發展上，農田水利體系、農技推廣體系逐步瓦解、餘輝散盡之後，農業農村尚未走出80年代就失去了光彩，90年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成為共識。

所有一聽到「人民公社」就高潮，認為「包產到戶」是必然和完美的人，不知是認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或是認可「人有多積極地有多高產」？

7、周家莊人民公社僅是特例，當初的人民公社大多積極性不高，不如包產到戶後，這我承認；人民公社問題多，問題嚴重，管理者文化素質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這些我都承認。但它有一個優點是小農經濟（包產到戶）永遠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於農技推廣，利於產業化。只要它有這個優點，即使有再多的問題，在完成歷史使命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之後，在參考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進行「進退自由、自主經營、民主管理、科學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後，仍然有巨大的優勢和發展的前景。

而無論包產到戶有多麼美好，只要它不利於農技推廣，不利於產業化，它就是沒有前途的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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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坦白說，周家莊人民公社的前景，我並不樂觀；對中國現在大力提倡的各型合作社的前景，我也不樂觀。一是中國欠缺類似荷蘭等國《授權合作社法》的、明確合作社架構和運作方式規則的法律法規，以維持和加強成員對合作社的控制，實現對成員有效管理，為創新制度提供空間。二是當今世界的農業發展，無一不依賴於政府補貼和扶持，而在這方面中國力度遠遠不夠，方式也有問題。三是周家莊人民公社的一些制度明顯存在問題，需要改革完善。再加上近年工業的不景氣及前述因素，一旦「11家集體企業」出現問題，對其絕對是致命的打擊。

9、中國人多地少錢少的現狀決定了中國必須儘可能地精耕細作，在有限的土地上儘可能提高產量產值，更多更高質量地安置人口。單位面積生產率遠比規模化農業更高的集約化農業，如以色列、荷蘭、丹麥等國的合作社（集體）農業模式，纔是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理想之路。

只有以「法規明確、制度規範、自願參加、自主經營、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技術援助、政府補貼、保險保障」的原則組建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規模化的合作社（包括對周家莊人民公社進行改造），才更利於農田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更利於農技推廣和機械化作業，大大降低邊際成本提高產量和效益；更利於控制農業面源污染，利於農產品安全和農村生態改善；才能跟上工業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農業科技水平、生產水平。

「三農問題」並不是國家單純地在農村農業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工業反哺資金應該被用於促進土地流轉，促進集約化、產業化、合作化農業，讓小農經濟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退出歷史舞臺（關鍵是應確保流轉後失去土地的農民平穩進入社保體系），而不是用於讓小農經濟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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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變模糊的速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這才過去40年。擁有人民公社記憶的50後，60後，70後都還在。現在對人民公社和前30年農業的看法已經如此兩極分化。很難想像再過40年，這段歷史講如何敘述。

人民公社積極性不高是普遍的。根子就在於統購統銷。但是，沒有統購統銷政策時，國家發現根本收不夠糧食。統購統銷是在難以從外部獲取資本原始積累，在國內搞原始積累和工業化的一個歷史性選擇。後面就是8億農民生活難以溫飽的代價。

其次，官僚系統加劇了人民公社的問題。從中央來說，因為要統購統銷，所以徵購的主糧和商品糧較少，而且一刀切。當主糧徵購不上來的時候，就要壓縮副業，保主糧。這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砍果樹，砍副業的原因。比如，浙江一個公社，土壤不適合種主糧，但是適合種蜜桔。他們搞水果外銷，然後再買商品糧喫，社員生活搞得非常好。但是，主糧交不上去，多年經營的果園被砍了。後面就只能喫返銷糧了。這種事情很普遍。能產1000斤紅薯的地方，改種小麥，收50斤。後面，搞農業提出「因地制宜」，這四個字，字字血汗。

在基層，幹部也是問題，除了貪污、專權等四不清問題，也是各種社會運動的動因。生產隊業務的社會化分工，是非常不公平的。在生產隊中，幹部階層最富，甚至脫離勞動。其次是趕馬車的，供銷社的，看倉庫的，養牲口的，這些都是有油水的。最艱苦就是普通社員了。這種分工的不平等，會直接打掉士氣。

第三點，社會上升渠道被堵。在60年之前，配合統購統銷的另外一個政策是大規模的招工進城。但是因為糧食供用不上，所以這個路基本上斷了。工業和城市根本吸納不了如此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因此，只能躺平平了。

後發國家是要為自己的落後和追趕速度付出代價的。當一個國家無法從容進行積累，就必須惡補式的追趕。就會有時代的寵兒，以及時代的棄嬰。

如果建國後允許穿越的話，肯定有更好的政策解決取代統購統銷政策。

我想從實際經驗的角度，談一談人民公社式集體生產體制下勞動者積極性何以不高

筆者在國營農場從事過十幾年管理工作，親眼目睹了那裡農業生產體制模式怎樣從班組經營演變為個人承包或家庭農場的。按說，國營農場的灌溉系統與機械化程度不適合小塊地生產和花花田的私人經營的，家庭承包面臨著灌溉浪費大，機械作業很不方便甚至無法進行，病蟲害防治效果差等諸多問題。而且相當多的老職工和管理人員傾向於集體經營，認為這種方式生產好管理，利潤好回收，統一的生產技術措施好落實。但為什麼最後，無一例外的全都搞成了家庭農場或個人承包了呢？這裡面當然有宣傳動員和上級推廣的因素，但主要不是這個因素。在我們那裡，尚未推廣家庭承包之時，就首先在一些產品的生產上實行了私人經營，造成這樣的結果完全是現實所迫。

我很理解小崗村村長（嚴宏昌）的那句話：「我們小崗農民素質低，集體經濟搞不好，還是搞私有。」這裡的素質低，不是指的農民中懂經營管理和市場經濟的人少，而是指的搞好集體經濟所需要的「思想覺悟」達不到。過去所以要天天開會提高「覺悟」這種東西，原因是，這東西對搞好集體經濟至關重要。我們知道，為自己的地裏多施肥，把自己的莊稼管好一點，為自己多收入一點，這不需要教育，人們天生就懂。但如果說要把集體的土地經營得好一點，讓集體的產品多賣一些錢，給集體多出一點力，那就要好好教育、不斷培養、天天批評幫助才能做到。而且還必須要有過硬的措施，使得為集體出力多的人與出力少的人有區別，僅此一點就很難做到。

原因是：農業生產的管理太複雜，勞動對象又是有生命的玩藝，很多作業既難以規範，勞動量亦難以測定。比如鋤草，採取輕描淡寫如農民所謂「大草嚇一跳，小草哈哈笑」的方式進行，則不僅可以省力而且可以多掙工分；如果採取挖地一尺，斬草除根的方法，所費之力可能數倍於前者，而兩種鋤法的效果天壤之別。如何確定除草的質量標準，怎樣的鋤法給多少工錢，不同的作物，不同的雜草，不同的地塊，不同的土質，不同的除草時機，情況大不相同。況且，在斬草除根與輕描淡寫兩個極端之間還有許許多多的中間形態，所以說多勞多得，在農業的階段作業上，實際是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又比如，定苞穀苗，說的是留強去弱、留大去小，在800畝一塊的條田上，不要說20個人後面跟一個檢查人員，就是一個人後面跟一個檢查人員，也難以保證定苗者按照管理者的意圖行事。因為鏟下來的苞穀苗是分不清大小強弱的。久而久之，分配不容易做到合理，多勞不易多得的結果，使得老實人愈來愈少，「刁民」愈來愈多，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越來越低。

不僅生產管理，經營管理亦十分的不好辦。我們的集體經營最早是在西甜瓜的生產上搞不下去的。由於西甜瓜的收入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銷售情況，而銷售的好壞，又受制於賣瓜者的水平、市場行情、瓜本身的質量、瓜的成熟度等多種因素，甚至還取決於運瓜司機的服務態度（車駕駛得平穩不平穩、幫不幫你多轉幾個地方），以及賣瓜者的社會關係。集體組織銷售，打點相關方面的費用無法報銷，即便給於一定比例的招待費用，不同的情況也完全不同，很難作到合理與公平。另外，有的人一車瓜拉出去賣1000多元，有的人只賣400元，怎樣知道誰合理誰不合理呢？按照羣眾的反映，前者還有很多錢沒有交；而後者則是兩天兩夜沒睡覺，啃的幹饃饃，一分錢沒撈。事實可能就是如此，因為上午發出的瓜車同下午發出的瓜車差別巨大，放了三天的瓜同剛摘下的瓜大相徑庭。按道理，西甜瓜銷售，由銷售人員根據實際情況相機處理最為合適，然而卻漏洞很大，矛盾極多。若是不允許賣瓜者自主決策，他就會將拉出去的瓜從城裡再拉回來，使得公家血本無歸還得倒賠車費，而這正是正直聽話的老職工常常乾的事。

優秀的銷售人員無法給於激勵，無能甚至胡來的銷售人員無法處理，合理的開支無法上帳，變通處理又漏洞多多，最後發展到私揣貨款，與購貨方聯手共謀，使得公家銷售出去的產品分文無收。西甜瓜集體經營總的結果便是：形勢大好之時，盈利不多，職工拿不上多少獎金，因而意見很大；經營情況不好時，虧損巨大，職工平均掛帳，更是民怨沸騰，畢竟「聰明」的人已經裝了不少。如此一來，有本事無本事的職工都堅決主張分田單幹。

實際上，除了農村的大包乾制度外，鄉鎮企業、國營農場和城市工商企業的私有化，恐怕都不是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私有化觀念影響的產物。完全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方式無法有效運轉，企業經營由大盈到小盈，由盈利到虧損，由小虧到大虧、到難以為繼，最後不得已而為之。

總之，只要相當多的農活仍舊是手工作業，只要農業生產的階段性作業不能做到標準化，只要生產出的產品沒有專業的部門批量收購，只要農業的生產經營方式依然是一人一個樣、一塊地一個樣、一種作物一個樣，只要人們尚無能力解決集體管理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那麼，還是慎言農業集體化為好。若說實事勝於雄辨，各位若是不信，哪位同學有興趣到我們那裡承包上1000畝地，搞搞集體經營試試（班組或者勞動者合股經營均可），保證讓你出力不討好，累的腳不沾地，最後還要虧得褲子都提不起來。

隨著市場化的範圍越來越廣，經營權過於集中的人民公社式生產關係體制越來越難以適應，生產管理與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使得集體經營愈來愈難以為繼，農業的私有化經營成為一條必然要走的路，這從比農村改革晚了十年、至今尚在探索的國營農場的改革中表現的最為突出。其原因我上面已說了不少，再說一個真實的故事，說明公有制或者說集體化的農業經營之無法進行的原因。

80年代末，見別的地方農民種菜很來錢，為解決連隊職工喫菜問題，我們成立了菜班。為調動積極性和不至於虧損起見，我們實施了班組承包。以前賣菜在單位菜房，開票、稱重、收款各司其責，沒有財務漏洞。可是現在，毛驢車拉百十斤菜到場部銷售，派三個人太不划算，且開票賣菜也落後於時代很不方便。最後決定派兩個人賣菜。第一天上街，忙活了一上午，統共賣了50多塊錢，其中一張50元大票。由於沒有出差費，需自己找地方混飯喫，結果兩人在來回換班之中，誰也不知怎麼回事，那張最大的票竟然不見了？！這就是一天的經營成果。

你說怎麼辦，罰款？共同賠償？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此事屬正常的工作失誤，處理過重，以後誰還會去賣菜！無人去賣，菜還不要全部爛在地裏。況乎此二人還是班裡的賣菜能手哪！

這就是當初人民公社式集體生產經營體制越來越沒有積極性，越來越難以為繼的現實原因所在。

因為在人民公社時期，勞動積極性並不是決定生產效率的主要因素。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長江三角洲一帶的種植業從產量更高的一年三熟的模式退回到了一年兩熟。為什麼？因為每年多種一季的收益和所付出的勞動不成正比，但是在限制人口流動的背景下農村被迫消化大量的勞動力，不得不採取一些拉低生產效率，但是能提高產出總量的措施。即使如此當地農村仍然普遍存在工作不足的問題。

在農民有其他選擇之後他們普遍選擇轉向種植業以外的崗位，勞動效率自然得到了提升。黃宗智在八十年代做調研時發現當地農村種植業的產出只佔農村收入的不到40%，剩下部分由各類副業，畜牧業以及小工業組成。其中那些人民公社時期成立的集體副業以及集體工廠依然保持了較高的生產效率，可見人民公社本身並不是問題。

多說一句，除了內卷以外人民公社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農業生產服務於政治任務，農村需要根據上級下達的各類指標組織生產，而不是根據本地情況自行選擇。